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1900~1990)，广东番禺人，原名凌瑞棠，笔名叔华、瑞唐、瑞棠等，出身书香世家，自幼习画。1924年起，开始以白话执笔为文，以瑞唐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

凌叔华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才女作家，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萧红、庐隐、冰心、冯沅君、陈衡哲、苏雪林等人，共同构成了那一时期引人注目的女性创作景观。她的才气亦引起了鲁迅的注意，早在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便精辟地指出：“凌叔华的小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当时大家庭中女性的深闺生活，这些女性一方面身上深深背负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对她们的期待，在相夫教子、贤良淑德的守持中度日；另一方面，处在社会各种新旧嬗变之际，她们又时时感受得到女性解放与争取自由的风潮，伴着时代的有力足音正在打破高宅大院里沉闷的宁静。但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一跃成为勇敢的战士或鼓手，而是更多地保持着几千年来那个“她”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内心世界，唤醒她们的“自我”绝不是参加几场男女同席的聚会、与上过学堂的姐妹们交谈几次即可以完成。深闺女性的幽怨与想往，飞短流长与彼此体恤，计较盘算与温柔敦厚，以至日升月落、四季更迭间的审美情趣，在凌叔华的笔下呈现出没有被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挤压过的本真自在状态。这使得她的作品在那个激进亢奋的年代，散发出一种平和优雅的气质，其中听不到血泪控诉与急切呼喊，一切“企图”都不疾不徐地融进了日常的一饭一蔬、女人们的一颦一笑里。的确，凌淑华的这些作品虽从深闺走出，却不是狭小的闺阁之作，而是代表着中国新文学史上真正的闺秀气派。

凌叔华成长于文化根底深厚的名门望族，同时又是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大家族形态的家庭，她在其间因为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绘画天分而得到关注和宠爱，也曾在复杂的家庭人际关系中长久地像一只“缩在角落里的小猫”。众多女眷之间的明争暗斗，宅心仁厚的妈妈小心翼翼的谦退隐忍，让本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沉沉笼罩在整个庭院中的重男轻女的氛围，仅仅因为没能诞下一个儿子而遭到嘲讽和奚落的女人们，让这个昵称“小十”的女儿第一次萌发了幼稚却强烈的叛逆意识：“难道男孩子长大个个都做官，为什么拉车的挑粪的都是男人？”特定的成长经历让这个敏感多思的女孩踏上文学之路伊始，便流露出了明确坚定的“野心”。1923年，署名为“凌瑞唐”的燕京大学三年级女生，“冒昧”地向当时的燕大特聘中文教授、著名作家周作人发出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请求周先生收自己做一个课外的学生，牺牲些光阴，指点一下自己的习作。她这样说道：“我立定主意作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三国文上……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她的“野心”又是如此单纯——我要写出来，只是想让你们知道。这样的初衷似乎已决定了她日后文学路上的风貌与走向。

本集所收的凌叔华作品，既有艺术形态精致的小说，如使其以黑马之姿在文坛脱颖而出的成名作《酒后》，角度独特、意涵深刻的《绣枕》，以摒除世俗之心观察世界、体验世界的《疯了的诗人》，它们俨然打造了一条通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空长廊，里面展开的不仅是彼时主要是女性的生活景象，更展现了她们的内心图景；又有笔调优美、情感恬然的散文，其中包括了数篇旅行记录，凌叔华用画家的眼睛为异域的山水风光镀上了旖旎的光辉，形诸于文字，自是别有洞天。不论是东洋开满樱花的窗口，还是自家附近一场新雨后的空山，在其笔下都被审美的眼光和诗人的心性浸润得晶莹剔透；另外也选取了凌叔华的部分自传，这些片段真实地刻录了作家的人生记忆，昔日的家庭生活，长辈的身世故事，笔墨丹青中的苦乐，平实地娓娓道来，体物察情俱在其中，隽永的意境经得住品味。

自抗战爆发至40年代随夫定居欧洲后，凌叔华进行过东方艺术和戏剧的研究，在国外高校担任过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画作也时有精品问世，却鲜有文学作品。对她这样一位作家而言——在创作之初就显示出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深具国学功底又兼备域外学习生活经历，同时对时代与写作的关系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一份理念，这不能不给人一种“未完成”的遗憾之感。而凌叔华留存于世的这些文字，其实已然值得细细凝视，对于急躁的当下，何尝不是一种从容的泽被。

2014年6月10日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