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国安（1858-1913）：「清华」第一任校长

李可柔

1909年2月中旬，上海美国大学俱乐部在新皇宫酒店举办年度宴会，中国的外交官唐国安先生和美国主教查尔斯·布兰特（Charles Brent）先生应邀在宴会中发言。一位在场的客人评价说：“两位嘉宾的发言令全场折服，丝毫没有开玩笑和逗乐的内容，显示出对听众高度的尊重。”当时，共有85位嘉宾应邀出席宴会，其中包括基督教青年会的中美两方领袖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的一位通讯员。

当时，唐国安和布兰特正在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首届“万国禁烟大会”。这次会议是在布兰特主教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后，由中美两国政府联合举办，共有13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会议议题是共同商讨如何终止鸦片贸易。布兰特代表美国出席了会议。唐国安先生作为中方的三位代表之一，在会议中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作报告。另外，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为上海鸦片商店的关闭起了积极有力的作用。唐国安曾经担任过该会财务主管和管理委员会成员。

在宴会中，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威廉·洛克伍德（William Lockwood）先生称赞唐国安是“正直、出色的演讲家”。他在回忆唐国安在那次会议上的表现时，说：

他操一口标准的英语，以雄辩和富有感召力的演说说服各国政要们关注中国的需要。他的讲话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被广泛刊登，对于促使英国政府着手限制鸦片贸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从上海“帝国海运”码头出发，乘坐“中国号”蒸汽机轮船前往旧金山。作为中国外务部的代表，唐国安此行是陪同47位学生前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公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基督教青年会也大力支持这次留学活动，不仅在上海为学生提供了一些旅行零花钱，还安排在旧金山的港口举行欢迎仪式。

根据其中一位学生的回忆：“在横跨太平洋的三个星期的旅程中，唐先生喜欢与同学们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给他们讲述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留学美国的经历。谈到自己当年在耶鲁大学的学习生活时，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一定要融入美国的大学生活。’”有一次，唐国安还在船上面对一大群外国旅客，就美国的教育问题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讲。

寻找自己的路

1858年10月，唐国安（字介臣）出生在广东省靠近澳门的一个唐氏家族的村庄，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徒。由于他的一些亲戚曾经和容闳一样，是马礼逊学校最早期的学生，所以，当容闳以中国教育使团负责人的身份回到家乡招募学生赴美读书时，自然就选择了唐国安和他周围适龄的男孩子。唐国安作为中国留美教育使团的第二批留学生，于1873年被送到美国。

在美国留学的8年时间里，唐国安在学术、社交和灵性方面有了全面的发展。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家庭对他进行了家庭式的小学教育。之后，唐国安进入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Northhampton）的公立学校。1879年，唐国安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进入菲利普艾斯特高中（Phillips Exeter Academy）的大学预科班。

中国教育使团的监督禁止留学生们参加教会的活动，要求他们定期接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唐国安和另外二十多位留美学生并没有听监督的话，还创办一个“复兴社”来彼此鼓励和支持。其间，他们把两位公开接受洗礼的中国学生藏起来，以免他们被强行遣送回国。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他们约定好将来回到中国的时候，一定要彼此帮助，并在多年后还要重聚。唐国安在这个团体中担任秘书，这也是他一生致力于青年社团服务的开端。这段经历也让他明白，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是道德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科学和人文艺术的发展。

1880年，唐国安进入耶鲁大学读书，第一年就赢得拉丁语作文奖。同时，他因品学兼优，乐观善良，被允许加入“校园学生兄弟会”。然而，一年后，他在耶鲁的美好前程就被迫中断，因为清政府决定撤回中国教育使团，勒令所有学生迅速回国。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担心留美学生们接受美国文化，摒弃孔孟之道；另一方面，美国出现的排华事件及即将出台的排华法案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大部分学生刚刚进入大学。

留学生们回国后，清政府并没有兑现诺言重用这些留学生，只让他们从事一些文书类的工作。他们在政治上背着叛国的嫌疑，在文化上被视为异化的中国人。而清朝政府严重的腐败和滥用权力，也让这些饱受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学生们深感震惊。唐国安和其他学生一样，艰难地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先后在美国领事馆和几家外国公司担任翻译和秘书。

唐国安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乡村农民，在他留美期间就已经去世，所以唐国安还要定期拿出部分收入供养家人。几年后，母亲去世。全家上下都称赞唐国安恪守孝道、慷慨大方。1884年，唐国安与香港的一位姑娘结婚。婚后，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侄子唐宝森。多年来，唐国安一直与亲戚们保持密切的关系。

迈出第一步：借助于唐氏家族的关系网

30出头的时候，唐国安在亲戚的帮助下，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工作：1890至1898年期间，他担任开平矿务局的英语秘书和总经理助理。开平矿务局是在近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李鸿章的支持下创办的，除此之外，李还支持兴办了许多其他早期的公私合营的企业。李鸿章当时招募了唐景星管理开平矿务局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唐景星和他的继任者（唐国安先后担任过他们的助理）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北方的航运和铁路运输，他们将运送煤炭的铁路首先修到了天津，然后又到了北京，成为中国铁路网的主要干线。1899年，唐国安前往辽宁，担任京奉铁路的职工总管。

唐景星在唐氏家族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在对外贸易领域中有丰富的经验，并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沿海地区，有相当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唐景星去世后，唐国安的堂兄弟唐绍仪（也曾经是中国教育使团的留学生）成为家族的掌门人，管理家族在中国北方的业务。唐绍仪深受晚清政府的重臣袁世凯的赏识。当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宝座后，唐绍仪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理。唐国安和唐绍仪出自同一个家族，他们却没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但是许多重要的因素将两人的事业连接在一起。1903年，唐国安陪同一位客人，从香港回到故乡珠海，拜见唐绍仪和另外一些显赫的家族人物。这次会面将唐国安和唐绍仪的关系拉近了。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唐国安被迫在南方躲避。在妻子家人的帮助下，他在香港商业界找到了工作。1901年前后，他帮助刚成立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弗莱彻·布洛克曼（Fletcher Brockman）建立了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并担任董事会主席。

青年会创办早期，资金匮乏，资源短缺。在一次董事会上，唐国安对布洛克曼说：“你总是在强调信心，但我们是商人，考虑的是欠债还钱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将信心变成金钱，问题就解决了。”根据后来的记载，布洛克曼与大家一同努力，使经费问题得到解决。当他们再次开会的时候，布洛克曼向大家报告，凭着信心得到的每一美元，已经可以兑换成两元港币了。从那以后，董事会的成员们的信仰更加坚定。这件事情也影响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其他成员，大家从中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这种经历让唐国安受益匪浅。多年后，当他先后在上海、北京和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的管理层任职的时候，还在运用这种信心的原则。

活跃在上海改革派中

1903至1907年，唐国安住在上海，担任粤汉铁路局的财物总监，然后又回到京奉铁路局。他还担任当时在上海发展很快的国内志愿者协会的领导职责。此外，他还在上海青年会担任财物和管委会成员，并且从事写作和文字编辑工作。1907年春天，他在第五届全国青年会的大会中发言，并当选为管委会的成员。唐国安并不擅长体育，但是很热衷于青年会的体育运动。一位学生回忆说：“尽管唐国安不是运动员，却不辞劳苦、甘心乐意地向年轻人讲解体育运动，并向他们示范如何跑、跳。”

这个时期，由于西方列强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占领北京，举国震惊，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于是，清政府制定了国旗和国歌，人们开始抵制洋货，作为对外国强化对华的军事威胁，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立法禁止中国移民的一种报复。这种爱国热情唤起了人们对政治改革救中国的迫切盼望，以及对中国文化、民族和国家安危的担心。作为一种改革，科举考试体制被废除，新的教育体制和计划开始实施。1905年，清朝政府选派五位大臣前往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考察，计划九年之内在中国实现立宪。1908年按照清朝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举行了咨议局选举。

尽管唐国安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商人，主要义务是为各种国内民间机构募集资金，但事实上他也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演讲家，积极提倡道德和社会改革。唐国安在一系列开创性的活动中，与一位耶鲁大学的年轻毕业生颜惠庆联手合作。颜惠庆1900年回国，在圣约翰学院任教。两人的家族在上海都相当有影响力，唐家是在商业界，颜家是在文化界。唐国安的堂兄弟（唐绍仪）是怡和洋行的总经理；而颜惠庆的父亲（颜永京牧师）是圣约翰学院的第一任校长，卸任后留校担任教授达十年之久。

颜永京牧师富有独立的精神，深刻影响了这两位年轻人。作为最早的留学生之一，颜牧师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与他们真诚平等地相处，并深受尊敬。他劝勉宣教士们要更加谦卑，采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深入中国社会。1894年，他前往英国，游说抵制鸦片贸易。他还在上海组织并出资建造公园，供那些无法进入英国租借地的中国平民百姓游玩。

图2-1　1905年，唐国安在上海。

一些美国人和从美国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形成了当时中国都市社会的精英圈子，唐国安在他们当中相当活跃。他加入上海“天足会”，极力反对妇女缠足；担任耶鲁大学校友会城市分会的会长；成为美国大学俱乐部的优秀成员；在耶鲁大学毕业生李登辉（字腾飞）创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董事会成员，并为该机构创办的杂志撰写文章。1905年，李登辉在抗议美国立法限制中国劳工移民的活动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并动员学生抵制美国货。后来，李登辉还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

唐国安为学生会期刊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被外国的杂志和书籍广泛转载。他在这篇《致在国外受教育的中国人》的文章中，历数外国势力在中国的劣迹，包括鸦片贸易、租界地等。在他看来，这些外国势力从清政府的赔偿中获得利润，并且压迫弱者，违背真理和正义的原则。当时许多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都只是为了表达愤怒，但唐国安的文章更为深刻，他指出欺压弱者是人罪性的表现。他说：

……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停留在仇恨的思想中，因为这样对我们没有益处。相反，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完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唐国安在文章结尾激励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希望他们利用自身特有的经历，从更高的角度更好地认识整个形势，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903年，在外国和中国的青年会之间，举行了一系列的交流，其中包括辩论比赛。在一场辩论会中，唐国安和颜惠庆联手与西方队进行辩论。他们一开始就说明，在中国被迫存在的通商口岸，其实就是被西方势力控制的殖民地，这是对中国有害的事情。他们的意思是，西方国家应该将所有的主权归还中国。尽管这种说法对于西方人来讲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但是作为辩论会的裁判员，那位来自英国较有名气的律师，判决这两位中国人获胜。

1904年，唐国安、颜惠庆以及另外几个人，开始为青年会在全国发行的双语报纸撰写英文稿件。这些文章深受一些读者的喜爱，仅仅从题目来看，就能了解唐国安内心所持的一些观点，例如《中国的爱国者们为什么需要成为基督徒》、《基督徒的快乐》、《中国基督徒应该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

这两位作者还参与了《南方报》英文专栏的写作，这个栏目在当时主要是为了用中国公众的观点来影响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通过这些努力，两人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有人评价说，他们这种发行外文报纸的做法，成为中国人捍卫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最早的方法。但是这份报纸在1906至1907年间很快就夭折了。这份只有一页的报纸，包括一篇简短的社论和几条新闻，在英文读者群中有相当的影响。一些外国报纸和书籍转载了这份报纸刊登的中国人的观点和看法。

他们两位轮流撰写社论，但由于言论大胆，他们差点从租界中被驱逐出来。许多人开始担心唐国安的处境，但是他不畏权势、口诛笔伐，从而在外国人中赢得了更大的名望和更多的尊敬。有人这样评价说：“他们两人用优美的语言，表达了公正的看法……唐国安以正直的心灵，渴望社会的公义，公开谴责不公义的事情，毫不畏惧。”

从唐国安所写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出，他认为道德的改革才是中国未来的关键。在为青年会的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后来被外国媒体转载），他写道：

当前中国的道德堕落，并不是因为教育、文化、军事方面的思想落后，也不是因为制造业不发达，而是因为在中国个人和民族的品性中，缺乏道德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必须重新启动，只有这种力量渗透到民族和个人的品性当中，国家的稳定和美好才能得到保障。

基督教团体

1905年，唐国安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些短文反映了他坚定的基督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如何赋予他强烈的道德和社会正义感。

1905年初，唐国安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这份主流的宣教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清楚地指出中国教会领袖们所面临的困难。可以看出，这是让他内心牵挂的事情。他与中国的一些教会领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满怀崇敬。例如，上海、广东和香港的一些主要牧师，为中国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包括慈善工作、禁止缠足、抵制鸦片等，令唐国安敬佩不已。其中，唐国安特别提到颜永京牧师，视其为自己的榜样和导师。他列举了颜牧师的三大品格：信仰坚定、自我牺牲、绝不畏惧。

唐国安强调指出中国教会领袖们所面对的一些严重挑战：第一、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中，中国牧师缺乏自信，行事低调；第二、中国教会领袖和同工之间相互嫉妒，彼此伤害；第三、中国教会领袖与外国同事之间的关系更为糟糕，因为中国牧师就像仆人或下等人一样被对待，无法和外国同事保持平等的关系。根据唐国安的观察，中国教会同工的薪水微薄，晋升缓慢，在供养家庭方面总是面临严重的困难。

1905年，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教会评论》（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杂志的最后五期中，唐国安更加全面地说明了宣教在中国所面临的障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们看到，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态度。他是从宣教士的角度来写这些文章的，希望自己的观点能够激励人们并带来改变，从而促进在中国建立上帝的国度。

唐国安认可了宣教士取得的成绩，对大多数宣教士表达了自己高度的敬意，然后谈到自己所看到的问题。他首先列举了那些妨碍福音在华传播的外在因素，包括孔孟文化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精英的敌对情绪，人民的贫穷和无知，本地基督徒低层次的社会地位，通讯和交通工具的落后，以及政府对改革进程的阻碍。他认为这些因素都是宣教士们所无法控制的。

其次，唐国安还列举了宣教团体的内部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是能够并且也是必须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包括：

1.基督教宣教中的政教不分。唐国安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时因为中国与外国存在着不平等条约，基督教从某种意义上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因此导致清朝政府和国民认为西方人传播基督教是有政治意图的。和古罗马一样，清政府也对那些不愿意受王法约束的组织怀有敌意。唐国安甚至指责某些宣教士鼓励归向基督的中国人不重视甚至不服从中国官员。

2.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宣教士普遍缺乏包容。唐国安敦促宣教士们保持耐心和容忍，特别是在对待敬拜祖先这样的问题上。“宣教士的职责不是传播一种固有的神学模式、教义观、敬拜的方式、教会管理模式和习惯，而是应该传播耶稣的福音，培养人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以及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3.那些所谓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不良表现。唐国安认为，西方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长期的不平等条约，剥夺中国的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在京驻扎外国军队，这些都会让基督教蒙受羞辱。他强调：“鸦片贸易是最为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公义的原则，让吸食鸦片成为中国一些省份中的普遍现象。人们会告诉你，‘士农工商沉湎于鸦片，甘为枯骨……’停止鸦片贸易，对于英国来说不过是损失几百万英镑而已，但是因为这一点钱，就让几千万中华儿女拒绝基督教，失去今生的快乐平安和将来的永生，孰重孰轻还不清楚吗？”

4.宣教机构的失误。唐国安凭借自己的信仰以及在基督教团体中的经验，批评宣教士抱有宗派观念、用人不适当、低水平的教育、对宣教士粗糙的培训，以及基督教出版物的质量低下。他盼望能够出现代表高水平汉语文学的中文《圣经》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