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附吴稚晖先生按语）

亲爱的小兄弟：

今天从学校里开了会回来，在途中，偶然想起了几年前闹的一次风潮，本来是校里一部分同学和另一部分对垒的，其后却转变为校外某种势力与学校当局的对垒了。校外某种势力对学校当局曾提出好几条哀的美顿式的要求，其中有一条是改换“校训”。

为什么要改换校训呢？因为我们学校里的校训是“知行合一”，说是和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相违反。当时我们的校长是做大官的，办学是他的副行，做官才是他的正业。只要一切大小势力不与他的官途（做官之前途之谓）捣扰，至于小小地方对于学校的要求，他是无不可答应的。于是改换校训自然也为答应诸条里的一条了。

其实，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和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是根本不冲突的。“知难行易”也罢，“知易行难”也罢，“知难行亦不易”也罢，（胡适论文）“难”或“易”，根本只是一种比较词。比如我们烧起饭来，甲说“米白水黑”，乙说“水白米黑”，究竟谁白谁黑，自然是另一问题；但如说烧饭“米水皆需”，二者不可缺一，则总是不变之论。“知行合一”亦如是解释。更进一步说，如以为“知”难，只要在“知”上用功夫，全弃了“行”，则无“行”，亦无“行”之“易”；既无“行”之“易”，是无“知”之“难”。中山先生论“知难行易”只在阐明“难”、“易”是逻辑，并非将“知难行易”排列在和“知行合一”相冲突的线上。

我有一次，在一张旧报纸上看见一条很有趣的广告，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英国人做了再说，

德国人只做不说，

日本人说了即做，

中国人只说不做。

这四句句子真够我们玩味与反省。

我以前常说，中国的亡，要亡在打电报上，可是近五年来的现象，使我感觉到，中国的亡，实在要亡在“口号”、“标语”和“开会”这三件事上。“开会”这一法宝，从欧美来到中国，已二三十年，不过近来更为时髦些罢了。至于“口号”和“标语”，才真是簇新鲜的“时件”。我想你们一定有这一种经验，比如你正要睡着了，可又有人来那儿给你说话，纵然你贪睡，但还不断地要用鼻音发出一两种咿唔，作为答和，以表示你没有睡着，你还在听。其实，我说目下中国所谓的“标语”，也诚有此种境界。无论什么地方上的团体或机关，纵然实际上一事不做，可是标语总是张贴满壁，确有一种以表示该机关并未完全死去，尚有一分生气之意。开起会来喊口号，有如友朋间的寒暄，明知无聊，可多少也总得点缀一下。开会我已说过，近来更为时髦，特别是那些全国什么会议，全国什么会议，开来开去，我们只见报纸上今天几十条决议，明天数千言的宣言，一开半月，于是闭幕，仿佛即获“成功”，以后即无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