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韩愈散文艺术论 作者:孙昌武


韩愈评价柳宗元一生业绩,说过这样一段话: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1]

这里结论故作疑词,韩愈显然认为“文学辞章”的历史价值是高于“为将相于一时”的实际功业的价值的。大家知道,韩、柳在政治观点上有分歧,所以表现在文章中,也有不少意见相左。但在这段议论里,韩愈尽管对柳宗元的一生活动隐含微词,却高度赞扬了他的文章。实际上,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不应只看作是对柳宗元本人功过的评价,而且包含着强调“文”的地位与意义、强调“文人”的价值与作用的新看法。

再看看韩愈的另一篇文章《送孟东野序》。其中提出的“不平则鸣”的看法,是欧阳修“文穷而后工”主张的先声。但是在文章逻辑思路上有一个问题:讲“不平则鸣”,从物说到人;讲人,又从唐虞说到当代;作为例子的,则从咎陶、禹到周、孔、诸子百家,直到孟郊、李翱、张籍,因而宋人洪迈指出:“韩文公《送孟东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则鸣。’然其文云:‘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又云:‘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然则非所谓不得其平也。”(《容斋随笔》卷四)近人杨树达先生在《汉文文言修辞学》中亦列此为文病。确实,韩愈这篇文章在立意上以“不平则鸣”为主干,但使用“不平”一词却含义歧出。“不平”之“平”如果是平正、平静的意思,那么喜、怒、哀、乐都是“不平”,“不平则鸣”就是“感物而动”、“缘事而发”的意思;但韩愈在文章末后归结到孟郊,却又说到“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则又用了愤郁“不平”的内涵。但今天我们分析他的这个观念会看到,正是在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中,韩愈把一个穷诗人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等同起来了。林云铭解释说:“篇中从物声说到人言,从人言说到文辞,从历代说到唐朝,总以天假善鸣一语作骨,把个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异样郑重。然后落入东野身上,盛称其诗,与历代相较一番,知其为天所假,自当听天所命。”(《韩文起》卷五)韩愈文章是否以“听天所命”为主旨,容后另议;文章中反映了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观,也是不可否认的。但在今天看来,韩愈把一个“文人”看得那么重要,他的言辞意义那么重大,却是一种新观念,反映了他对于“文”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举出的唐代的“能鸣”者,除上列三人外,还有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九个人,全是文学家。

意思是“能文之人”的“文人”一语,出现在汉代以后。《诗·大雅·江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毛《传》:“文人,文德之人也。”孔《疏》:“汝当受之,以告祭于汝先祖有文德之人。”(《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文侯之命》:“用会绍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孔《传》:“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当用是道合会继汝君以善,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尚书正义》卷二十,《十三经注疏》本)《诗经》的《大雅·江汉》作于西周,《尚书》的《文侯之命》属今文,可信为早出。在当时,“文人”只是“文德之人”的意思。这也反映了那时候“文”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实际。到了汉代,才出现了“能文之人”的“文士”、“文人”。如《韩诗外传》卷七:“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王充《论衡·超奇》:“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但在当时,“文人”所能还被视为技艺。以司马迁之宏才,不过被“俳优畜之”;扬雄则自悔少年作赋是“雕虫篆刻”。王充把“文人”提高到儒生、通人之上,颇有高自标帜之意,但仍不出“士”的一列。到了汉、魏之际,鲁迅所提出过的“自觉的文学观念”形成了,文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出现了也是鲁迅提过的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八)那样的主张。但同时代的曹植却又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与杨德祖书》,同上卷十六)这显然表现出轻视文人和文才的意思。对这一点,鲁迅在《而已集》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分析,曹植是作“违心之论”,说他一是文章作得好,不满于自己所作而羡慕他人之所为;二是其活动“目标在于政治方面”。这就表明了,在那个时代,不论“文”与“文人”是如何受重视,但文事在人们的观念中,地位与意义远在实际的政治事功以下。通观六朝及其以前,“文人”也确乎只能“帮忙”与“帮闲”,作为贵族阶层的附庸而已。

这样,再来对比前述韩愈文章的看法,则韩愈显然把文章与事功、道德、思想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本来是主张以儒道济世的,但他在《师说》中却把“传道”与“授业”并列。正如朱熹所解释的,这里的“业”就是“六艺”之业,包括写文章的技能。他的《进学解》是以解嘲的形式自我肯定、自我揄扬的文章,其中也是儒学、文章、道德并称,重点称扬自己的文章技能。他说自己“性本好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愈少驽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努力,又不通时事,而与世多龃龉。念终无以树立,遂发愤笃专于文学”(《答窦秀才书》)。这里的“文学”即指“古文”之学。他中进士后,制举不利,三上宰相书,大讲自己如何会作文章,“其业则读书著文”,“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又夸耀自己的文章如何与流行的“绣绘雕琢之文”不同。他的《与孟尚书书》,表白自己的心迹,以孟子为楷模。孟子在杨、墨交乱之后,“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这样,要“使其道由愈而粗传”,实际靠的还是文章。所以,他一再表示,文章可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君子“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答李翊书》)。总之,在他看来,文章的作用绝不在道德、事功之下;从事文章写作的意义起码不次于从政作官。

韩愈对“文人”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客观现实的变化。一方面,到了唐代,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不少没有等级特权的文人可以凭借政能文才取得政治地位,文才受到普遍的重视;另一方面,文学作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又有新的巨大发展,它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干预政治的作用更为突出。如白居易等人写“新乐府”,就把诗当作比朝廷章奏更为犀利有效的政治工具。这样,韩愈的新的“文人”观念,反映了现实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文人”阶层的要求。

韩愈如此大力肯定“文人”的作用与地位,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散文家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在他看来,文章不再是“小道”,不再是“雕虫小技”;文学事业的价值也不次于政治事功。他用这个观点动员文坛,教育后学,使更多的人自觉地穷精力于文章。这对于“古文”的大普及、大发展是有重大作用的。宋代以后,有人从儒学的角度批评韩愈为“文人”,如张耒说:“韩退之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韩愈论》,《张右史文集》卷五十六)王守仁说:“退之,文人之雄耳。”(《传习录》卷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这些话本意都在贬低韩愈在儒学上的地位。韩愈在儒学上的得失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这也确实透露了历史真相:韩愈重视“文人”,并努力作一个“文人”,完成他所理想的“文人”的事业。


[1] 本书引用韩文,除特别注出者外,均据《韩昌黎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排印本。以下不再注出书名、卷次。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