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有清一代（1644～1911）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本书称之为“田园诗”。这里所说的“田园题材”，包括田园的生产、生活、风光以及乡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等等，涵盖田园的方方面面。

《诗经》作品中，田园题材频见，如《豳风·七月》等《风》诗即属此类。汉乐府诗歌中的《陌上桑》等，也是描写田园题材的。东晋时期，陶渊明堪称田园诗创作的集大成者。在其作品中，朴实的民风人情、充满自然之趣的景色、恬淡安谧的生活，构成一个宁静和谐的空间，与喧嚣恶俗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盛唐以后，许多诗人在陶渊明影响下，竞相创作田园诗，消解“仕与隐”造成的某些情结。中唐以下，白居易等人的田园诗中，较多的反映乡间的民生疾苦，寄予了对乡间百姓的深刻同情，由“田园乐”转向了“田家苦”，体现他们“新乐府”运动之旨，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所不同。宋代诗人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诗坛。他的《四时田园杂兴》等，既描写“田园乐”，也描写“田家乐”及“田家苦”，是对前人此类题材诗歌的继承与融合。其《腊月村田乐府》七古组诗，则是写乡间民俗，虽然也是“田家乐”，但由此开出写乡间民俗一路的田园诗。由于这些诗人的田园诗千百年来得到人们高度的推崇和大力的研究，因此，人们对“田园诗”就有了比较固定的认识，即局限于陶渊明等这些诗人所作的此类题材或内容者，才是典型意义的田园诗。《中国文学大辞典》“田园诗”条云：“诗体名。指以歌咏田园生活为主的诗歌。立意闲适恬淡，格调清新安谧，是其主要特点。诗人歌咏田园生活，各有用意。或寄不与污浊的高洁操守，或寓超凡脱俗的逸雅情致，或借以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切，其间亦有消极避世的成分。并且，有时上述数者交杂一处，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潜的一些作品。”^[1]很明显，这样的概念，是无法覆盖以乡村为题材的所有诗歌的。例如，在宋代，梅尧臣《和孙端叟蚕具十五首》和苏轼《秧马歌》。分别是写蚕具、农具的诗，就不是“田园诗”能够覆盖的。

清代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作品里，自然也有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但是，这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则是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所不能包括的。当然，“田园诗”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其内容也是如此。本书将以田园为题材的所有诗歌，称之为“田园诗。”

二 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尚无关于清代田园诗的专著和学位论文，但清诗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领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有清一代诗学或诗歌的著作主要有：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学生书局，1986），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李剑波《清代诗学主潮研究》（岳麓书社，2002）、《清代诗学话语》（岳麓书社，2006），刘诚《中国诗学史·清代卷》（鹭江出版社，2002），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周邵《清诗的春夏》（中华书局，2004），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蒋寅分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等。这些论著或反映清代诗歌的全貌，或梳理其流程与演变，均具卓见。其中朱则杰《清诗史》不仅揭示清诗的发展源流，在田园诗研究领域，也有所突破。如第六章第一节，结合清初诗人钱澄之的思想心态、人生经历等主、客观条件，详细研究其田园诗代表作《田园杂诗》《田间杂诗》《夏日园居杂诗》等。作者认为钱澄之的这些诗歌“从具体的劳动本身到抽象的主观态度，相当全面地展现了钱澄之归田以后的躬耕生活”^[2]，并论定“在清初田园诗中，钱澄之无疑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3]严迪昌所著《清诗史》篇幅宏大，不仅勾勒出清诗发展全貌，还密切结合清代世风与士风，分析大量清代田园诗，探研其成因与艺术特色。如该书上编第三章，评黄宗羲的田园诗《五月二十八日书诗人壁》二首，是“清婉多味且又不无感喟。”^[4]在第五章中，作者认为查慎行《麻阳田家二首》是“将黔中民俗民风与特定的时代和时势组合起来，是初白诗极成功处。”^[5]该书第六章说赵执信《门外菜花大放》是“守持在野不卑、自成风光的心态。”^[6]在下编第一章里，作者认为沈德潜的《江村》是“语诚挚而辞清朴。”^[7]书中还涉及顾炎武、吴嘉纪、钱澄之、王士禛、李沂、李瀚、王苹、蒋廷锡、周容、李杲堂、李邺嗣、萧诗、顾与治、吴之振、敦诚、吴锡麟、朱休度、郭祥伯等众多清代诗人的田园诗，堪称广泛。

清代诗派与诗人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齐鲁书社，1996）、马卫中《光宣诗坛流派史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赵杏根《乾嘉代表诗人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1）、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等。特别是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在论述清代重要诗派时，对各诗派代表诗人的田园诗多所涉及，并能予以深入分析。如该书第六章指出“秀水诗派”的朱彝尊“关心国计民生”，其《捉人行》《马草行》等，“是他学习杜甫创作新乐府的代表作。”^[8]在第十一章里，作者结合沈德潜的《山中杂兴》《食豆粥》等乡村诗，探寻其“提倡格调说的主客观条件”^[9]，认为沈德潜所以关心民瘼，是“出于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出于他身家性命安全的考虑，他是一贯注视民生疾苦的。因此在他僻处草莱之时，就学习杜甫、白居易写了很多忧国忧民的诗篇。而在他发达以后，由于机遇好，碰上了喜欢了解民情的乾隆帝，就更是民瘼频陈了。”^[10]此类真知灼见，对研究清代田园诗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还提道：“清初宗宋派诗人可分为两派，其中一派偏于清婉。清婉的诗主要摹绘田园生活或闲适情趣。他们崇尚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只取其田园景色、闲适情趣，同时还上溯到白居易。”^[11]这些论述，也有助于梳理清代田园诗的衍变流程。

在古代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有关田园诗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硕士学位论文有张莲《清初诗人施闰章研究》、孔敏《施闰章诗歌研究》、官禹平《清代湖北黄州诗歌研究》、陈凯玲《广东省级清诗总集研究》、赵娜的《好奇狂客风云歌诗——洪亮吉诗歌研究》、李文静《清初遗民诗人阎尔梅研究》、汪朝勇《钱载诗歌研究》、刘延霞《舒位诗歌初探》、肖红《宋琬诗歌研究》、刘崎岷《王豫〈江苏诗征〉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有于慧《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诗歌研究》、宁夏江《清诗学问化研究》、程美华《孙原湘诗歌研究》、陈国安《清代诗经学研究》、张丽华《清代乾嘉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宫泉久《清初山左诗歌研究》、赵娜《清代顺康雍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等。这些论文在有关章节，探研了部分田园诗作品，但都篇幅有限，论述亦大多不够深入。

在期刊论文方面，据笔者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涉及清诗研究的有百余篇论文。其中有些成果中虽对清代田园诗作了一定程度的探研，但大多还是结合社会情势，对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进行分析，所采用的诗歌资料亦多来自选本，如《清诗铎》《清诗别裁集》《清诗纪事初编》《清诗纪事》等。这样的研究常局限于某些诗人的作品，呈现分散和片断化状态，没能从一个宏观的视野上对清代田园诗进行整体把握。如刘炳涛、石正伟所作的《〈清诗纪事〉中的乡村社会》，“对《清诗纪事》中有关乡村社会的诗歌进行统计，概括其所载乡村社会的总体状况并对其乡村景观进行分析，从而描绘出在清代诗人眼中乡村社会的面貌。”该文认为，“清代诗人眼中的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对乡村灾害和对酷吏、苛政杂役两个方面的描写，它们的比重占到总数的60.6%。”可见文章重在探究诗人对百姓苦难的描写，以揭示诗人关注民瘼的创作倾向。这些期刊论文中，还有些是对描写民俗的清诗的研究，如朱则杰《清诗丛考 再续》介绍了舒位从军西南时所写的《黔苗竹枝词》。文章认为这一大型组诗“广泛反映当时贵州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那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具有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双重意义。”^[12]张琼的《为百姓写诗——黎简田园诗简论》^[13]，则探讨了黎简田园诗与广东风物的关系。张永堂《方以智与湖湘文化》^[14]，提及方以智《苗腊迎神歌》《听芦笙作》《牛角饮》等乡村诗，涉及湘西苗地民俗。杨逢春《清诗咏青海 下》^[15]，提到杨应琚《乐都山村》、张恩《东溪春色》和杨汝楩《湟中牛疫颇甚，早春大雪，其患当止，喜叠〈大风〉、〈独酉〉原韵》等作品，这些诗歌展现了青海田园的奇异风光。陈庆元《不染闽派气习的清初诗人黎士弘》^[16]论及黎士弘的《闽酒曲》，该诗是写闽西长汀一带的酒品制作。高万湖《清代初期的湖州诗歌》^[17]指出，清代归安诗人沈炳震、董蠡舟各有《蚕桑乐府》都是用新乐府的形式描写湖州蚕农生活。这些期刊文章联系具体诗人，对清代贵州、湖南、广东、青海、浙江等地的一些民情风俗类诗歌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田园诗数量之丰、地域分布之广，较为可贵。

总的来说，尽管清诗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可是，对清代田园诗的研究还是零散的、片断的，没有形成规模，更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成果，在选取研究对象方面，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本书的研究旨在弥补这些诗歌研究领域的不足。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主要思路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全面发掘与整理。清代诗歌总集、别集数量巨大，前人未曾进行过全面彻底地整理。要将清代田园诗全部发掘出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凭笔者一己之力，明显是不可能的。笔者只能尽力为之。于是笔者采用最为基本的办法，将苏州大学所藏清代诗歌总集、别集和其他载有清人诗歌的文献，一册册、一种种翻阅，从中发现清代田园诗，就记录下来。用这样的方法，笔者翻阅了馆藏的所有清代诗歌总集、别集等文献，共计1500种左右。这番发掘之功，不仅为本书准备了尽可能丰富、全面的研究对象，使本书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不再是偶然的或零碎的，而是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性和科学性。此外，还激活了大量的田园诗，使它们可以为学界同好共同关注、共同研究，使它们的价值被最大限度的发掘出来，并为世人所用。

将清代诗歌中的这些田园诗发掘出来后，笔者认真研读，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用“知人论世”等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常用的传统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具体的主要思路如下。

除了引言、结语外，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从纵的方面，即经的角度或史的角度，对清代田园诗展开研究，主要探究清代田园诗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士风等之间的关系。清初前期的遗民诗人和贰臣诗人，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出处有所不同，但是明清易代，对他们生活和心灵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他们笔下的田园诗，其内容都或多或少涉及于此。如遗民诗人钱澄之的《田园杂诗》和贰臣诗人吴梅村的《直溪吏》分别是其代表。活跃在清初后期的所谓“国朝”诗人，他们笔下的田园诗，当然有许多也与明清易代有关，但大量的是体现此类感情的消解，有些则是很明显地体现出与清王朝合作的口吻。这是和他们政治上与清王朝合作的选择所一致的。此类作品以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为典型。到清中叶，就群体而言之，士人早已认可清王朝并与其合作，应科举考试出仕朝廷已成为士人们的普遍追求。清统治者则以严酷的政治、思想统治，以及科场的牢笼与官场的钳制等手段，来控制士人，士人失意者多。其时，社会经济发展到高峰，统治者开疆拓土，社会经济遂走下坡路，社会弊病不断发生并日趋严重，各种矛盾相继出现并愈演愈烈。与这样的社会状况和士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相应，这时的田园诗，就内容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实行对乡民的教化，如沈德潜的《吴中棹歌》、钱载的《晨起课种桑》等诗；消释仕途或科场的失意，前者如杭世骏《霍家桥道中》，后者如黎简的《临溪小屋成咏》；对边远地方风物的纪录，如国梁《早发扬老驿过黄丝塘》《旋都有日黔中志别五首》等。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如李化楠《种田户》、李调元《石壕》等；对当局或社会的某些建议，即“补天”的尝试，如刘开《桑叶》、史善长《募乡兵》等。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叶，许多士人由于对社会政治的失望，对在官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缺乏信心或失望，遂转而研究古代典籍，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被后人称为“乾嘉之学”的文化现象就出现了。此风浸染于文学创作，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学问，一时成为风气。就诗歌创作而言，“以学为诗”风靡一时。当时的著名诗人，多少总会写一些“学问”诗。就田园诗而言，最为常见的，就是以农学为诗。例如郭麟的《食梅酱戏作》《合酱三十韵》等，详细叙述农副产品及其加工。晚清时期，战乱频繁，列强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士人对社会失望者有之，奋起寻找救国救亡之路者有之，彷徨痛苦者有之。与这种状况相应，这时的田园诗有徐嘉《江行杂诗》、汪贡《织女叹》、郑观应《劝农歌》等，呼吁民族振兴，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横的方面，亦即纬的角度，展开对清代田园诗的研究。前面三章是对其内容的研究，最后一章是对其诗歌艺术的研究。

清代田园诗中，不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那样的作品。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思想内容方面，清代田园诗和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是，除了写“田家苦”的那一部分诗歌外，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其总体倾向是对田园的赞美和享受，以此来消释在田园以外的领域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的情绪，如怨愤、悲伤、不平之类失意的感情，有明显的“出世”或“逃避现实”的倾向，辞书对“田园诗”的界定中，就明确揭示了这一点；可是，在清代田园诗中，从总体来看，都与此相反，“入世”的“经世意识”纵然无法贯穿或覆盖所有的田园诗，但明显是主流。在清初后期的田园诗中，尤其如此。

诗人们在认可清王朝统治后，传统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为自觉的经世意识，并与对清王朝的忠诚结合起来，指导着他们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这些也明显地在他们的田园诗中表现出来。例如，清代许多田园诗，教化的意味非常明显，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观念，提倡勤劳、节俭、谦让、尚礼、好学等美德，这和当局对百姓的教化是一致的。大量的劝农教农诗、荒政诗，以及数量更多的批评现实、揭露黑暗的田园诗，更是诗人参与乡村政治的诗歌表达。

这样一个突出现象，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清代田园诗所写地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写边远地区田园的诗很多，几乎成一大观，如查慎行《麻阳田家二首》、赵翼《土歌》、孙尔准《番社竹枝词》等。诗人们到那些地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当局或民间开发和经营这些边远地区所致，是“经世”实践所致。他们以诗歌的形式，描绘那里的事物，有宣传那些地方的作用，这无疑在客观上，也是有助于那些地方的开发和经营的。

甚至清代田园诗歌的艺术形式，也是与诗人们的“经世意识”有关的。此类诗歌的体裁，主要是五古、新乐府和七绝组诗。较多的以五古体裁，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都是五古有关，但也和五古宜于以朴素质直的语言表达翔实的经世内容有关。“新乐府”当然是直接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体的田园题材诗而为之，其中“为民”“为事”的精神，也一脉相承。最值得注意的是七绝组诗的形式。七绝组诗如竹枝词之类，唐宋元明也是常见的。在清代田园诗中的七绝组诗与此前组诗相比，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规模特别大，动辄好几十首，甚至一百多首；二是许多诗有自注。这两个特点，都使这些七绝组诗大大增加了容量。以注释诗这样自由灵活、容量大的载体，宜于翔实地表现丰富的内容，且不为诗歌本身所限。此外，七绝宜空灵流利，神韵卓绝，而不宜记叙具体翔实的内容，小注则有效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如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姚燮的《西沪棹歌》等作品，就是如此。

[1]《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第1837页。

[2]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20页。

[3]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22页。

[4]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214页。

[5]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585页。

[6]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640页。

[7]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693页。

[8]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158页。

[9]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82页。

[10]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88页。

[11]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11页。

[12]朱则杰：《清诗丛考 再续》，《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8月，第14页。

[13]张琼：《为百姓写诗——黎简田园诗简论》，《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36～138页。

[14]张永堂：《方以智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64～69页。

[15]杨逢春：《清诗咏青海 下》，《文海拾贝》2008年春季号，第62～64页。

[16]陈庆元：《不染闽派气习的清初诗人黎士弘》，《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13～15页。

[17]高万湖：《清代初期的湖州诗歌》，《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第2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