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穆木天作为“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以及革命诗歌运动倡导者之一，作为东北流亡作家最杰出的先驱人物，其艺术上的成就早已为人所公认。但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研究上的欠缺，或与他的成就的不对等，导致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缺席，是个值得更多人深思的课题。事实上，更为奇妙的是，这样的缺席似乎从未遮蔽另一种精神的恒久在场：因为无论是其诗作还是诗论，无论是其文学翻译还是教育工作成果，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呈现不可超越的文学艺术的力与美，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他为数不多的作品越来越被认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穆木天的诗歌创作从1922年发表第一首新诗《复活日》到1949年创作《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呼吧》，历时二十八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诗歌受法国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后期则受到国家命运影响，而无论哪一时期，无论其作品以何种主义作为作品的精神内涵或表现形式，都异曲同工地指向了经典的文学价值，呈现一种神秘的殊途同归。钟敬文曾高度评价穆木天的诗和诗论：“它们的意义不仅是象征主义的引进，而且是在总结五四新诗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思考与探索了新诗的艺术美的问题，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许多专业学者的视野中，穆木天的诗学理论体系完整清晰，逻辑严谨，理论阐释与理论建构并存，并且极为丰富与多元，其间笔触直面的是诗的多维度多角度的艺术审美空间，并均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与西方象征派的重要理论思潮交融，将他的“纯粹诗歌”理论阐释得与国内文学相得益彰，与西学严谨契合，作为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纯诗”理论及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学界的价值是不可被忽视的，甚至与今天的诗歌创作隐隐关联。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进程、时代的发展、纷飞的战火使得穆木天等人对文学对国家民族有了重新的思考，之后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倡导诗歌创作遵循民族化、大众化的原则，而穆木天的诗风则在此际，自象征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完成了一次深沉的精神与文本蝶变。1932年，穆木天在为中国诗歌会主办的《新诗歌》创刊号起草的《发刊诗》中，根据左联的倡导，明确提出“要捉住现实”“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的主张，伴随蓬勃展开的革命诗歌运动，他开始了对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探寻，也正式走上了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道路，诗意化作心中的呐喊，化作头顶的旗帜，化作手中的利剑，在黑暗深处散发光亮，在苦难中找寻光明，在幻灭中聚集力量，诗意也因此有了现实主义的宏阔与悲壮。无论历史如何流转，穆木天作为象征主义诗人的先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远无法超越无法遮蔽的精神存在和艺术丰碑。

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功能将受到时代的影响，那么无疑，一个好的文学生态必将决定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走向。在历史上每个特定时期，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存在，这是文学伦理中的一种规律。作家的生存境遇，身处的历史环境，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无一不决定着文学风格的走向，甚至是文学思潮与流派的发生与走向。动荡飘摇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大地上，革命与战争烽烟四起，使文学有了全新的内涵与命题。诗人们对时代性的思考，前所未有地变得崇高和必须起来。诗歌更是从小众的纯粹的诗意，渐渐走到了大众面前，诗歌的形式与内涵均有了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变化，从个体到整体，从诗歌的极致俊雅到大众的通俗易懂，文学的审美也在悄然改变，纯粹意义上的审美渐渐被其必须承担的宣传功能所取代，换而言之，文学前所未有地发挥了其深感陌生的实用性、社会性，而其审美性、精神性亦被这些特殊的功效所渐渐取代，诗歌努力以人人可以体验的形式，开始行使自己的艺术使命。但穆木天依然从未停止自己的艺术思考与探索，并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对如何融会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自我精神与时代使命进行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考量。或者说，这也是他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在任何生活的地方，都从未止歇的思考探寻，甚至包括他自己视野内的所有艺术现象。

1928年，他径直把眼光转向属于主张文人的社会使命一派的法国诗人维勒得拉克（Ch.Vildrac）并专门撰文介绍，对这位诗人的那些始终是人生礼赞的作品，穆木天给予了高度评价^[1]。毫无疑问，他这种锲而不舍的对美学的深入探究，应该是渴望在代表先锋性的象征主义与传统的写实主义之间，试图发现一种为诗人提供生命与精神的双重超越的可能与经验。九一八事变后，穆木天与其他一些东北作家一样，开始了对命运的颠覆性审视，大家有感于民族危途的巨大阵痛，思想与文笔均发生变化，而穆木天的诗风更是在此刻发生剧变，足以见时代环境对他的精神冲撞有多么剧烈。在“东北大野中，正到处流动着‘铁之洪流’，农村的毁灭已到极点，新的生活到处展开着，动乱是要一天比一天多”，无疑，抗战时期民族危亡的悲壮现实，使穆木天的诗风由早期先锋的浪漫的象征主义，急遽转向了社会性极强的现实主义，应该说这是一次悲情的转变，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良心之举，是足以感动诗坛的悲情转身。此刻为家国生存、民族战争而书写，已然成为穆木天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

一个象征主义的文化先驱，就这样在硝烟中走上了文学的另一条道路。诗歌的纯粹，文学的审美，一切都在战争中被消解，穆木天的思想呈现一种陌生而充满力量的品质，这种品质引导着他的思想脉络，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有力。关于民族与世界，关于个体与整体，关于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关于先锋与传统，这林林总总相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战争面前，开始使穆木天产生极为深沉的困惑，甚至是心灵上难以平复的苦闷与犹疑。原因自然是多层面的，有时代、社会、国家危亡、民族生死等无可规避的生命历程与思考，也有艺术本身的宿命走向，总之一种不可挥去的自责令穆木天满怀犯罪感：“我自己进了大学，完全入象征主义的世界，相当地读了些法国象征诗人的作品，在象征主义的空气中住着，越发与现实隔绝了，把一些贵族的浪漫诗人，世纪末的象征诗人当作是我的先生，这似乎是犯了不可容赦的错误。”^[2]抗战时期穆木天的诗歌多以揭示苦难、控诉罪恶、呼唤抗争为主题，充当“时代代言人”悲壮的历史使命，特殊的背景下，强化了诗歌的时代性却削弱甚至遮蔽了诗歌的审美性，但穆木天坚持在意象选取及结构体式等方面极力葆有艺术价值，努力以最大的精神力量，为家族、故乡，为东北大野的乡土中国留下一曲曲悲情的挽歌，竭尽全力为自己内心的诗歌的艺术性不被残酷的现实所覆灭。他做到了这极难完成的统一，正如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吴秀英在《爱与恨的交响——穆木天诗歌赏析》中指出的：“穆木天在新文学史上，一向以象征派诗人著称。他在1925年前后颇写了些极富音乐性、朦胧性、暗示性的象征派诗歌，流露出一种世纪末的孤独、忧郁和哀伤。”“穆诗中贯穿前后期的核心思想是对黑暗现实、侵略者的切齿仇恨，对家乡、祖国、人民的真挚热爱。诗人正是弹奏着这支爱与恨的交响曲，自觉汇入现实主义诗歌的大潮。”^[3]

诗歌风格的变化、意象的选取，以及情感基调等方面的转变，在战火中格外呈现穆木天浑厚的东北情结。穆木天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东北新文学的贡献也是巨大而不可超越的。他的诗歌创作，若以1931年为界可以清晰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倡导西方象征主义的“纯粹的诗歌”，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化先驱；后期以一个文人的良知，在时代感召下，成为为民族解放而以笔为剑的勇士。

从西方到东方，从先锋到传统，从象征到现实，穆木天于20世纪20—30年代在理论和创作上的转变，可以说不是一个个案，应该有更多同时代的作家在遭遇并经历这样的变故，但穆木天以自己宏阔的文学视域与浩繁的文学成就，仍然成为一个极具辨识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例。纵观穆木天的生命轨迹以及其创作历程、思想体系，可以确认促成穆木天诗风之变的，不仅仅是时代感召，还包括对东北大野故土的骨肉情感，诗人潜意识中试图对创作无限性的挑战，对诗学意味丰富性的探索，以及缺失生存环境的稳定感而导致的写作生态幻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