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荷兰文论家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思想研究 - 第2章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体系

第2章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体系

从米克·巴尔本人的思想历程来看，她从不执迷“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反而重视“反思性”的文化分析，更加强调文化分析对文化研究的思想改造和理论转型。正如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化分析不是文化研究；文化分析并不反对文学研究，也不过度关注大众文化或当下语境”；除此之外，为了区别于“已经病入膏肓”的英美文化研究，“文化分析还必须从其他视角定义自我，要首先面对其自身的理论立场，反思其自身的学科和方法论基点对于其分析对象的塑造方式”。望文生义，文化分析的理论立场，无外乎“文化”与“分析”两个关键词；然则，概念解释倘若失之毫厘，对应的观念意识则可能差之千里。因此，正如巴尔本人在《我的文化分析之路》当中提及：“对文化的关注其实是意味着传统学科的各种边界被搁置、忽略，或者是放置于融合不同人文学科的宏大视角之下”；“‘分析’概念则是偏向仔细考察各种文化对象在历经历史重建、主体阐释或美学史撰之后的当下存在与现实意义”。巴尔眼中的“文化”实际上并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形式或意义实体，反而指向“文化性”或“文化相关性”的理论视角；其“分析”概念不是作为研究方法的文本细读或厚度阐释，而是强调“概念旅行”或“文化生产”的叙事空间。对此，米克·巴尔主张的是“‘博物馆’作为文化分析运作其中的典型文化对象”，以此证明“文化分析本身就是由具体对象和协作学科体系组成的真正跨学科领域”。针对文化分析的跨学科形态，本章节从其研究对象、批评方法、理论范式和研究视角四个维度，梳理和探讨米克·巴尔文化分析思想的批评观念与理论体系。

2.1 会思考的艺术与根茎：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第三条道路，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文化分析注重考察的是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的意义生成与社会生产。因此，文化分析既不同于关注生活方式与文化经验的伯明翰学派，也区别于强调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下语境的文化研究来说，它的研究对象不断呈现“泛文化性”与“不确定性”的理论务虚，它的研究方法日渐显现“反学科性”与“经验主义”的范式弊端，它的研究旨趣则逐渐趋向“文本化”与“娱乐化”的思想迷惘。由此，在米克·巴尔看来，“文化研究必须被重新命名为文化分析”，当务之急是推进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从文化研究到文化分析的理论转型”。然而，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范畴已经膨胀无度，文化分析的理论转向因此不仅是从“经验研究”到“意义分析”的范式转型，而且是由“文化本体”到“文化指涉”的观念嬗变。

藉于此，弗莱尔在该学派的理论宣言《文化分析：推进当下语境的理论化进程》当中开宗明义，“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研究对象在于文化或者更准确地来说，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原则上包涵语言、行为、图像和声音的任何生产和组织过程；其不再寻求其自我意义，或是任何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本质内容，因而具有普适属性的‘文化’视角囊括理论反思的所有模式：不仅是对上述意义形式的反思，而且包括其自身反思行为的反思，以及第二层反思过程对于被反思对象的各种实际影响”。文化分析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论视角，抵制的是任何本体论形式的文化范畴及其意义本质，提倡的则是基于意义形式的文化视角及其反思模式。在文化分析的这种反本质主义视角下，它的研究对象明显呈现出“文本性”“生产性”与“反思性”诸多理论特征。针对文化分析的理论对象，本节内容在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转型当中，考察“文化文本”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点，在从文本性到文化性的视域融合当中，梳理“文化指涉”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从文化祛魅到主体塑形的理论转向当中，借用德勒兹的“根茎”概念探讨“会思考的艺术”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旨趣。

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对象相似，文化分析同样提倡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但是与前者的经验主义视角有所不同，文化分析更加关注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现象的理论反思。正如米克·巴尔指出，“文化分析不仅面向特定领域或主体意识，而且重视对新型研究对象的新研究方法，以及对主流官方学科所排斥的日常文化对象的综合性跨学科分析”，其研究对象因而必须“在来源自，或作用于不同文化客体和群体的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建立联系”。文化分析对其研究对象的界定方式，能够避免以往执着于文化本体的本质主义思维，从而转向关注文化现象的跨学科理论旅行，深度考察既定研究对象在不同人文学科领域的意义生成、文化形式和主体意识等理论问题。文化分析主张跨学科视角的研究对象，并没有简单地假以“文化研究”之名整合甚至取消各个学科之间的传统边界，反而强调传统人文学科之间必要的差异性和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对于文化现象的“综合性跨学科分析”。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协同创新必然需要沟通与对话的理论平台，建构其所共同面对的研究对象。多样性的文化现象显然不具有学科之间的“通约性”，文化分析由此主张的是文化经验与文本结构的观念整合，其理论基点则始终扎根于（后）结构主义视域的“文化文本”。

无论是从当代人文跨学科研究的历史脉络，还是从米克·巴尔的叙述学研究经历来看，文化分析的文化文本概念明显受到（后）结构主义文本观念的理论影响。其中，备受米克·巴尔本人推崇的是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及其理论力作《从作品到文本》。巴尔特显然是意识到跨学科研究对其研究对象“通约性”的现实要求，主张“从作品到文本”的理论转向，并不是出自各个学科内部知识体系的与时俱进，而是源自于不同学科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和融通。对于巴尔特本人来说，文本范式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其一，与作品的本体论形式不同，文本呈现的是方法论的研究领域，“对其的理解和把握只能是置身其自身活动与生产过程”；其二，与作品的文学形态不同，文本“不涉及不同文学体裁的种类与等级之区分”；其三，与作品的再现关系不同，文本聚焦的是“结构性、去中心化和开放性”的语言空间和符号秩序；其四，与作品的叙事结构不同，文本呈现的是语言意指的互文关系；其五，与作品的阐释模式不同，文本消除的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从属关系，强调文本自身作为“自足世界”的独立空间；其六，与作品的消费属性不同，文本的“符号意指实践”将其自身恢复成为语言符号的“嬉戏、任务、生产与实践”；最后，与作品的“只读”属性不同，文本消除的是阅读与写作之间的理论距离，进而区分出“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两种不同的阅读模式和愉悦经验。巴尔特的文本观念从以上七个层面明显呈现出与传统作品观念完全不同的理论形态与研究范式，关键之处在于从意指关系与符号结构层面有效建构起跨学科人文研究的对话平台、整合视角、创新载体与协作基础。

从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来看，文本概念本身的创新意义与其说是在语言意指关系的符号秩序和结构空间，不如说是其呈现出的跨学科协作研究的范式转型和观念变革。或许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的惊世之语“文本之外无物”稍显极端，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已经揭示出意指关系的符号秩序、知识生产的文本边界，以及学科专业的建构特征。针对作为理论范式的文本概念，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其本体论意义在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望形成许多有待解密和阐释的文本，由此区别于以往我们尝试理解的诸如现实、存在或事物等传统研究对象观念”；其方法论价值则在于“至少在于其呈现出一种策略，以其中立搁置的态度超越方法论和主/客体二元对立的问题，将分析者的目光聚焦于其自身作为读者的立场经验，以及其自身作为阐释的心智活动”。然而，无论是作为理论对象，还是研究方法，文本概念的理论范式不仅仅是转向语言再现和文化表征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潜意识”，而且更多的是在于变革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经验视角、批评观念、研究范式，乃至整个思维方式。对此，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兹（Clifford Geertz）强调，文本是作为“当代社会理论转型影响最深远的思潮”，其思潮涉及“最彻底的观念转向”，其转向关注的则是“社会行为再现的讲述方式，其运作的方式与途径，以及从事件流到意义体系，从过去到历史、从思维到思想、从行为到文化等对于社会学阐释的各种启示”。由此，当代人文学科视角的文本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语言符号、再现形式与叙述结构的传统边界，而是延伸到文化生产、社会传播和历史反思的跨学科领域。

针对文本概念的范式意义，乔纳森·卡勒在其论文《文本的兴衰》当中细数文本自身从语言学到人文学科、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转向与观念变革，强调“文本是理论世界最复杂的理论建构之一，作为无与伦比的跨学科研究平台，为广泛研究领域提供无限的分析机会”。因此，对于当下人文学科研究来说，文本范式不但有效整合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经验视角与结构意识，更重要的是其不断推进不同学科方法论的协作和融合，继而形成不同学科的对话空间及其跨学科研究平台。与提倡文本转向的上述理论先驱者相似，米克·巴尔同样主张文化分析对象从作品到文本的观念转型，强调文本概念作为其文化分析思想的理论基点；然而，与他们迥然不同的是，巴尔更加倾向于将文本本身视为一种文学生产、文化塑造与社会介入的能动力量，更加关注“将文学文本视为文化媒介，呈现出从哲学或政治文本等其他来源无法轻易获得的理论洞见”。文本自身的结构视角召唤的是针对意指关系的细读方法，其社会视角指向的则是围绕意义生产的文化批评。斡旋于社会经验与文本结构的两种视角之间，英美文化研究模式的文化批评往往是执此一端，片面深刻之余却有失全面。有鉴于此，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主张关注文化文本，其先决条件是必须全面整合文本的结构视角与社会意识这两种理论视角，合理融合文本细读与文化批评这两种研究方法。具体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必须是“文本细读和文化考察的完美结合”，充分关注“对文学自身作为文化力量的分析”，其根本目的在于“将文化对象从作为社会之境、教育之器，或是作为形式美学或思想观念之对象的历史负担当中解放出来”。既然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点是作为“文化媒介”或“文化力量”的文本形式与结构，那么其研究对象则必然要考察文本形式作为“文化对象”的理论视角与范式。

针对作为分析对象的文化文本，托尼·本尼特并不认为文化分析的研究视角必须专注于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或者是任何本体形式的文化对象，反而在其主编的《文化分析赛奇手册》当中强调关注文化概念的理论旅行过程，以及文化分析的跨学科研究空间。正如其本人强调，“迄今为止，文化对于一系列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理论潜力，尚未充分探讨”，文化分析的理论构想“填补的是梳理和评价现今被描述为学科与非学科的各种各样的分析形式”的空白；另一方面，借助于文化分析的理论框架，“纯粹学科性的关注点被排除在外，一系列正在形成的跨越学科边界的新兴领域，有助于在学术探索的广泛交叉地带更高层次地推进文化与其分析”。在本尼特看来，文化分析并不是要分析文本形式或本体形态的文化范畴，而是要探讨作为理论范式和分析形式的“文化视角”。具体来说，文化分析主要包括四种理论视角：重视人性通感和超验情感的“普世主义”传统、强调生活经验与价值观念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文化实践与社会组织的“结构主义”范式，以及探讨文化创意与经济资源的“文化产业”模式；其聚焦的理论对象涵盖“文化与民族”“文化和现代性”“全球化和文化流或网”“文化经济”“文化与阶级”“文化与视觉”“文化与创意产业”“文化与技术”，以及“赛博文化与新媒体”等跨学科课题。因此，与研究对象日益泛滥的文化研究思潮不同，文化分析最为关注的是文化范畴的分析形式与对话空间。

针对文化分析的研究视角，米克·巴尔主张“文化分析的修饰语‘文化’实际上表示的是对人文领域传统学科研究实践的区分和界定”，在此基础上的“‘分析’关注的则是文化相关性的各种议题，目的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具体存在如何加入到文化讨论之中”。具体来说，文化分析或许并不研究文化对象的本质和意义，而是要以一种“文化的”或“文化性”的理论视角去考察和探究它们的社会存在与意义关系。由此，文化分析的文化概念明显区别于以生活经验或意指结构为中心的传统视角，其关注的乃是以意义生成与文化生产为范式的行为维度，因此具有与英美文化研究迥然不同的研究任务、理论视角与学术旨趣。正如诺曼·布莱森指出，“米克·巴尔强调研究文化的中心任务通常在于各种祛魅行为，即再现、展示，以及揭示出被分析的文化对象的‘真实状况’”，其文化分析的研究工作“通过对艺术史、博物馆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出色的案例分析，考察每个人在公共领域探讨文化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选择和困境，提倡更加人性化、更加细致和更加机智的学术研究”。或许，对巴尔来说，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范畴，强化的是研究者与文化对象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文化对象只是被动地作为分析和阐释客体，作为分析主体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是被动地斡旋其中，制造各种理论独白；与此相反，作为研究视角的“文化性”概念，更加突出研究者本人对分析对象的主体立场与道德选择，其主张的是两者主客体视域融合的对话空间，强调的则是从“文化存在”回溯“文化生产”的祛魅行为。

针对“文化性”的祛魅行为，米克·巴尔阐明“（文化分析的）重点是研究对象在当下语境的具体存在”，强调“在分析讨论当中的‘话事人’不是艺术家或作者，而是他们制造出来或‘给予’公共领域的研究对象自身”，因此在充分尊重研究对象主体性的基础之上，必须坚持“将研究对象参与到由‘分析’组成的意义生产过程”。“文化存在”的研究视角，使得研究者更加警惕自身对于文化对象的各种理论欲望和阐释暴力，“文化生产”的分析范式则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客体意义和主体意识的双重塑形过程。借用巴尔的话来说，“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实则取决于subject概念本身既可视为分析主题，又能作为研究主体的双重属性”。然而，以“文化性”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视角的双重属性、分析范式的模棱两可，乃至于理论对象的界定问题，受到不少理论家的质疑和诟病。在《何为文化研究》当中，乔纳森·卡勒在批判“病入膏肓的英美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极为担忧“方兴未艾”的文化分析可能会最终衍变成“充满焦虑的主体场域（the site of the anxietyridden subject）”，认为“文化分析对文化生产的过程分析，通过不断地反思自身，有可能会时常陷入僵局，其作为分析和展示方式，也被迫不断地分析其自身行为、概念和立场”；卡勒本人因此主张“文化分析需要额外的属性来定义自己”，强调其首要的理论义务是“界定自身的理论立场，反思其自身的学科与方法论基点对于其分析对象的塑造方式”。

针对文化分析的理论立场，米克·巴尔指出，“文化性”的研究视角贯彻的“主要是分析性的方法”，其研究对象“跨学科但不是无学科，在方法论上奉行折中主义却并非中立立场”；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文化分析主张“研究对象”同时作为主题/主体参与理论生产过程，强调“研究对象或文本在研究主体‘我’所栖息的历史空间当中同样是积极、主动的介入和存在”，其二，针对这种具有主体意识和对话期待的“会思考的艺术”，“多样阅读行为的共同之处必然在于阅读与反思的理论共生”。因此，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客体形式有所不同，文化分析的文本对象显然是充满着各种主体意识的对话空间，研究者只有借助“文化性”的研究视角，在充分认可其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基础之上才能呈现出文本形式本身所蕴含的不同主体意识与对话空间，如若不然则无法真正领会到“会思考的艺术”的自我意识与塑形过程。对此，法国文论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主张“文学空间”的分析概念，指出“作品的交流并不在于作品通过阅读成为同读者可交流的东西，作品自身就是交流，它是在读的要求和写的要求之间，在为已取得能力的作品的度和欲求不可能性的作品的无度之间，在作品中把握住自己的形式和作品在其中拒绝自身的无限性之间，在决定（它是开始的存在）和犹豫不决（它是再开始的存在）之间，斗争着的内在深处”。布朗肖强调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空间，探讨文学作品以往被不同阐释欲望所遮蔽的文本结构与对话空间；米克·巴尔关注作为分析对象的“主体意识”，分析其作为文化文本的生产过程与反思空间。

对于文化分析来说，文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融合文本的理论基点与文化的研究视角，而且能够整合“结构”与“经验”的跨学科理论范式。然而，文化文本不仅仅是作为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是其研究对象的理论视角，直接指向其意识的塑形过程与其意义的生产过程。正如巴尔本人强调，“与理论概念对应的是作为分析对象的文化文本、作品或‘事物’，它对于文化分析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在研究主体层面上帮助更好地理解分析对象”，因此作为文化文本的研究对象“必须参加到‘分析’的意义生产过程”。以“文化性”为研究视角，文化分析对文化文本进行剥茧抽丝的理论分析之后，却愈加发现研究对象实质上又参与到对其自身的分析和建构过程，如此往复之后逐渐呈现的是吉尔·德勒兹所描述的“根茎”结构。对于“根茎”，德勒兹指出：与树干的谱系结构对立，“根茎”在理论形态上是“一个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在生成过程当中“通过变化、拓张、征服、捕获、旁生而运作”，在交往关系当中“树是血统，而根茎则是联姻（结盟），仅仅是联姻”。同样，文化分析视角的文化文本，在理论形态上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会思考的艺术作品”，在研究范式层面是作为能动的“文化媒介”参与到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在理论旨趣方面则以自身独特的“根茎结构”不断推进与不同学科研究者主体之间的理论对话与文化反思。

然而，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聚焦于文化文本的“根茎结构”，却并没有由此忽视意义生成的主体维度，以及文化生产的历史维度。对此，约翰·钮鲍尔指出，“文化分析需要警觉产生于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宗教、政治、民族和机构关系当中的所有那些转向、曲折、疏忽和矛盾，必须考察文化的各种历史对象，以及其相关文本”。通过“文化性”的研究视角，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考察的是文化文本的主体意识与意义空间，力图揭示“会思考的艺术”作为“文化媒介”的历史变革与现实存在。在米克·巴尔看来，“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细节阅读兴趣，这种分析并不通向其意义本身的考古学，反而转向与形成文化实践的意义关系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彼此影响”。文化文本作为文化生产的历史产物，其自身已然是蕴含着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各种对话与反叛空间。对于文化分析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考察不同研究者的阐释欲望与文化文本的主体意识之间的视域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文本的跨时空意义与跨学科空间。因此，文化文本作为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整合的不仅是经验与结构的两种研究模式、文本与历史的两种理论维度，以及主体与客体的两种思维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协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两种主体意识，并且“在描述差异的意识与强调建构的欲望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关系”；另一方面，正如米克·巴尔强调，文化分析注重的是“将这种张力作为一种创造的动力不断保持和推进”，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文本由此需要不断反思和超越自身的既定边界和观念程式，积极转向关注和探讨当下语境的各种新兴文化现象与新型理论。

2.2 学科跨界与概念旅行：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

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观念注重分析和探讨跨学科视角下的文艺生产过程，考察其研究方法自然不能脱离当代文艺理论转型的历史语境。实际上，晚近以来的理论与方法论转型问题始终困扰以理论为业的理论家们，加之其与文化研究思潮的联姻，使得“理论厌倦症”在1990年代以来的英美学界愈演愈烈。当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还在强调“理论无用论”，保罗·德曼（Paul de Man）仍在主张“反对理论”，乔纳森·卡勒还在呼吁“从理论回到文学理论”，伊格尔顿、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拉伯泰（JeanMichel Rabate）等不少理论家早就已经在描绘“理论之后”的理论前景。英美学界的“后理论”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却不曾妨碍学者们继续从事“理论之后”的理论研究。然而，“后理论”之说在中国学界明显造成理论与经验的紧张关系，不断呈现“消解理论”和“回归文本”的种种倾向。“后理论”在国内外学界的提出，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诉求：英美学界试图扭转文学理论日渐偏执的“泛文化”与“唯理论”倾向，国内学界则强调建构学术研究日益崛起的中国视角与理论体系。因此，从“理论之后”的学术命题出发，本节围绕“后理论”的思想动因与观念转型，在“学科跨界”与“概念旅行”两个层面总结和探讨米克·巴尔文化分析的学科概念与研究方法。具体来说，从文化性的“溢出效应”反思当下跨学科人文研究的现状，从学科性的“边界效应”考察文化分析跨界研究的理论基点，从对话论的“旅行效应”建构文化分析界面研究的理论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分析对国内学界文论研究转型的理论启发与思想借鉴。

就“理论之后”的历史成因与研究现状来看，“后理论”的各种言论质疑和抵制的并不是以理论视角关照意义生产的相对视域问题，而是以理论形式置换分析经验的绝对对立关系。在彻底摆脱理论言说的经验边界之后，在完全消解理论范式的视域边界之后，理论本身只能沉溺于各种逻辑化的意义生成与文本化的文化生产过程，其结局只能是无法避免的陷入从虚无意义到理论泡沫的各种文本迷宫。对此，乔纳森·卡勒一语中的，“理论的不可控制性是人们抵制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当下的文化研究思潮，更是加剧这种理论生成方式的现实危机。一方面，作为其研究对象，文化范畴日益膨胀和泛滥，已然成为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超级能指符号；另一方面，作为其研究方法，跨学科视角日渐宏大和虚空，以一种“无学科者无畏”的研究态度，不断消解传统人文学科的现实边界，任意评点原本属于不同学科专业的知识领地。正如米克·巴尔指出，“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始终面临对其学科边界任意性的敌意和指责，特别是人文主义者置身美学领域所预设的各种排他性假说，以及首先在美学与伦理之间，其次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艺术与社会的各种隔离问题”。因此，学科意识的缺席、现实经验的缺乏、研究对象的混沌，以及理论方法的混搭，使得跨学科人文研究首先必须反思“在理论之后”的文化研究，积极应对其跨学科性的各种“溢出效应”。

文化范畴作为跨学科研究对象的发散式“溢出效应”，消解的是研究对象原本具有的理论边界和体系结构，理论学界已经多有批驳之论述。然而，文化研究作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式“溢出效用”，呈现出的反而是研究方法受到热捧的跨界视角与理论旅行，自然没有引起充分关注和理论反思。应该说，任何一个人文学科的合法存在，首先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否则必将沦为其他学科专业的知识附庸和理论注脚。然而，以“文化性”之名的文化研究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正视和反思“跨学科性”的“溢出效应”，反而将其置换并归结为在经验主义与解释主义之间的方法问题和范式争议。正如英国学者格拉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强调，“经验主义与解释主义围绕社会和文化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经验主义“努力使自己成为知识体制中‘自然的’成员”，解释主义则“认为对当代生活的调查研究属于历史和文学的范畴，是‘人文科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米克·巴尔非常警惕这种名为整合方法论、实则取消学科边界的研究误区，认为其对人文学科的多样化发展存在着“真实的、致命的”的潜在危机。或许，在巴尔看来，文化研究对于人文研究来说，不失为一种关照文化、关注经验和关怀主体的新型研究视角，但是无论其如何扩张无度，终究不可能成为消解和置换传统人文学科的“超级”学科。对此，托尼·本尼特在《文化分析赛奇手册》中也不断强调：“文化对广泛人文社会学科的跨学科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单一学科的分析视角有所不足，只有跨学科研究才可以在相互交叉的学术领域提升对于文化的考察和分析”。因此，文化研究已然由理论方法扩张成为学科领域，名为跨学科抑或无学科的文化批评实践，实则是对人文学科传统边界的越俎代庖、过犹不及。

鉴于此，米克·巴尔深谙文化研究在跨学科层面的“溢出效应”，并且强调当下语境的文化研究必须适时转向文化分析的理论模式。一方面，文化分析的跨学科研究重新恢复人文学科的传统边界和专业视角：“文化研究被改造为文化分析，代表着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研究方法，然而其本身并非是无学科意识，在方法论层面也并非奉行折中主义，抑或漠视学科差异”；另一方面，文化分析的跨学科视角充分关注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观念差异和视域冲突：“受益于博物馆学提倡的自我批判性反思，文化分析的工作主要是分析性的，其分析过程通常涉及到‘告别习以为常的学科传统’，然则学科意识使得‘告别过程’更加复杂，反之亦然”。从学科意识和研究方法的两个层面来看，文化分析的研究模式主张恢复并回归人文研究的学科意识和传统边界，并不是要全面否定文化研究学派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而是要将其早已溢出和泛滥的“文化范畴”和“跨学科方法”重新推回到“分析性”的经验视角和理论空间。换句话说，米克·巴尔主张文化分析，通过重新恢复跨学科人文研究的理论边界和学科意识，目的在于消除文化研究日益膨胀的理论泡沫及其“溢出效应”。同样是以“文化性”作为研究对象，以“跨学科”作为研究方法，巴尔本人却更加重视“分析性”的理论模式，因此文化分析与文化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不但在于其“学科边界”的理论基点，而且延伸到“跨界研究”的分析方法。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观念强调人文领域在“文化性”基础上的学科整合，然后却无法有效应对日渐迷失的学科方向和日益膨胀的文化范畴。与此相对，文化分析并不赞成借文化之名消解人文研究的学科边界，其主张的是在“分析性”基础上的学科协同，关注的是不同研究对象的“文化性”及其“跨界研究”。对于米克·巴尔本人来说，“文化性”的研究对象使得不同学科之间获得对话的基础和协同的平台，“对于文化的关注意味着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诸多边界暂时被搁置、忽略，或者服从于整合不同人文学科的宏大视角”；然而，“分析性”的理论模式则使得人文研究重新回到不同学科的具体语境，“更加强调考察在不同领域当中存在和发挥影响的不同文化对象，以及其历史性重建、日常性阐释和美学性的断代（periodization）”。因此，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点在于对“学科边界”的认可和关注，其分析方法在于“跨界研究”的理论旅行：其“文化性”的理论视角超越学科边界，其“分析性”的批评实践则又回归学科意识。

针对文化分析的学科意识，荷兰理论家托马斯·艾尔萨瑟（Thomas Elsaesser）教授坦言，“作为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院的成员，我们的批评乐趣来自我们得以成长，或我们代表的不同学科与所谓‘文化分析’的研究领域之间的必要间隔”；然而，同时他也非常警惕文化分析自身的学科化和体制化过程，认为“对于文化分析，我们的难处在于：我们在帮助其成长为一个学科的同时，同样也在有意识的阻止其学科的形成过程”；因此，艾氏强调“这种愉悦与焦虑之间的立场，不断形成（有时是干扰）的是我们对文化分析概念本身形成的问题域的理解方法”。对此，正如米克·巴尔在《居中：扩容的文学》当中指出，“对文学的文化分析过程存在的这些张力关系，归根到底都是涉及边界问题：在或许太自以为是的不同价值观念之间，以及在整合文学的不同批评概念与理论方法之间”。实际上，同文化研究的“经典化”过程相同，文化分析也存在着这种“学科性”的“边界效用”：在不同学科之间，文化分析必然是“施为性的”，其搁置和超越学科边界，考察和探讨作为“文化存在”的研究对象；然而，在文艺学科内部，文化分析又必须是“分析性”，其关注和回归学科意识，厚描和呈现“文化文本”的诗性空间。

在文化分析的边界问题上，米克·巴尔试图在跨学科的文化视角与学科性的分析范式之间不断建构学科之间的对话关系和协作空间。为了厘清跨界研究的学科意识，她主张文化分析在这些学科之间理论旅行的“居中”立场，“搁置对于边界的各种本体论和反本体论幻想”；惟有如此，文化分析才能呈现“在边界之后以往无法看到的，却永远不会逝去的地平面”，而且在文化视野的“地表”与学科边界的“地标”之间的对话关系，“呈现的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内心家园，正是有助于而不是妨碍我们的分析工作”。基于学科意识的“居中”立场，米克·巴尔提倡“文化学科”的学科性理论形态，以及“概念旅行”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论。正如巴尔本人在文章《与概念同行》当中指出，与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论不同，“我对以概念为基础的核心方法论来源自我作为教师的切身体会”，由此强调文化分析的概念方法论对文化研究的理论救赎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推进不同人文学科的理论交流，有效改变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日益膨胀和壮大，方法论却相对传统和单一的脱节现状；其二，促进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平等对话，有力扭转文化研究在新旧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学科和理论之间的高低贵贱之分和趋同化发展趋势；其三，加强不同人文学科的身份意识，防止假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潮流之名撤销整合传统学科门类的同质化危机。

实际上，文化分析的概念方法论至少呈现出三个层面的理论范式：作为研究领域的概念本体，作为研究方法的概念范式，以及作为分析视角的概念旅行。首先，在本体论层面，每一个概念本身蕴含着各自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渊源，是作为“理论探讨、差异意识和思想交流的不同现场”，因此即使是相同的理论概念，也会由于学科语境的现实差距而产生迥然不同的阐释结论；其次，在认识论方面，概念可以有效提升不同学科内部的研究过程和阐释效果，是作为“主体间性的不同工具”，有助于“在批评家与研究对象之间描述一种无法言明却存在共生关系的思想交流，特别是当批评者毫无学科传统渊源，研究对象毫无经典或历史地位可言的时候”；最后，在方法论层面，批评概念同样能够在充分重视学科差异的基础之上推进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对话和协作研究，以及人文研究领域不同方法论的彼此借鉴和相互融通。对此，米克·巴尔特别强调，“真正的文化分析，应该对批评概念的临场特征给予极度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关注其自身“学科性”的“溢出效应”，主张以概念方法论作为跨界研究的理论基点，通过批评概念在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旅行，分析和探讨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的当代生产和历史传播；简而言之，文化分析的学科意识必须充分认识到：“始终在这些学科差异之间协调，选择一条道路却容忍其他，这才是跨学科人文研究的真正基础”。

对于跨学科人文研究来说，概念方法论较之理论方法论更为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空间，主张的是通过批评概念的旅行过程促进这些学科领域之间的思想借鉴和理论融合。针对概念本身的方法论意义，正如德勒兹在哲学层面指出，“概念呈现的不仅是改造或置换其他旧有概念的问题本身，而且是整合现有概念的问题集域”，并且在此基础之上“通过自身的方式塑造和重新塑造存在”；因此，“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概念对我们所唤醒的存在本质，或者是帮助我们通过这些概念所释放的各种存在形式”。作为法国现当代文学科班出身的理论家，米克·巴尔自然是深谙德勒兹为概念所作的哲学之辨，然而她对概念的理论兴趣更多存在于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因此其概念方法论并未呈现出哲学沉思的思辨空间，反而更多的突出文艺研究的分析经验。正如巴尔阐明，“大多数的理论文本或范式似乎‘安置’（fix）批评概念”，但是其本人主张的是“做理论”的理论实践：“‘做理论’实际上是理论概念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协作和交流，强调的是借助批评概念分析研究对象，或者是借助研究对象分析批评概念，并不是通过像工具一样‘使用’批评概念，而是要将其与研究对象进行接触，甚至融合”。借助批评概念的理论实践，文化分析不再执着于文化研究“跨学科论”的整合效果，转而强调的是其自身“对话论”的旅行效应。借用巴尔本人的话来说，“与既定概念相对应的是构成分析对象的文化文本或作品，对文化分析有意义的概念，由此必须有助于超越研究客体更加深刻的理解研究对象，呈现出与人文研究的当下状况有所不同的学术背景或理论基点”。

然而，同哲学领域的概念体系有所不同，文化分析的理论概念并不具备连贯、完备和严谨的观念体系，其实际上只是作为一种跨学科分析的研究方法，根本目的不在于概念本体的思想内涵和价值维度，而是在于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经由概念旅行而不断生成的各种批评经验与阐释效果。对此，米克·巴尔指出，“[概念]在不同学科、不同个体学者、不同历史阶段，乃至不同地域分布的学术群体之间不停的旅行；在不同学科之间，它们的意义、范围，以及运作价值也不尽相同，因此考察这些差异的形成过程需要在每次‘旅行’之前、当中和之后分别作出评价”。然而，文化分析主张的概念方法论，也不是在简单的罗列和运用来自不同学科的批评概念和分析方法，而是在作为“文化分析的不稳定工作平台”之上“组织不同学科之间的联席会议”：通过分析概念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旅行过程，“其研究方法因而[整合]成为某种新兴的、结构并不稳定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呈现的不再是当时让你颇为着迷的‘物件’，而是已经成为某种具有生命力的活体，在概念旅行的风尘旅途当中不断粘附上各种问题和考量，继而呈现出置身其中的‘研究领域’”。因此，对于文化分析来说，批评概念只是作为一个跨学科人文研究的流动载体，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驾驭其上并穿行于不同学科的理论地带：前者俨然成为“活动主体”参与文化分析过程并不断呈现其自身作为“文化存在”的多学科理论景观，后者则自然成为“对话主体”参与其中并逐步拥有其本人同样作为“文化存在”的跨学科分析经验。通过概念旅行的理论范式，文化分析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融为一体。

由此看来，文化研究的理论潮流，并没有使米克·巴尔远离传统的学科本位意识，“理论之后”的现时语境并没有让她动摇对于文化学科的理论信念。与传统学科的理论方法论不同，巴尔在“学科跨界”与“概念旅行”两个层面主张其文化分析的学科概念与研究方法：一方面，她从文化性的“溢出效应”积极反思当下跨学科人文研究的现状；另一方面，她又从学科性的“边界效应”考察跨界研究的理论基点，从对话论的“旅行效应”建构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或许，对于米克·巴尔来说，正如当下语境的理论不会终结，传统学科的本位意识也不会过时，尊重学科差异的概念方法论也必将长存。针对学科本位意识的重要性，正如加拿大哲学家玛斯素美（Brian Massumi）阐明：“每一个学科都认为拥有自身的建构模式，基于此种模式，发明了维持自身秩序的评判标准”，但是作为理论之王的“哲学既不对其他学科施加评判，也不在它们的评判面前俯首称臣，而是从它们那里获取自身所需的东西”，因此“哲学产生的邻近关系将运作于世界不同领域之间的通路转化为一张复杂的潜能网络，它包含着，但不局限于潜能最初从中挖掘出来的那些学科”。因此，既然后理论时代的学科边界仍然存在，学科本位意识不容忽视，那么对于米克·巴尔来说，“与概念同行，探讨概念本身，分析对象，思考概念如何促进认识，才是在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民主化之路”。

2.3 意指生成与文化生产：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

从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脉络来看，英美学派的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两种研究范式：文化主义主要关注生活经验的生产过程与意识形态的塑形机制，结构主义重点考察意指关系的生成过程与文本叙述的结构空间。与专注“文化经验”的英美学派文化研究有所不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强调作为“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荷兰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文化分析则主张作为“文化相关性”的文学艺术祛魅过程。正如荷兰文化分析理论家德弗莱斯指出，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文化分析关注的是“文化和更广泛、更准确意义上的文化，在原则上包括对文字和行为、图像和声音的生产与组织过程”，主张“被称为‘文化’的这种易于接受的共同特征包括的是理论反思的所有模式”，因此强调“文化分析在其再现（形式、效果和影响）层面专注对当下的分析，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在于批判性的重新考察当下价值观念的经典和现代阐释，以及对过去与当下语境的再现概念与实践”。作为文化分析的研究对象，文化概念不再局限于文艺经验或意义结构的传统范畴，而是已经扩展成为基于“文化生产”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作为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也不再局限于文本细读与文化阐释的传统模式，而是已经转变成为基于“知识生产”的阐释观念和反思模式。针对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本节围绕米克·巴尔提倡的从“文化经验”到“文化相关性”的理论转型，在“文化意指关系”的“意义生成”与“文化生产”两个层面总结和归纳巴尔主张的“作为文化分析的文艺研究”，同时借助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格兹的“文化符号说”和霍尔的“符号表征论”等相关理论探讨米克·巴尔关于“文化驱魅”与“知识生产”的两种文化分析模式。

一般来说，当代文化研究思潮虽然学派林立，但是研究对象大多基本围绕本体论形态的文化范畴，专注考察在当下语境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经验。然而，与此不同的是，米克·巴尔不断强调“文化分析并不研究文化，文化不是其研究对象”：在研究对象层面，她提倡“针对从文化世界收集的各种文化对象，细致考察和分析他们的文化存在”；在分析方法层面，她主张“探讨其文化相关性的话题，揭示文化对象如何参与各种文化讨论”；在理论旨趣层面，她认为“文化对象才是在公共领域参与分析讨论的‘发言者’”，坚持“文化对象参与到‘分析’构成的意义生产过程”。因此，文化分析的文化概念并不执着于总结和梳理文化对象的本质和经验，至多是提供了一种“文化性”或“文化存在”的理论视角，以此更加重视考察文化对象的文化存在与意义结构，更加注重探讨文化对象自身的意义生产与塑形过程。正如米克·巴尔在论著《双重揭示：文化分析的主体》当中质疑“我们对于艺术的阅读如何能够超越艺术价值与艺术家意识的各种框架？”，她认为“艺术只有从自身的价值体系当中被解放出来，才能从‘我’作为阐释主体提供的材料当中解读出作为他们自身的‘文本’或叙事的公共多样性”，并由此强调“探讨将‘文学性’阐释实践与学术写作并置的各种效果，揭示在当下人文学术当中，被我本人视为核心的文化分析的种种洞见”。与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文化研究不同，文化分析明显排斥的是文艺研究的“外科手术”模式，主张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的历史形式，积极参与与阐释主体的理论对话，强调研究者同样是作为文化存在的当下视角，厚度描写与文化对象的交往空间。由此，文化分析的理论方法在于双重揭示文化对象和研究主体同时作为文化存在的意义结构与塑形机制。

从文化分析的文化对象层面来看，米克·巴尔对于文化范畴的界定方式，似乎类似于克利福德·格兹提倡的作为“符号网络”的文化概念。不同于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理论范式，身为文化人类学家的格兹更加关注的是文化经验的符号结构，以及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在格兹的文化人类学视角当中，“作为各种被建构的符号相互作用的系统”，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作为社会事件、行为、体制，或过程能够被归为其类别的事物，同时也是作为相关事物获得厚度描述的某种语境”，对于文化对象的案例分析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寻求规则的实验科学，而是追寻意义的阐释科学”。文化形式的研究对象，并不只是作为研究主体施加自我意识的被动客体，而是已然拥有自身结构的符号网络与塑形机制；文化视角的研究范式，并不能仅仅专注于作为现象层面的文化与生活经验，而是应该厚度阐释作为深层结构的意义生成与塑形。在格兹看来，“文化分析的潜在误区，是在追寻深度意义的同时将会远离生活的硬核，远离人们随处遭遇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况，远离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人为或自然的必要条件”，文化分析因而必须转向“一种社会学的美学主义”，其根本目的在于“训练分析这些实际状况和必要条件”，以及“考察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和常识这些社会行为的各种符号维度。”因此，文化人类学提倡的作为符号网络的文化概念，实际上主张的是研究对象的自律特征与结构空间，不但与文化分析提倡的“会思考的文化文本”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为其探讨“文化存在”的意义结构提供了思想借鉴与理论范式。

从文化分析的研究主体层面来看，米克·巴尔提倡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作为“文化存在”的开放性阐释空间，主张的是在文化对象的主体意识与研究者的阐释欲望之间的时空对话与理论交往。文化分析的阅读和阐释行为，由此成为两种主体意识交往活动的意义生成和施为过程。正如英国文论家阿特瑞奇（Derek Attridge）指出，“阅读作品就是使其发生，以某种模糊的方式‘赋予行动’（就像‘行动’一词的起始和模仿功能），就是当文学作品在特定语境对于特定读者形成的写作的独特性与他者性的表演”。对于文化分析来说，阅读活动的施为行为看似是研究者赋予文化文本以现实意义的阐释过程，实际上乃是作为文化对象的文化存在赋予研究主体以阐释欲望的协作过程。在此基础之上，米克·巴尔主张文化分析的批评方法主要是“分析性的”：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文本层面，文化分析强调“理论反思与阅读行为合二为一，在此之中‘对象’由研究主题成为主体，参与到理论观念的建构过程”；在作为研究主体的阐释意识层面，文化分析则坚持“在‘我’作为主体所占据的历史空间当中突出强调研究对象或文本的主动性存在”；在作为主体交往的意义生产层面，文化分析主张的是“在差异与个性的需求与建构欲望之间的理论张力”，并且强调“保持这种张力关系作为生产性的动力机制”。因此，在文化文本的自我意识与研究主体的阐释欲望之间，实际上理论交往和视域融合的张力关系，文化分析主张通过这种张力关系考察文化经验的意义生产机制，从文化对象和研究主体两个层面揭示两者同时作为文化存在的意义结构与塑形机制。

与英美文化研究思潮的“文化唯物论”与“符号表征论”有所不同，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派的“文化存在论”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文化相关性”问题，注重考察在“意义生成”与“文化生产”两个层面上的“文化意指关系”，并由此以文化文本为研究平台充分揭示不同意义结构、主体意识与历史经验的文化生产与传播过程。然而，正如约翰·钮鲍尔指出，“文化分析的任务是既要警惕历史或文化他者能够在我们的文化实践当中被‘充分’再现的幻想，也是抵制始终瞄准对原初意义进行历史重建的教条历史主义立场”，由此他认为与其徒劳的追溯还原历史本源的意义生成过程，或者说是恢复建构文化实践的意义传播语境，文化分析倒不如转向“考察文学的宗教、政治、民族和体制联系，以及由此而生的各种交结、转向、疏忽与矛盾”。然而，与文学批评的“他律传统”不同，文化分析注重的乃是研究对象作为文化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与研究主体之间的阐释对话与协同关系。正如米克·巴尔在著作《欲说不能》当中指出，“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在公共领域的艺术与其不同观者之间建立各种联系”，并且强调“在探讨如何使艺术具有政治性的同时，重点考察艺术的政治效果栖身何处；如何施行；如何运作；以及艺术的政治影响相对于更加广泛的文化领域的理论意义”。以政治属性的公共艺术为例，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主张考察以下三个理论层面：其一，在艺术作品的感召力层面，考察艺术作品与当下语境的“情感关系”；其二，在其感知力层面，拒绝“单纯从当下语境摆弄过去历史”；其三，在其影响力层面，探讨艺术作品在当下世界的“错位特征或‘迁移属性’”。无论是感召力、感知力或是影响力，文化分析强调的总是文艺作品的自我意识与主体地位，以及它对不同阐释主体的理论召唤与塑形机制。

基于对文本的主体性与主体的文本性的充分重视，文化分析提倡的是一种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时空对话与视域融合的创造性阐释视角。对此，正如阿特瑞奇指出，对文艺作品的创造性阅读实际上是与阐释者相互“他者化”的历史过程。首先，必须清醒意识到“艺术家不可能以单一的‘正确’方式去创作新的作品，应对他/她生活其中的世界，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正确’阅读”；第二，充分重视“以创造性视角阅读，就是要充分地、负责任地应对文学文本的异质和独特属性”；第三，重点强调“在与他者的遭遇过程，遭遇的是现存的观念和评价模式的过滤，应该容许文学批评将思想带到传统观念的各种边界”。这种创造性的阅读视角，实际上是要求研究者充分认可并尊重文化文本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意识，并且以对话方式主动回应文化文本的理论召唤，积极参与到文化文本的意义生产与传播过程，在此过程当中更加深刻的考察不同主体性的身份意识与塑形过程。实际上，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批评也同样强调基于历史文本性与文本历史性的这种创造性阅读经验。正如格林布拉特在其近期论著《文化流动性》当中强调，“任何可信的、准确的文化分析”必须关注的是“世俗的、血腥的和非自然行为的编年史，而不是从可以追溯的起源发展而成的可以预见的进步故事”，因此他认为“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殖民、流散、移民、游牧、传染，以及其他预料之外的后果，随之而来的是贪婪、期望和不满情绪的紧张压力，这些才是主要塑造历史、身份以及语言的破坏性力量，而并非是关于文化合法性的根深蒂固的感觉”。然而，与新历史主义基于历史踪迹的文化想象明显不同，米克·巴尔强调文化分析基于文化存在的历史对话，并由此双向考察文化文本的主体性与文化主体的文本性。

针对同样是作为文化文本的理论话语，乔纳森·卡勒认为“文学理论并不是一套脱离现实的思想，而是一种存在体制中的力量”，由此强调“它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理论存在于读者和作者群体之中，和教育与文化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来看，无论是文艺作品，或是文学理论，甚至人文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作为一种学科形态的文化存在，其意义生成空间均可以从文本的主体性与主体的文本性两个层面进行厚度描写，其文化生产过程也都能够从不同主体意识的历史对话与塑形机制进行深度阐释。对于新历史主义聚焦阐释者的理论独白谬误，米克·巴尔在著作《双重揭示：文化分析的主体》当中强调，“寓言是历史阅读的一种态度，它是将过去事件从其自身历史当中剥离并放置于新语境的一种阅读模式，但是我的核心观点是寓言永远不能代替‘文学性’的真实”；对于文化分析关注主体性的理论对话观念，米克·巴尔坦言“我的兴趣在于从修辞层面释放出的既清晰又模糊的那种理论形态，我的理论实践在于呈现出理论文本自身如何实践理论”，她由此认为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有利于颠覆在文学文本与学术批评之间的关系，顺势提出影响到当下文化的各种相关问题”，并且强调文化存在的批评视角“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与社会性的、活态的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文化对象的意义生成过程，还是主体意识的身份塑形机制，文化分析的理论重心在于厚度描写作为“活态”文化现实的文化生产过程，分析其作为“心态”文化存在的主体塑形过程，根本目的是双向度地推进主体意识与文艺经验的文化祛魅与知识生产。

针对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理论诉求，德国美学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曾经在其文章《文化批评与社会》当中指出，“批评的任务不应该只是寻求文化现象被赋予的具体利益群体，而且应该揭秘在这些现象当中表达的，以及通过这些现象实现的最有影响力的利益部分的各种总体性的社会导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历史性地考察作为文化现象的社会文本及其意义生成过程，必须深入到文化主体的塑形过程探讨文化生产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机制。从文化分析的理论视角来看，从文化存在的文本性维度考察文化现象的意义生成过程或许只是以过去历史为导向，梳理文艺经验的文化祛魅范式，但是从文化存在的主体性维度探讨意识形态的文化生产过程才是立足当下语境、揭示主体经验的知识生产机制。对此，正如诺曼·布莱森指出：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批评实践呈现出的是“祛魅行为对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以及如何呈现、揭示，以及暴露各种被分析的文化对象的‘真相’”，她在此基础上“通过在艺术史、博物馆学、人类学与文学批评的一系列研究案例，考察人们从事文化的公共讨论所面临的道德选择与困境，指向的是更加任性化、更加细微的和更加机智的学术批评实践”。因此，文化分析在文化的文本性层面关注对文化现象之意义结构的文化祛魅，在文化的主体性层面更加注重对文化主体之意识形态的知识生产。与之相应，文化分析主张在文本性与主体性之间的双向考察和双重揭示。

为了更加清晰地界定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米克·巴尔为此提出“双重揭示”（double exposure）的批评观念，并且在以下三个层面强调“被视为言语意指行为的‘揭示’成为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其一，对文化分析的意义阐释过程而言，米克·巴尔主张“揭示”作为理论方法明显具有“阐述、揭示和展示三个层次的范式意义”；其二，对文化分析的文化祛魅过程来说，巴尔强调“作为动词的‘揭示’具有三层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构成的是文化分析的研究领域，因为界定的是文化行为，而非‘文化’自身”；其三，从文化分析的知识生产过程来看，巴尔则认为“这些意义的某些方面或者观念对于被称之为文化分析的问题来说是核心的，其‘超越’或追溯的是学科性人文研究的延续”。因此，作为文化分析的理论范式，“揭示”的批评理念是对意义生成、文化祛魅与知识生产这三个理论层面的综合考察，全面整合意义结构、主体意识和社会文化这三个维度的理论视角与批评经验。与此同时，上述三个层面的“揭示”批评活动实际上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并且共同贯穿到文化分析的整个理论过程。对此，正如荷兰哲学家西奥·德·鲍尔（Theo de Boer）所言：作为“理论反思的更高层面”，文化分析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研究过程的核心平台”，综合考察和深度探讨“面向人们自我调整其欲望的各种人类学意义上可能性”。具体来说，文化分析的理论过程始终面向作为文化存在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重点考察其意义、意识与知识的理论建构，研究方法主要围绕“双重揭示”的理论范式，其研究目的在于反思不同主体的塑形机制与历史经验。

针对文艺作品的意义结构，文化分析主张面向意义生成过程的文本细读与厚度描写；针对其主体意识，文化分析提倡面向主体塑形过程的社会分析与理论建构；针对其文化存在的反思经验，文化分析强调面向文化生产过程的历史考察与文化研究。对此，米克·巴尔强调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这两个概念指向的是被我称为正宗的文化分析”：在文本的文化性层面，文化分析主张“将文学的作用视为文化力量的文学分析，因此文化对象可以从作为社会之镜或操控之器，或者从作为形式美学之对象或思想观念之仓储的历史负担当中被救济出来”；在文化的文本性层面，文化分析认为“文学文本可以被视为能够提供从哲学与政治话语等其他来源无法轻易获得的文化中继，借助对文学想象和分析的独特整合方式，以及对社会思维与日常需求复杂性的有效呈现，文学可以通过自身形式，而不是对其他目的的运用和滥用，获取文化性的作用效果”。文化分析的“双重揭示”既是对文本的文化性与文化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也是文本的主体性与主体的文本性的双向考察。

针对人文学科的理论前景，乔纳森·卡勒曾经指出，“我们的教学目的不是文本自身，而是我们对自己的界定如何联系到这些文本，由此深入展开分析在那些激活人文领域的理论假设和结构之间的不同意见”。卡勒在此批判的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谬误，呼唤当代人文研究的现实品格与主体关怀，主张人文学科领域的主体视界与问题意识。米克·巴尔自然是深谙此道，由此强调文化分析必须始终聚焦同样是作为文化存在的文本意识与主体意识。实际上，针对在文本、主体、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过程，文化分析的“揭示”范式分别阐述文本意义、揭示主体塑形，以及展示文化经验，根本目的在于从文本性和主体性的两个理论维度探讨文本与主体作为文化存在的文化性维度，进而从文化存在的形式、意识与知识的三个层面反思当代文化批评与人文学术研究的范式问题与理论转型。因此，文化分析不仅激活人文研究领域的各种文本潜意识，而且不断刷新当代人文研究者的理论新思维。

2.4 后置历史与记忆行为：文化分析的批评视角

米克·巴尔的文化分析观念主张“文化生产”的叙事分析模式，注重探讨人文研究的历史维度。然而，晚近以来的各种后现代文化理论轮番登场，加之当下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随行就市，使得“回归历史”的理论主张在1990年代以来的英美学界愈加迷失方向。颇具吊诡意味的是，当代批评理论领域的“普遍历史转向”，接连造就出无数版本的“新”历史意识，但是在根本上却是不断回到社会批评的“旧”历史问题。正如乔纳森·卡勒在其论文《历史的呼唤》当中总结，历史转向主要具有三种具体形式。“其一，批评与理论必须担负起社会文化的历史责任，关注社会变革；其二，必须将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语境的时代产物进行研究；其三，批评活动必须承担其自身的历史特征，反思其作为社会产品的文化贡献”。应该说，人文研究的历史转向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一种传统历史主义追溯“正史”的批评意识，也不是彻底拥抱新历史主义追求“野史”的理论视角，而是应该充分关注不同主体意识在过去历史、文学情景与当下语境之间的各种塑形经验。针对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米克·巴尔提倡从“文化史”到“叙述史”的理论转型，以“后置历史”的理论视角重视分析历史文本在过去历史与当下语境之间的叙事经验，以“记忆行为”的经验视角注重探讨文化主体在历史文本与个体意识之间的塑形过程。对此，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视角，考察和探讨米克·巴尔的“后置历史”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之间的理论对话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和分析巴尔主张的“立足当下的文化记忆”的历史诗学。

针对文艺研究的历史维度，诺曼·布莱森在《语境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史面对现象最为强烈的地方在于其影响，因为对艺术的自然描述很有可能包括的决定因素主要呈现为‘世界的各种事件’，以及‘其踪迹在个别作品当中有待分析的历史再现’”。实际上，诺曼的艺术语境观念揭示的是分别作为“事件”“再现”“语境”与“效果”的四种具体历史形态。传统历史主义执着于追溯并还原“事件”与“语境”的史实，新历史主义则强调分析和探讨“再现”与“效果”的史学。当代批评理论的历史转向基本搁置了对于历史真实的还原主义幻想，主要呈现出“语言学”与“文化学”的两种理论模式：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与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转向文学生产的历史情境，海登·怀特的“元历史”与安柯斯密特的“叙述史”转向文学文本的叙述结构。然而，语言学与文化学的历史转向各执“叙述结构”与“文化经验”一端，似乎历史诗学只能在“元历史”与“文化史”之间左顾右盼，顾此失彼。对此，米克·巴尔强调“在某种寓言层面上，与过去历史的联系是文化分析的对象，也是作为它的主体（主题）”因此，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既注重考察作为“再现”与“叙述”的历史结构，同样也强调探讨作为“语境”与“效果”的文化经验。

首先，在作为叙述的历史再现层面，文化分析主张的是历史建构的开放性结构。正如约翰·钮鲍尔指出：与叙述形态的“元历史”相似，文化分析的任务不仅是要“警惕历史或文化他者能够在我们的文化实践当中被‘充分’再现的幻想”，而且要抵制“重新建构原初意识的教条历史主义立场”；由此坚持“历史重建的每一次努力始终不可避免的都是作为一种建构，对于他者（包括历史他者）的追溯行为不仅在历史上是可能的，而且在伦理上也是可取的”，但是其先决条件则是“对历史对象的文化分析必须像跨文化分析一样对其‘他者性’保持敏感态度，对其他话语的开放性不仅是尊重的姿态，而且是避免自我主义的防卫行为”。因此，与“元历史”与“叙述史”的语言学模式相比，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更加感兴趣的是历史再现的建构方法和历史叙事的对话空间。它对于历史再现的理论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过去历史的叙事方式和叙述结构，反而更加重视历史对象的他者地位、历史叙事的他者视角，以及历史再现的他化结构。当代批评理论的众声喧哗，特别是文化研究对边缘群体的理论关注，更加突出呈现历史叙事的多重视角，以及历史批评的他者意识。这种以他者性为基础的叙事诗学，构成了文化分析在历史维度的研究对象。

其次，在作为效果史的历史阐释层面，文化分析关注的则是文化经验的对话性。针对文化分析的历史阐释，亨特·德·弗莱尔阐明“文化分析研究的是历史对象，但是其理论起点和参考体系则立足于各种当代理论视角”：一方面，文化分析立足当代文化的阐释立场，“如果没有在过去历史与当下语境当中更加侧重后者，或者说如果在收集和归档实证事实的同时并没有更加强调阐释，这样的文化分析是名不符其实”；另一方面，文化分析关注历史阐释的对话空间，主张“从形式、影响和意义的再现机制分析当下文化”，强调“对当下价值观念的古典和现代阐释，以及对过去历史和当下语境的理论概念和再现实践”。由此，在经历各种后现代历史理论的思想洗礼之后，文化分析是基本摒弃了追求历史真实的各种还原主义情节，同样回避了追溯和再现历史情景的各种新历史主义导向，反而是更加明确的立足于当下语境的阐释立场，从历史对象的当下存在考察和分析其对当代主体及其文化经验的历史影响与塑形效果。换句话说，文化分析既批判传统历史主义对历史真相的理论偏执，也质疑新历史主义对历史情景的文化想象。对此，它强调的是从当下立场重新审视“史实”与“史学”的传统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逆向考察“史学”对“史实”的语境意义与阐释效果。

正如米克·巴尔指出，“文化分析为了塑造身份和推进研究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是它作为学术研究实践与历史的关系”：对于作为效果的历史阐释，文化分析正向审视的是“‘受污染’的历史存在在当下语境如何影响到学者的自我界定”；对于作为叙述的历史再现，文化分析逆向追溯的是“历史学家的当下立场如何影响到对于过去的知识和洞见”；对于其自身的历史维度，文化分析由此强调“历史在当下语境的呈现，是作为非常活跃的、共时性的组成部分，脱离过去历史的当下语境不可想象”。对此，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试图整合的是叙述史的再现视角与效果史的文化经验，它的历史批评强调过去历史与当下语境的对话关系，由此人文研究者在两者之间达至视域融合的理论基础在于当下语境的历史存在与文化记忆。针对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米克·巴尔继而提出了作为历史再现的“后置历史”和作为历史效果的“当代记忆”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分析和考察“立足当下的文化记忆”，探讨和建构从历史性转向文化性的诗学空间。

一般来说，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概念局限于历史事件的线性叙述，倡导从历史语境的宏观视角解读和还原个体事件的意义形式与价值特征，后现代主义以来的新历史主义转向历史叙事的断裂空间，主张从历史文本的叙事空间阐释和探讨文学情境的历史景观与文化经验。与新旧两种历史主义的转向历史相比，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更加重视立足当下，从当下语境的文化记忆追溯并探讨历史文本的文化生产与意义建构。对此，米克·巴尔指出，“文化分析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区别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其理论基础“始终在于清醒地意识到对批评家立足当下的批评立场，以及我们展望和回溯总是早已属于过去历史，但是却用来界定我们当下文化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作为叙述学与叙事理论方面的专家，米克·巴尔倾向于将历史主要视为一种叙述话语，以一种立足当下主体的叙事分析视角，因此她主张借助“后置历史”的批评概念，注重考察和梳理叙述史的再现视角与效果史的文化经验。

正如维尼·安德森（Wayne Andersen）在论文《米克·巴尔的后置艺术史》当中所阐明的：巴尔的“后置历史”概念改造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从原因到结果”，“单一方向”的线性历史视角，她本人提倡的历史思维是“方向的、并置的、重写的、过度描述的、改造的、重塑的”，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将按时间顺序发生的‘前端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后段影响’”，由此“塑造后置的历史形式，强调反方向的重新审视”，其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由过去和当今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所界定的共享时间理念，在当代主体与历史主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同时性的关系”。与新旧历史主义追溯历史语境、还原历史事件的过去导向不同，文化分析重视的是聚焦历史影响、探讨文化经验的当下立场，在“以古观今”的效果史基础上更加关注“以今考古”模式的文化史研究。对此，斯蒂芬·班尼将“后置历史”看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强调其理论视角“塑造一种考察历史意识发展史的文化方法”，其根本目的则在于“建构一种辩证的、对照逝去机制与恢复欲望的，以及重现历史的分析模式”，同时“以此为文化批评家紧密联系历史意识变革建立一种身份角色”。在他本人看来，文化分析的“后置历史”概念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价值：它首先代表的是从当下语境考察历史意义形成的逆向思维模式和反向理论视角；其次呈现的是以共同问题为导向分析文化经验成型的时空对话空间与协同研究范式；最后体现出的则是人文研究者立足当下从事文化考古的身份意识与观念转型。

然而，米克·巴尔却认为“后置概念从文学意义上来讲或许并不是一种视角”，而是作为对当代艺术之历史指涉关系的“一种定位”，以往作为历史物件或历史情景的历史本身由此“不再是以往那种孤立或被孤立的行为，反而在被称为我们文化外衣的不同学科、话语与图像之间，就此成为一种相互联系和关涉的行为”。在这种作为“历史行为”的理论观念当中，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事件，还是当下的历史效果，都不能再被简单地视为某种独立的和固化的意义本质，而是应该在历史情景与当下语境之间对话关系当中双向考察历史形式与当代艺术的相互塑形过程。针对文化分析主张的“后置历史”理论视角，恩斯特·范安峰强调，“艺术针对历史（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前人作品）、主题传统和再现模式的复杂影响方式，真正受到两者之间相互影响而变动不居的是过去历史，而不是当下语境”，因此他认为“巴尔强调艺术与历史的深度关系是涉及对历史原有事物的积极主动的改造过程”：以历史图像的当代版本为例，“由当下图像施为的作品在其介入之前消除的是原有的历史图像，创造出的则是历史图像的各种新型版本”。因此，立足于当下语境的“后置历史”，与其说是考察当代艺术对历史意义的诠释和再现效果，或者说是历史阐释的效果史，不如说是描述当代艺术对历史经验的介入和改造过程，或者说是历史形式的叙述史。基于“后置历史”的理论立场，文化分析关注的或许不是从历史语境对当下艺术的正向审视，而是从当下艺术对历史形式的反向叙述。

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视角，“后置历史”呈现出的不仅仅是立足当下的批评立场，而且是反思过去的文化经验。这种历史形式的文化经验，不但回溯在历史情境的意义生成过程，而且面向当下语境的文化生产过程。借助于历史文本的叙事结构，我们或许无法完全恢复作为历史真相的“史实”，但是至少可以厚度描写作为历史效果的“史学”，并由此深度分析在两者之间的双向塑形过程。对此，米克·巴尔认为，“文化分析关注的历史阐释是将过去历史作为当下语境的部分，作为我们身边的现实存在和作为任何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当下部分”。一般来说，过去历史在当下语境的现实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实物或文本形态的历史档案；其二是怀旧或记忆形态的主体意识。传统历史主义比较关注从档案文本还原历史事件，新历史主义更加重视从文化文本呈现历史情境，文化分析则转向从主体意识探讨文化记忆。针对当下语境的历史文本，米克·巴尔强调其作为“记忆行为”的文化空间，指出“文化记忆在文化研究的新兴领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它已经置换并覆盖了个体（心理）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各种话语”，由此主张“将文化的记忆化过程视为在当下语境发生的行为，在此当中过去历史不断受到修正和重写，同时也在持续塑造未来发展”。在米克·巴尔看来，记忆行为虽然呈现出文化经验的历史形式，实质上却是立足当下和面向未来的主体意识，更加关注当下主体对过去历史的“记忆化”过程，以及对当下文化的“塑形化”空间。

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范式，“记忆行为”呈现的不仅是立足当下的文化回想，而且是重塑历史意识的文化生产。就文化记忆的存在形式而言，“历史性的文化记忆存在具有多样形式和多种目的：从有意识的回忆到无思考的浮现，从怀旧逝去的思念到塑形未来的思辨”，文化分析对此关注的是文化记忆作为文化经验的历史形式及其再现过程；就文化记忆的研究内容来看，“文化记忆的内容在于当下与过去之间的互相影响，它是作为集体意识的产品，而并非只是心理或历史事件的结果”，文化分析由此考察的是文化记忆作为主体意识的对话空间及其交往经验；就文化记忆的运作方式来说，“文化回忆不仅是偶然背负的东西，而是实际在施行的事件，尽管这些行为在很多场合并不是有意识或故意而为”，文化分析因而探讨的是文化记忆作为历史意识的塑形过程及其建构经验。在厘清文化记忆的存在形式、研究内容，以及运作方式的基础上，米克·巴尔继而重点区分出“记忆行为”的三种类型：作为“历史无意识”的“习惯性记忆”（habitual memory）关注日常生活经验的行为规范常识；作为“历史主体意识”的“叙事性记忆”（narrative memory）考察主体认知视角的历史叙述结构，以及作为“历史潜意识”的“创伤性记忆”（traumatic recall）探索主体受挫经验的历史再现机制。然而，“记忆行为”的三种类型，实际上呈现的均是在经验、主体与话语之间的塑形关系。

相对于米克·巴尔主张的作为“施行”与“塑形”过去历史的“记忆行为”，历史理论家乔·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提出的则是作为“建构”与“塑形”主体意识的“经验”概念。斯科特提倡“避免考察话语、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认为“主体通常都是话语性的建构物，经验则是语言事件（其发生不出于既定意义之外）”，强调“经验是主体的历史，语言是历史施行的场域，因此历史性的阐释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实际上，从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视角来看，“记忆”与“经验”或许只是作为“文化记忆”的两个不同侧面，或者说是“后置历史”的两个不同方向：“记忆”关注的是当下语境的主体意识对于过去历史的再现方法与重新建构，“经验”则更加强调历史语境的文化经验对于主体意识的施行方式与重新塑形。对此，范安峰在其论文《经验、记忆和创伤》当中强调“经验”与“记忆”作为“话语症候”的理论实质：两者都是“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的相互组织与彼此影响，虽然作为文化被共享，但是却必须经由作为个体的我们才能产生作用”，因此塑造当代主体、建构历史意识的“话语结构属于当下，其语境化的行为也在当下发生，对于过去的记忆或者说对历史的知识，它们的影响延伸到对我们当代和未来世界”。以当下语境的主体意识作为研究对象，“记忆”与“经验”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主体性”与“主体的历史性”的双向考察，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回溯主体意识的塑形过程揭示并探讨当下语境的社会关系与话语结构。然而，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记忆”更加注重反向考察立足当下的主体意识对过去历史的介入方式与影响效果。

以“后置历史”作为研究立场，“记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米克·巴尔主张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在于“立足当下的文化记忆”。然而，在当下语境的共时性与过去历史的历时性视角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无法回避的二元对立关系。显然，米克·巴尔也是深谙此道。正如她本人解释，“在我们学科的传统当中，文化分析对历史怀有一种矛盾关系”，但是立足当下语境和关注话语结构的文化分析“不是要在客观主义模式的‘重新建构’过程当中去孤立和供奉过去历史，也不是要突出当下历史实践尚未抛弃的进化主义路线，更不是要追求那种虚假的同步性”，其根本目的反而在于“将历史的默认假设进行彻底的问题化，目的在于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过去历史”。实际上，文化分析就此批判的是传统历史主义的三种批评模式：还原历史真相的客观主义模式、追踪线性发展的进化主义模式，以及穿越历史阶段的比较主义模式。对此，叙述史理论家安柯斯密特在其论文《作为文化分析的历史》当中指出“进化论的叙事使得我们对在此之前的文学常规的各种力量置之脑后”，因而主张考察历史建构过程的叙述主义模式，强调历史批评的“文学模式被认为是正视过去历史的共时和历时性方面的最理想方式，此处存在的相对于我们早已习惯的历史书写模式的决定性优势”。从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来看，在这种叙述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历史批评的文学或文化转向可以解决传统历史主义“还原模式”的种种弊端，但是却又不得不面对新历史主义“建构模式”的潜在问题。

新历史主义在欧美学界的崛起不但是对后现代历史遗忘症的理论反拨，而且也是对传统历史主义观念的理论改造。正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指出，新历史主义带来的理论变革主要有四。其一是“将‘艺术’的讨论重塑为‘再现’的探讨”；其二是“从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阐释转向考察身体与主体的历史”；其三是“通过追溯文学作品的附加因素而不是其显在的主题，发现以往被忽略的话语语境”；其四是“话语分析对意识形态批判的逐步置换”。然而，由于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漂洗，新历史主义过多依赖历史批评的解构模式，因此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理论结局：“由于缺乏既定的研究对象，新历史主义已经成为各种可能性的历史”，在刻意回避学术研究的主流价值之后，只能片面关注“个体声音、街谈巷议、奇闻逸事和瞬变现象”。与新历史主义沉溺历史解构与文化臆想的做法完全不同，米克·巴尔强调文化分析以“文献引用”的学术态度正确把握作为文化记忆的历史文本，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论主张。其一是“过去的历史艺术被视为一种包括历史图像的历史真实，决定的是立足历史、情绪场域的开关器”；其二是“作为叙事者的当代艺术家可以引用或挪用文化遗产、赋予历史性的参照，以及历史现实的效果”；其三是“视觉性的引用行为将视觉再现分裂和多样化，从而成为既不是随机整合也并非‘民主’分歧的多声部景观”；其四是“当下的艺术呈现的是只属于我们的新事物，知识生产推进的则是新的理解”。对比之下，文化分析的历史批评更加重视推进当代艺术对文化记忆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更加强调人文艺术研究的主流价值与伦理判断，根本目的在于考察当代主体对各种文化记忆的挪用与建构过程。

总体来看，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既不同于新旧历史主义的历史语境观念，也不同于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新形式主义历史理论话语。米克·巴尔主张文化分析考察和探讨“立足当下的文化记忆”，不是要以历史学科的理论视角穿越历史阶段，回到过去语境，甚至修正历史叙述，而是从历史诗学的文化视角转向当代主体，丰富文化经验，由此反思历史意识。对此，约翰·钮鲍尔从哲学视角思考和总结文化分析的历史维度，认为“考察文化对象的细节应该优先于‘美学的历史时期划分’，需要扩容的‘文化’视角作为内驱力推动我们从‘美学性’的历史分期转向整体性的文化实体”。应该说，以往任何形态的历史批评，往往执此一端：或是转向文艺世界的历史语境，或是回溯作者创作的具体情境，抑或强调文艺传播的过程维度。事实上，在结构性视角的文化与历时性视角的历史之间，从来就不是相互矛盾的对立关系，而是彼此渗透的对话空间。面对人文研究的“普遍历史转向”，专注当下经验的文化研究亟需摆脱以往对于“美学的历史时代划分”的理论意识，转而以“记忆行为”的阅读视角厚度描述作为“文化整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经验。正如米克·巴尔强调，“文化记忆”其实是作为历史阅读的“寓言”：“它作为阅读模式将事件从其自身历史剥离出来放置到另一不同语境，本质上是一种置换和重新归化的行为”，然而，在这种针对历史对象的错位阅读过程，“真正的历史考察对象不是被预设的（事实上是被投射的）作者意识，而是在作品与读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文化分析或许并不纠缠于历史与文化的再现问题，它更加重视当下语境的阅读主体在文学阅读与文化生产过程的历史意识与自我塑形，更加关注不同学科的人文研究者在文化研究与历史反思过程的对话关系与协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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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德·弗莱尔时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教授，与米克·巴尔携手创立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研究院，并长期担任其教授委员会成员，有力推动了文化分析学派的理论建构。详见Hent de Vries，“Cultural Analysis：On Theorizing the Present”，in Mieke Bal，ed.，Brief：Issues in Cultural Analysis，ASCA Yearbook，Kampen：Kok Pharos Publishing House，1996，p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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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Barthes，“From Work to Text”，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s，trans．Richard Howar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56—64.罗兰·巴尔特的这篇文章，对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文艺理论思潮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和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已经被翻译为大约30多种文字。最早的中文译本详见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杨扬译，载《文艺理论研究》1988（5）,第88—89页。但是，该译文对巴尔特的核心概念，以及结构主义的观念术语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多有望文生义之感。对此，文中凡此出现的译文如无特别标示，则均为作者本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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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巴尔长期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校际教授委员会、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KNAW）、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以及为数众多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基金评委和学术顾问，自然深谙各种绩效评估与学科整合机制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各种负面影响，由此特别警惕和反对各种凭借“跨学科”名义撤销和整合传统人文学科的功利做法。详见Mieke Bal，Traveling Concepts in the Humanitie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2，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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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巴尔的“文化学科”概念原为复述形态（Cultural Disciplines），既强调文化视角对不同学科的整合作用，也尊重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现实差异。“文化学科”概念在当代荷兰学界影响颇为深厚，莱顿大学等知名高校曾经先后成立过“文化学科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ltural Disciplines）之类的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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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该书封底。Mieke Bal，Double Exposure：The Subject of Cultural Analysis，New York：Routledg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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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t de Vries，“Cultural Analysis：On Theorizing the Present”，in Mieke Bal，ed.，Brief：Issues in Cultural Analysis，ASCA Yearbook，Kampen：Kok Pharos Publishing House，1996，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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