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代女作家女性文学意识的理性宣言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文学意识经历自在、被动、自觉、被遮蔽与再自觉的嬗变过程。从自在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她们走上文坛，从对文学的最初敏感到对文学的理性宣言，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写作基于不同的创作动机与内在诉求：对“爱”和“温暖”的诗意追求、“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启蒙意识、革命见证人的责任意识、女性写作的生存需求，等等。她们的写作是女性生命的自然绽放、情感密码的精致编译以及身体叙事的精神狂欢。女性写作，“卖文，不卖‘女’字”。不过在男性视域中，她们的创作是“越轨的笔致”，是“下半身写作”，没有守护“文艺女神的贞洁”。但是男性视域的“误读”并不能遮蔽女作家的创造性，她们在黑夜中思考，虽有“复仇”情结，却永远向着“温暖的憧憬”，追求“人生安稳的永恒意味”。

第一节 女作家的理性宣言与主体的内在诉求

中国现代女作家被“震上”文坛、被“带到”文坛，她们是被启蒙的对象，而进入启蒙之列的她们，也开始用文学进行启蒙。她们心中充满对人类的爱，但是她们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或直接“示爱”，追求爱的哲学，憧憬“温暖”；或直接批判，“对着人类的愚昧”；或二者融为一体。革命赋予她们崇高的理想，她们忘记自己是女性，以见证人的身份书写大爱。她们心底荡漾的爱，在文本中流淌，或在文本中潜行。从被动的生存需求到主动的精神追求，文学成为女作家自我生命的确证。

一 对“爱”和“温暖”的永恒追求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句话伴随着冰心的一生，她用这句话时时刻刻告白自己，献出自己的爱。在她99年生命中，她确实无私地奉献着世纪之爱。冰心歌颂童心、母爱、自然，洋溢着一种广博的宇宙之爱、万全的人类之爱，形成了以爱的哲学为底蕴的诗意宗教观，或称艺术宗教。1924年她这样写道：“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及其同龄人生活在严峻的现实中。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心灵有着强大的冲击力，这时作家用母爱去化解心中的烦闷。在现实中有了烦闷，就躲到母亲的怀里，进而沉酣在母亲的怀里，以求精神的解脱和灵魂的安放。这里的“母爱”首先是一种世俗的人间亲情，源于冰心自身的情感体验。但她进一步把这种情感体验升华到另一个层面，即哲学层面，认为母爱是人间至爱，是世界和谐与友爱的本质。

冰心对童心的歌颂也有两个层面的意味：在感性层面，从儿童的天真、儿童的亲情中体会人性的美；哲理层面的意味是冰心关注童心的主要内涵，是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赞美其“无”即大“有”的内涵，将它理解为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与之相通的审美趣味、哲理思索是对沉默、宁静的充满诗意的赞颂。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参照系是基于孩子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比建构的。孩子的世界在文本中是一个单纯的存在，而在冰心的世界中是一个对比的存在。童心的“真”对应的是成人现实世界的“假”。感性层面的童心是其能指，哲理层面的童心是其所指。对“真”的赞美化于一片诗意当中。当作家重复表达对“真”的追求时，实际上童心的“真”的所指是青年人的烦闷以及他们所处世界的虚假。冰心对青年人的真诚告白是源于青年人的烦闷和忧愁，而她呼唤童心以及回忆时的甜蜜所表现出来的留恋意绪表明她对那个世界的规避，或许她也想通过童心去冲淡青年人内心的繁重意绪吧？

冰心以童心表现母爱，同样以童心去表现自然。自然是她爱的哲学的第三个母题，它同样具有两个层面：感性层面是热爱大自然的美，哲理层面则是在自然面前生命的顿悟。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了宇宙的大调和。在文本的叙述中，宇宙万物与人类在同一旋律里踏着相同的生命节奏于短暂的生命运动中共同接受着宇宙的爱化，共同促成宇宙的大调和，共同实现宇宙的无限。

五四时期有和冰心一样的女作家，如苏雪林等，她们徜徉于自然之爱，获得一份与世俗对抗的宁静、安慰与补偿。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展冰心爱的哲学，会发现她所呼唤的是宇宙之和谐。放眼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女作家，无论是写俗世爱情悲剧，给人以无限悲凉，痛说“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的张爱玲，还是说“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张洁，她们在内心深处都曾经有过对爱的幻想，而现实冰冷地粉碎了她们的幻想，所以，其文本才流露出那种与世决绝的清高与孤傲，在性别的对抗中完成“宿命”的写作。换句话说，爱的哲学，在她们的笔下呈现的是另外一种样态，在俗世与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存在，而只能是躲在她们精神世界的一隅，或许是孤芳自赏式的存在。

萧红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写道：“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祖父去世之后，她说：“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虚虚空空。”温暖和爱，成为女作家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在现实世界中越是感觉到冰冷和憎恶，就越是憧憬温暖和爱，缺失性的心理补偿成为她们内在的诉求。作为女性，女作家更加深刻地体验到低矮的天空对女性的压抑，萧红是女作家当中的突出代表。但她始终坚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存”。写作给予她的温暖和爱使她获得另一片天空，写作成为她的“宗教”。

对于女作家来讲，“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这种性别体验最为鲜明。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落的，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又觉得……我会掉下来。”萧红对女性的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不幸与痛苦有着真实的体验与清醒的认识，她以这种体验与认识进行创作，因而文本具有鲜明的性别倾向性。“女性的命运乃是历史的命运，女性的结局在这一历史中是早已写出的。惟一未曾写出的，是男性阵营们又无暇或无力去写的东西，乃是这淹没了女性、个人的生存的，注定了女性、个人的一切故事的历史本身，而这，正是萧红选择去写的东西，也是萧红与同时代女作家及男作家的根本不同。你不能不说，这是那时代女性给历史提供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贡献。”^[1]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没有温暖，没有爱，是冰冷之在。萧红在散文集《商市街》中写道：“没有阳光，没有暖。”她在诗作《苦杯·二》中写道：“昨晚他写了一首诗，/我也写了一首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表达她精神上的寂寞、苦闷、失落、凄清。小说《小城三月》中的翠姨、《生死场》中的月英、《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等，在男性遮蔽的低矮的天空中被冷眼相待，或抑郁而死，或被折磨而死，或贫穷、生病而死。那个“躲”在叙述者背后、远在香港、只能望乡不能归乡的萧红，在遥远的后花园中重温祖父给予的温暖和爱，其实更能凸显心境的冰冷与悲凉。

萧红把自己的性别体验对象化到人物主体之中，生命在主体间绽放。《生死场》书写“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小说更突出的是在民族压迫与男权压制下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生命色调。金枝喊出恨男人、恨日本人、恨中国人，金枝到城里去，其中颇有深意。“在男性将身体升华的地方，萧红停留并详加质疑。女性的身体在性与爱中通常都成为牺牲，而且对女性来说，身体的痛苦无可摆脱。经历身体的毁损而无法自救，比祥林嫂之类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精神问题，是更普遍的困惑。”^[2]金枝“恋爱、妊娠、结婚、痛苦地生活着……金枝的境遇同作者十分相似。在这个故事中，金枝的形象带着作者的印迹，是最有现实的人物。可以大胆地说，这部作品无论选择怎样的主题，如何发展，金枝的形象都必然会出现的。正如一位画家在描绘人物群像中，其中常有自己的肖像一样，作者在这幅农民群像中，也会勾画自己的形象的”。^[3]萧红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她笔下的人物不仅牵动着自己的思恋情绪，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这种相似，不是单纯的某种经历的相似，而是内在精神或心理的高度契合。进一步说，这种契合有时是出于作者的有意识，而有时却是作者的无意识。《生死场》中的王婆因急于干活而疏于把孩子稳稳放下结果导致孩子被铁犁扎死，小说中有一段王婆经常给人讲的故事：“孩子死不算一回事……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以后麦子收成很好……到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孩子与麦粒相比，麦粒更重要。如果王婆真的不后悔，她就不会像祥林嫂一样不停地讲这个故事。在她不后悔的自我表白中，我们似乎更清楚地看到了她内心深处的波澜。“不算一回事”“不后悔”成为一个有意识的理性认定，而透过这不在乎的表层，一个受伤母亲滴血的心清晰可见。贫穷导致母性的暂时性丧失，或者说，贫穷使她没有办法实现母性。所以，不是王婆，而是恶劣的生存环境扼杀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萧红把第一个孩子送给别人，似乎也有和王婆一样的不后悔的“宣言”。但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嘱托端木蕻良寻找这个孩子。可以想象，在她的内心深处有多少次去“想”这个孩子，这是不是构成她一生无法言说的“痛”？第二个孩子刚生下不久，即抽风而死，她以诗歌表达她的“痛”。她失去孩子的痛，我们只能透过文本的蛛丝马迹去探寻。她写金枝失去孩子的痛，她似乎羡慕《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虽然生病而死，却有丈夫的爱与两个孩子的温暖。

我们不是窥探隐私，而是去寻找一个女作家的性别体验与她创作的内在关联。有学者认为：“《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4]性别体验贯穿萧红的创作，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观照，可以拓展萧红性别经验艺术创作的独到之处，也能体味萧红对温暖和爱的憧憬与追求的深层动因。

萧红把自我的生命体验融化到文学创作之中，透过文本，我们看到女性悲剧性的生存境遇与人类愚昧的精神自在，在悲凉的氛围中，可以感知作者与人物的冰冷与憎恶，痛苦与不幸。但是，萧红绝不是人类悲哀的咏叹者，她憧憬温暖和爱，显现她“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的生存观念。

“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即使是生活上的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在罗荪的记忆中，萧红说这话的时候，“她使烟雾散漫在自己的面前，好像有着一种神秘的憧憬，增加她的幻想”。在友人的印象里，萧红非常“健谈”，像一个“理论家”：“桃源不必一定和现实隔离开来，正如同现实主义，并不离弃浪漫主义，现实和理想需要互相作用……”^[5]萧红所看到的现实与文本所描写的现实尽管是冰冷、令人憎恶的，但她仍然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温暖和爱。萧红的理想是做一个独立、有个性的“我”，获得爱情，有个温暖的家，成为一个画家、作家。她的这些理想在现实中实现的是她果真成为一个作家，而其他的理想或部分实现，或根本没有实现。

萧红想成为独立、有个性的“我”。娜拉式的出走或离开，是为了独立，追求自己的个性。但是她最后的选择往往与独立相悖，成为依赖他人的“附属品”。

萧红想获得爱情，她大胆地追求爱。每一次情与爱的选择，都是投向温暖和爱，最初的情感与爱的交流，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她温暖，然而到最后，得到的恰恰是难以逼出的冰冷。每一次的投向，都是追求一种精神的升腾，最后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理想的爱情。她总是一个人到鲁迅先生家里“取暖”。“她没有一份好爱情，鲁迅及许广平曾经给予她的爱护就是她唯一可以投奔的温暖。”^[6]没有获得爱情，又多被误解。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她说：“平生竟遭白眼，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想有个家。母亲早逝，没有母爱的温暖；离开祖父和后花园，她从父亲的家门逃出，生活无依。被父亲开除族籍，她没有家、没有家乡。在战争的颠沛流离之中，宁可贫穷、饥饿，也不再回父亲的家门。她说：“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7]她想有个自己的家，她追求爱，却两次不幸跌落在自我追求的“夫家”的门前。她在诗作《苦杯·八》中写道：“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她在香港望乡不能归乡，以寂寞悲凉的心境书写《呼兰河传》，深情回忆寂寞悲凉的小城，她的家乡——呼兰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想“与父亲讲和”。她想有个家，可她情归何处，魂归何处，家又在哪里？

获得爱情，拥有家，这些理想对于萧红来说都非常“奢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但是，她成为作家的理想在10年间实现。早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她的理想是成为画家。但她没成为画家，她成为一个作家，当然成为作家也是她的理想。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绘画之美，是不是也是自己理想的实现？

萧红一生都在“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她不断向命运抗争，憧憬并追求爱与温暖。在创作中也是如此。文本给我们呈现的浓浓的温暖和爱是在后花园中与祖父一起度过的时光。虽然萧红的文本多有悲凉，但她时常在文本中透出一丝光亮，《生死场》中冬闲时女人坐到炕上一起聊天，畅所欲言时的幽默、欢喜与痛快，王婆等看望病重的月英的深情，《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与冯歪嘴子的爱，《手》中“我”和王亚明读书交流的快乐等。这些“好的故事”与“美的场景”嵌在悲凉的文本中，就像是掀开了一道缝隙，阳光照进来，让我们感觉到温暖和爱。正如鲁迅《野草》中除了《雪》《好的故事》等，绝大多数散文诗给人以黑暗、压抑甚至窒息感，但恰恰表明鲁迅对光明的追求一样，萧红在浓郁的悲剧氛围中对一丝光亮好似“轻描淡写”，对不幸、痛苦、愚昧、麻木、冰冷与憎恶“精雕细琢”，似乎“情有独钟”，但恰恰表明她对温暖和爱的强烈的渴望与追寻。

女作家在创作中往往以特殊的意象表征温暖和爱。后花园的意象寄寓萧红对温暖和爱的憧憬，而当代女作家孙惠芬则以“狗皮袖筒”寄托她对温暖和爱的渴望。《狗皮袖筒》是孙惠芬创作的短篇小说。“狗皮袖筒”的意象所指是母亲的温暖。母亲的温暖是一种平常的却又是人间最大的温暖。虽然孙惠芬的少年时代可能并不缺少爱，但她是被忽视的。或者说，至少她认为自己是被母亲忽视的，她竟然认为，在她成长的岁月，被忽视是她的“宿命”。她的被忽视是因为母亲处处为别人着想，而她不是那些幸运的“别人”。因为被忽视，所以才格外渴望母亲的抚摸与宠爱，渴望触手可及的温暖。她把这种情绪记忆“转嫁”给《狗皮袖筒》中的吉宽和吉九兄弟，他们失去母亲，再也没有母亲的温暖。而孙惠芬却让他们发现母亲留下的“狗皮袖筒”，并重温温暖。这个意象不仅让母亲的温暖留下，而且能够触摸得到。

《狗皮袖筒》中冬夜的寒冷、身体的冰冷与母亲曾经给予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狗皮袖筒是母亲给他们兄弟留下的最珍贵的礼物，这种珍贵不是说它多么昂贵，而是在他们心中所占的位置。吉宽找到它，就像一个孩子找到什么宝贝，母亲的身影会在眼前浮现，母亲的温暖就在身边，热乎乎的、暖絮絮的。它会驱逐冬天里的寒冷。因为狗皮袖筒，他生发从未有过的细心，为弟弟做饭；弟弟因为它，获得一种温暖。以前弟弟在梦中重温母亲的温暖，现在哥哥的做法让他感受到母亲的温暖，而正是这种温暖使弟弟获得了活着的满足，可以坦然地投案自首。母亲和狗皮袖筒是一体的，他们最想要的也是“像妈一样的温暖”。小说虽然极力渲染二妹子酒馆的温暖，但这种温暖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屋子里的温暖，虽然这种温暖也带有一种母性的味道，但是和母亲的无任何功利性的给予是不同的。在二妹子的热情之下，也略微带有要吉宽多掏出口袋里的钱的意思。狗皮袖筒的意象是一种温暖，然而作者越是强化这种温暖，越是让人感受到这种无功利性的朴素而至高无上的温暖在现实生活中的匮乏，因为这种温暖更多的时候只是或只能在梦中出现。

吉宽和吉九在一个冬天也没有暖过的身体，在母亲的狗皮袖筒中暖和起来。他们的冷，是来自在外打工“漂游”的恶劣环境以及非人待遇。这种冷，更重要的是心理之冷，人情之冷。这种人情之冷、人心之隔，似乎在《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之中也能找到。源于作者情绪记忆的其所渴望的温暖就这样在人情之冷中失落，只能在狗皮袖筒中栖居。由此我们看到，女作家对冷的敏感、对温暖的期求。

女作家不仅善于在意象中追寻温暖，更善于在文本中建构善良气场的温暖图式。有创造性与个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小说美学品质，在卡夫卡是一种“恐惧”，在米兰·昆德拉是一种“智慧”，^[8]在鲁迅是一种“反抗绝望”，而对于葛水平来说则是一种“善良”。一种善良的气场在文本中建构了温暖的图式，然而这种温暖的图式又往往被现实所粉碎。富有意味的是，越是被粉碎得严重，越是渴望一种温暖。所以，葛水平小说善良气场的温暖图式往往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存在。

葛水平推崇“上善若水”，^[9]认为“善是这个社会的终极目标”。^[10]可见，善是她热情关注的高尚的生命品质，也是她极力追求的终极的人文情怀。善在她笔下是一种“生命存活的主因”，更是一种生命的可爱，“优秀的人身后都有一团气养着，那就是‘善’，善不一定能助长学历高，却能让素养好”。^[11]在葛水平看来，善良是一种“气场”。气场是隐性的，然而它是存在的。葛水平说有一种气场叫善良，是谈善良的普泛性、吸引力与扩张力。蜗居在城市里的葛水平所说的、所要的善不在城市，而在故乡，她现实的抑或精神的故乡，她知道，“无尽的朴素与长存的良善一定在故乡”。善是山里人的本性，她在《喊山》中写道：“山里人实诚，常常顾不上想自己的难老想别人的难，同情眼前事，恓惶落难人。”

葛水平的善良理念与气场美学影响了其文本中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空地》中的张保红一直本着这样一条原则：“帮了人家我少啥，心里还很熨帖，我要不帮人家，我几天心里都不熨帖！能帮不帮那我活的还叫一个人吗？”在张保红这里，善良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本能，是人的一种原初的品性。葛水平的小说中多个人物都具有这样的本能和品性，如《守望》中的米秋水在自家生活非常窘困的情况下捡到被遗弃的婴儿并收养了她。耐人寻味的是，米秋水作为一个从农村到城市讨生活的人完成了葛水平的善良，营造了一种善良的气场。我们隐隐约约觉得，在葛水平的理念世界中，只有农村人而且是故乡的农村人才有这样的善良。

然而，善在葛水平的小说中不是单向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善良的葛水平相信人的善良本性，而恶是后天所致，她善于在善恶的互化中观照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天殇》中天性善良的上官芳说“人善被狗欺”，“她决定不亏待自己的生命，生命的这一头是望不到那一头的，她觉得报仇和活命都一样神圣”。所以走上复仇之路，做了刀客首领，然而等待她的是自我生命的毁灭。她发出去的第一颗子弹射杀了自己的二儿子。她找到仇人，却射杀了无辜的春香。春香这个疯傻的女儿在关键时刻用身体和生命救了父亲。这是一个善良的悖论，也是一个复仇的悖论。上官芳“从一个小姑娘到一个小妇人，到一个含辛茹苦的娘，再到一个刀客，生命的形式就像一条河，在等待一场雨或一场雪”。上官芳走向“恶”是因为他者的“恶”，作者把她写成一个复仇的女神，在背离善的情境之下，她走向“恶”的“绝顶”。

葛水平的善良还在于她对笔下人物的描写，她并没有把“恶人”推向极端，而是在忏悔中度日，如《天殇》中的王书农骗得侄媳妇上官芳卖地，逼得她一家先后做了刀客，结果都命丧黄泉。最后，傻女儿春香因救他而死。作者一方面写了他的冷漠残酷，另一方面也揭示其形成原因，他在继父家受虐待、被排挤的生活养成这样的心理。所以，作者最后让他反思自己，找回自己，“有泪流下来，泪水把眼睛洗得越发亮了”。供奉着沁水无常（上官芳）的排位，把上官芳看成“胡子神”。王书农所走的路也是一条复仇之路，他搭上了自己女儿的性命，也只有这样的代价才能让他开始反思自己。正如葛水平自己所说：“我始终相信每一种恶的背后都有善的存在。”

葛水平相信人的本性是一种向善的力，然而，善在其小说文本中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存在。善言善行，并没有相应的善果，而是走向它的反面。《空地》中张保红好心借钱给一女人，以为其是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那个女人雇车逃走，离家弃儿而去；张保红心疼毛伲，带他玩、为他买东西，结果这个孩子吃核桃弄伤了自己的眼睛。《守望》中的米秋水收养弃儿，“处处与人为善，并不计算，也没有招谁惹谁的，整个一个与世无争的好人，总想着消灾避祸，相反，祸倒跟着自己了”。在这里，我们似乎读出宿命的味道、读出作家的困惑。

葛水平的文本体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善的矛盾性存在具有一定的不可抗拒性，善的悖论性在现实中也有它的必然性。尽管如此，葛水平还是执着地表现善，追求善，用善良之心去体味善良，用艺术之光去照亮一个温暖的世界，给人物，给自己。她笔下的人物往往为寻找温暖而努力，《比风来得早》中的吴玉亭懂得“温暖一个人的心，最基本的东西是给这个人温暖”，虽然他用心温暖的世界却是那样的“天穹和深渊”，是用金钱堆积的权力世界；没有温暖，才有《天殇》中王书农和上官芳的复仇，这无疑让他们走向了善的反面，而他们的结局正说明了背离善的代价。

作家用善良之心设置情节，建构善良的气场和温暖的图式。《比风来得早》中吴玉亭被官场抛弃之后找到自己生活的另一半，作者是否暗含这样的深意：为了在官场，失去个人的幸福；而离开官场，尽管是被官场抛弃，但收获了个人的爱与幸福。《道格拉斯》中王广茂被日本鬼子丢向涝池的孩子并没有死亡，给了苦难生活中的人们最温暖的回报。在这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中，葛水平也喜欢写普通中国人的民族情怀以及温暖的情感。她通过美国飞行员的感觉来写一种温暖，一个中国母亲唱给刚刚出生的孩子的歌，“歌声让他一度忘记自己目前岌岌可危的处境，怀想一些无序的片段，一种无名的温暖正尖锐地顶撞着他，他确实有想哭的意思”。而月月的笑、马宝贵的笑以及王广茂的笑，这些善良、朴实而真诚的中国人的“饱含着温暖而呛人的笑声”，让道格拉斯感觉“整个窑洞里的黑四下里推开了”，温暖让他疼痛的身体安宁下来。《纸鸽子》中的母亲何明儿要让儿子知道，“家是天下最好的温暖”，儿子吴所谓却试图离家出走，“这个家已经没有温暖了，温暖似风中之旗，他的温暖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个世界是自己的，自由的……”，他指的是网络中的世界。母子二人的隔绝使他们活在自我的生活假象中，那种表面的欢乐与决绝似乎到生命的绝处才能暂时卸妆式地回归。母子二人最后没有生命的告别，而是在昙花绽放中品味片刻的温暖。葛水平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悲剧，她给这个母亲留下期待与希望。《守望》中的麻田是米秋水童年的生活，是她一生的守望，而最后她命丧麻田。“阳光一点点升起，移到麻田的光线正好温暖了她的半边脸。”

葛水平说，她“只是想给善良的人一个事后温暖。仔细想来当时的创作可能是那一时那一地的我正处于一个完全的精神状态，一个很美好的情景突然闯进来了，虽然普通，但一下子就和我的精神搅和到了一起，难舍难分。我写的人物，我便不想让他（她）再受更多的苦难，人间的生命之链，应该是美丽的、良善的，一个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苦难，我希望它不在人间。我需要做的事情只是从小说中分出一点心来关注他们的存在，当我把他们的一生固定在纸面上时，我甚至想给阅读的人一个美丽的颜色——活着——总有希望”。^[12]葛水平的善良营造了温暖的气场，在这一点，葛水平和鲁迅在《药》《明天》中所采取的策略一致。

善良气场的温暖图式是葛水平在小说中一直试图建构的，然而，当她面对煤，面对煤与人生命的关系时，“没有办法不写到死亡”，当她“看到或听到更多的生命倒下时，她温暖不起来”，所以她写了《官煤》。煤给人的是温暖，而现在给人带来的却是巨大的灾难和彻骨的悲凉。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她的温暖图式，而越是在观照现实的悲凉时，她越渴望一种善良与温暖，并极力在文本中给予她的人物以温暖。善良与温暖在她的文本中构成一种内在的张力。

善良是葛水平的生存观念与创作理念，是她独特的个性心理结构。善良气场的温暖图式在文本中产生一种特别的气场效应，也是一种美学效应，成为她内在的精神底蕴。她在一篇《创作谈》中说：“生命的价值仅仅在于，我是否向真、向善、向美，即使目的地并未走到，但我是朝向这个目的地行走，行走得认真，摒弃了种种诱惑，走得执着。”这也十分吻合冰心在《关于女人》的后记中所说的：“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葛水平相信善的气场效应，善是她的目的地，她的文学创作就是一股向善的力量，或者说，她执着地行走在善的气场之中，建构温暖的图式。

对爱和温暖的诗意追求、对真善美的执着探寻，凸显父权文化与沧桑世事之下女作家独有的生命体验、艺术追求与精神坐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现代女作家的精神成长。

二 “对着人类的愚昧”的启蒙意识

有的女作家爱的表达方式是直接的，在文本中清晰可见这种印记。但是，有的作家表达爱的方式不是直接的，文本的呈现好像在一种“黑暗”中进行，透过这“黑暗”，我们看到的是女作家那种穿越黑暗的“悲凉”，而这悲凉源于对人类、生活与人生的爱。她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萧红语）。女作家把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类心理的透视通过文本传达给读者，试图通过启蒙照亮人们的内心世界，使人们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自由追求的价值，从而获得自我认知的尊严，使人类抵达新的境界。我们不能评判哪一种更有价值、更具意义，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文学的价值取向自存在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