一

“东北流亡作家”以一个饱含美学意义的特有名词，享誉现当代中外文坛；以“最早投身抗战文学的一个群体”，昭示一种不容现代文学史忽视的客观存在；以文学与时代的双重审美，成就了近一个世纪经典的文学传统，这支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特别的作家群体，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为旗挥领人民、以文为剑守家卫国的历程，已然成为历史上炽灼的光荣与梦想，而穆木天作为东北流亡作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令人慰藉的精神丰碑。作为今天任何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东北作者，东北流亡作家所赋予后人的，已然不仅仅是曾经客观发生的一切，而是一种更为神秘的、近乎血脉深处的疼痛与冲撞、安谧与流转，是仿佛更深刻的一种秘密召唤。也许只因为身体里流动着一样的北方的血，也唯有如此，才得以于东北流亡作家的浩浩作品中，获取宝贵的阅读与审美体验。

东北流亡作家指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其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呈现了东北大野上的深沉热烈的爱恨情仇。提到东北流亡作家，大家都会想到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几位代表人物，而有一个名字绝不该被轻视或遗忘，因为他称得上这一群体的第一人、东北流亡作家的文化先驱与革命勇士：穆木天。

穆木天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毋庸置疑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革命诗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教育家。穆木天1900年3月26日生于吉林省伊通县靠山镇护山村的一个富足家庭，原名穆敬熙。在他祖父的时代，穆家是县里数一数二的富户，后来后人不着正务，导致家境黯淡败落。他们这一支，幸有亲人邻里帮衬，得以再次把家业兴盛起来。正是从这时候起，得益于较好的生活境遇，穆木天开始了弥足珍贵的启蒙教育。1909年他入读私塾开始学习，他年纪小，却仿佛知晓自己的使命，格外用功研读，1914年毕业于伊通县立第一小学，1915年入吉林省立中学，后转入天津南开中学，并于1916年加入由周恩来发起成立的“敬业乐群会”，做了该会学报的编辑。1919年他留学日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次年在《新潮》第3卷第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1921年在京都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发起人之一。1923年4月，穆木天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法国文学，这也是他日后成为象征主义诗人的艺术启蒙。1921年他开始诗歌创作，早期诗风深受法国象征派影响。象征主义肇始于19世纪的法国，其理论和创作对我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影响。被中国学者公认为象征主义鼻祖的波德莱尔，更是在颓废的情感基调、应和的诗歌理论，以及现代的诗歌题材等方面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与研究产生很深刻的影响。中国诗歌的象征诗派内部显然有着更为丰富多元化的结构，不一致性是其始终存在的内在符号之一。波德莱尔作为法国象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其理论的创建者，对20世纪初中国诗坛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有重大影响。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学习法国文学，对法国象征主义有着自己独特深入的认知，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成就，都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可能。其间他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及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并翻译出版了王尔德的《自私的巨人》《王尔德童话》等译著，创作了《水声》《雨后》《雨丝》《苍白的钟声》等极具象征主义特质的诗歌作品，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他的诗歌格外注重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基调忧郁而感伤。关于象征主义，他提出了“纯粹诗歌”的概念，他认为诗应该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直至作者幽暗的潜意识深处，从而传递出对外部世界的繁复认知。这一点在他1926年1月《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他的表述最为清晰而坚定，他坚持“诗不是说明的，诗是表现的”“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性”等观点，也因此奠定了他的中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以及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地位。

1926年穆木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执教广州中山大学、北京孔德学院等学校。1929年他毅然回到家乡，在刚刚创建不久的吉林大学任教。历史的车轮此刻正行驶在一个悲壮的节点，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军阀的统治腐朽枯败，一派摇摇欲坠的危急态势。此时的穆木天以一个文人的良知与勇气，坚持向学生介绍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宣扬新思想，勇敢抨击腐朽的时政，主讲名著选读等课程，更加侧重对学生创作的指导，并写下了《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呼吧》《十月之歌》等诗，却终于遗憾落败于政治的粗暴与黑暗，于1930年年底被校方解聘。1931年，穆木天辗转来到上海，经过对时政的审视考量，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负责诗歌组的工作。当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旗帜人物是鲁迅，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促进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此文学组织的目的是与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的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等。1932年9月，穆木天与任钧、杨骚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提倡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并于1933年2月创办了《新诗歌》杂志。这一时期，穆木天写出了《在哈拉巴岭上》《守堤者》《扫射》等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的全新风格的诗歌，并因为表达技术上的改变，被后人认为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战火烽烟的1937年，穆木天因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舆论的压力下，于同年9月被释放。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撤退到武汉，与杜谈、柳倩、蒋锡金等人成立了时调社，主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到群众中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继续为实现中国诗歌会的宗旨而挥动旗帜，并于时代的风云中坚持书写，创作了一些关于诗歌理论的文章，以及十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后，穆木天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和《抗战文艺》编委。次年到中山大学，因抗议学校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于1942年愤然辞去教职，到桂林任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不久到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其间所创作的《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二十七年了》等诗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被迫离开桂林城，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同时致力于进步文化工作。此间穆木天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并著有《旅心》（1927）、《流亡者之歌》（1937）、《新的旅途》（1942）等诗集，这些作品记录了作者的思想历程与对生命的不息探求，也传递出时代与历史的律动。1949年9月，穆木天回到长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调往北京师范大学，任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他对这两个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大胆严谨的实践，对这两个学科的教学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穆木天于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71年10月含冤病故。

穆木天的文学活动涉猎范围很广，他著有《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怎样学习诗歌》《法国文学史》《穆木天诗选》《穆木天文学评论选集》《徐志摩论》《什么是象征主义》《维尼及其诗歌》《诗歌朗读与诗歌大众化》等诗论文章，同时创作了《江雪》《水声》《雨后》《落花》《苏武》《七年的流亡》等一批在现代新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作品。他的诗论代表作《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是许多现代诗论的选本所无法回避的经典，已经广为人知并为学界所推崇。他的翻译作品，更是今天的经典译本，当时的译作有《青年烧炭党》《初恋》《青铜骑士》《欧贞尼·葛郎代》（今通译《欧也妮·葛朗台》）《从妹贝德》《巴尔扎克短篇集》，他同时通晓法语、日语、俄语等多国语言，一生翻译的文学作品共近一百二十种，其中包括王尔德、普希金、雨果、巴尔扎克等世界文学名家的名篇，他翻译的《欧贞尼·葛郎代》、《勾利尤老头子》（今通译《高老头》）是最早的汉译本，至今仍为珍品。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一直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较，学界甚至对他生平及他文学创作活动的史料搜集和整理都有很多欠缺，尤其是关于他早年活动的一些材料更是所知寥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切遗憾。他不只是新文学时期著名的诗人、卓越的诗歌活动家以及文学翻译家，更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这在文学史上绝不是泛泛可见的现象，他的诗集《旅心》被读者与学界公认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作为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诗歌至今仍广泛流传。穆木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深有影响、极有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教育家，他毕生对祖国和人民满怀情感，对文学艺术满怀炽爱，而对腐朽的统治者、对卑劣的侵略者满怀刻骨仇恨，并以手中的笔为剑、心中的思想为旗，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先驱。

潘颂德在《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中说：“穆木天不但是著名的诗人、诗歌活动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他自1924年起就开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1939年以后大体上不再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在这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撰写了六十多篇诗歌理论批评文章。1938年9月，他还曾由生活书店出版过专著《怎样学习诗歌》。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紧密结合新诗创作的实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诗坛现状，又能从微观上阐明新诗创作的具体美学问题。因此，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每一历史时期的诗论，都能高瞻远瞩，为我国新诗发展指明方向。”^[1]

1926年3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是创造社重要成员穆木天写给郭沫若的一封关于诗歌的通信《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以下简称《谭诗》），这是为今天的读者与学界所甚为熟知的穆木天的代表作之一，是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将自己的思考与西方现代诗歌理念进行充分融会的深度的诗学思考。以当时而言，穆木天写这封信的初衷，也许仅是谈谈“对诗近来的看法”，而其运笔的姿态也只是“杂乱谈我的感想”，可未曾想到若干年后，这篇杂感却成为研究穆木天诗学理论最为关键与核心的理论依照。穆木天作为中国象征诗学理论王国的奠基者之一，长期以来却奇异地消失于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应该说，在今天深入探究穆木天的诗学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穆木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同样极具意义与价值。《谭诗》是穆木天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中的“纯诗”概念引进了中国诗坛，也因此被后人称作“反驳诗歌‘散文化’的利器”。穆木天以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为参照，缜密系统而又自由洒脱地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象征主义诗学观，无愧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理论的文学先驱。

《谭诗》是以“纯诗”为理论核心并从“纯诗理论提出的现实动因”“纯诗定义”“实现‘纯诗’理想的要求”等几个主要方面衍生的一个诗学思考体系。今天看来，《谭诗》在理论建构上尚有些许不足之处，而在当时的时代及文学背景下，穆木天以它对当时诗坛现状所做出的最初的深刻思考，是有着不可超越的文学史的美学意义的。“纯诗”是与西方象征主义一贯坚持的艺术自主性、强调诗歌语言的暗示性及音乐性息息相通的，并带有超验主义色彩的概念，它基本上贯穿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兴起发展的全部历程。穆木天以独到的视野与勇气，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超然思想，从异域文化的象征主义的理念出发，对自己认知中的现代新诗做以深刻的阐释，表现对文学艺术的一种非凡的探索精神，思维缜密、真挚、恳切而又自由有力。

他大力倡导诗歌的纯粹性，力求呈现“自然的并非是纯粹的”等系列艺术理想，同时借鉴了一些象征主义理论家关于“诗歌世界”和“散文世界”本质相区别的理论探讨的诸多成果，尤其是这些作品中共同指向的，对于诗歌意义之外的表现样式的精神关照。

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说过：“《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其文本的具体论述中，穆木天事实上有着巧妙的表达技术。因为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行文中其实一直在以微妙的叙述逻辑，或抹去或移除了象征主义中过于符号化的超验主义色彩，这是更为大胆而自信的，后来的研究者一致倾向这来源于辰野隆对他的启示，而其实这也许正是表现了穆木天一直坚定地试图建构中国“纯诗”诗歌理论的构想与决心。因为当时社会精神的现实需要，以及传统文化的基因、个人精神秉性的原因，他在接受西方理念过程中总会有自己下意识的甄选，因而事实上与西方象征派相比较而言，他的中西结合后的新的象征理论，无疑具有独特的显著的民族精神思想基因，这样的接受过程中西方理念的变异，本身就具有一种美学意义。

他完全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举动，应该说直接引导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鲜明的区分，就此意义而言，《谭诗》无疑具有了中国象征诗理论建构的价值指向，穆木天以法国象征诗派为梳理基点而发出的既联系又独立的对“纯诗”的思考，俨然具有了宝贵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意义，甚至是对中国几千年诗歌观念的深度探索。或者说，一种全新的诗歌价值观因此而走向形成，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度成为衡量新诗的标尺，正如穆木天精神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样，因为富有强大的感染力，而如此不容置疑。

[1] 潘颂德。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J］. 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