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夜话：西方新史学之路

现当代世界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变革时代，也是―个日新月异的创新时代，历史的运动与运动的历史犹如一条奔腾的长河，永不停息，把西方史学推向一个更加纷繁杂沓、色彩斑斓的新时代。

现当代西方史学仍在不断变革中，尤其是新史学之路，逶迤曲折，不甚分明，倘问其前景如何，尚不得而知，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对话者：张广智与周兵

时间：2010年12月4日晚上

地点：从上海开往淮北的星空列车上

冬夜，从上海开往淮北的K8372次星空列车出发了，我与周兵联袂北行。

此行为何？缘由：从2009年10月开始，为进一步提高中学的教学质量，教育部启动了中西部中学教师各科目的“国培计划”。该地所属一些师范院校领命并实施了该计划。我们是应淮北师范大学之约，前往那里为中学历史教师国培班的学员们授课。此番外出上课，其意义远胜于到高校或其他部门讲学，不可小视，我们俩未有丝毫懈怠，都做了认真的准备。

我总以为去淮北，交通不便，却原来有从上海直达淮北为终点的星空列车。这说起来，还得缘起于那个如火如荼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年代，一批又一批来自浦江畔的“红色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淮北平原上，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战天斗地”，同时也以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铺就了这条“沪皖热线”，迄未中断，造福后人。

这趟夜行的“星空列车”，开得平稳舒坦，偶过岔道时的车辆震动，好像提醒人们，噢，我们原来坐在火车上呢。

我撩开窗帘，窗外夜色苍茫，灯火闪烁，时断时续，仿佛列车穿梭在夜空的银河中……

一 转折的新路标

我与周兵相视而坐。

周兵：虽多次在国内外出行，但与张老师同道夜行，实在难得，平时在学校又各忙各的，何不乘这次“夜间之旅”，向老师求教一些西方史学上的问题呢？

张广智：不说“求教”好吗？旅途寂寞，我本想与你聊聊家常，听听你在新西兰奥克兰孔子学院三年工作时的趣闻。现在，你倒好，三句不离本行。也好，不过，从何处开始这“车厢夜谈”呢？

周兵：我想还是从您给“国培班”学员的授课题目“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之大势”说起。

张广智：好的。20世纪的西方史学确实重要，但对20世纪的西方史学的整体研究，国内外史学界都有空缺。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读到像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那样系统总结与分析20世纪西方史学与史家的名著呢？

我们下面用现当代来指称20世纪，前者也更宽泛一些。对于现当代西方史学，你是很有发言权的，不过，在这里，你可否谈谈对现当代西方史学的总体印象，好吗？

周兵：好的。19世纪常常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是历史学确立其学科独立地位的时代。而20世纪的现当代西方史学，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拓宽了单一的历史学科，历史学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步成为一门跨学科、多学科的学问，学科之间森严的界限和壁垒消除了，于是，历史研究的视野也更加开阔了，在理论和方法上日益多样化，历史认识的深度因此也得到了大大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在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间，西方史学较之以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张广智：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端，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19世纪90年代卡尔·兰普勒希特与兰克学派，亦即新旧史学之间的争论开始。这里不说了，需要说的一点是，在世纪交替之际，于史学而言，却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前些日子你复印给我的德国历史学家厄尔德曼的Toward A Global Community of Historians，中译本或可为《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说的就是这件事，我们就从这件事的初始说起吧，这也许是继上述新旧史学之争后，现当代西方史学转折的新路标。

周兵：你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召开，乃是现当代西方史学转折的新路标，很有新意。从国内已出版的多本关于西方史学史的作品中，对此都未曾提及。我们的《西方史学通史·现当代卷》虽然关注到了，但也只是一笔带过。

张广智：我们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尤其是现代时段的研究，在寻求突破的时候，总是“忘前”而“重后”，这里说的“重后”，即对后现代主义及其史学的过度关注。诚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晚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产生过影响，或者说重大的影响，但我们的投入度与它的实际影响不成比例。

周兵：我们确实有点“忘前”，包括对世纪末的新旧史学之争，除引述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的论述外，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成果真是凤毛麟角。至于研究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那更是鲜有所闻了。倘若“忘前”即对现当代西方史学的直接源头缺乏了解，那么百年来的现当代西方史学乃至由此上溯的两千多年的西方史学史，或许就有缺失，对它的认识，或许也可能有模糊。在我看来，回顾与了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余年的历史，的确可以看到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并由此映照悠长的西方史学史。

张广智：说得好。在这里，我就简单梳理一下吧。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余年的历史轨迹，倘粗粗看来，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98年召开的预备会议至1950年巴黎大会前，是为创立时期。这一时期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特点为：地域不出欧洲，是欧洲史家的“一统天下”，举办地在欧洲各国“轮流坐庄”；其关注的重点是政治军事史，主要论题为民族史和国家史，在史学观念上仍受到西方传统史学的深刻影响。在这期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于1926年成立，并在五年一度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闭幕后，作为它的常设机构运作与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这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草创时期”，由于这一时期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之中辍而难以正常活动，但由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这一学术机构的成立，又可以说它已经开始走上了正轨，故可从总体上称之为“草创时期”。

周兵：值得留意的是，在它的“创立时期”，也留下中国历史学家最早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记录：1938年，胡适于是年8月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举办的第八届大会，在会上作了《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中国也被正式接纳成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新成员。然而，其时正值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也正处于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夜，由于掺杂太多的政治因素，胡适此番欧洲之行，于史学成就而言，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张广智：这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中国历史学家参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段史料，应当认真发掘，不应湮没。

周兵：已有学者把相关史料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众了。

张广智：这就好。我们继续说百余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史的1950年以后的历史进程：1950年的巴黎大会至1990年的马德里大会是为第二阶段，这是它的发展时期。我们之所以称它为“发展时期”，一是基于会议举办地已“跳出欧洲”；二是参会者人数的增加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如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十三届大会，参会人数达到了3300人，这一纪录迄今仍未被打破；更重要的是，苏联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表入会，自此在会上发出了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音，并开始了东西方史学的直接对话，加之1980年后，在一届又一届的大会上，也可以见到中国历史学家的身影。在东西史学之间，在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架设桥梁，沟通交流成了本阶段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周兵：自1990年马德里大会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举办地已真正“越出欧洲”，1995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2005年的澳大利亚悉尼，2015年将落户在我国济南，从欧洲延及北美，伸向亚太，从地域上说，它已经是“世界性”的了；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日渐彰显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与这一时期国际史学的发展方向相吻合，使它成了每五年举办一次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奥林匹克”，其对世界史学的发展，意义非凡。

张广智：正如你说，这第三阶段可以称之为“国际化时期”。前面提到的厄尔德曼的《走向史家之大同世界》一书，还得再次提及。此书是迄今为止国外学者首部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史的研究专著，揆其要旨，其关键词为ecumene of historians，中译或可为“史家之村落”，这个“村落”当然是历史学家的“居所”，但这个“居所”大得很，是个“全球村”，在那里，不分中外，难辨东西；在共同关注的目光里，“我中有你，你有中我”，换言之，在全球史家寻求历史真谛的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里，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百花齐放，各显芳菲……对目下而言，上述所描绘的史学景观，或许仍是一种理想，正如曾经在悉尼大会上致辞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科卡所指出的，它仍是一种“乌托邦”，“天下一家”，亦即史学家之“大同世界”，还很遥远。不管怎样，厄尔德曼高屋建瓴，揭示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深远意义，很值得我们重视。

周兵：用张老师常说的那句话：今日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

张广智：是的，不管怎么说，研究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百年史，梳理它的历史发展进程，了解它的各个阶段的特点，透视它与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之关系，阐明它与西方史学的新陈代谢之关联，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言之，它的研究，不只是开启了一扇窗，从这窗口可以瞭望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而且还可以为中外史学交流搭建一座桥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和中国历史学家，应当在与世界史学的互动中前行。我们应当紧紧抓住201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我国举办的机会，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中外史学文化的交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让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从“史学大国”变为“史学强国”，让华夏文化闪烁出夺目的光彩。

二 艰难的抉择

张广智：接下来，我们还是选择若干个案，即现当代西方史学中的亮点，展开对话，我以四字句式且列出如下几点：大师风范—年鉴风采—西马风流—文化风情—后学风暴。这不是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是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亮点。你看呢？

周兵：你说的这几个，确实是亮点，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增加一点——“小国风华”，可否排在“大师风范”之后议论一下。

张广智：可以。我们先对话“大师风范”，好吗？

周兵：好。就按上面这个顺序来说。

张广智：20世纪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是个巨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现当代西方史家的群雄奋起、层出不穷。我们先做一个测试，即从法、英、德、美四个“史学大国”中，各选两人，再来评估。看看谁可折桂？

周兵：好的。先说法国，法国当从年鉴学派中挑选，那首先当然是布罗代尔了，但第二人很难选，是选吕西安·费弗尔还是马克·布洛赫呢？

张广智：他们两人作为年鉴学派的创始者，各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选谁都可，但从中择一，又正是两难抉择，怎么办？

周兵：我们换一个思路，倘若从人才纷出的第三代群体中来挑选，你看选谁？

张广智：或可从勒华拉杜里与雅克·勒高夫两人中择一。

周兵：这个两中取一，没有上面的难。依我看，可选勒华拉杜里。

张广智：我赞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畅销环宇，由此就可奠定他作为20世纪西方史家大师级的历史地位。

周兵：20世纪英国史学大师级的人物，可选一前一后的两代人，或许他们的史学旨趣迥异，但对现当代西方史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