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谓“文以明道”，即指文章写作的目的在阐扬儒道。韩愈一生以承继、发扬圣人之道为己任，立志颇高，立言颇壮。他声称自己要济儒道于已坏之后，“使其道由愈而粗传”（《与孟尚书书》）；又以当世圣人自居，自负“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答吕毉山人书》）。但是，“明道”所依靠的是“文”，没有好的文章也就谈不到“明道”。这样，在他看来，“文”虽然是手段，却又是相当重要的。“明道”实际是一个总的标的，它是否能“明”，还是在“文”的优劣。所以韩愈一方面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另一方面他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两种议论，形似矛盾，实则是说出了“文以明道”的两个侧面。这就是朱熹所批评的“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韩愈不视“文”为“道”的附庸，也不把它作为“道”的简单的表现形式，而认为它独立于“道”之外，有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这是“文”与“道”的二元论。这种观念与汉代以前那种文章与学术、文化不分的旧观念不同，也与后来宋人“文以载道”，以道学包融文学的观念不同。这实际上表明韩愈继承了魏、晋以来的“自觉的文学观念”，强调在儒学、道德等等之外，有独立的“文学”之文。

他的基于这种认识建立起来的“古文”观，又是重“文”的。在“文”与“道”二者之中，他所努力的多在“文”的方面；他继承历史传统，也比较清晰地分辨出文学发展与一般学术、文章的不同的脉络，并努力发扬前人在文学上的成果。这也表明他的文学观不是单纯复古的，而是接受了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进步的观念的。

在这一点上韩愈与他以前唐代那些努力于改革文体的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些人反对骈文的浮靡文风，大抵单纯追求复古，对文学发展历史的看法是相当混乱的。例如李华论及文学发展时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论及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浸以微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卷三一五）贾至说：“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飚，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全唐文》卷三六八）柳冕则说：“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与徐给事论文书》，《全唐文》卷五二七）这样的议论，显然是把文学的发展与文风的浮靡混同起来了。例如屈原，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留存下第一部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创作，绝不能以“诡丽”、“哀艳”的罪名论定它是以后形式主义文风的滥觞；把他的创作与齐、梁文风并列起来更是荒谬的。但这种看法却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就是许多人提倡文体复古，没有看到文学之逐步形成为独立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没有认识文章大体上是由朴趋华、离质向文的发展趋势。这还是一种守旧的文学观念。与此相联系的，他们也没有看到文学内容的扩大及其特质。他们机械地要求恢复古代著述之文的传统。例如独孤及称赞李华，是“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指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全唐文》卷三八八）。梁肃主张：“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补阙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柳冕则提出：“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全唐文》卷五二七）按这样的看法，最好的文章是圣人经典之文，因此作文就要以先圣经典为楷模，以“君子之儒”来写“君子之文”。这是一种经学与文学合一的观点。李华又说：“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著作郎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萧颖士自负“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而他所推重的是《春秋》“褒贬之文”（《赠韦司业书》，《全唐文》卷三二三）。这与他们以前史学家刘知几的以“著述”自命，认为最好的文章是史学著作的看法又是一致的，是一种史学与文学合一的观点。这些看法与六朝形式主义的文学观是对立的，但二者在“文”、“道”关系的理解的思想方法上又是相通的。六朝人把“文”与“道”相割裂，因此要创作一种离开了“道”的束缚的纯粹的“文”；而这些人要把“文”消融到经、史著述之中，实际也是把二者对立起来。他们都否定在儒与史之外有“文”的独立存在的价值。

韩愈的看法与这些人不同。一方面，他的视野非常之广阔，如上面提到的《送孟东野序》，列举古今之“善鸣”、“能鸣”者，从《诗》、《书》、“六艺”、诸子百家，直讲到当代的同辈文人。另一方面，在他的意识中，显然明确区分出了历史上的学术传统与文学传统。而他论文章和自己的实践，又显然重视后者而不是前者。在著名的《进学解》中，谈到他的文章师承：

　　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仅从这段文章看，他在创作中所效法的，并不只限儒家经典；而且即使讲到儒家经典，着眼点也不在经学，而在文章。他在《读〈仪礼〉》一文中解释孔子“吾从周”一语，以为是“谓其文章之盛也”，又说“奇辞奥旨著于篇，学者可观焉”。特别是他把被视为治世大法的“经”与《庄》、《骚》、两司马并列，并对《尚书》、《左传》略有微辞，这显然不是以儒学为标准。他更注意的是屈原、庄周以下到汉代的文学遗产，当时文学与学术已逐渐分离。总之，他重视的是文学，而不是儒学。他批评当时的骈文说：“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答崔立之书》）这清楚表明了他不像李华等人那样以“圣人”之文为评文标准。他很推重屈原，多现于言辞之表，有人评论“观其《感二鸟赋》，悲激顿挫，有骚人之思”（苏舜钦《答马永书》，《苏舜钦集》卷十）。确实，他在创作上承受了屈原的不少影响。这不只局限于辞赋体的写作；他的整个尚“奇”的追求与那位古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很有相通的地方。他又多学《庄子》。古人评论他的《送高闲上人序》，“恢诡放荡，学《庄子》文”（《文章轨范》，转引《全唐文纪事》卷七十）；清人吴德旋说“《庄子》文章最灵脱，而最妙于宕，读之最有音节。姚惜抱评昌黎《答李翊书》，以为善学《庄子》，此意须会。能学《庄子》，则出笔甚自在”（《初月楼古文绪论》）。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文章是最富于文学性的。在汉代，韩愈特别推崇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他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答刘正夫书》）柳宗元说他的文章可比司马迁。这个评价是后人所公认的。刘埙就指出其“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隐居通议》）。但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崇货殖而尚游侠，绝非醇儒。方成珪又指出其“《集》中屡称扬雄”（《韩集笺正》卷三）。方东树也指出：“退之论文屡称扬子，而不及董子。盖文以奇为贵，而董子病于儒。余闻之刘先生（指刘大櫆——笔者）说如此。然窃以为退之所好扬子文，亦谓其赋及他杂文耳。若《法言》、《太玄》，理浅而词艰，节短而气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书〈法言〉后》，《仪卫轩文集》卷六）韩愈在汴州，曾“西望商丘，东望修竹园，入微子庙，求邹阳、枚叔、司马相如之故文，久立于庙陛间”（《题李生壁》）。汉代文人，已显然分出了儒生与文学家两种人，这也是文学之独立于经学而发展的表现。所以隋任城王杨偕致杨遵彦书中就有“经国大体，则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的话。而董仲舒、刘向、匡衡、王充等人，著作也并不少，但他们以思想家面貌出现，所以韩愈在作文方面并不推重。朱熹很欣赏韩愈文章，但不满于他的儒学，说：“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读〈唐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他又说韩愈取屈、荀、马、扬与孟轲同论，为无见识，为不成议论（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方孝孺批评说：“唐之士，最以文为法于后世者，惟韩退之。而退之之文，言圣人之道者，舍《原道》无称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简之记，无有焉……汉儒之文，有益于世，得圣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贾谊；攻浮靡绮丽之辞，不根据于道理者，莫陋于司马相如。退之屡称古之圣贤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贾不一与焉。其去取之谬如此，而不识其何说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则艰险之元结，俳谐之李观，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于文人之后邪？则孔子、孟子固与荀卿、屈原、李斯并称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于董、贾独抑之，相如独进之，则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答王秀才书》，《逊志斋集》卷十一）这种指责，当然是出于卫道的偏见，但所举事实则是真实的。这正反映了韩愈在文学上的企向，表明了他对文学的重视。后来曾国藩也指出：“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圣哲画像记》，《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实际上韩愈正是继承了汉人发展文学散文的传统，而较轻视它的经学传统。对于六朝骈文成就，韩愈也并不排斥，这在下文论文体一章中还将专门讨论。袁枚就曾指出过：“唐以前，未有不熟精《文选》者，不独杜少陵也。韩、柳两家文字，其浓厚处，俱从此出。宋人以八代为衰，遂一笔抹杀，而诗文从此平弱矣。汉阳戴思任《题文选楼》云：‘七步以来谁抗手，六经而外此传书。’”（《随园诗话》卷七）韩愈也确实吸取了《文选》为代表的六朝文学的传统。后来，阮元批评“古文”“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与友人论古文书》，《揅经室三集》卷二），并强作“文”与“笔”^[1]的划分，实则韩愈已充分消化了六朝“文”的成就，只是如焦竑说的像花在蜜，蘖在酒，脱弃陈骸，自标灵采，把骈文艺术消溶到“古文”之中了。这样，韩愈所谓“古文”，绝不再是古代的著述之文、文化之文、文章之文的复活，而是继承文学散文独立发展成果的艺术创作。从理论与实践上看，韩愈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明晰的。这是他比起以前以至以后许多“古文”家们显得更为杰出的地方。

韩愈对当代文学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对“文”的重视。虽然说唐代并不重经术，但也颇有几位有成就的经师，也有如刘知几那样卓越的著作家。而且下文还将谈到，韩愈在思想上也受到中唐以后发展起来的啖助、赵匡、陆质等新《春秋》学的影响。可是除了他曾问学的施士丐而外，这些人在他的作品中都没留什么痕迹。他所推尊的是陈子昂、李白、杜甫等人。不言而喻，这些人的成就主要在文学。陈子昂喜言王霸大略，并非章句之徒；李白好道求仙，佯狂纵酒，思想面貌十分复杂，绝不受经学羁束；杜甫倒是以儒生自命的，但他愤世嫉俗，对现实抱清醒批判态度，这亦非醇儒的表现。特别是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韩愈对柳宗元的评价。他不但在政见上与这位友人不同，而且在理论观点上差异更大。对比一下韩愈《原道》与柳宗元《封建论》这两篇各自的纲领性文章，就会看到其中表现了完全对立的世界观和历史发展观。韩、柳一生中进行过关于“天”、关于佛教、关于修史等几次论战，文字中枘凿不合处更多。但这些并没有影响韩对柳的推重。柳贬永州，为流囚，韩在长安官职虽不高，但其时已确立了有影响的地位，却能热情向后学揄扬、推荐柳。柳死后，他慨叹“子之文章，而不用世”（《祭柳子厚文》），所写祭文、墓志都大力推崇柳的文章。柳对韩也是一样。这样的互相对待上的分析的、弘通的态度，也使他们二人在提倡“古文”中长期合作、互相学习，对整个“运动”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相对比的是李翱，他与韩愈定交很早，在韩的同辈与弟子中是儒学成就最高的人，但如范浚所说：“昔李翱在唐诸儒中言道最纯，然其用心勤甚，而时人莫之知，后世亦莫之知。翱从韩愈为文章，辞采虽下愈，而议论浑厚，如《复性书》三篇，贯穿群经，根极理要，发明圣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称翱学文颇有得耳。翱亦自谓与人言未有是我者。是当时莫之知也。”（《答徐提干书》，《范香溪先生文集》卷十六）这实际上反映了韩愈所倡导的当时的文坛风气。到了宋代，人们从儒学角度并提“韩、李”，认为韩、柳道不同不相与谋，与唐代当时的风气则很不相同了。这些事实，也都清楚表明了韩愈所重视的是什么。

正因此，自宋代以来，就有“因文见道”之说。程颐就指责韩愈不是“有德然后有言”，是“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遗书》卷十八）。陆九渊则说是“因学文而学道”（《语录》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进一步以至有人认为他道并未见，如朱熹说，“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沧州精舍谕学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寥燕说：“昌黎则见道未彻。《原道》、《原性》诸篇，肤浅已甚。要之，起衰救弊，则其文不可诬也。”（《与魏和公先生书》，《二十七松堂集》卷九）“世亦有道未至而文至者，如孟轲、荀卿、扬雄、韩愈之徒是也。”（《答谢小谢书》，《二十七松堂集》卷七）蔡世远评《答李翊书》：“公生平刻苦肆力，本期至于古之立言者，因而有见于道，遂居然以传道自命。然自叙其躬行实践之功，少有见焉。至自道为文工夫本领，亲切有味如此。”（《古文雅正》卷八）这些批评，当然是出于道学的偏见，但也透露出一定的道理：韩愈在“文”与“道”二者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上，确乎与以后的道学家不同。他当然还不能如我们今天这样辩证地认识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思想、宗教等等的关系以及文学本身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但他确实一方面纠正了否定思想内容、单纯追求形式的偏颇，一方面又注意到文学的独立价值。这样，向前，他与六朝形式主义文风划清了界线；向后，他没有走入理学家重道轻文以致认为“因文害道”的歧途。这是他理论认识的明晰和接近科学之处。这对他的实践也起了积极指导作用。

[1] 关于南朝“文”与“笔”的区别，详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宋齐梁陈文学概略·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