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认识明晰,态度坚定之外,在改革文体上要真正取得实效,还得有正确的方法。
韩愈的方法是正确的。简单地说,他善于总结、继承中国散文(包括骈文)长期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含英咀华,旁推交通,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艺术创新。
韩、柳等人倡导与创作“古文”,是与“俗下文字”的骈文相对立的。“古文”散体单行,与骈文的讲究对偶声韵截然不同。这是恢复秦汉以前的行文体制,所以称“古”文。但是后来有人强调韩愈文章只是复古,“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致使“《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石介《上赵先生书》,《石守道先生集》卷上)。以至清代桐城派认为“古文”是“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方苞《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四)。这种认识则过于偏狭。宋人还有个定义:“子之言,何谓为‘古文’?‘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柳开《应责》,《河东先生集》卷一)这样,又把“古文”的特征归结为内容的复古,忽视形式的意义,也根本不合乎实际。这都涉及到对中国散文发展历史的看法,涉及到对韩愈以“复古”行“革新”的文体改革的本质的认识。
刘开曾指出过:“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孟涂文集》卷四)韩愈标榜学习先秦盛汉以前文章,但他并不是字模句拟,原样照搬;他否定骈文,也不是一股脑儿抛弃。实际上是辩证地“扬弃”,去其僵死的形式,取其艺术精华。如古人说:“前辈说作诗作文,记事虽多,只恐不化。一化则说出来都融作自家底。不然,记得虽多,说出来未免是替别人说话了也。故韩昌黎读尽古今,殊无一言一句仿佛于人。此所以古今善文,一人而已。”(佚名《西轩客谈》,《重校说郛》卷二十九)韩愈不能说是“古今善文”的第一个人,但他学习古人,广取博收,达到了化境,则是确实的。这也是他能够遵循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表现。
人们研究唐诗,往往承认六朝诗在形式、音律以及整个艺术表现方法上为唐诗的大繁荣做了准备。例如,没有齐梁体就不会产生唐代的近体诗,尽管唐代一些近体诗大家是批判齐梁诗风的。人们评价杜甫是“集大成”,其中也包括承认他汲取了六朝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意思。例如元稹就说他“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但是,论及“古文”,那种“八代之衰”的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却根深蒂固,往往认定韩、柳等人是跨越魏、晋而直接三代、秦、汉的。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在对整个散文的发展的看法上是狭隘的、错误的。
阮元评论南朝骈文,说它们“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揅经室三集》卷二)。他提倡新“文笔论”,为骈文争正统,仍是偏狭的门户之见;但把骈文放到中国散文发展长河之中,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尽管这是个有曲折、有逆流的阶段)的产物,阮元的说法又是不无道理的。正如前文已指出的,骈文内容多空虚陈腐,艺术表现形式化、程式化,不适应现实需要。但是,中国独立的艺术散文,却是在骈文这个框架之中形成起来的。正是在东汉以后的骈俪化的发展中,出现了“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卷三《杂说》下)的“文”。后来还有人认为:周、秦文体未备,魏、晋以后渐备,至唐、宋乃全(见包世臣《复李迈堂书》,《艺舟双楫·论文》卷三)。这是从文章体裁着眼,也确实说明了文学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韩愈擅长的碑志、序记等等散文体裁,都是魏、晋以后发展起来的。正如袁中道所说:“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谓八代以内都无才人,但以辞多意寡,雷同已极。昌黎去肤存骨,荡然一洗,号谓功多。”(《解脱集序》,《珂雪斋文集》卷一)韩愈否定了六朝骈文,但他的“古文”又是这种骈文的发展。他是在六朝人形成的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了前代散文艺术的成果来创作“古文”的。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新。所以清人王铁夫说:“古文之术,必极其才而后可以裁于法,必无所不有而后可以为大家。自非驰骛于东京、六朝沉博绝丽之途,则无以极其才。而所谓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语于文,尤羊之鞟而已。自宋以后,欧、曾、虞、范数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视韩、柳,则其气质之厚薄,材境之广狭,区以别矣。盖韩、柳皆尝从事于东京、六朝。韩有六朝之学,一扫而空之,融其液而遗其滓,遂以夐绝千余年……”(引自凌扬藻《蠡勺编》卷三十八)韩愈对于六朝文这种复杂的艺术成果,有分析,有鉴别,做到了死者活之,实者虚之,腐臭者神奇之,终能脱弃陈骸,自标灵采。这要有一种开阔的艺术视野,也要有一种深刻敏锐的艺术眼光。
袁枚下过这样一个定义:“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胡稚威骈体文序》,《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骈体是一种极其精致、极其严格的行文与表达技巧,它是在汉语文特有的语文技巧中提炼出来、发展起来的。同时这又是极端化、绝对化的发展。所谓“骈”,原指双马驾车,取其骈比之意,把偶体双行的文字名为骈文。它的基本特征是讲究对偶;连带着形成另两个特征,即讲求藻饰与使典用事。而这些,本都是语言的形式技巧。不能认为讲究对偶等等就是形式主义。例如,由古体诗的不限对偶到近体诗的讲求对偶,就是诗歌艺术的丰富与发展的表现。但在散文中问题就显得复杂了,过分地、绝对地追求形式,特别是这种追求又与一种不健康的思想倾向结合起来,则形成为艺术发展的形式主义逆流了。正确对待六朝骈文,就是要从形式主义潮流中把艺术形式上的成果区别开来。韩愈正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