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近二十余年来，赋学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许多专著、论文对赋体的性质、类别、流变进行了探讨；其中为配合对赋的研究和鉴赏，应运而生一批选注家的“赋选”，都无一例外地冠以“前言”，对赋是什么等问题作出回答。因此，当我写此“前言”时，一则因自己已参加过此类问题的讨论（如《赋学批评方法论》、《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一则受到先哲时贤的厚赐，似难以再发表新见了。为了不辜负主编傅璇琮先生的多次谆嘱，仅就抒情小赋的特色、历史以及选注思想，略陈己见。

由于中国辞赋文学素以楚骚长篇、汉赋巨制为正宗，所以古人已将小赋列入“别体”，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把“小赋”与“律赋”、“献赋”、“和赋”并列，即为一例。而近代学者因受汉赋（主要指大赋）为“一代文学之胜”的影响，很自然地把认识小赋的眼光落点于汉大赋的解体，也就是魏晋时代小赋的兴盛。事实上，从本始意义来看，小赋的发生、发展并非仅属大赋的变体或别体，而与古典赋史相始终。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今观荀况五赋（《礼》、《智》、《云》、《蚕》、《箴》），都是百字短章，他另有《佹诗》一篇，堪称抒情小赋的滥觞。宋玉《风》、《钓》，一物一咏，亦属小赋品格。到汉代大赋成为创作主流，同时也有宫廷咏物小赋与文人抒情小赋两类创作，前者如西汉藩国君臣赋、东汉鸿都门学士赋，后者如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扬雄《逐贫赋》等，皆延传未绝。只是到了汉魏之际，一批文士继承两汉抒情赋传统，张扬个性，以楚骚精神写抒情小赋，始取代宫廷大赋、排斥宫廷小赋，拓开了波澜壮阔的情感世界。

所谓小赋，是相对铺陈大赋而言的，具有语言简洁、结构短小、意象单一的特征。特别是表现内涵，大赋明显以“京殿”、“都市”、“游猎”、“郊祀”、“天象”、“地理”、“山川”诸题材为多，小赋却很少描写京殿明堂、都市风物、山川胜境、军国大事的作品，而多以一物一景，触泄情思，残山剩水，兴发意趣。我曾撰文《论小品赋》（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将小赋内涵分为“纯粹咏物”、“即兴抒情”、“借物讽喻”、“言志明理”、“论文谈艺”、“园林闲适”、“试帖酬和”、“谐谑游戏”八类，其实这也仅是相对而言。比如在上述八类中，除了纯粹咏物和一些阐述义理的作品，其他各类都或多或少有抒情成分。仅就“抒情”而言，又可区分为这样比较突出的六类：一是“纯粹抒情”：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陆机《思亲赋》、江淹《别赋》、胡天游《述志赋》等，以表现一种情绪为主题，别无他托。二是“咏物抒情”：如宋玉《风赋》、祢衡《鹦鹉赋》、谢庄《月赋》、李商隐《蝎赋》等，以咏物的形式，表达情感。三是“感时抒情”：如潘岳《秋兴赋》、欧阳修《秋声赋》、朱熹《感春赋》、夏完淳《怨晓月赋》等，以对季节时间的敏感宣泄情思。四是“借景抒情”：如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谢惠连《雪赋》、张惠言《望江南花赋》等，对景感发，寄托情怀。五是“怀古抒情”：如贾谊《吊屈原赋》、杜牧《阿房宫赋》、周紫芝《酹三贤赋》、陈维崧《铜雀瓦赋》等，以叙述史事，发怀古幽思，寄当世隐情。六是“纪事抒情”：如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骆宾王《荡子从军赋》、林昌彝《碧海掣鲸鱼赋》等，是通过一事件的描绘，来阐发情怀的。这六类表情方式也仅就大体而论，其中不乏交叉现象，况且各家抒发心中蕴蓄，又是喜怒哀乐、怨愁悲愤，诸情不一，这只能在具体作品的鉴赏中去感受。

目前文学史和文体史的研究很多新思维、新方法，作为阐发人类心灵的文学创作所存在的无绪“偶然”、无穷“变量”，已引起了人们较多的关注。但是，对一些带有普遍规律的常识性的基本概念，比如古人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我还是信奉的。从时序来看，抒情小赋的发展有着历史性、阶段性；就世情而论，每一历史阶段的抒情小赋又与作家所处时代情氛关系密切。在两千年的赋史流变过程中，抒情小赋作家确实不乏属于“变量”的个性创造，但从大量创作实例和现象中抽绎其要，又显然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

一、战国、西汉：抒情小赋的肇始期。这时已形成以散体和骚体两类体裁抒情的现象。散体如宋玉《风赋》，可视为汉代大赋的前奏；骚体如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可视为战国楚辞的变奏。

二、魏晋六朝：抒情小赋的兴盛期。这时小赋的崛兴，实缘于汉大赋总揽物态的艺术形式的裂变。尽管从东汉末到南朝赋家辈出，也曾经历了建安慷慨、正始讽世、东晋玄远、南朝柔靡的情感变化，但形式的小品化，内涵的抒情化，则为一时审美主潮。

三、唐宋金元：抒情小赋的衍变期。唐初盛时复兴大赋，抒情小赋基本是魏晋流裔；至中叶古文运动兴起，小赋也转向写史、写实（如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的作品），并对宋元赋家有较大影响力。北宋欧（阳修）苏（轼），南宋杨（万里）朱（熹），继写实情，小赋创作用散文风格，力图去前人藻丽之词、柔靡之风，将思想情感融入高深精微的意境创造。这种化物入境、省思品味的审美风尚，在元代又更趋于展示独善之情和丰腴自足的庄园趣味。

四、明清时代：抒情小赋的衰落期。这一阶段抒情小赋在形式与风格方面，基本没有超越前人之处，但并不等于不存在优秀的赋家和佳美的赋作。比如晚明小赋的诗酒自娱，就不尽同于魏晋小赋的山水情趣；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小赋谐谑寄讽，也有独到之境；特别是鸦片战争后激发起赋家爱国的御侮之情（如所选林昌彝、章炳麟的赋），又不是前人所能包容的。

从上述简况，似可表明我的选赋思想。具体地说，我在选赋过程中，有两个偏重：一是偏重历史的认识。这在赋家小传和赋作选录中已有展示；而唐宋以后赋家占全编半数，也是出此考虑的。二是偏重特色的把握。这表现在选录各历史阶段的名家名作和各类具代表性赋篇两个方面。基于两个偏重，可能使选本丢失了一些优秀篇章，但作为选本的遗憾和选者的苦衷，遗珠之误又可能出于我所注意的两个避免：一是避免歧义。这便是作为“散文文库”的抒情小赋排除了冠以“辞”名的类诗作品（如刘彻《秋风辞》等），和作为赋选而排除了类“赋”之“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等），而这两类在其他赋选中均多收录。二是避免重复。作为基础文库，为了在很小的篇幅中尽可能扩大容量，我不仅采取一家一赋（计71家，71篇赋）的选录方法，而且力求风格与题材避免重复。在风格方面，比如写专项情感的赋作，我选录了江淹《别赋》，而他所作《恨赋》以及后世仿作“怨”“愁”“欢”“惜”类的赋，均未入选。在题材方面，比如历代借酒抒情之作不胜枚举，经权衡选录的仅蒲松龄《酒人赋》一篇，其间割爱，只得置之。又如南朝宋谢灵运作《怨晓月赋》，明末夏完淳有仿作，均为佳篇；但作一比较，谢赋残缺，又似应景，而夏赋虽摹仿前者，却能结合身世的凄苦悲凉，更见壮意深情，择优录取，也是选者的一管之见。

本卷注释，以人名、地名、名物、典故为主，然而，缘于抒情小赋多丽靡之词，且气韵生动，不易也不宜今译，所以在注释中增加了一些词语疏解，以帮助对文本的认知、把握。所选篇章，凡有争议和具有特色的（包括正面和负面影响），略加评析于后。

是选之成，非敢有补前人之阙，冀以隋珠和璧映日月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