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一只独栖的受伤的豹子

东北流亡女作家萧红，曾有两次在鲁迅家吃晚饭，同桌还坐着一个很瘦、很高、头发剃得很短、穿着小背心的人，就住在鲁迅家里。鲁迅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萧红发现这个人很活泼，不大像商人，也能喝酒，还让别人酒，给她也倒了一盅。席间，他说到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西藏女人又如何。吃完饭，还谈起了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二心集》。听鲁迅之子海婴叫他×先生，萧红就明白他是谁了。

又一个晚上，萧红看见这位身上穿着长袍子，手里提着小箱子的×先生，从鲁迅家的三楼上下来，走到鲁迅面前，说他要搬走了。许广平送他出门去。鲁迅在地上绕了两圈，问萧红：“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萧红说：“是的。”

鲁迅很有意思地在地上又走了几步，停下来对萧红说：“他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萧红终于知道了，×先生是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回来的。

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写的这位×先生，就是冯雪峰，被许广平称为“研究鲁迅的通人”的冯雪峰。

1936年，党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回到上海，执行重要使命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在百废待兴、万象更始之际，决定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重要举措。由胡乔木提名，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任命冯雪峰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

开始冯雪峰并不想接受这个职务，他打算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于是，建议由作家巴金来担任此职，并去劝说巴金。巴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为辞谢。冯雪峰说：“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出来挑这副担子了。”

巴金说：“你也别答应。”因为他熟悉冯雪峰，“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也不一定合适。巴金不干，冯雪峰只好走马上任。

对冯雪峰了解得越深，对人文社的历史知道得越多，就越是觉得：选择他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是人文社之福，也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之福，更是全社几代编辑、员工之福。

到人文社的第三年（1986），社里承办全国第一届冯雪峰学术讨论会，我奉命参加会议筹备工作。时任副总编辑的陈早春说：“冯雪峰是咱们的老领导，论文不能都是别人来写，咱们社的人更应该写，你也写一篇吧。”我说：“我试试吧。”为此，我认真读了四卷本《雪峰文集》，勉力写了一篇凑数的文章《雪峰以比较文学方法进行的鲁迅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家当中，冯雪峰不但是成就卓著的诗人、杂文家、寓言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家，而且是真正有信仰、有追求、正直耿介、无私纯粹的革命者。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学生与战友，也是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一位诗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

1903年6月2日，冯雪峰生于浙江东部义乌一个山村的普通农家。这里古属越国，是著名的“报仇雪耻之乡”。冯雪峰自称是“纯粹的山里人”。从小他就感染了故乡“民风的强顽”，渐渐形成了质朴、耿直、倔强的个性气质。

他在金华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时，因带头参与驱逐迫害学生的学监的事件，被学校开除。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改为“冯雪峰”，瞒着家里，带着同学给他凑的十七元钱，独自一人前往杭州，考进颇负盛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加入了在朱自清、叶圣陶等教师指导下进行创作活动的“晨光文学社”。1922年他和应修人、潘谟华、汪静之又结成了湖畔诗社，先后出版了诗歌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成了闻名遐迩、具有清新缠绵诗风的“湖畔诗人”。

1925年，他和后来写了《二月》等小说的同学柔石，结伴来到北京，一面自修日文，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多次聆听鲁迅讲课。李大钊被绞死之后的1927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酷爱文学的青年共产党人。后来由于遭到通缉，他不得不于1928年2、3月间逃离北京，南下上海。

十八岁的冯雪峰

这一年12月9日晚上，柔石带他第一次去鲁迅家，与鲁迅见面。当时，他正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带着一些译稿，登门向鲁迅请教。对于初次见面的人，鲁迅的话是极少的。柔石有事先走了。鲁迅除了回答冯雪峰的问题之外，简直不怎么说话。他觉得很局促，也就很快告辞了。

第二次，鲁迅仍然话不多。他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文章，鲁迅答应了。以后鲁迅的话就一次比一次多起来。不久，柔石帮他找到了鲁迅家对面的一处房子。每天晚饭后，他站在阳台上一看，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过去和鲁迅聊天，常常是一聊就一两个或三四个钟头。许广平回忆说，冯雪峰“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

许广平还说，冯雪峰“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事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即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像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引者注）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的目的达到了”。

1931年4月20日，冯雪峰一家和鲁迅一家在上海合影。当天《鲁迅日记》载：“下午同广平、海婴、文英及其夫人并孩子往阳春馆照相。”“文英”即指冯雪峰。是日，鲁迅与冯雪峰通宵编印《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毕，冯雪峰提议两家合影留念。

冯雪峰刚到上海的时候，狂热地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正在与鲁迅展开一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他们错误地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认为鲁迅的作品是“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

针对这种对鲁迅的粗暴的批判，冯雪峰1928年5月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正面阐释了鲁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的价值。此前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如此明确地论述鲁迅的文学创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本质联系。可以说，这是一篇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正确认识鲁迅的里程碑式的文章。

认为“鲁迅是我们的朋友”的年轻的共产党人冯雪峰，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宝贵的见解，全力投身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成为对这个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文艺理论家和杰出的实际领导者的。他始终与鲁迅保持着良好的、亲密的个人关系。他1931年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1932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为中国左翼文学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也许，人文社这艘负有重要文化使命的航船，只有拥有像冯雪峰这样的人生境界、文化襟抱、精神器量、学术眼光、丰富阅历、深厚学养，以及独特个性和非凡人格魅力的人物，才胜任作她的船长吧。在他的出色指挥下，人文社起锚开航，开始了辽远浩淼而又风劲浪急的文学出版之旅。

人文社1958年1月迁入朝内大街166号（当时是320号）后，调整机构，扩大编制，并于9月编制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

如果让我这个后生晚辈，来斗胆简括一下冯雪峰的贡献的话，或许可以说，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人文社确立和奠定了“两个格局，一个传统”。

“两个格局”，即图书出版格局与编辑人才格局。1951年3月建社之初，冯雪峰就明确提出了八字出版方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第二年年初，又在他的主持下，把这八字方针具体化为：“一、当前国内创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三、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名著及世界其他各国现代进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

为落实这一方针，人文社从1951年起，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解放军文艺丛书”，整理出版注释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以及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神曲》、《吉诃德先生传》、《莎士比亚戏剧集》（十二卷）等。此后，1953年开始出版《瞿秋白文集》，1956年开始出版《鲁迅全集》，1957年开始出版《沫若文集》，1958年开始出版《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等。另外，三套大型丛书“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也于1958年起陆续出版。

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编制完成。这个长达四百七十二页的规划草案，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两个部分，奠定了迄今为止人文社图书出版的基本构架。现在的一些丛书计划、选题思路，仍得益于或延续了这个视野开阔、气魄宏大、结构完整的规划草案。其中有的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等等，已经成为人文社长销不衰、独家拥有的品牌图书和非常丰厚的版本资源。

尽管在今天看来，当时制定的出版方针和规划，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印记，但经过具体实施，毕竟形成了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结构相对合理的图书出版格局。人文社的出版物也因而参与了五十年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学事业，并对广大读者的精神生活发生过无法替代的影响。其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为组建一支优秀的人才队伍，冯雪峰从全国各地物色、遴选，先后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如聂绀弩、张友鸾、舒芜、顾学颉、王利器、周绍良、陈迩冬、周汝昌、黄肃秋、麦朝枢、严敦易、林辰、孙用、杨霁云、牛汉、朱葆光、刘辽逸、蒋路、许磊然、伍孟昌、赵少侯、金人、金满成等，真可谓“济济一堂，盛极一时”。

一次，二编室（即今古代文学编辑室）开室务会，冯雪峰也参加了。他先谈了编辑工作的方针、任务，接着谈到二编室人才济济、专家众多，并和社外专家做了一番比较，因而不无得意地说，人文社的编辑力量、业务水平，并不弱于国内大学的中文系和学术研究机构。之后，又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胆小怕事。一天晚上，看见窗外有个影影绰绰的黑影，在往里边窥视，似乎又有些害怕的样子，不敢进入室内。屋里这个人害怕极了，一直盯着窗户，不敢动。双方对峙了很长时间。不料，此人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把窗外那个影子吓了一跳，拔腿就跑，知道了在室内的，是人不是鬼。里边的人也知道了，外边的同样是人，不是鬼。”

这个故事意在说明，和社外专家打交道，以及审阅他们的书稿时，不要胆怯，害怕专家，不敢提意见，发现了什么问题，不妨直说出来，这样才能交换意见，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书稿质量。

在场的人，听了这个寓言式的故事，明白了其中的寓意，都大笑起来。

正因为有这些高水平的专家，几十年来人文社才能够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图书出版领域，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赢得相应的声誉、地位和影响。

在谈到人文社的时候，有人说：“名社名编出名著”；一位小说家也说：“编辑的水平也就是出版社的水平，编辑的风格就是出版社的风格，编辑的素质也就决定了出版社的素质。”由于有上述功底深厚、学问扎实、甘于奉献的一流的学者型编辑，几十年来，人文社才能编辑出版数不胜数的品位高、质量好的图书，并且积累了大量的优秀的版本。因此人文社的书，才能成为绿原所说的“信得过产品”，获得一代代读者的认可和欢迎。

经过一代又一代员工的辛勤劳作和扎实努力，人文社逐渐形成了“严谨，稳健，奉献，开拓”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也可称为人文社的“社风”或“社格”。

这筚路蓝缕的第一步，正是冯雪峰带领着前辈创业者们，历尽艰辛，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过来的。有了这凝聚着“光荣与梦想”的拓荒和奠基，人文社才不但成了“一个制造和生产好书的工厂”，而且成了“一所无形的好大学”，“一家文化遗产蕴藏丰富的大图书馆”。她不只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国家文学出版社，而且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机构”，在新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冯雪峰在1957年

假若说，今天提起人文社那些令人敬重、钦佩和景仰的前辈，就如同远眺耸立于夕照中的群峰的话，那么，说到冯雪峰，则好似遥望一座闪着圣洁之光的皑皑雪山。

左联时期，他给那种话说得四平八稳、冠冕堂皇，而到了分配工作时就逃避的人，起了个绰号：“革命绅士”。开会的时候，他曾经暴怒地拍着桌子，疾言厉色地痛骂这些“革命绅士”。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他和周扬吵翻了，大衣也没拿，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后来，还是牛汉到周扬的办公室去，帮他拿了回来。

冯雪峰签名、盖章

冯雪峰诗稿

“秉性豪爽，处事果断，具傲骨，易怒，人不敢近。众人在谈笑间，他一到，便肃然无声。”这是曾先后担任人文社经理部主任、副社长的许觉民，对冯雪峰的印象。在面对某些领导人物时，他的焦躁、激动、易怒的脾性，尤其会爆发出来。

一次，《鲁迅小说集》封面的鲁迅像印得有些模糊，许觉民被冯雪峰叫去，发了一通火，完了余怒未息，还说要撤他的职，另换人。他于是就等着被撤，可过了一阵，并无什么动静。还有一回，时任诗歌散文组组长的牛汉，把一个编辑编的一本某现代诗人的诗选，送交给冯雪峰签字。冯雪峰接过稿子，啪地就扔到了地上，说：“他也就三四十年代有那么两首好诗，再就没什么好的了！”

冯雪峰给人的印象，常常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又是通情达理的、温厚可亲的，对部下尤其如此。在向别人交待完任务之后，他往往要再问一句：“你看行不行？”

当年丁玲在延安时，有人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她答道：“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1927年冬天，一个朋友介绍冯雪峰教丁玲学日文。两个人见面后，相貌平常、性格沉静、一副苦学生模样的乡巴佬雪峰，让丁玲一见钟情，深深打动了她的心。

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后来在《不是情书》一文中，丁玲又写道：“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求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当丁玲在延安怀念他的时候，冯雪峰正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里。在一个暗夜里，他做了一个美丽的梦，梦见了“一双很大很深邃，黑白分明，很智慧，又很慈和的极美丽的眼睛”。于是，他在《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一诗中，记下了这个梦。有人说，这双迷人的眼睛，特别像丁玲的大眼睛。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五十年代为翻译鲁迅作品，曾与冯雪峰共过事。先由冯雪峰和他一起选编，再由他和夫人戴乃迭把选定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杨宪益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冯雪峰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在集中营关了很多年。我非常喜欢他。他的性格温和又充满热情，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都与他的朋友、八十年代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非常相似。”

不少人回忆起冯雪峰，都谈到他的异常俭朴，衣着破旧；谈到行政部门买了一台电扇，送到他家里，他立刻退了回去；谈到他为公家办事，需请客吃饭，如果由他个人出面，就一定是自己付钱；谈到周恩来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而人民、美术、教育等其他大社社长则没有），而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坐到社里；谈到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在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湖畔诗人的第二本诗歌合集《春的歌集》，湖畔诗社1923年底出版

还有人谈到了他与众不同的脾气和个性。他有鲁迅说的“浙东人的老脾气”与“硬气”，性格倔强执拗，赤诚率真，偏激冲动，焦躁易怒。这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使他1937年7月与赴南京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博古一见面，就吵翻了。

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代表团里地位仅次于王明、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博古见到他后，给了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的文件。当他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不禁大怒，当即拍案而起，指着博古的鼻子，骂他是“新官僚”。

随后他一气之下，竟给潘汉年写信请假，于年底回乡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去了。行前，他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又对楼适夷说：“他们有些人，一心想当国民党的新官了，我可不干。”还说：“党错了，鲁迅是对的。”

一时激于义愤，中断与党的组织关系两年之久，冯雪峰不啻毁灭了自己未来的政治前程。这种任性使气的做法，不能不被中央领导人认为是“无组织、无纪律”，恐怕也是后来导致毛泽东对他不满和反感的一个原因。

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冯雪峰首当其冲。

毛泽东认为冯雪峰任主编的《文艺报》压制了李希凡、蓝翎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专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责《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在《人民日报》10月28日发表的袁水拍写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毛泽东又加了一句“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投降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错误”。冯雪峰不得不在会上发言检讨。他还被迫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公开检讨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所犯“错误”，随之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在冯雪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旁，毛泽东挥笔批道：“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

12月31日，毛泽东还将冯雪峰的诗《火》，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阅读，批语是：“冯雪峰的诗和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

《火狱》，是冯雪峰1945年5月1日写于重庆的一篇短文。写苏联红军攻进了柏林，全城立即起了大火。在火光里，全世界人民照见自己，照见自己的胜利。“我好像就在柏林的城边，俯视着这喷着火的地狱的海”；“这火狱的用场，便在于用敌人的消灭，来产生我们的欢快，而以我们的欢快，去照耀敌人的消灭”。

有一次，毛泽东拿着冯雪峰的一篇文章（《火狱》？），对胡乔木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也许在毛泽东看来，这篇文章对于柏林的全城大火、尸体纵横和黑暗凄凉所产生的“狂欢”的情绪，反映了一种很不健康的心理，从而加强了他对冯雪峰的厌恶吧？

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工作的毛泽东，就曾打听冯雪峰的下落，说他很喜欢“湖畔”诗，希望冯雪峰能到南方去，和他一起工作。1934年，冯雪峰到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党校教务长，遭到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排斥的毛泽东，常常来找他聊天。党校杀了猪，他就把毛泽东请来吃一顿。发了津贴，两个人还一起上小饭馆。

鲁迅及其作品，是他们在一起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的毛泽东，不无遗憾地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看过他的一些诗词，认为《西江月•井冈山》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不止。

毛泽东1945年秋赴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当时正在大后方从事文学创作及其他文学活动的冯雪峰，称赞了他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和诗集《真实之歌》，说好几年没有看到这样的好作品了。

冯雪峰杂文集《乡风与市风》，（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1月出版

1979年1月，周扬在一次谈话中说，毛泽东认为冯雪峰的杂文写得不错，曾挑选他的杂文给政治局的成员看，但对他的理论文章不满。

在反对文艺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方面，冯雪峰与胡风有相同之处。他1945年写于重庆的长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分歧，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

在1946年4月23日《新华日报》的副刊上，冯雪峰发表署名“画室”的文章《题外的话》，认为所谓文艺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看法，是“不妥当的”，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

冯雪峰绝对不会料到，他的这些文字实际上被看做是，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蔑视和挑战。其结果，是不到十年，他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冯雪峰诗集《真实之歌》，（重庆）作家书屋1943年12月出版。内封注明：“《荒野断抒》上卷，1941-1942年作，1943年整理”，书后预告：“《荒野断抒》下卷《彗星》即出”。

在回忆四十年代重庆大后方的文艺运动时，茅盾曾写道：“当时胡风是理论权威，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观点的还有另一位理论权威冯雪峰，因此，在延安的文艺理论家何其芳、林默涵（似为刘白羽之误——引者注）等来到重庆之前，重庆的文艺理论界是相当冷清的。……直到四五年底，重庆进步文艺界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舒芜的《论主观》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也对冯雪峰进行了批评。……冯雪峰在周恩来找他谈话之后，有所转变，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了，但并不彻底。”

冯雪峰与胡风虽然在有些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但两个人有惺惺相惜的一面。冯雪峰认为胡风是懂文艺的，说他作为一个理论家，有诗人的敏感，是很重要的，对其主编的杂志《七月》，非常欣赏。他从上饶集中营出狱到达重庆，第一次见到胡风，两个人就彻夜长谈。在重庆文艺界的一次会议上，冯雪峰发言说，国统区的文艺界是一片沙漠，其中只长了几根绿草，那就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

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和胡风就成了朋友。1936年4月25日，他受命从陕北抵达上海，执行绝密的重要使命，建立地下电台，与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取得联系，了解、寻找上海地下党等。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在鲁迅家里和胡风会面。冯雪峰觉得周扬他们提的口号“国防文学”不好，就和胡风商量，并经鲁迅同意，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引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也因此而得罪了周扬等人。

冯雪峰三十年代在上海与周扬、夏衍等人的结怨，不啻给他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次，聂绀弩到作家书屋去看冯雪峰，碰巧胡风也在，两个人正议论周扬。

聂绀弩插了一句：“无论你们怎样看不起周扬，周扬的理论总是和毛主席一致的。”

胡风问：“你怎么知道？”

聂绀弩答：“这很简单，如果不一致，周扬就不会在延安搞得这么好。雪峰为什么搞不好呢？”

冯雪峰跳起来，把手里的一本书砸到桌子上，大声说：“周扬有什么理论！”

何其芳和刘白羽到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次会议上，何其芳讲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如何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且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让人感觉到似乎他已经过改造，脱胎换骨，变成了无产阶级了。梅林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

冯雪峰则忿忿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

冯雪峰与夫人何爱玉、长子冯夏熊、次子冯夏森、女儿冯雪明的全家福

冯雪峰为病中的鲁迅拟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迹

194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冯乃超主持，茅盾、叶以群、蔡仪等人发言批判舒芜的《论主观》。茅盾说此文洋洋数万言，实际上是“卖野人头”。胡风在会上发言，要批判者写出文章来。冯雪峰发言为《论主观》做了一定辩护，说用心是好的，论点则很危险。后来，冯雪峰对舒芜说：“你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炼成钢筋铁骨，这是对的。但是，只有在战斗里在群众里才能炼成钢筋铁骨，你没有强调这一点，是你的缺点。”

由中共香港文委直接领导、从1948年3月1日起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刊发了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乔冠华、胡绳等人的文章，集中批判胡风的文艺理论、舒芜的《论主观》和路翎的小说。这种做法引起了冯雪峰的不满，他气愤地说：

“这和当年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一样！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

1955年1月，陆定一、周扬和林默涵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临走时，周扬对毛泽东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

毛泽东说：“我就是要他痛苦！”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对冯雪峰态度的变化，使周扬等人可以放开手脚地来收拾他们的怨敌了。冯雪峰跌入深渊的第一道闸门，就这样打开了。

1955年6月下旬，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除了提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之外，还认为“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在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他的文艺思想中“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许多地方跟胡风思想相同”。报告向中央汇报：“已责成一些同志对冯雪峰同志的著作加以研究，以便在批评丁玲同志思想作风之后，即进一步开展对冯雪峰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题，报道了8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揭露、批判了丁玲和陈企霞，把冯雪峰也放在了“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之中，点了他的名。

8月11日下午4时，冯雪峰奉命来到中国文联大楼会议室，接受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和郭小川等人对他的“帮助”。他后来回忆说：“周扬先说，态度很严厉：‘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也把你在大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丁玲，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周扬还说，1936年他和夏衍等人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可冯雪峰却勾结胡风，打击他们。林默涵说：“斗胡风时，没批判你，党内党外都有人有意见。”还有人说，“必须对你斗争，这是为了党的利益。”

冯雪峰表示，自己不想被戴上小集团成员的帽子。

1957年8月14日下午，作协党组在位于王府大街64号的中国文联大楼小礼堂，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6时多就起来，天下雨……（下午）2时开会，先是蔡楚生发言，然后是徐达，紧接着是夏衍发言，讲了雪峰对左联的排斥，他的野心家的面孔暴露无遗了，引起了一场激动，紧接着许广平、沙汀发言，楼适夷发言，会场形成高潮……”

参加过此次会议的黎辛，在《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一文中回忆道：

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接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指1936年8月初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者注），究竟是何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的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那极度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地的微响也能听见。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

1957年9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的长文

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题，公开报道了这次会议对冯雪峰的批判。9月1日的《文艺报》，也刊载了《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的报道，说“他不但参加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活动，而且在大鸣大放期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煽风点火，鼓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向党进攻”云云。

就这样，他被强加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划为“右派骨干分子”，又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文革”后期的雪峰，摄于1973年

消息传到人文社，有人困惑不解，有人失声痛哭，有人为之震惊、深感不平。也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副总编辑聂绀弩说：“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他后来写的《雪峰十年祭》诗二首之一有云：“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冯雪峰被责令在家写检查，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一次又一次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邵荃麟对他说：“你要想留在党内，就必须出来澄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起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冯雪峰苦苦地思虑了好多天，觉得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啊！

他又找到邵荃麟，向他倾诉了自己内心的痛苦。邵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了。”在万般无奈之下，冯雪峰只得委曲求全地同意了。按照他们的旨意，他起草了人文社1959年版《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

为了留在党内而违心做的这件事，让冯雪峰抱恨终生！

之后好多天，他极度痛苦，整夜失眠，胃疼得特别厉害。他满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保留党籍了，然而，他们并没有兑现承诺，自己却被无情地欺骗了、愚弄了。

牛汉多次看见他，一个人枯坐在办公室里暗自啜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几次想到颐和园去，投昆明湖自杀。但一想到几个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独立谋生的条件，自己再痛苦也要支撑着活下去，活到历史彻底洗净泼到自己身上这些污水的那一天。

上边决定，对冯雪峰的斗争，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人文社“则配合作战”。8月12日，文化部一个副部长到人文社做动员报告，宣布并号召对冯雪峰进行斗争。

8月13日至9月5日，人文社先后召开七次全社大会，集中批判冯雪峰的“反党言行”。冯雪峰出席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批判会，“听取群众意见”。巴人传达了夏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后，原来认为冯雪峰为人正直、“傲上谦下”、“作风朴素”，因而尊敬他、景仰他，甚至崇拜他的人，对他的看法也有所变化，想不通的渐渐想通了，持怀疑态度的人减少了。而那些在会上揭发批判他的人，无非是抓住一些片言只语上纲上线，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当然，仍有人感到不解，暗暗地同情他，对他的“反党”，感叹，惋惜，痛心。

人文社党支部开会，支部书记宣读了把冯雪峰定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的决定，之后举手表决。冯雪峰也举起了手，面色铁青。有几个人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冯雪峰的脸越发铁青了。

一份油印材料《右派分子冯雪峰在整风中的反动言行》中写道：“冯雪峰三十年来一贯对党的领导不满……正如他自己所说‘得意时在党之上，不得意时在党之外’。”

1957年9月16日，在中共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文艺界的首脑人物周扬，发表了具有总结性质的讲话，后经整理补充，以《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刊发于1958年第5期《文艺报》。

在文中周扬指出：中国的右派分子在1957年利用党的整风运动，煽动一次反对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的五四运动”，“冯雪峰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这样兴奋，他说‘洪水冲到了大门口’。他鼓动一切对党、对人民政权心怀不满的分子‘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用‘狂风暴雨’式的‘大民主’来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右派的‘靠山’。”

1956年10月，冯雪峰（右一）与来访的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右二），以及许广平（右三）、楼适夷（右四）、杨霁云（左三）、孙用（左二）、王士菁（左四）等人欢聚一堂

这种经过精心罗织的可怕的大罪名，就这样被蛮横地栽诬到这位老资格革命文学家的头上。

墙倒众人推。报刊上持续不断地发表了批判他的文章：《人民文学》1957年10月号刊载阿英《从对党的关系上揭发反党份子丁玲、冯雪峰的丑恶》，12月号刊载霍松林《批判冯雪峰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姚虹《揭穿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的魔术》、杜埃《冯雪峰在三个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文艺报》1958年第1期刊载王瑶《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它》，第4期刊载姚文元《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刊载刘绶松《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批判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第2期刊载唐弢《论阿Q的典型性格——批判冯雪峰的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论的文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