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书写介质——文化传播的内涵承载

作为记载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书写介质一直在整个人类文化传播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人类历史上的书写介质主要包括泥版、纸莎草纸、羊皮纸、陶器、玉器、青铜器、兽骨、竹木、丝帛和纸张等。现代电子书写介质则主要是计算机和与其对应的互联网传输。

书写介质是承载文化内容的重要载体，它服务于传播文化的主体，影响承接文化的客体，它的存在形式、体现方式和具体使用的便利性、传输的方便性，以及在文化冲突过程中所体现的先进性，直接影响到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文化的渗透力。

中西方书写介质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并分别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书写介质种类；直到18世纪以后，中西方才在普遍意义上共同开始使用纸张——这一同样种类的书写介质。20世纪中后期，电子书写介质开始出现并被广泛使用。

从中西方书写介质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书写介质在使用、传递、存储等方面的优劣势决定了中西方各自文化的张力。在中西方未直接发生交流和冲突时，书写介质的便捷性会影响自身文化的凝聚；在中西方直接发生交流和冲突时，则会因为书写介质的先进性，而影响彼此间文化的渗 透。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当中国的以书写介质为代表的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水平领先于西方的时候，中国整体的发展实力和发展动力强于西方；而西方的书写介质优于中国的时候，西方的发展实力则超过中国，并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从当前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传播载体在全世界文化渗透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就可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书写介质先进与否的重要性。因此，非常有必要充分认识中西方书写介质发展的历程，并进行比较式的分析和研究，以切实认清书写介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替代性。

一、中国书写介质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书写介质的历史非常久远，内容也非常丰富。如果按照目前的考古发现和考古技术来分析，中国在夏朝时就有了书写介质。考古证据显示，夏朝就已经在用陶器、玉石、竹木、甲骨这四类载体作为书写介质。而与之对应的书写方式，则主要包括契法、书法、印法等。《左传》中曾经多次引用《夏书》的概念，而《夏书》之名和引文也在先秦其他文献中，如《墨子》《国语》《吕氏春秋》等中屡次出现，这充分表明夏朝不仅有文字，而且很有可能有典册，只是因为没有刻在动物的骨头或龟甲上而无法长期保存才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

李维明在《二里头文化陶字符量化分析》一文中指出，“二里头文化陶字符多见象形，亦见会意，存在文辞。蠡测具有属地、数量、日期、祭祀等寓意。”同时，从二里头文化陶字符的分布区域上看，这些字符主要集中在伊洛河流域，使用陶字符的人群主要是贵族、神职人员和工匠等，且主要是用于记录生产、生活、祭祀活动，其书写介质就是当时的各类陶器。

夏朝的陶文体系尚不成熟，但它已经是初级的文字体系，并与商代甲骨文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很多文字符号具有关联性。夏朝的陶字符大都是用削尖的器具在陶器上刻画，大部分是在陶坯入窑烧制之前所刻，且多数刻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内缘上。这种在陶器表面刻画符号的方法被称为“契法”，它不但是后世契刻甲骨文和陶文的源头，而且极有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书写方式的起源，而其所书写的文字符号，极有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源头。

同时，据相关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三期存在陶戳形器，亦即在陶器上使用印法。至于在夏朝时是否已经开始使用笔书之法书写文字符号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果存在使用笔书之法，就意味着夏朝完全可能存在典册，而典册的存在就意味着当时的人有可能使用竹木作为书写介质。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年代最早的简牍只能追溯到战国早期，而各种文献资料显示商朝是有竹简册的，但是无法在严格意义上界定夏朝竹木简的现实存在。《尚书》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商周两代的史官职掌记事及管理典册，故名曰“作册”。但是，时至今日，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商周的简册遗物。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新的考古证据证明夏朝存在典册，但在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陶寺遗址扁陶壶鼓凸面一侧的朱书陶文，说明当时的符号笔迹有可能是采用笔书之法。

进入商朝以后，中国古代的文字也进入定型期，卜辞中的殷商文字可以算是目前中国流传下来最古老的文字体系。尽管之前也有文字，但从没有像卜辞那样成体系，特别是武丁时期的卜辞文字，基本上可以代表定型后的汉字初期文字体系。

除陶器、玉石、竹木、甲骨四类书写介质以外，在商朝中期出现了最早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商王朝在当时独自拥有青铜器的制造技术，掌握着当时社会最先进的冶炼制造技能。商王朝把青铜器既作为祭祀的礼器，也作为战争的工具，以礼制教化部落和方国，以武力征服四方周边。在商王朝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青铜器中，可以发现许多青铜器上带铭文，尽管字数不多，但依稀可见，并且传播了大量影响当时和后世发展的文化信息。

在目前的湖南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河南信阳长台关，湖北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观及随县擂鼓墩等地，就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竹简。现代所出土汉代的简数量比较多，有著名的长沙马王堆1号、3号两墓出土的医术内容的竹木简；有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的4942支竹简，其中就包括久已亡佚的《孙膑兵法》。特别是甘肃破城子旧居延汉简出土遗址一带，一次出土了简牍19000多支，数量之多，十分惊人。而后世出土的晋简则非常少，在吐鲁番TAM53号墓及南昌东湖区永外街M1号晋墓中有零星几支。这与晋朝时期开始大力推广造纸技术、广泛运用纸张有着直接关系。

竹木简使用的历史非常长，如果从现存最早的战国时期的实物竹木简的出现时间算起，到晋朝时期逐步使用纸张为止，使用竹木简的时间就有近1000年的历史。如果从商朝开始计算，则至少有1500年的历史。竹木简在1000多年中作为中国文化传播载体，广泛记录和保存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它验证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其他各种思想为辅的中国人文思想体系的起源、传承、发展的全过程，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纸是一种薄膜状的纤维制品。从远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懂得养蚕、缫丝。秦汉之际以次茧做丝帛的手工业十分普及，其中处理次茧的方法称为漂絮法，包括反复捶打，以捣碎蚕衣。这一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中的打浆。此外，中国古代常用石灰水或草木灰水为丝麻脱胶，这种技术后来发展成为造纸过程中为植物纤维脱胶的技术。

可以说，造纸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划时代的贡献。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文献，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的汉墓中所发现的西汉初期纸质地图残片。该汉墓建于西汉文景时期，约为公元前179年至前141年。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普遍意义的纸张，距今至少有2200年。

按照传统的说法，105年，东汉汉和帝时期的蔡伦对以往造纸术进行了改良，将树皮麻头和破布渔网等经过沤挫捣抄烘等一系列工艺技术处理后，制造出了工本低的成品纸，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纸张加工工艺流程，纸张由此成为最重要的书写介质。

虽然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了成本较为低廉的纸张，但在三国、两晋时期，纸张并没有完全替代竹和帛成为主流书写介质，于是便出现了帛、竹、纸并存的格局。东晋时期的太尉桓玄以强制性行政手段，真正推动了纸张的普及。到唐朝，造纸术的发展才达到了鼎盛时期。从7世纪起，造纸术开始向域外传播，先是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西传至西域中东等地，再由中东传到欧洲，直到19世纪中叶，造纸术才遍及全世界，纸张才成为人类共享的伟大的文化传播载体。

纸张的普及，使得普通人获得文化的机会大大增加，扩大了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文化对各方的影响力度也变得更加明显。中国文化当时的软实力也是通过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传播介质——纸张体现，并影响着当时的世界。就像现在的美国其实就是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将其价值理念、社会偏好，也包括非正常的甚至是偏激的思想观念，传播到了全世界各个角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发展。

中国计算机技术是从苏联引进的。1956年8月25日，中国成立了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任主任；1956年，夏培肃完成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工作，同时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模拟式电子计算机；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03机诞生，该机字长32位、每秒运算30次，采用磁鼓内部存储器，容量为1kB；1959年9月，中国第一台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04机研制成功，该机运算速度为每秒1万次，该机字长39位，采用磁芯存储器，容量为2kB~4kB，并配备了磁鼓外部存储器、光电纸带输入机和1/2寸磁带机。

这时候，中国与美国在计算机开发与运用方面，其实相差也就十几年的时间。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史无前例的以“文化促进发展”，却反而使得文化和经济，乃至社会全面大倒退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相对于美国、相对于世界而言，在计算机开发运用方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进口计算机，到21世纪初期自主研发的计算机才逐步出现，但计算机研发方向基本是追随西方国家成熟计算机研发模式，自身并没有创新。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在计算机领域尚处在追赶状态，并未达到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就当前中国的书写介质而言，尚不足以影响世界文化传播载体发展的方向。

二、西方书写介质的发展历史

在造纸术流传到西方之前，西方广泛使用的书写介质是泥版、纸莎草纸和羊皮纸。

泥版是用黏土为原料制作而成的书写材料。泥版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书写介质。采用泥版书写文字，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由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的，即从苏美尔人创造楔形文字开始。当时使用泥版来书写的还包括古代亚述人、巴比伦人、赫梯人、腓尼基人、波斯人、克里特人和迈锡尼人等。

当时用黏土掺入适量的水加以搅拌，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其放置在固定形状的模子里，并制成表面平展的泥版。所制成的泥版，在其水分尚未干燥、黏土保持湿软时可供人书写，其所使用的书写工具为小木棍或芦苇秆。书写时，用这种书写工具将文字符号压刻在湿软的泥版上，再把泥版晾干、烘烤，使之坚固成形。这种泥版文书可以用一块反映或记载一个事件，也可以由若干块组成一部泥版“书”。这些可作为书写介质的泥版，成为当时两河流域和古巴比伦时期广泛使用的文化载体，用来记载当时包括法典文告、经济文件、债务契约、历史事件、文学作品、天文资料、宗教典籍等大量文献。其中，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就是记载在泥版上并被后世挖掘出来的。

纸莎草纸，是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所发明的书写介质，距今约5000多年。到古埃及的中王国时代，象形文字已经开始逐步简化，大都使用方便书写的“僧侣体”和“世俗体”，这些文字通常写在纸莎草纸上。制作纸莎草纸的原料主要是生长在沼泽地带一种类似芦苇的植物。一般人们采割纸莎草后，去除根部，将秆去皮分段切割成30~40厘米长的长条，并从头到尾剖成薄薄的长片，再将这些长片横向接起来，做成一张张宽而薄的纸莎草片，之后铺上同样一张纤维垂直的纸莎草片，再用木槌均匀捶打，利用压出的汁液而形成的一种天然胶水使之紧密黏合，最终制成一张张可以书写的纸莎草材料。

成品纸莎草纸在当时的价格很高，一些制作精致的纸莎草纸可薄至0.01毫米。在古埃及时期，专门经过训练认识埃及象形文字的人，才能在纸莎草纸上进行书写。用纸莎草纸书写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官府的文告、信札书简、文史作品、宗教纪事等。由于纸莎草纸易损不易存，所以留传至今的纸莎草纸文献的数量并不多，总共只有几百米。最早的文献是古埃及第五王朝时的神庙财产账簿。

之后，古埃及的纸莎草纸又传到欧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希腊人称纸莎草纸为“帕波罗斯”，这一称谓后来逐步成为欧洲人有关纸的母词。如德语、法语的papier和英语的paper，这些都源自于古希腊的“帕波罗斯”一词。

羊皮纸，是继泥版、纸莎草纸之后，在古代欧洲等地所使用的重要书写介质，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5世纪造纸术传入欧洲之前。羊皮纸是以羊皮为原料，经过特殊的鞣制使之成为可以用于书写的羊皮纸。羊皮纸呈白色半透明状，表面光滑而不渗水。羊皮纸经久耐用，不易破损腐烂，古时使用羊皮纸所书写的很多作品保留至今。

相传古埃及人在停止向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供应纸莎草纸以后，帕加马人发明了羊皮纸。羊皮纸取材于绵羊、山羊、羚羊之皮，经去薄制成，后来又用小牛或其他动物的皮精制而成，在羊皮纸上书写的羊皮书最初是书卷型，后来又逐步演变成书本型。它比纸莎草材料更加耐用，也更加便于保存，因而最终取代了纸莎草纸书和泥版书，成为手抄本的标准形式。因为用羊皮作为原料，所以价格较为昂贵。如果要抄写一本完整的《圣经》，需要用300多张羊皮才能完成。所以，羊皮纸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用得了的。

中国的造纸术到7世纪初期即隋末唐初，开始向东传播至朝鲜、日本。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激战中，由于唐军中的西域军队发生叛乱，唐军战败。怛逻斯之战后，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从此，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人的造纸中心。

在许多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中，都有关于撒马尔罕出产优质纸品的记录。794年，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阿拉伯帝国在都城巴格达建立了新的造纸工场。此后，阿拉伯帝国的一切政府文书、档案均书写在纸制品上。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在意大利的博物馆中，至今还保留着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于1109年书写的一幅诏书，诏书用的纸就是阿拉伯人生产的。在当时的欧洲，能够使用阿拉伯人制造的纸张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行为。

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成功发明了用机器造纸的方法。这时，从蔡伦时代起中国人持续领先近2000年的造纸术，终于被欧洲人超越。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使文字传载的成本得到了大幅度的下降，知识在平民中的普及得以实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人类电子书写介质的发明源自美国。1889年，美国科学家赫尔曼·何乐礼研制出以电力为基础的电动制表机，用以储存计算资料；1930年，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造出世界上首台模拟电子计算机；1946年2月14日，由美国军方定制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匈牙利裔美国籍科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带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科技人员，发表了一个全新的“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EDVAC（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关于EDVAC的报告草案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制造电子计算机和程序设计的新思想，它正式宣告了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因此，约翰·冯·诺伊曼被誉为“计算机之父”。

1988年，国际互联网开始实行对外开放；1991年6月，在联通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中，商业用户首次超过了学术界用户，并成为国际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国际互联网成长速度一发不可收拾。进入21世纪以后，互联网的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几乎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互联网特别是无线互联网的诞生和移动智能终端的运用，使得人类社会在推动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水平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三、中西方书写介质发展的比较性分析

人类书写介质不断朝着使用方便、携带便利、传输迅捷、储存量大、影响面广的方向发展，并且将以不断解决人类信息不对称为目标，永不停息地朝着物质存在的极限迈进。它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人类科技，特别是通信科技的创新发展。每一次包括书写介质在内的文化传播载体的科技变革，都伴随着人类社会新的飞跃和新的人文秩序的建立与完善。

就目前而言，依据中西方不同书写介质的发展历史，人类书写介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一是从直接在自然界获取的书写介质到简单加工的书写介质，如古代中国的兽骨、龟甲到竹木、丝帛，早期西方的泥版到纸莎草纸、羊皮纸；二是从简单加工的书写介质到纸张的应用及普及，中国在1世纪的东汉时期发明了纸张，西方到18世纪获取了造纸技术；三是从纸张的应用及普及到20世纪中期电子介质在美国诞生，以及电子介质的互联网传输。这三次发展与革新都极大地提高了书写介质本身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功能和效用。

第一次书写介质的革命，使文字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内涵。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由过去的单向传输，逐步转变成了双向传输。同时，文字也因此而便于在较大范围内普及，但书写介质的使用权，依然因为书写介质价格昂贵，而仅掌握在权贵手中。也就是说，文化传播的主动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第二次革命，纸张相对便宜和获取方式的日益简便，使得文化传播的主动权不再仅仅掌握在权贵手中，而是面向大众，走向大众，大众也可能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文化的双向传输、多向传输变得更加顺畅、更加频繁。

第三次革命，书写介质彻底由实物化向电子化转变，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充分运用，使得书写和信息传播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它在完全意义上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书写习惯和传播方法。其中包括书写工具由笔转变为键盘，书写介质由实物介质转变成为电子介质，文化传播也由实物传播转变为网络传播，传播的速度几乎可达到即时即刻，而且图像、影像与文字的传播可以同时进行。这些都使得文化传播的空间、时间差异进一步消弭，信息的不对称性进一步降低。

同时，文化或信息的传播主体变得多样化、自主化，传播的方式变得网络化、交互化，传播的内容变得碎片化、大众化。整个社会的文化互动、文化影响，乃至文化冲突变得更加直接、更加迅捷，也更加有力。

另外，至关重要的是书写介质的电子化，改变了单纯文化实物传播的理念。也就是说，文化也可以通过虚拟空间进行传播，思想可以在虚拟空间交会，文化传播的成本大众化、文化传播的主体多样化、文化传播的内容多元化、文化传播的时效实时化、文化传播的影响扩大化……而这些的基础都在于真正掌握书写介质变革的核心技术，以及控制信息传输的网络联通能力。

从书写介质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书写介质使用的便利与否和传递的迅捷与否，直接影响到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实际的文明程度。依据中西方书写介质各自的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一是书写介质使用的便利性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文化发展对自身的向心力。古代西方国家，无论是使用泥版、纸莎草纸，还是羊皮纸进行书写，似乎都需要多人来协作完成，能够独自直接进行书写的人好像并不是太多。使用泥版，需要有专人来压刻，书写的速度和便利性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反映在泥版中的文化内容，如果要传播还需要运输，这种运输并不是一般的传递，而是一种搬运。这时的文化传播也因泥版的重量和易损性而受到严重影响。使用纸莎草纸和羊皮纸也存在类似问题，包括需要有具备专门技艺的“书吏”撰写，或需要有以抄书为职业的“抄写手”来帮助完成在羊皮纸上的书写 工作。

同时，由于纸莎草纸和羊皮纸皆存在价格昂贵的问题，使得这些书写介质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很难在全社会范围广泛传播。这样，即便是当时西方已经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书写介质，但因为在使用的便利性方面受到局限，当时的西方文化也就只能限定在掌握和拥有这些书写介质的极少数权贵手中。

再看古代中国。尽管古代中国在夏朝时期已经开始使用陶器、玉器、甲骨作为书写介质，但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书写在这些介质上的文字，大都是对某个事件的描述，所以这些介质尚不能被确定为真正实用性的书写介质。而竹木则可以在早期承担起古代中国书写介质的重任。由于竹木简易于腐烂，现存考古所挖掘的竹木简最早只能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根据相关文字记载，实际上在夏朝中期时，人们可能已经在用竹木作为书写介质。不管怎么说，在纸张发明之前，竹木是古代中国十分稳定的书写介质，直至105年出现更具实用性的纸张。

古代中国，商朝时期基本形成了文字体系，周朝则基本形成分封制政权框架和文化核心体系。在此过程中，竹木简作为当时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竹木简还是能够较为方便地书写和较为合适地体现出文字本身所表达的内涵思想，以至于迅速在商朝的部落、方国和周朝的分封国、诸侯国等之间进行有效的传播。包括当时蕴含中国早期文化思想的“四书”“五经”等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要著作，都是由以竹木为主的书写介质所承载。

进入东汉以后，纸张的发明使中国文化的保存、发展和巩固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古代中国主导发明的纸张——这一先进书写介质——在近2000年的使用过程中，一直默默地保存着、守护着中国传统文化，也一直积淀着、传承着中国文化。

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建立的基础，实际上是拥有共同文化追求的群体集聚；一个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群体文化面向各自追求的结果。在这个聚合和分裂过程中，文化传播载体的作用不可小觑。没有书写介质在传承文化方面的留存、传播，就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也许与古代中国很早就掌握并使用较为先进的书写介质有着十分密切的 关系。

就目前而言，西方，特别是美国，发明并掌握了当前最先进的以计算机为主的书写介质及其传播技术，使得西方书写介质的革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是书写介质传递的迅捷性关系到中西方文化各自的渗透力。古代中国竹木简传递信息的迅捷性，要远高于西方的泥版，从保存性角度也相对好于纸莎草纸；而中国纸张的易于获得，也远优于西方的羊皮纸，这也为纸张广泛且有效地传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使用最先进的实物性书写介质——纸张来说，西方与中国相比有着较久远的时空差距；而从与之同时期的文化发展进程来看，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西方文化对外的影响力。

而当西方开始掌握造纸技术，特别是开始大规模机械化造纸以后，西方整体科技实力大增，开始赶上并远远超过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1946年美国发明电子计算机以后，书写介质以电子形式开始出现在整个世界，特别是当电子书写介质实现互联网传播以后，其传播效率大幅提高，并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覆盖全世界，这个时候整个世界更多地传播着西方文化。

文化传播载体，除了涉及其本身的文化内涵以外，还涉及其传输的手段或方式，也是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书写介质等文化传播载体本身传输的迅捷性，往往更加突出地体现在文化传播的速度和传播的范围。书写介质的革命，一方面表现为书写介质本身作为一种文化传播载体的更新和发展，并直接体现在书写介质的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上；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与之相匹配的传输方式的革命。如以竹木为书写介质时，传输的方式就是马车、牛车；以纸张为主要书写介质时，传输的方式就是驿站或之后发展起来的邮政系统；以计算机为主要书写介质时，其催生推进的就是互联网技术的诞生和发展。随着书写介质的发展以及相对应的传输方式的革命，人们必然会注意到其所传播文化的内容，具体说就是孕育书写介质变革发展的某种文化自身的内涵。

可以说，每一次书写介质的革命，必然带来文化传输方式的转变和革命，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三是书写介质本身的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西方文化在整个世界的话语权。中西方不同时期所使用的不同书写介质，以及书写介质所承载着的内容，可直接反映出当时中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的人文涵养。特别是书写介质的原料来源、制作的复杂程度，直接反映了中西方社会不同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以纸的使用为例，我国早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出现了纸，到105年东汉时期，通用意义上的纸被制造出来。到了唐朝，纸的使用得到进一步的推广，且品种也在增加。唐朝是古代中国堪称盛世的朝代，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正处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各国。那时，中国的制造业技术也有着广泛的声誉，相应地，在其他方面——包括造纸业的技术水平也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时候，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实力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与生产技术水平相对应的是唐朝社会人文环境。当时，儒、佛、道等多元思想并立，这比较符合唐朝社会的人文需求。尽管唐王朝依然采取中央集权制，但当时，政府对各区域的管理方式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边境地区设立都护府，在少数民族等地区设立有别于中原地方行政机构的羁縻府州等——各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这些羁縻府州的都护、刺史，唐王朝政府并不过多地干涉这些府州的内部事务，以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需求。

在盛唐时期，整个社会发展环境健康稳定，社会文明水平和开放程度堪称空前，对周边区域的文化影响力、感染力十分强大，包括到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唐人城等，皆是唐文化对世界影响力的佐证。尽管许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是唐朝以后建立起来的，但用“唐人”的概念来命名，本身就说明了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再将时间推移到1837年，当时英国的库克和惠斯通设计制造了第一个有线电报。之后美国人莫尔斯，在学习借鉴有线电报的基础上，于1844年5月24日，在美国国会大厅里按动电报机按键，电文通过电线很快传到了数十公里外的巴尔的摩，他的助手即刻将电文准确无误地翻译了出来，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封电报。当时的电文内容是《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将文字内容以电子信息的方式进行传播。

此后，莫尔斯电报轰动了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并很快风靡全球。特别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指挥官罗伯特·李尽管有着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并在战争的初期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果，但北方指挥官充分运用电报技术，曾就兵力部署等发了上千份电报，以此迅速调动兵力，排兵布阵，最终战胜南方军队。

实际上，从美国使用实用性电报开始，信息技术革命或者说文化传输技术革命的萌芽，已经在美国诞生。电报诞生50多年之后的1889年，美国研制出电动制表机，用以记录储存计算资料，自此开始逐步研究并发明了计算机、互联网等以电子介质为基础的文化传播载体。

从1690年造纸术传入北美洲，到1946年电子计算机诞生，在这短短的200多年，人们把实物化的书写介质转变成为电子化的书写介质，加上之后互联网技术的诞生，从而彻底变革了文化传播的理念、方式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