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刘恪

那是个夏天。诗人树才拿来一本《新生界》杂志，对我说：这期上的长篇《蓝雨徘徊》，你有空看一看吧，是一位叫刘恪的朋友写的。

我读起了《蓝雨徘徊》。一个以水为背景的小说，没有传统的故事结构，没有在大多数阅读者看来必要的过渡和交代，没有情节推进，有的只是数百节零散的碎片，有的只是弥漫的神秘和诗意，有的只是汉语散发的特殊魅力。一种可以当作画来欣赏，可以当作谜来琢磨，可以当作音乐来听，却偏偏很难用言语说明白的小说。小说没有为宏大话语唱赞歌，显然也不是大众娱乐的饮品，但它对我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冲击伴随着惊讶：原来长篇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我竟不忍心一下子读完，而是每天读几页，读了整整一个月。刘恪以及刘恪笔下的双调河成为那个夏天的鲜明记忆。

想见刘恪。依然在树才家，外面下着雨，刘恪进门，扛着一袋大米，气喘吁吁的。树才纳闷：这是干吗？刘恪急忙解释：单位发的，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随后，树才为我们正式做了介绍。我谈了谈对《蓝雨徘徊》的喜爱。刘恪听着，很专注的样子。他告诉我们，花城出版社已将这部小说列入“先锋长篇小说系列”，只是标题要改为《蓝色雨季》。我们都觉得《蓝雨徘徊》更有味道，改了实在可惜，能不能不改？出版社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吧，刘恪心平气和地说。

过了几天，刘恪请我们到他在北师大借住的寓室里做客。朋友，朋友的妻子，朋友的朋友，一共来了十几位。刘恪给每个人倒上一杯饮料，再削好一只苹果，然后，走进厨房，绝对不让任何人插手，一个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在里面洗洗弄弄、拍拍打打、切切剁剁，不到一个钟点，便将二十几道冷盘热菜端了上来，而且色香味俱全。奇怪的是，他本人除了一两种蔬菜，基本上什么都不碰，只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时不时给女士添点饮料，给男士加点啤酒。一问才知道，他是个素食者。一个素食者却会做这么多的大鱼大肉。连尝遍各种山珍海味的周军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凭着观察力和想象力，就能做得这一手好菜，太厉害了。

之后，刘恪忙着主编杂志，我则去了美国。尽管时空拉开，但彼此都惦记着。

从美国归来后，很快又见到了刘恪。这时，他的长篇已出版并获了奖。在书的跋中，他的大段感激朋友的文字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朋友变得异乎寻常的珍贵。”我从小离家上学，独自在外生活了这么多年，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我们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彼此的了解也慢慢深了起来。起先，见面时主要谈一谈文学，谈一谈各自读的书。后来，就什么都谈了。他的朴实，他的真诚，他的稳重，他的倔强，他的令人惊讶的率直，他的有一定原则的随和，他的细致和慷慨都是些极能吸引我又极能打动我的东西。再说，他还有那么出色的才情呢。这些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东西我也说不清。兴许就是缘分。很快我就把他当作了最好的兄长和朋友。同他见面，我感到轻松，感到自然，感到可以剥去一切伪装。

在结束了长时间的漂泊生活后，刘恪终于在北京西边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了下来，离我的家很近。一个电话，十分钟便可集合。只要在北京，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见上一面，每天都要通个电话。无论我们到他那里还是他来我们这里，一到饭点，他都会责无旁贷地挽起袖管，钻进厨房。一段日子过后，我和妻子实在不忍心让他这么劳累，决定到餐馆吃饭。但刘恪每次又都抢着付钱，弄得所有顾客都朝我们看。到最后好不容易定下了这么一个规矩：北边归他，南边归我。

刘恪看上去木讷，实质聪明，绝对是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地地道道的人。他当过老师，至今仍不断有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学生来看望他，请教他；当过记者，写过不少有棱有角的文章；当过主编，把一份部级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当过教授，有将枯燥的理论讲述得十分好听的本事；还拉过二胡，学过推拿，研究过古文、易经、电影，等等。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地地道道的刘恪就是不愿认认真真装点一下自己的生活。对待自己，他有点太马虎、太随意了。挺帅的一个人，却从不想着去添些像样的衣服，各种场合都穿着那套标志性的牛仔服。家里厨房设备一应俱全，却从不想着为自己好好做上一碗汤、一道菜，常常一个馒头或一张烙饼就对付了一顿饭。常年吃着馒头、烙饼，顶多再加上韭菜、鸡蛋，身体却始终那么强壮，实在让人不敢相信。我就常常怀疑他是不是老偷偷地进一些补品，比如冬虫夏草什么的。倘若真的这样，倒也是件叫朋友放心的好事。可刘恪偏偏又总是坚守着他的带有乡土味的生存哲学：“不就混张嘴嘛，干吗要弄得那么复杂？”

我理解他。他的关注点在别处。在文字，在创作。他全部的激情、全部的野心、全部的才华都转向了这里。一个不抽烟、不酗酒、不吃大鱼大肉，喜欢女人却不愿浪费时间去同女人谈情说爱的男人，终于还有自己痴迷的东西。他不会白活一生了。

《新生界》停办后，刘恪索性选择了自由写作的道路。除了我们的定期见面或偶尔的外出讲学外，他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读书和写字上。他的阅读面极广，文学、哲学、历史、美术、音乐、科学，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看着他读过的书，我就感到羞愧，再也不敢自称读书人了。你到他的屋子里会感到书的压迫：床上是书，桌上是书，电视架上是书，厨房里是书，而且都高高地摞着。他抱怨房子太小，搁不下太多的书。其实，给他多大的房子，他都会很快摆满书的。

春节将临，刘恪在电话中发出邀请：“到我这里提前吃顿年夜饭吧。”我知道他要写东西了。到他家时，菜已经做好。桌上整整齐齐放好了碗筷。其中有一套是为他故世的母亲准备的。他会先恭恭敬敬地为母亲倒上一杯酒、夹上一些菜，然后轻轻地说一声：过年了。吃年夜饭时，他会破例喝一小杯酒。

第二天，他就将自己关在屋里，开始写作，每天十几个小时，通常一连要写上几十天，甚至几个月。我每天晚上都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这时的刘恪声音显得苍老而又沙哑，毫无生气，每次都会告诉我当天写了多少：六千字，八千字，三千字，有一次，他极沮丧地说：今天就写了五十六个字——他有在节日期间开始写作的习惯。唯有一种情况他会暂时中断一下自己的写作，那就是朋友急需他的帮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