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意义

“《楚辞集解》是明代《楚辞》注本中质量最高、较有特色的一部著作”^[1]，自其刊行后对楚辞研究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对后代的楚辞研究者乃至整个学术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对于汪瑗《楚辞集解》自身的学术价值、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对后世研究者的影响来说，目前学术界对汪瑗及其《楚辞集解》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仅有一篇硕士论文和为数不多的几篇零散的研究论文，尚未出现过汪瑗《楚辞集解》研究的专门著作或博士学位论文。且从其研究的范畴来看，单篇论文中有的针对《楚辞集解》的版本、训诂研究等作些零散的分析，有的单行论文以汪瑗提出的“屈原未投水”及“归隐”为核心展开，不断深入发展的迹象不明显，这些都导致了对汪瑗《楚辞集解》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厚重感，不能完全展现出汪瑗《楚辞集解》的真实价值，亟须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来弥补这一缺憾。仅从这一点来看，研究汪瑗《楚辞集解》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非常有意义。

具体说来，本选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选题以汪瑗及其所写的《楚辞集解》作为研究对象，对《楚辞集解》作一次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与考察，以展现其学术特点、学术来源、研究方法，探寻屈原与楚辞在汪瑗思想与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加深对汪瑗研究楚辞以及汪瑗接受屈原与楚辞的理解与认识，充实和推动楚辞学史的研究。其次，汪瑗的《楚辞集解》于字词训诂、阐发屈辞微旨方面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后世楚辞学研究者或取其观点而未标明出处，或未读其书而与之见解相近，导致一些最早源自汪瑗的见解被张冠李戴，这就需要尽力揭示某种观点的最早提出者，这也是楚辞学史需要厘清的客观问题，同时对汪瑗在整个楚辞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给予再确认。再次，汪瑗楚辞学是明代楚辞学的重要研究成果，易重廉云：“明代从洪武到嘉靖的二百年间，复古思想统治了学术界，楚辞学也显得比较沉寂，作为空谷足音的只有汪瑗的《楚辞集解》。”^[2]从时代的视角来考察，《楚辞集解》实为明代楚辞学的一部代表作。因此，研究汪瑗楚辞学除了研究汪瑗本人的注释特点、研究方法外，势必要将其放在明代楚辞学以及整个政治文化生态中去考察，这就有利于从楚辞学视角加深对明代楚辞学与政治文化生态的整体认识。最后，以汪瑗所著之《楚辞集解》为核心，将汪瑗楚辞学中的重要问题置于整个楚辞学史中进行考察，通过将汪瑗与其他楚辞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势必能更清楚地勾画出各研究者之间观点的发展与演变的关系及其内在原因，推动对相关楚辞学者的研究。换言之，本选题并不局限于汪瑗的楚辞注解，而是要以《楚辞集解》所涉及的前代人的学术成果及对后代的楚辞学的影响为视角来构建“汪瑗楚辞学”体系，这将更有利于对汪瑗楚辞学进行系统性与理论性的阐释。

二 研究现状综述

自西汉刘向辑《楚辞》以来，两千多年的楚辞学史上，涌现出众多杰出的楚辞学者，他们的研究不断推动着楚辞学的深入发展，汪瑗无疑是明代楚辞学者中的佼佼者，其《楚辞集解》堪称明代楚辞研究的代表作，但《四库全书总目》却给予了汪瑗不公正的评价：“《楚辞》一书，文重义隐，寄托遥深。自汉以来，训诂或有异同，而大旨不相违舛。瑗乃以臆测之见，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怀故都’一语为《离骚》之纲领，谓实有去楚之志，而深辟洪兴祖等谓原惓惓宗国之非。又谓原为圣人之徒，必不肯自沉于水，而痛斥司马迁以下诸家言死于汨罗之诬。盖掇拾王安石《闻吕望之解舟》诗李壁注中语也。亦可为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矣。”^[3]《四库全书总目》因汪瑗提出屈原“必不肯自沉于水”的观点而对《楚辞集解》持攻其一端的偏激态度，全然无视其在《楚辞》研究中所做的突出贡献，而未将《楚辞集解》收入《四库全书》，导致《楚辞集解》的研究滞后于其他相关楚辞学著作，但无可否认，汪瑗也在“以王逸、洪兴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4]的基础上，及在其他相关书籍的综合论证的参校下得出了许多真知独见，无疑影响了后世的楚辞学研究，足见《楚辞集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闵齐华、李陈玉、王夫之、蒋骥、戴震、俞樾等学者于其研究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吸取或者暗合了汪瑗的观点，甚至其中一些创见已目为“名说”，而其首倡者汪瑗却湮没无闻，为此，金开诚与葛兆光曾撰《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为汪瑗辩解，汪瑗及其《楚辞集解》已经逐步引起楚辞学研究者的关注。

相对于《楚辞集解》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学界对《楚辞集解》的重视和研究相对薄弱。对《楚辞集解》一般性的介绍与评价散见于部分《楚辞》书目及《楚辞》要籍研究著作中，如姜亮夫的《楚辞书目五种》、洪湛侯的《楚辞要籍解题》、熊良智的《楚辞文化研究》、徐在日的《明清楚辞学史》、孙巧云的《元明清楚辞学史》等。专门论文仅有十多篇单篇论文及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单篇论文如金开诚、葛兆光的《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崔富章的《明汪瑗〈楚辞集解〉书录解题》，熊良智的《明人汪瑗在楚辞研究中的贡献》，熊良智的《〈楚辞集解〉刻本的几个问题》，种亚丹的《试论汪瑗的〈楚辞集解〉》，罗建新的《汪瑗“屈原非水死”说平议》《楚辞意象研究综述》《汪瑗对〈楚辞〉文学性的体认》《〈楚辞集解〉训诂考据的成就》，黄建荣的《〈楚辞集解〉字词注释的新特点》，刘伟生的《汪瑗解骚论略》《〈楚辞集解〉辩驳——“屈原投水说”的理路分析》，卢川的《论汪瑗的楚辞学研究》以及周秉高的《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个另类——评汪瑗的〈楚辞集解〉》等，硕士学位论文仅有罗建新的《汪瑗〈楚辞集解〉研究》一篇。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已有的汪瑗楚辞学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综述。

（一）汪瑗《楚辞集解》撰写背景研究

1.汪瑗生平及撰写《楚辞集解》动机研究

汪瑗的家世及生平因为所能见到的资料极其有限，因此研究相对困难，熊良智的《楚辞文化研究》一书中的“汪瑗的身世和时代”一节曾论述此问题，推算“汪瑗的卒年是在明朝隆庆三年（干支纪年为己巳），即1569年”^[5]。洪湛侯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认为汪瑗“约卒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6]，孙巧云的《元明清楚辞学史》及罗建新的硕士论文《汪瑗〈楚辞集解〉研究》与洪湛侯观点一致。因为关于汪瑗的资料有限，并未形成清晰年谱，这无疑是一大遗憾。

关于汪瑗撰写《楚辞集解》的动机，孙巧云的《元明清楚辞学史》指出：“其一，悼念不遇时之贤人，‘亦惟自致扶抑之意，以为不得志于时者悼耳’；其二，阐发《楚辞》中前人所未发之深意，‘沧浪《答吴景山书》又有云：“所论《离骚》，中有深得，实前辈之所未发。”’余注固知无当，不知于当时景山注且奚若也。”^[7]但孙巧云只是在其《元明清楚辞学史》中进行了概述，并未对此进行展开论述，汪瑗对于不得志于时者的悼念之意，不止于对不遇时的贤人，其不能忘情于《骚》者，也源于“亦惟悲夫《骚》不及一遇尼山耳”^[8]。与此之外，汪瑗能通过自己的集解达到“无失扶抑邪正之意，庶可以得原之情于万一”^[9]的目标，故此问题所涉及的相关方面仍然有待考察。

2.对汪瑗创作《楚辞集解》的背景研究

对汪瑗生活于明嘉靖时期的大背景研究，主要涉及王阳明心学、家乡的学术渊源的大背景。

（1）王阳明心学对汪瑗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盛行，学术风气为之大变，革古尚新思潮盛行，徐在日在其《明代楚辞学史论》中云：“明代中晚期，由于阳明心学的影响，学术界与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宋学，标立新说的思潮。他们要毁弃旧说，自立门户，创出一条自己的路。因此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一些新意迭出的成果。在这种思潮冲击下，汪瑗的《楚辞集解》，也带上了强烈的标新意味。”^[10]孙巧云在其《元明清楚辞学史》中云：“汪瑗所处时代大致在嘉靖年间，此时正是后七子主导文坛、王阳明心学开始蔓延之际。汪瑗《楚辞集解》只录屈原之作，注解时多伸以己意，此种著书的做法是时代风气影响下的产物。”^[11]但不管是徐在日还是孙巧云，只是只言片语交代了汪瑗创作《楚辞集解》的背景，并没有论述王阳明心学对汪瑗创作《楚辞集解》的具体影响，对此有待进一步考察。

（2）汪瑗家乡的学术渊源

汪瑗的家乡在徽州歙县，学术氛围浓厚，“汪瑗前有朱熹，后有戴震等皆为徽州同乡，其学术之发明，考证之精核皆为中国学界之著名代表”^[12]。汪瑗的同乡赵汸在学术上亦为当时翘楚，“汪瑗《楚辞集解》成书之所‘东山精舍’，正为同乡先贤元人赵汸所创；汪瑗所著《杜律五言补注》也正为增补赵汸的《杜律五言注》。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汪瑗与家乡学术渊源的直接证据”^[13]。汪瑗还参加黄山的天都社活动，并留下诗歌。可见，家乡的学术文化背景是汪瑗创作《楚辞集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3）汪瑗的师承影响

汪瑗师承于唐宋派代表人物归有光，该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熊良智于《楚辞文化研究》一书中“汪瑗的师承影响”一节论述了归有光主张创立己见、不流时俗的特点，熊良智引用归有光的话语论述曰：“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原洞然，意趣融液，举笔为文，辞达义精。”^[14]同时，熊良智还指出汪瑗对《楚辞集注》的怀疑精神亦源于其师归有光：“尝闻之师曰：‘《纲目》之书，乃朱子命门人各成数册，而已特总裁之耳。’故其间书法至今犹有一二可议者。朱子之《序》，自以为足继获麟，然则此书其或然与？”^[15]在《楚辞集解》一书中，可以看到多处“尝闻之师曰”的例子，足见归有光对汪瑗的影响之深。

（二）《楚辞集解》的版本研究

1.国内版本

关于《楚辞集解》的版本，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提到有明万历四十六年刊本以及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焦竑序刊本，后者于上海图书馆以及江苏国学图书馆可见。^[16]而洪湛侯的《楚辞要籍解题》则提出：“有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一六○八年）汪文英初刻，万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汪仲弘补刻本。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公元一六一五年）汪文英刻本。武汉大学、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处藏。万历四十六年刻本。浙江图书馆、四川图书馆藏。”^[17]熊良智于其《楚辞文化研究》中指出：“《楚辞集解》有两个刻本。两个刻本的刊刻时间和刊刻人都不同，通常我们称万历乙卯年（1615）汪文英刻本为‘初刻’，戊午年（1618）汪仲弘刻本为‘补刻’。”^[18]

除了《楚辞集解》万历乙卯本及戊午本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号17319著录《天问注补》二卷，题为‘明汪仲弘’撰”^[19]。《天问注补》的署名为“新安汪仲弘畸人甫”，此独立本《天问注补》与万历戊午本中的《天问注补》内容相同。

2.《楚辞集解》国外版本

《楚辞要籍解题》指出：“万历四十六年刻本。浙江图书馆、四川图书馆藏，又日本京都大学、上野图书馆藏。上野藏本有归有光序，为国内藏本所无。万历间刻本附《天问注补》二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日本内阁文库藏。”^[20]除此之外，熊良智在《楚辞文化研究》中指出，日本藏本有京大乙本、内阁本、小田切本、京大甲本、国会本、阪大本。熊良智将六种藏本分为三个系统进行分析，得出：“日本的《楚辞集解》虽有三个系统，只有一个初刻本的足本，即‘内阁本’；Ⅲ类系统的‘阪大本’乃是经过后人组合而成，并非原刻；其余都是残缺不全的。”^[21]日本株式会社曾出版了京都大学的汉籍善本丛书本的《楚辞集解》，“这一个影印本的内容似乎很完整，但它仍然是一个后人整理组合的结果。”^[22]国外尤其是日本藏有如此多之《楚辞集解》版本，但往往残缺不全，熊良智将国内图书馆所藏的《楚辞集解》的万历四十三年本及四十六年本与日本藏本进行比较后，得出“长期以来，则视日本所藏珍贵无比，其实中国藏本就其完整和收藏都较日本藏本为优”^[23]的结论。鉴于中国的藏本完整且较日本藏本为优，故本文不再赘述日本藏本。

（三）《天问注补》的作者问题

汪文英所刊刻的《楚辞集解》的“初刻本”与汪仲弘《楚辞集解》的“补刻本”的不同之处，除了《序》的多寡之外，《天问》篇的注解无疑是最大的差异。初刻本《楚辞集解》只有汪瑗在朱熹《楚辞集注》上所作的二十条旁批，而补刻本则有完整的《天问注补》两卷，所以学界针对《天问注补》的作者归属问题产生了不同观点。

1.《天问注补》为汪瑗所作

姜亮夫先生认为《天问注补》作者为汪瑗，他认为：“诸图皆极精致，度非仲弘所补，当亦汪氏原作。则此本乃就四十三年本补刊者耶？而仲弘其人，乃盗窃世父书者矣！”^[24]“不然则仲弘能为世父补舆图之精如此，亦必为一时通人，何以不闻有他著作。”^[25]姜先生主要根据《天问注补》中所出现的诸图而推测《天问注补》当为汪瑗原作。

之后，崔富章先生对该观点做了更详细的阐释：“汪仲弘，诚好名者也。《离骚》诸卷无一字增删，竟自题‘侄仲弘补辑’。《天问》卷更没瑗名，径题‘汪仲弘补注’。”^[26]又云：“考其自述云：‘余伯父学富天人，才工诗、史，凌霄有志，强仕无闻，以生平侘傺之衷，窥屈氏抑郁之志，拮其全简，显微阐幽，《天问》尤发其奥，直驾扬、刘，以为汨罗知己。’又云：‘余向者目睹《天问》之阙，欲补其全’……夙夜黾勉，幸而成编。虽不能仰媲班史续成之义，亦庶自为一家之言。”^[27]然后针对此段中所出现的矛盾进行分析：“他强调未见汪瑗‘天问全注’（‘未获亲承’），以明‘自为一家之言’。可是，‘《天问》尤发其奥，直驾扬、刘’、‘精蕴尽阐’、‘多所创发’云云，何得而闻耶？”^[28]总之，崔富章先生认为汪仲弘没有看到汪瑗的《天问》注，当无从得知“《天问》尤发其奥，直驾扬、刘”“精蕴尽阐”“多所创发”的结论，故他认为汪仲弘所言自相矛盾，从而推出《天问注补》作者为汪瑗。

2.《天问注补》为汪仲弘所作

熊良智则立足于《天问注补》文本的角度，将“补刻本”中的《天问注补》与“初刻本”中汪瑗所作的二十条《天问》初解进行对比，总结出：“虽然，《天问注补》确曾采纳，甚至照搬了汪瑗的观点和材料，但是，毕竟还是有他自己的体例、观点和材料。《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编号17319著录《天问注补》二卷，题为‘明汪仲弘撰’，结合参看《注补》的‘凡例’和《引》言，或者可进而佐证它是自有规模，独自成书的。”^[29]熊良智之后，罗建新在其硕士论文中云：“那种以为汪仲弘纯粹是‘窃世父之作以为己有’，‘假补注之名以射利’的看法显然是不妥当的。熊良智先生的看法倒是较能切合实际。”^[30]

有研究者认为《天问注补》为汪瑗所作，更有学者倾向于汪仲弘所作。^[31]故而，《天问注补》的作者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考察，以更好地推动楚辞学的研究及发展。

（四）《楚辞集解》的注解方法研究

汪瑗在《楚辞》研究方法上可以说自成一家，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为汪瑗在楚辞学上创新及突破奠定了基础。经学者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1.独据本文

《楚辞集解》一书采用了“以《楚辞》注《楚辞》”的方法，熊良智的《楚辞文化研究》中将汪瑗“以《楚辞》注《楚辞》”的方法阐释为“独据本文”，他指出：“汪瑗的独据本文，首先注意考虑本文的语言环境，根据上下文的意义来理解。”^[32]为了阐述这个观点，熊良智举出“康娱”与“女媭”等例子进行论证。另外，熊良智还指出：“汪瑗的独据本文就是注重作品的整体性，也就是从整体结构加以解释。”^[33]这就突出了汪瑗在注解屈赋时的整体性原则，无疑，根据《楚辞》中的篇章去阐释《楚辞》中的文本，将更臻于屈赋的本意。

2.多重比较法

汪瑗的《楚辞集解》之所以命名为“集解”，不言而喻就是在融诸家之长于一体的基础上形成一家之言，汪瑗的主要做法就是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注解进行比较，择善而从。罗建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汪瑗〈楚辞集解〉研究》中，对汪瑗所使用的比较法进行了论述，包括三点：①对前人注骚不同意见之比较；②作品比较；③作家比较。从而将汪瑗所用的比较法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不止《楚辞集解》，在《杜律五言补注》中汪瑗也同样采用了比较法，但没有《楚辞集解》详尽。

3.专题讨论法

汪瑗注《楚辞》明显不同于其他注家的方面就是他使用了专题讨论法，这也就决定了《楚辞集解》一书的体例自成一家，汪瑗分别从大序、小序、正文注释、蒙引、考异等几个板块进行论述，而每个板块论题集中又采用了专题讨论法。而关于《考异》板块，汪瑗对正文中出现异文的情况进行校勘，将王逸、洪兴祖、朱熹注本中的异文进行辨析，发现“虽三家于本章之下略载其说，彼此各有遗漏，不能备详”^[34]。于是，汪瑗“效朱子《韩文考异》”^[35]的体例，并通过考异达到“文从字顺、意义明畅者而从之”^[36]的目标。罗建新在其硕士论文《汪瑗〈楚辞集解〉研究》中也对此方法进行了探讨。

4.统计法

汪瑗在注解屈赋时使用统计法，他将相同字词在屈辞中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通过总结该词语在屈辞各篇的具体使用语境，最后推出该词的具体含义，确实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汪瑗将统计法运用到《楚辞集解》中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比如“丰隆”一词，汪瑗统计出“丰隆”一词在屈辞中出现在《离骚》《思美人》《远游》篇，然后汪瑗总结出：“详此三言，则不待王逸之注，洪氏之辨，而丰隆之为云师章章矣。”^[37]

（五）汪瑗《楚辞集解》的训诂、考辨研究

1.《楚辞集解》词义诠释的研究

汪瑗对屈赋从训诂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罗建新的《汪瑗〈楚辞集解〉研究》一文中有“字词训诂”一节，对汪瑗的字词训诂进行了探讨，主要成就在于：第一，博采众说，择善而从，并有新的阐发；第二，不囿成见，冲决旧说，“发前人之所未发，悟前人之所未悟”，提出诸多新见。黄建荣在《〈楚辞集解〉字词注释的新特点》中对汪瑗的《楚辞集解》的字词训诂的特点进行了阐释：第一，以分析多音多义字和纠正前人注音之误为出发点的正文注音；第二，依据形声字谐声偏旁相通的原则疏解字词之间的叶韵关系；第三，在声训和明了字词通假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具体字词通用的道理；第四，以字形分析与字义阐释相结合来辨析字词意义。^[38]

然而，汪瑗的《楚辞集解》在训诂方面亦存在其牵强附会之处，《楚辞学通典》即指出《楚辞集解》的不足之处：第一，“有臆测之见”；第二，对《离骚》原文擅自改动，态度不严肃。《楚辞学通典》还指出《楚辞集解》之《考异》与《集解》中之《离骚》原文，有多处文字不同，甚至有对《离骚》文句更改、而《考异》则未考校者，态度很不严谨。^[39]徐在日在其博士论文中亦有“《楚辞集解》的缺点”一节专门探讨此问题，指出汪瑗将“‘路不周以左转’句妄改为‘路不周以右转’。他又认为《怀沙》‘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中的‘未替’有误，妄改为‘永替’”^[40]。《楚辞学通典》以及徐在日的博士论文《明代楚辞学史论》指出了汪瑗《楚辞集解》在擅自改动原文方面的缺点。

2.《楚辞集解》名物考释研究

于名物考释方面，汪瑗也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见解，如“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中的“三后”，汪瑗认为当指“祝融、鬻熊、熊绎也”^[41]。关于这一点“后世的不少注家，如王夫之、戴震、马其昶等，都赞同‘三后’为楚先君之说，只是对具体指那三位君主，略有分歧；而汪氏之说，似更近情理”^[42]。于“羲和”一词，汪瑗认为“此所用羲和，当如望舒、飞廉等号同看，朱子以为尧主四时之官名，非是”。洪湛侯认为汪瑗“驳正了朱熹自相矛盾之处，令人信服”^[43]。洪湛侯还指出“申椒”一词之解释“洽合文义”^[44]。汪瑗的“宓妃”考辨，更是在继承前人考辨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详细考辨，其说被屈复等接受。

3.《九章》《九歌》考辨

（1）学界对《九章》《九歌》“名说”的首肯

汪瑗《楚辞集解》中有很多独到的观点为后人所承袭，许多“名说”的首倡者是汪瑗，而后人却将其张冠李戴，如《湘君》篇是“托为湘君以思湘夫人之词”，《湘夫人》篇是“托为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词”。这一说法为闵齐华所采，后世个别学者也因此而误认“二湘”为配偶神之说肇自闵氏。金开诚和葛兆光先生曾撰写《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予以澄清，《楚辞学通典》云：“其论注颇多创见，闵齐华《文选瀹注》‘楚辞’部分基本采用汪说。汪氏说《九歌·礼魂》为‘前十篇之乱辞’，又说‘二湘’为湘水配偶神，《湘君》‘托为湘夫人以思湘君之词’，均为闵齐华、王夫之所采用。又说《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郢都之时，并由此推出，屈原见废在顷襄王十三年。”^[45]徐在日在其论文《明代楚辞学史论》中的“《楚辞集解》的标新意识”一节对“《九歌》的创作时间”、“《九章》的创作时间”、“《九歌·礼魂》为‘全十篇之乱辞’”以及“湘君指湘江之神，不是舜之二妃说”^[46]略作考察，并指出了汪瑗的这些创见对后世楚辞研究者的影响，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楚辞集解》中诸“名说”的影响力。

（2）学界对《九章》《九歌》“名说”的批判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学界关于《楚辞集解》中《九章》《九歌》“名说”亦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周秉高在其论文《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个另类——评汪瑗的〈楚辞集解〉》中针对汪瑗的《礼魂》是“每篇歌后当续以此歌”一说持否定的态度，并指出“从艺术完整性的角度看，其不可能是前十首每歌之后的‘乱辞’，那么它就是对前十首祭歌的总结”^[47]。针对《哀郢》的创作背景，周秉高先生认为：“总之，《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说，纯属虚构妄言，不可信据！”^[48]并对《怀沙》《思美人》《惜往日》等诗篇重新进行考证，在其论文的《结语》中说，《楚辞集解》“其谬论流毒甚广，必须加以驳斥方可利于楚辞研究之深入”^[49]。周秉高先生的观点亦颇为合理，故此问题所牵涉的汪瑗对《九章》《九歌》的创见需要进一步考察。

（六）学界对汪瑗的“屈原非投水说”的指正

汪瑗在注解屈赋时，多次表达“屈原非投水说”的观点，他认为屈原实为隐居以避祸，提出“其不去楚者，固不舍楚而他适；其终去楚者，又将隐遁以避祸也。孰谓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轻身投水以死也哉？读者即《楚辞》熟读而遍考之可见矣”^[50]。“屈原非投水说”的观点并非始于汪瑗，《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汪瑗“屈原非投水说”源于李壁：“盖掇拾王安石《闻吕望之解舟》诗李壁注中语也，亦可为疑所不当疑，信所不当信矣。”^[51]也就是说在宋朝的时候，李壁就早已提出了“屈原非水死”的观点。而汪瑗在论及“屈原非水死”之时，对彭咸问题的考辩则影响了后世楚辞学者，金开诚与葛兆光先生所撰之《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曾指出戴震、曹耀湘、俞樾诸人对彭咸的类似考辩或本于汪瑗，或与汪说不谋而合，并提出：“汪瑗以彭咸不水死论证屈原不水死，是错误的；而其在彭咸问题的发难与考辩却有意义和影响。”^[52]游国恩先生也曾经写了《离骚从彭咸确为水死辩》一文进行考辩，云：“乌得以其一二不关水死之言遂疑其本未有投渊之实哉？”^[53]姚小鸥先生在他的论文《彭咸的“水游”与屈原的“沉渊”》中云：“汪瑗所提出的屈原非‘水死’的观点缺乏证据，他的其他论证也显得牵强，如径以‘老彭’为彭咸而提出‘则孔子窃比之意’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54]刘伟生在其《〈楚辞集解〉辩驳——“屈原投水说”的理路分析》一文中，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汪瑗对“屈原投水说”的辩驳，并对汪瑗关于屈原“去楚而隐”的立论进行分析，然后总结：汪瑗“在这种考辨与探求中又时时加以己意，甚至以臆测之法得出一些无根的结论”^[55]。而罗建新亦论述了汪瑗“屈原非投水说”之观点，并对此观点进行了批驳。首先，罗建新从“彭咸”的角度进行论证，他认为汪瑗在“论证彭咸、彭铿、彭翦、彭祖、老彭、篯铿‘实为一人’之时，汪氏所提供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再者，罗建新指出“汪氏认为屈子自沉水死无意义也无价值的看法也是错误的”^[56]。诸学者针对汪瑗的“屈原非水死说”从不同角度切入并进行辩驳，指正了汪瑗“屈原非水死说”中所出现的谬误。

三 研究内容与目标及创新点

近年来，学者们逐步认识到《楚辞集解》富有创见这一特点，但关于汪瑗及其《楚辞集解》目前没有出现专著，所以已有研究的不足正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在。本书的研究目标及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重新评价《楚辞集解》，本书在综合研究《楚辞集解》的基础上，针对《四库全书总目》对《楚辞集解》所作出的评价进行辩证分析，提出当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楚辞集解》的成就及其局限性的观点。

第二，考证《天问注补》的作者并重新评价《天问注补》。学界关于《天问注补》的作者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天问注补》是汪瑗的作品；其二，熊良智则认为《天问注补》为汪仲弘的作品。笔者赞同“《天问注补》的作者是汪仲弘”的观点，并对“《天问注补》的作者是汪瑗”的观点进行疑误辨析。经过论证，得出结论：《天问注补》是汪仲弘在“少继伯父之志”的基础上的“一家之言”。

第三，在训诂研究方面，本文在前贤时人的基础上，将汪瑗的《离骚》训诂与诸家进行比较，对汪瑗的训诂成就进行归纳总结，并找出汪瑗《离骚》训诂的成就及局限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以便更客观地评价《楚辞集解》的学术价值。

第四，从章法方面对《楚辞集解》的价值进行归纳总结。章法上，汪瑗注重分析屈辞的层次结构，对屈辞的承上启下之阖辟处予以分析，本文对此略作探究。

第五，探究汪瑗研究《楚辞》的方法。汪瑗通过“以意逆志”的解诗法、“以《楚辞》注《楚辞》”的训诂法注《楚辞》，使得所注更臻于屈子本意，对后世之研究颇有启发，本文对其进行总结。

[1]（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1页。

[2]易重廉著《中国楚辞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第367页。

[3]（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1269页。

[4]（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1269页。

[5]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69页。

[6]洪湛侯著《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39页。

[7]孙巧云著《元明清楚辞学史》，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第95页。

[8]（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4页。

[9]（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4页。

[10]徐在日：《明代楚辞学史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第56页。

[11]孙巧云著《元明清楚辞学史》，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第95页。

[12]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75页。

[13]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76页。

[14]转引自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73页。

[15]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72页。

[16]姜亮夫编《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73页。

[17]洪湛侯著《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47-48页。

[18]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78页。

[19]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87页。

[20]洪湛侯著《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48页。

[21]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89页。

[22]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90页。

[23]熊良智：《〈楚辞集解〉刻本的几个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24]姜亮夫编《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73页。

[25]姜亮夫编《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73页。

[26]崔富章著《明汪瑗〈楚辞集解〉书录解题》，刊于《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第365页。

[27]崔富章著《明汪瑗〈楚辞集解〉书录解题》，刊于《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第365页。

[28]崔富章著《明汪瑗〈楚辞集解〉书录解题》，刊于《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第365页。

[29]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287页。

[30]罗建新：《汪瑗〈楚辞集解〉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第8页。

[31]卢川：《论汪瑗的楚辞学研究》，《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2]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318页。

[33]熊良智著《楚辞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02，第320页。

[34]（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439页。

[35]（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439页。

[36]（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439页。

[37]（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380页。

[38]黄建荣：《〈楚辞集解〉字词注释的新特点》，《中国文字研究》2002年（第三辑）。

[39]周建忠、汤漳平主编《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351-352页。

[40]徐在日：《明代楚辞学史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第79-80页。

[41]（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314页。

[42]洪湛侯撰《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43页。

[43]洪湛侯撰《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43页。

[44]洪湛侯撰《楚辞要籍解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43页。

[45]周建忠、汤漳平主编《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351页。

[46]徐在日：《明代楚辞学史论》，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第62-71页。

[47]周秉高：《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个另类——评汪瑗的〈楚辞集解〉》，《职大学报》2015年第3期。

[48]周秉高：《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个另类——评汪瑗的〈楚辞集解〉》，《职大学报》2015年第3期。

[49]周秉高：《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个另类——评汪瑗的〈楚辞集解〉》，《职大学报》2015年第3期。

[50]（明）汪瑗撰《楚辞集解》，董洪利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35页。

[5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1269页。

[52]金开诚、葛兆光：《汪瑗和他的〈楚辞集解〉》，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19辑，中华书局，1983，第176页。

[53]游国恩著《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第76页。

[54]姚小鸥、王克家：《彭咸的“水游”与屈原的“沉渊”》，《中国楚辞学》2007年第14辑，第145页。

[55]刘伟生：《〈楚辞集解〉辩驳——“屈原投水说”的理路分析》，《中国楚辞学》第9辑，第193页。

[56]罗建新：《汪瑗〈楚辞集解〉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