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冶炼中的新中国红色诗歌

文/桂兴华 傅亮

一、红色主题大踏步进入大众话题

当代政治抒情诗人一脸汗水、一腔执着，在排除“淡化政治”与“弱化艺术”的两大路障后，推动政治抒情诗艰难前行。

所谓“红色诗歌”，就是充满正能量的政治抒情诗。

如今，属于社会主流的“红色诗歌”，早已不甘于与大喊大叫的空洞为伍。但被某些“非主流”视为“另类”。实际上，真正的主旋律决不排斥个人情思，真心喜欢所有发自情感深处的缠绵悱恻。温情脉脉的诗，需要；小摆设的诗、沙龙里的诗，需要；而嘹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诗，更加需要！

每当迎来激荡人心的重大事件、举世瞩目的兴奋时刻，总能听到诗歌率真的声音。

评论家骆寒超这么评价：“他们更愿意以积极的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及其变迁，一系列新政治抒情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李瑛在《我的中国》中所表现的沧桑之感和深挚之爱，桂兴华在一系列长诗中所抒写的世纪豪情，纪宇在《’97诗韵》中所展示的新时代的风流，从不同侧面概括出中国人民走向富强之路的精神情怀。不言而喻，新政治抒情诗在20世纪90年代所唱响的盛世之音，其所寓含的政治意识和道德情感，属于整个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在中国诗坛，这是一群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依然坚持以诗歌作为有效话语方式的勇敢发声者和成功实践者。在政治抒情诗逐渐远离文化精神中心区的窘境中，依然有一些好作品及有关的大型诗歌朗诵公众活动，不仅续写了中国新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抒情诗的新篇章，而且开拓性地继承、发扬了通过公众朗诵诞生效应的优秀传统，有效奉献出个性鲜明的文化产品，使阵地没有沦陷。语言表演艺术家丁建华评价这些诗作：“强烈地印上了时代的标记，及时地喊出了时代的声音。敏感、果断、充满激情的诗人现在太少了！”

突破消费至上的意识，红色主题大踏步进入大众话题，形成热气腾腾的现象，是新诗的荣幸。提倡有文学审美视角、有艺术感染力，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的“红色主题”，当前正是时候。

一些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者受到了阻挡，小题材中的他们心态有所失衡。竭力把写诗当作遛狗，回避火热而严峻的社会生活，装得十分高雅，其实俗得不能再俗！更可笑的是想通过写政治达到某些目的，一看到政治抒情诗容易“走红”，也跃跃欲试。当他们的作品在党政主管部门那里遭到冷遇时，他们就对政治反咬一口：“有什么稀奇，只不过靠政治吃香！”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而有的诗人，的确不懂政治。一上阵，思路就偏。

二、每个诗人都是政治家

诗人不可能没有政治意识。

虽然与政治的联系方式不一样，但每个诗人都是政治家。要求诗人远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观点。政治是摆脱不了的。不要一听政治就感冒。政治，就是百姓的营生，就是每个人为了未来而对时代的冀望和评判。政治不是空洞的。诗人一旦远离了政治，其使命感即随之消失，其“精灵磁场”的魅力与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商人的旗帜是金钱/乞丐的旗帜是可怜”（高洪波），形象鲜明！“我歌唱那些把阳光带到这土地上的人们/我歌唱让这片土地更多阳光的人们/我歌唱为每天生活创造阳光的人们/我歌唱在阳光下生活的每一个人！”（叶延滨）多有时代感。公刘笔下诸如“旗应该永远是风的朋友/风，就是人民的呼吸”的佳句比比皆是。陕北的一首不知名诗人的《卖红薯的老人》：“滚烫的炉膛/一肚子火/每天，都有作品/新鲜出炉/不为民做主的官/卖不出他这样的/好红薯”，联想奇特。有一些诗作，看篇名《听父亲在电话里说雪》《致照片上啃雪团的士兵》《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辆自行车》《任长霞的手机还在响》《孔繁森身上的遗物仅有六元八角钱》等，就知道作者在大视野中注意捕捉小细节，让读者与听众有新鲜之感。

谁离得开政治巨大的背景？面对政治，不用逃避，而要通过诗歌有效、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考。逃避就是无能，摆脱更是空想。一个根本点在于，诗人必须关注现实。这是最本源的冲动，也是其能力的体现。

在新中国，时代最强音常常由风口浪尖上的政治抒情诗发出。这就奠定了它不可动摇的地位。

新中国诗歌的真正源头，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艾青、臧克家、何其芳、贺敬之等诗人到了延安之后，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感受到时代的一派新气象，写出了一张张“黎明的通知”。开拓了一条中国新诗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的浪漫主义抒情之路。

随后，它历经曲折，但越来越宽广。政治抒情诗的激情不灭，继而演化成每个历史阶段主流政见的承载体。“不要价值、不要政治、不要责任感”的观点是可怕的。

综观新中国诗潮，每一朵浪花都有其历史旧迹。从集体概念到个性思维，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影相随，无不打上深刻烙印，凸显了一代代诗人的心路。

写过《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的郭小川，后期写出“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非常不容易。雷抒雁的《誓约》中写道：“一位红军老兵/永远难忘他陷进草地泥潭的战友/那最后举起的拳头握着最后的党费”，让人心动。冯晏的《灰暗之年》中：“铁梅在《红灯记》中如一株柳树，用枝条遮挡星月/借《卖花姑娘》去电影院流泪/盐的重量并没有减轻/南斯拉夫的《桥》在电影院中被炸/三代人排队去看/记忆却无法被炸毁”，有锐气。

做“思想觉悟大提高”的“押韵传声筒”显然不行，“文学工具论”早已废弃。从泛泛的概念的“我们”，到在阳光下积极向上的真切的“我”，是政治抒情诗的重大转折。

继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发表艾青的《红旗》以后，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一张张富有个性的脸凸显在读者面前。不正常终于恢复成了正常，良心在诗行中摸索到了历史的重负，底层的无助和社会的复杂。新时期的呐喊是划时代的。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叶延滨的《干妈》、刘祖慈的《为高举和不举的手臂歌唱》、桂兴华的《邓小平之歌》、王怀让的《我骄傲：我是中国人》、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等记录了历史巨变。

但有人由此把以前的“17年”诗歌全盘否定，又显得绝对。的确有一道分水岭，但以前的流水也有秀美与壮丽。

臧克家的《有的人》、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雷锋之歌》、闻捷的《我思念北京》、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此刻还有回响。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是当年西去列车这不平静的窗口！手捧着贺敬之的这首长诗，朗诵起来至今心潮澎湃。我们应该思考：诗人怎样认知自己的时代。并非所有的诗人都要去写政治抒情诗。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作为一个诗人，你必须要用自己的足迹和声音，融入并且解读时代。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涌现了一批不仅具有艺术创造力，而且迸发出深层思考力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们的个性化诗歌文本，丰富了我们对历史做出多层次的解读，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其中最耀目的亮点；虽然不能够完全地复述共和国几代人为理想奋斗的境界和思想，但让我们深刻地听到了发自内心的代表性语录；虽然不能够完美地展现绽放在华夏大地的百花争艳，但让我们醒目地把握到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标和关注点。

发表于1979年8月号 《诗刊》的《小草在歌唱》的作者雷抒雁去世以后，网络内外为何都心潮久久不能平息？因为他当年及时吼出了正义之声：“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像黄继光，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而让这颗罪恶的子弹，射穿祖国的希望，打进人民的胸膛！我惭愧我自己，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老雷生前曾留言：“现在我们的诗人，能写情歌的很多，能写国歌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就缺少大胸怀的大诗人。”

诗人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是表现当代人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的一篇佳作，曾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紧紧抓住一个纺织女工产假后的生活环境，既温馨，又严峻，而诗的结尾，是崭新的价值观念与历史观念的艺术凝聚和升华：“在一支国际规模的仪仗队前，/我们的婴儿车庄严行进。”于是，诗人产生了同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相悖逆的审美判断：“历史博物馆肃立致敬，英雄纪念碑肃立致敬，人民大会堂肃立致敬，旋转的婴儿车轮，就是中华民族的魂灵！”

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一定要有诗人的作为。诗人应该衡量自己对于社会的贡献和亲和力。诗人的行为和创作，必须具备一种泽被天下的人文精神与道德力量，作品应该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哲学、一种传递时尚的风景。

为什么诗作老少咸宜，小学生能读，白领能读，老妈妈也能读？因为真诚和热情是没有阶层之分的。今天，每一部成功的政治抒情诗长卷的酝酿与创作，都要经过实地采访、积累素材。一条条生活的细节铺满了从不离身的日记本。这种态度，在急功近利的风气下，让我们见证了政治抒情诗还在行动。

艾青早就说过：“‘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政治抒情诗自然成为缠绵、低俗、猥琐的对立面。如果说，纪念碑和博物馆需要专业的历史学家，那么，心灵的记忆库和兴奋源，就需要政治抒情诗人。历史是故事，诗歌就是故事情节，历史是记述，诗歌就是演绎，历史是数据，诗歌就是旋律。诗人，给予了另一种解读历史的切入点。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无须用集体式的激昂与盲目亢奋面对诗歌，而是像抱着自家房梁一样，紧紧抱着现实不放，关注着这根巨大房梁的一丝一毫，懂得房梁的安危维系着我们共同的命运，要与房梁同呼吸、共甘苦，并且把由此产生的所思、所想忠实地呈现出来。

政治抒情诗不再是简单、空洞的“传声筒”，而是根植于真实的现实土壤。当代中国政治抒情诗人，已经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风雨，树立起全新的评判标杆与价值追求。简而言之：诗人应该相信自我的视野与感知。是回归本源、呼唤纯粹的情怀之蛋，孵化了更为纯情、更加具有战斗力的雄鸡。

在“诗歌小众说”“诗歌贵族化”“政论无诗歌”等一系列思潮中，我们终于读到了这样描写毛泽东的诗句：“他留下的梦/每天都在被/不同肤色的手/开垦/他休息在纪念堂里的/心脏/已经不再/跳跃/但地球的每一个方位/都能听到他/海涛般的/呼吸声/他指挥过各路大兵团和游击队的/双臂/已经不再/挥舞/但依然护送着我们/冲过/有声和无声的搏杀/前进。”这是在1994年新年伊始，坐落在南京路的上海商城剧院，举办了它建成以来的第一次非商业性大型演出——全文朗诵长诗《跨世纪的毛泽东》。“商城”里沸腾起前所未有的纯真激情。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有关峭岩作品的研讨会上，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指出：“长诗的写作一直是诗坛看中的形式。它具有宏大性、历史性、曲折性，又能更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阅读欲，更具有鼓舞、激发、启迪灵魂的撞击力。老一辈诗人郭小川、贺敬之等，包括后来的桂兴华，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诗。我的口味很简单，凡是向上的、阳光的，又有诗意的、艺术的诗歌，都会感动我。不管《甘蔗林—青纱帐》还是《雷锋之歌》《放声歌唱》，我都喜欢。”

朦胧诗并不朦胧。“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的这首诗，及时、准确地导出了改革开放前夕思想的迷茫和寻求突破的迫切。201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就是从社会学的高度肯定了这首诗。

1976年在民间流传的手抄本《天安门诗抄》多有胆量，如：“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是矗立在我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1977年出版的诗集：“万山红遍，繁花似锦，流水潺潺，燕舞莺歌。战旗飞卷，鼓角震天。”诗坛一片沉闷。

1978年4月30日《文汇报》发表了艾青的《红旗》。原文是：“火是红的，血是红的，山丹丹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它出现的意义超过了诗本身。中国终于又有了诗！而且很有锋芒。艾青后来又发表了《古罗马的大斗技场》：“ 最可恨的是那些用别人的灾难进行投机、从血泊中捞取利润的人，他们的财富和罪恶一同增长。”

20世纪80年代起，新诗潮改写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使原先的大一统的诗歌理念产生了对立面。集体大放歌之外，出现了“自我”的个性召唤。可惜有些评论家，以前只停留在对关注人性的大胆和诸如隐喻、象征、通感等艺术革新的肯定上。其实，舒婷、梁小斌们的价值，还在于他们出色的政治抒情。“自我”从这些诗歌中开始突围，手中的笔开始深入心灵，越挖越深。

政治抒情诗摆脱了“社论语境”和陈词滥调，老旧的形象被刷新了。如2008年优秀的“抗震诗”《没有一个倒下的人》里写道：“地震的现场没有一个倒下的人/我心中装着的死者，都是站着的/他们以生前的模样活在亲人的回忆里。”写得多么庄严和悲壮！《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被全国100多家报刊登载。

关注作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主战场”的城市，是诗人把握到的聚焦点。新生事物的百花齐放、社会变革的百业振兴、打开国门的八面来风，直至一切新旧交替的阵痛、喜悦、兴奋、迷茫、焦虑，如同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在迅速扩张的空间，为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抒情源泉。可以说，城市题材不期而至，成为诗歌落地着床的主流。

不得不赞叹当代中国政治抒情诗人们的敏锐，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视角转向了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如从当年浦东开发办公室一把简陋的椅子，写到耸立于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成为世界解读浦东、浦东向世界推介的有效入口。此刻，中国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新生力量，其创作状态和精神践行：“显然/我骄傲地走在外滩的另一边/我走在/从键盘上弹出的全新的诗句里面/走在/更高、更靓、更加抢眼的视点里面。”

谁也没有反对抒发个人的情感，我们都是芸芸众生，但反映家长里短却有高低之分。高伐林写“高考分数线”，赵恺写产假后的女工上班，都没有丢失时代之魂，“歌诗合为时而著”。

金炳华指出：“诗歌独有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使它成为时代的火炬与号角，它必然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先声，同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学样式，能够像诗歌这样敏锐而又生动地反映时代脉搏和人民的心声。”

作为从“新月”“雨巷”中走来的中国诗人们，我们的观念、气质、行为、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天翻地覆”？我们的脚步，应该融入踏上天安门城楼的成千上万双脚步中，而不是远离它。否则，你就再也登不上天安门，你就将被人民抛弃！

三、再重大的题材也得是诗

政治抒情诗从“假大空”回到了一个个细微的、明显缺少轰轰烈烈的氛围中。但是诗人展现出的魅力与智慧，反倒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与认同，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公众财富。这是中国政治抒情诗最值得称道的进步和最有价值的跨越。

清醒的诗人要明白：专门为革命创作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革命的内容也要有感染力。跨进诗的门槛需要许多艺术的准备，不能缺乏新鲜的审美发现。要给人以陌生感，才能激荡心灵。

请记住：再大的题材也得是诗！是否能让读者读下去，是硬道理。诗越长，感染力这个对手就将你的毛病挑得越多。缺乏思想、生活、艺术三方面准备，千万别图长！诗歌不是越长越有震撼力。别给“政治抒情诗不耐看”的旧论点，提供新的病据。得下苦功让想象的异峰一再突起。豪放，易。细腻，难。

“中国是一条大河/永远不会干涸/中国是一座森林/阅尽人间春色”、“三千年兴衰如浮云缥缥缈缈/五千年历史如黄河此长彼消”、“为了父老乡亲摆脱灾难，宁愿赴汤蹈火；为了兄弟姐妹走向幸福，哪怕付出牺牲”，现在这一类的豪言依然很多。陈腐气，导致了读者的大量流失。政治抒情诗的作者姿态没有放低。真正有所作为者，不多。

因此，好多人凡见政治抒情诗均斥之为“口号诗”。不愿读具体作品，在一旁冷言冷语。正直与智慧的读者，对中国政治抒情诗人提出了诸如怎样把握歌颂与揭露、轻浮与深沉、雷同与独到、严肃与活泼的艰难课题，而成绩优异者似乎凤毛麟角。有的作者则乏力在整体构思的细化上。正面攻，当然可以。但很吃力。作者疲于奔命，往往浮光掠影，虚火过旺，形象思维却越来越弱。在设计宏大的框架以后，内装修没花大力气，好多部位就成了半成品。像石英写遵义会议“当我走进小楼/我恍然看见会场里举起的手/每只手仿佛都是参天大树/合起来就是一片森林/这森林覆盖面很大/后来绿化了整个中国”那样的精品，还是太少。

综观此营地，写作手法依然简单。早就有这样的诗句：“祖国啊，你是大树，我是树叶/你是长江，我是小河。”可惜，今天，读遍千行还是不知放歌者“你掌心的痣在哪里？”即触发你的抒情点，究竟在哪里？

如何将大题材与小细节结合，是一个大课题。将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结合得越巧妙，越容易打动人。军旅歌曲《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其实我有铁骨也有柔肠/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你的纤手离开我的肩膀/我不会低下头泪流两行/也许我们走的路不是一个方向/我衷心祝福你啊亲爱的姑娘/如果有一天我脱下这身军装/不怨你没多等我些时光。”作者抓住了一瞬间，有画面，有十分开阔的背景，更有人情味，揭示了内心活动。

靠概念生产出来的诗句，充其量是配合社论的产物。何其芳早就指出：“诗究竟还是不能走标语口号化的道路的。”生硬的语言，成了压迫朗读欲的大山。就像一位表情呆板的老人，你的家人呢？你的孩子在哪里谋生？难道就没有阵阵斜雨打进窗来？难道就没有为涨价的学费烦神？妈妈的眼角是否爬满了交错的皱纹？是否记起了同行中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目前，用诗写史，翻山越岭者众多。史缘于诗，缘于情。精心布局是第一步。汤汤松的《东方星座》细写56个民族，刘俊科的《红歌情怀》从一首首歌曲入手，角度很刁。这是十分聪明的。如《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个高高的谷堆/一粒粒都是妈妈的心事/她只是挑出几颗作为种子/埋在青春的心灵/远逝的记忆，唤醒麻木的幸福/一个谷堆，避免了大地的荒芜。”

四、“红色诗歌”有个性语言的密码

马雅可夫斯基活在“红旗，早已不再哭肿眼睛。党，有一只长着百万个指头的手”那样的诗句里。雷抒雁活在“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昧的日子比猪更肮脏”的觉醒里。没有了鲜龙活跳的时代背景，没有了扣人心弦的逼真细节，没有了独特的想象力，诗就真的死了。

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无数的同一主题诗歌中辨识度非常强。因为她的语感、节奏感、时代感充满了这盏“熏黑的矿灯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评论家任仲伦先生说：诗人不是表演团体操的，他们拥有各自的思想姿态、艺术脾性。诗歌可不是“批发站”“大卖场”，而是“品牌专卖店”，如一件件时装，每一件都是不同的设计、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款式，这才是有个性的精品！诗人如果变得只会套用、组装，就失去了本来的个性，从而也就失去了最宝贵的“自我”。

不但要有对时代变革的敏感、大江东去的兴奋、宏大叙述的偏爱，还得有个性的表达。要找到无数能引发诗意的史实。比如以“毛泽东青年时代差一点进肥皂厂做工、成为‘肥皂经销商’”这一史料，引发出了“他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不就是一家最有效益的/肥皂制造厂/一面把人世/洗得越来越干净/一面把自己/洗得越来越清白”的诗句。这就是政治抒情诗人的独特描述。我们从优秀政治抒情诗篇中，都能读到振奋人心的好句。

政治抒情诗人“自我”特征最明显就体现在对一般事物的独特敏感与发现，这是当代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种基本能力，甚至是一种“看家本领”。个人化的语言，抒发的却是公众的感叹：“如今的陆家嘴啊/多少个机会紧握着机会/多少个权威集合着权威！”激情的语气，回荡的却是理性思索。这就是个性的魅力，这就是诗歌不能代替历史、却能成为历史一部分的理由，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需要“这一个”政治抒情诗人的原因。

这样的“自我”具有创造性的价值。诗人应该相信自我的视野与感知，无须遵从任何力量的外部左右。从诗歌本身意义上说，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抒情诗人这个明显不同于以前任何时期的观念更迭与重塑愿望，甚至比讨论和研究他们在艺术探索与创新中所取得的突飞猛进更为重要。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怀上的提升，才可能取得诗艺上的突破与建树。

“红色诗歌”不是根据既定政策重复的文字概念，也不是居高不下的公共理论，而应该是发自每个具有独立权利和意识的人内心的真实见解与情感。这就需要一个开放的语境。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依靠抒情。抒情性，是诗的生命。有“自我”特征，才具有创造性。当然，读者也不能还没有读，就站到了诗的对立面。

诗的正能量，在于表达当前社会健康的主流情绪。诗人要以积极的眼光看待现实。时代呼唤着所有与群众共命运、立足于个人情感体验，而不是机械地配合的诗人。内心深处“ 我”的声音，来自个人色彩很浓的视角和意象。作者得跑到第一线去。否则，哪来汗水味和泥土气？百姓生活，是诗人的第一关注点。

白洋淀知青食指在1968年就写下了堪称新诗潮开篇之作《相信未来》。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颂歌式的“假大空”极度厌倦和嘲笑，所以希望诗歌多一点艺术、多一点人性、多一点真实。但许多诗歌又一度陷入五花八门的语态、不知所云的地步。国家战略和大众生活被有些诗人漠视。诗人的时代责任感过去被过分夸张，现在却以远离政治为荣，以鄙视崇高为乐。小情调、小思想、小境界走俏。诗人杨牧曾指出，当我们的诗歌越来越变得琐屑化；当苍白的面孔被苍白掩盖；当空洞得到空洞的支持，我们的诗坛恐怕要真正到达“最后”的时候了！是的，对政治制度中的弊端进行对抗是可贵的，对诗歌成为政治“传声筒”的挣脱也是必然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远离政治、摆脱政治，走向另一个极端。

现实，需要政治抒情诗用艺术的身份，给出清醒的思考与针砭。政治抒情诗富有饱满的激情与昂扬的活力，无论在哪个年代，都能扩大诗歌的社会功能、强化诗歌的激励作用。国家与民众，始终对这个新诗最为敏感、最为现实的板块，充满特殊的期待。

太阳，不再是专用的名词，它有了更加复杂的隐喻。毛泽东为何成为诗词大家？就因为政治性、艺术性俱佳！希望闯过政治关、艺术关的中国政治抒情诗，能站在新的起点上，每一首都拥有真正的太阳！有了那片在悲愤中歌唱的小草，有了那只冷对各种诱惑的华南虎，有了政治与抒情统一于审美的正能量：太阳，就可以是你的，也应该是你的！

五、活跃起来，加快朗诵及多媒体的传播

怎么让“红色诗歌”在新时代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就得开拓性地继承、发扬通过朗诵诞生效应的优秀传统。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街道举行过多次名为“嘹亮的红”朗诵会，一位老教师动情地说：“什么是诗？诗就是一颗火种，被诗人点燃后，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燃烧！”浦东中学学生们在一次次公众活动中朗诵，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阳光明媚的下午，即使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牢牢记住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事实上，与现实密切结合的“红色诗歌”，目前继续频繁出现在各类大型公共活动中，但是它们的定位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层面，更多还是以陈旧、单一的样式，未能如电影、话剧、音乐、绘画甚至现代艺术一样，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艺术表现个体。面临新时代的全新文化诉求和接受方式，政治抒情诗需要拓展与创新传播渠道和媒介样式。人们越来越期待全新的诗歌传播模式，为这个传统的文学娇子插上新的翅膀。

应该把政治抒情诗作为编年史的独特表述，列入公共历史记载范畴。在编创编年史的时候，编撰部门应该考虑把政治抒情诗记录其中，用来个性化陈述国家的沧桑巨变和心路历程。应该请这些诗人成为历史编写者的一员。政府可以吸纳具有“艺术气质”的代表性政治抒情诗人进入编写序列，让经典作品的评鉴，常态化、规范化。

政治抒情诗应该纳入社会公共文化、现代文化创意事业等更大的领域。一部好作品，如何“立体化”“多层次”问世？可以与影视艺术嫁接拍摄相关的艺术片、与舞台艺术嫁接成舞台剧、与现代音乐与多媒体技术嫁接混搭，用更多元的快捷样式，融入诸如区域创建、主题讲坛、文化景观、实验艺术、公益服务等各类政府公共文化项目，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聚合诗人们最大的能量。政治抒情诗作为文学作品，应该锁定年度的精品佳作，共筑一个常态的推介平台。

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诗人的“平民”身份：活动区域以地铁、广场、企业、学校、公共空间居多，也就是说，是一个没有行动限制、随处行走的、不受人注目的平民百姓。因为他放下了身段，融入了真实环境，因此了解了社会、了解了自我、完成着精神与灵魂的历练与荡涤。这样的人，最反感虚伪、反对趋同、崇尚真实与个性。这样的人，配上大气睿智的智慧格言、兼容并蓄的人格精神、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就具备了当代政治抒情诗人的要件。诗人如果“享受”到与官员同等的“待遇”，从文学创作角度看，这无疑是不幸的。他们由此产生的环境变化，已经让诗人的体验与真实社会形成了割裂。为了达到“自我”的成长与进步，政治抒情诗人也许要拿出更多的努力，对自身进行行为调整与重新规划。

一个在午后阳光里熟练地端起咖啡细品的诗人，就可以拥有不去经历和体验现实生活砥砺的特权？不会有人因为你是诗人，就宽容了你的慵懒和散漫。诗人不是单一角色，他得筹备朗诵会、举办展览、编辑诗报，除了创作，他还得是一个活动策划、现场导演，甚至是剧务、跑腿的办事员，多种角色转换在他对诗歌忠实的追求与热忱的行动中。这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我们焦急而痛心地看到，一些才情洋溢的诗人，圈子越来越小，“蒸发”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他们未能及时增强时代责任感与介入度，是事实。

马雅可夫斯基曾在诗中喊道：“是时候了！”对，是时候了，诗人不能光写诗，还要行动。有几位老诗友，见面后总是发牢骚：诗歌阵地太少了，一年也发表不了几首诗等。改变诗歌的窘境，大家要行动起来，不能光是等！有位校长说得好：“诗歌的市场不是等来的，而是争来的。”诗人可以是精神的贵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做行动的矮子，成为你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理由。新时代诗人，应该有能力非凡、空前活跃的形象。

“不畏浮云遮望眼”，这是本书编选人的自我要求和勇气；而“欲到花时点检来”，则是本书编选优秀红色诗歌的初衷与希望，以此作为对新中国七十岁生日的一份特别的献礼。

其中有些前辈老诗人已经去世，在此请接受我们永远的致敬！由于篇幅有限，不少佳作被遗漏，甚为抱歉。为了便于在新时代即席朗诵，我们往往注意篇幅的长短，有所节选，恭请谅解。请大家试试朗诵这80首“时代之声”吧，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收获。

为人民抒写的当代中国“红色诗歌”，期待着在春意更浓的花地，不再狂喊的旷野，所有苦苦摸索的角落里，涌现出更多的光荣与梦想！

2018年12月10日—2019年2月28日，上海—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