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苦难的童年

第Ⅰ-1回 难童小学筹开学 无名灾童来报名

1942年的西安，处处都显露出苦难中国的面容。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都成了难民区。难民区内的天气似乎从来没有晴朗过，总是那么阴霾密布，尘土飞扬，或者是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却拥挤着大量的居民，他们大多是来自东北、华北或者河南的逃避日本侵略的难民。

在城内东部崇忠路上有一座灾童教养院。它是佛教慈善团体捐资兴建的。去不了宋美龄先生兴办的保育院的难童就投奔到这里。这里力量也有限，最盛时期也只有二三百难童。在社会舆论的关注下，教养院要兴办小学了。

在一个初秋的早晨，灾童教养院小学准备开学了。一大堆灾童熙熙攘攘地挤在一个不大的小院中，准备报名。其中有一个瘦小的男孩子，留着个平头，平头的头顶并不平，像杂草丛生，有的地方冒出一束头发，有的地方啃出一个低槽。孩子身体很瘦小，相比起来，头就显得大了些。瘦而发黄的脸明显地打上了营养不良的印记。一对大眼睛倒也显得炯炯有神。他身穿一件蓝色的中式褂子，下穿农民式的大裆裤子，既没皮带也没腰带，就是裤边一叠一卷，就不会掉了，这就是当时的灾童服。孩子脚上穿了一双很旧的布鞋，虽然脚趾还没有露出，但表面多处已经磨起了毛。鞋子要是脱下来，不仅臭气熏人，而且可以看见鞋内底糊上了一层黑泥。

孩子并未急着去报名，而是等呀等，直到大多数灾童已报名离去，他才走到老师面前，向老师鞠了一个躬。

“老师，我要报名。”

“你几岁了？”老师漫不经心地问着。

“七岁了。”

“你报几年级？”

“三年级。”

“三年级？”老师惊奇地问道。“一、二年级的课你都学过了吗？”老师认真地盯着他。

“跟着哥哥学过了。”

“谁知你怎么学的？那要考考。”老师带着怀疑说。

那时的小学没什么正规的考试，更不用说这个灾童教养院的小学了，老师能问问就很不错了。

“你学过加减法，会背九九表吗？”老师带着蔑视的眼光。

孩子流利地背诵了九九表。老师显得有点儿惊讶，就想进一步探探孩子的底线。她出了一道鸡兔同笼的题目。在当时的小学中，鸡兔同笼的题目被认为是神秘之题，广泛在孩子们中传播。

“鸡兔一共6只，在一个笼子中，共有16条腿，你说有几只鸡和几只兔子呀？”老师以为孩子会被吓住，或者至少也要他发愣一会儿。没想到孩子顺口就答出了。

“2只兔子，4只鸡。”

老师认真起来，感到这孩子有些特殊，也想搞个明白，便问道：“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6只鸡兔一共16只腿，如果全是鸡只有12条腿，多出4条腿。每多2条腿就多一只兔子，所以兔子是2只，鸡就是4只了。”这种新奇的思维方式引起了老师的兴趣，老师也多少感到了这个孩子的可爱。

“你怎么学到这些知识的呢？”

原来孩子一直逃难，根本没上过什么学，只是跟着妈妈和哥哥学了一点东西。孩子特别崇拜哥哥，因为他有个好名字叫斌成，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那是父亲精心为他起的。孩子很羡慕哥哥，也就想多向哥哥学习。有一段时间，哥哥在外面上五年级，每天晚上回家做作业。所谓的家就是灾童的大通铺房子前端隔出的一小间，母子三人住在这里。母亲帮教养院管理一下这个宿舍。一张破的没油漆的条桌和两只长凳就是她的办公设备，母亲白天在那里抄写一些灾童名单、分发物品的登记单。晚上它就成了哥哥的书桌。孩子的智力大多在这个桌旁萌发。

哥哥每晚做功课时，点亮一盏一根灯草的油灯。弟弟就坐在对面看，不时地向哥哥发问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个这样？为什么那个那样？哥哥心情好时就给他说说，心情不好时就轰他，“去，去，去，你不懂，别捣乱。”孩子为了能让哥哥同意他坐在对面，也向哥哥讨讨好。帮他研研墨啦，打打水呀。尤其在夏天，屋里的土地上有许多跳蚤，打上一盆水放在桌下让跳蚤跳到水里，就少咬人了，总之就想赖在哥哥的对面。慢慢地，孩子也能插对一两句。哥哥看到他的进步，有时也教他点儿东西。鸡兔同笼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学到点儿皮毛后，就跑到外面向其他灾童显摆，引起许多讨论，自己也越来越懂得透了。有时哥哥也教他念些唐诗，认些字，写写大字。

老师再问了些识字和语文后，心里已经同意他上三年级了，因为她觉得现在三年级的许多孩子未必比他清楚。

“你叫什么名字呀？”老师准备登记。

“我没有名字，妈妈不给我起名字。”

“怎么会这样？那你家里人叫你什么呢？”老师奇怪地问道。

“小时候父亲讨厌我，不给我起名字，妈妈就叫我娃娃，在我来报名时，又问妈妈，妈妈一想往事，就很不耐烦，没好脸地说那你就叫娃成吧。老师，你说这是名字吗？”

原来在孩子生下来时，父亲没给起名字，父亲去世后，一提到孩子的名字，母亲就伤心。因为孩子的名字问题曾引起过母亲和父亲的争吵，母亲说这是她第一次和父亲红脸。这次又遇到名字问题，母亲又伤心了。

“那怎么办呀？”老师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

“老师你给我起个名字吧！反正我不想叫娃成。”孩子乞求着。

“那好吧，我来想想，你哥哥叫斌成，‘成’字是你们这辈人共同的字，所以只要选一个字就成了，选个什么字呢？”老师在思索着。

突然孩子说：“有了，我就叫‘华成’好了，因为‘华’字和‘娃’字有点儿相近，而且‘华’字表示我要像父亲一样有技术、有才华。”

就这样，孩子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好名字——向华成，它伴随了他的一生。

老师紧紧地抱住了孩子，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灾童苦难众人怜，

向上好学更得难。

从小恶遇焉非福，

长大回味尚知险。

第Ⅰ-2回 不速男婴降人间 和谐家庭起波澜

20世纪30年代的石家庄，已由一个农村小镇发展成为不小的城市。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在此交会，人流、物流急剧增加。虽然军阀混战影响了这里，但并没有挡住它发展的势头。

在石家庄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铁路高层人员的公馆区，其中有一个有名的向公馆。公馆最早的主人是一位留法的学生，回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担任了正太铁路局的中方局长，另一位是法方局长。当时的局长可说是官僚贵族。公馆的建筑有着中国传统的四合院风格，又有着西欧建筑的品质。红砖墙、机器瓦顶，里面的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浴缸等已经达到当时现代化的水平。庭院分前后两院，还有一个西方式的后花园，至少也有20间房。在这个家庭的鼎盛时期，家庭成员就有老爷、大太、姨太、6个男孩、7个女孩，再加上管家、老妈、奶妈、厨子、司机，少说也有20来口，甚至30口。

1929年老爷离世，大儿子向长坤成了掌门人，撑起了这个家。相对于老爷的局长地位，儿子的工程师头衔和铁路段长职位就低了一大截，尽管每月也有200多大洋，但支撑起这个家就显得有点儿紧巴巴的。未成年的弟妹已习惯了大手大脚地花钱，成年的弟妹高不成低不就，没有什么职业。家庭的积蓄耗尽，老爷的丧事又债台高筑。长坤每日心急如焚，愁容满面。老管家建议他以喜冲忧，尽早回福州老家完婚，将大少奶奶接来。

在福州的衣锦坊有一个50多岁的老秀才，自从他20多岁中秀才以后，功名就再无进展。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更不用说做生意，只能以教书谋生，过着清苦的日子。衣锦坊呀衣锦坊，其实大多为这种自命清高、日子清贫的读书人的安乐窝，多数不是衣锦还乡的达官贵人的豪宅。老秀才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娇惯，女扮男装，甚至没有裹足。女儿小时受到家庭的熏陶，也学到一些文化，甚至也出去上过职业学校。十几岁时，虽然个子矮小，但也如花似玉。经媒人介绍，许配给了长坤，从此就忠心不二。长坤多年在外不归，也有亲朋劝说另觅，女儿总以哭泣回答。父母无奈，只好等待。等呀等，盼呀盼，女儿已经29岁，眼看就要跨过30，父母心急如焚。那时的旧社会，不像现在的自由婚姻，女过30就很难找婆家了。听说准女婿要回来完婚，父母喜出望外。无论是为了冲丧，无论婚后就要带到北方，也无论婚事简办，一概统统答应。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婚礼操办得很简朴，婚后大约在老家待了一个月，小夫妻就搭乘海轮，到上海，再乘火车抵达石家庄。

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女孩，进入一个没落官僚的大家庭，面对的困境可想而知。好在现在仍处在治丧期，全家老少都还戴着孝，人们都处在悲痛之中，相互之间也较少说话，风言风语也没有掀起。过了丧期，大嫂就开始掌管全家的财务大权。大嫂和全家一起讨论了预算，每个月长坤的薪水，扣除水电、伙食以及工人的工资以后，再计划出每月还债的数目，剩余的钱也以发工资的形式发给弟妹做零花钱，以后不再允许弟妹随时要钱。即使是零花钱，也比工人每月6块大洋要高，面对着家庭的巨大困难，弟妹们也无话可说。经过了几年治理，这个家已还清了欠债，并稍有结余和积蓄。长坤也很满意，全家和睦。更使长坤高兴的还有，大嫂真的争气，第一个孩子就是个男孩，向家有后了。他早早地就为孩子起了个好名字——斌成，就是文武双全的意思。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欢乐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当大嫂生下第二个男孩时，欢乐的气氛已是今不如昔。第三个、第四个男孩给家里带来的欢乐已经降低到零点。长坤多么希望有个女孩呀。由于想要女孩的激励，使他没有放弃再生的愿望。有空的时候，就想许多女孩的名字，还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好友讨论。加之当时家业已有些殷实，这种愿望更得到了加强。“大嫂又怀上孩子了。”小叔小姑们竞相传告。

“这回可一定该是个女孩了。”

“再是个男孩一定会把大哥气坏的。”

1935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向公馆宽大的客厅里，一个中年男子在屋中踱来踱去。看不出他是喜悦还是忧愁，但是掩饰不住他的焦虑。今天，他在等候着妻子的临产。妻子和白衣护士在里屋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喜悦时刻的来临。他多么期待着这个时刻，但又在担心着。

里屋突然传出了小孩的“哇”声，他被这一声惊醒了，停止了踱步，心里“嘣嘣”地跳着。这个孩子的哭声很弱，所以没有使他放弃这久久的期望。

妹妹从里屋走出：

“恭喜你，大哥，你又得到了一位白白胖胖的公子。”

一句话好似晴天霹雳，他多少年的愿望，就在这一瞬间破灭了。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也顾不得对妹妹说一句礼貌的话，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大屋中的人们纷纷离去，他甚至没有听到他们告别的话音，随后他没进屋看一眼就匆匆地离去。

这第五个男孩真是个不速之客，你怎么就来的那么不是时候。

三天以后，当大嫂问他应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时。长坤来了个没好气：“真没出息，又生个讨厌的傻小子。”

“这是天意，再说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妻子怯怯地回答着。

“你还敢顶嘴，不好好看看自己。”

大嫂不再说话了，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慢慢地流出。尽管医生事先早已警告过她。月子里不能哭，否则眼睛一辈子就会老流眼泪，但她怎么能控制得住呢？

这是丈夫对她第一次红脸。

此后这个孩子就一直没名字。不得不叫的时候，大家就叫他“娃娃”。

生活总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好一阵，坏一阵。长坤不开心的时间也并不长，第二年、第三年大嫂就接连生了两个女孩。真为这个家争气。每一个孩子，长坤都给她们早早地起了名字。大妹叫媚成，小妹叫美成。长坤真是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娇生惯养。全家人也都爱和她们逗着玩，大嫂也整天眉开眼笑。家庭再一次呈现出和谐共处、欣欣向荣的气氛。

在这和谐大家庭的角落里，也有一颗幼小孤独的心，那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整天瞪着大眼睛，在观察着这个世界。

生男万家皆喜欢，

过多也会惹讨厌。

性别本来由天定，

何冤母子受欺凌。

第Ⅰ-3回 民族灾难降华夏 小家难逃生死劫

一列火车急速地飞驰在华北大平原上，直奔山西高原，把初秋的玉米庄稼地快速地抛向后面。它咆哮着，好像被群狼追赶的野猪，没什么威风，倒露出了几分凄惨和无奈。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车顶上、车厢连接处，甚至窗外都挂满了人，人们也不顾自己的行李衣物，只要自己能挂上列车，走一站，算一站。在列车的后上方，远远地看去有几架日本飞机，盯着列车的尾巴紧紧地追赶着。

车上一个旧式的列车包厢里，挤了9口人，包括爸妈，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以及孩子的三叔和四叔，还挤了六七个大箱子。因为是铁路职工关系才拿到了这一家的车票。一家人一清早就进入了车厢。因为局里还有点儿公务交代，爸爸长坤来晚了点儿。不想车门口已挤得无法上车，只好由窗户爬进，千幸万幸，好在全家在一起了。稍微定神以后，长坤发现，所带的箱子不对了。问道：

“我准备的书箱怎么没带来？”

“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又抬不动，就拿了一箱您常用的工具书。”大嫂带着怯懦和抱歉的眼光解释着。

“完了，完了，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你们把什么东西都不要，也应当把我的书拿上呀！否则我怎么工作？没工作你们吃什么呀？家产是死宝，知识是活宝，你们懂吗？”长坤气急败坏地叫嚷着，坐在椅子上，拼命地抽烟，眼睛望着窗外，理也不理大伙儿。所有人都愣愣地屏住呼吸，一声不响地望着他，连两岁的他最喜欢的小妹妹都不敢哭，只是哭丧着脸，瞪着怀疑的大眼睛。大嫂没弄明白似的眼睛含着泪水，强咽着怨情，她多么的伤心，这是长坤对她的第二次红脸。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红脸，以后想要看到他的红脸也不可能了，剩下的只有自己的泪水。

其实这也难怪家人，准备逃难时，大伙都是想着出去避一避。说不定出去十天个把月，日本人闹闹退了，就可以回来了，许多值钱的东西也没很好地收拾，仓仓促促地拿了点儿急用的东西就走了，把家交给了老管家让他注意锁好门就行了。谁知就此踏上了不归路，已经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家破”。实际上“人亡”也早已开始。自从1937年日本人闹了卢沟桥事变以后，这一带已经人心惶惶，百业凋零。一般人都不敢踏上从石家庄通往北平的路。长坤的二子、三子生病没能很好地就医，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整个民族的危难中，这点儿家事只掀起了小小的波澜就过去了。整个民族有多少个家庭都在唱着“家破人亡”的悲歌。

“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把大家由睡梦中惊醒。接着的是机枪的扫射声，人们的哭喊声、救命声。走廊中有人嚷着，有人在车顶上被机枪射中，掉下去摔死了，有的车厢被子弹射穿了……明显地感到火车比以前跑得更快了。长坤也忘记了刚才的事情，急促地命令大家坐到地下，让孩子们睡到椅子底下。突然一颗子弹射进了车厢，射进了放在架子上的书箱，划破了一本书。大家惊恐不已。接着是短暂的宁静，然后车厢一片漆黑，车慢慢地停下来了。原来是火车开进了山洞。敌人的飞机看见前面快要到山洞了就赶紧拉高，从山顶上掠过，它们在山顶上面盘旋了几圈，也俯冲下来，投了几枚炸弹，又掉头回航了。列车在山洞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看见外面已无太大动静，就试探着开出了山洞。

此时天色已晚，西下的太阳已无力照亮大地，但在远方的山顶上还发出亮光，朦胧的天色实际上没什么美景，但对于刚从又黑、又闷、又热的隧道中出来的人们，简直就像进入了春光明媚的花园，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好像在享受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欢乐心情。人们都好像感觉到已经逃出了虎口，回到自己的家了。经过这场劫难，人们对日寇彻底丢掉了幻想，而对同胞更加亲切了，相互争抢少了，相互帮助多了。

正如大家想象的那样，以后再没有日寇的干扰了，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旅程，列车到达了太原车站。由于父亲同事的关系，全家很快在第二天就转上了同浦铁路，开往山西和河南交界点的风陵渡。当时风陵渡的黄河还没有大桥，只能靠渡船过河，好在此时的黄河水还算平静，30多个人乘坐一条船，再加上他们的行李，船已经够吃重了，就起航了。这条船也是通过铁路关系预约的，船上坐的大多数也是铁路职工。他们都付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船费。船慢慢地划行着。由于离敌人已经很远，似乎已到了大后方，到达了太平世界，船上的人心情也不急，就等它慢慢地划吧。

船划到河中间，越来越慢，正在众人费解之时，船突然停止了，随着慢流的河水，慢慢地向下游漂着。突然船老大向大家喊道：

“所有人注意了，把你们的所有金银首饰和钱财都给俺留下！”

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惊呆了。沉默了一阵以后，大家嚷嚷起来。

“刚躲过日本人的烧杀，又遇到中国人的抢劫。”

“这让我们可怎么活呀！”

有人也跟船老大讨价还价，说给他们一部分，也给自己留一部分，就是不动手拿东西。船老大说不行。众人看他们船工只有4个人，难民中年轻的男人也有10个左右。看来他们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所以也不怎么怕他们。船老大生气了，3个在船中间的船工拔出了杀猪刀，向身边的难民挥舞着：

“看来不给你们点儿厉害，你们不老实，你们是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着向一个难民走去。突然，“啪”“啪”两声枪响，船工和难民都惊呆了。也有人以为日本人又来了。

其实这是一个逃难中的铁路警察林强朝天开的两枪。这个警察，20多岁，单身，长坤和他认识，但不熟，他们在铁路巡逻时，看见难民潮，车站秩序大乱，又碰见华成一家老小，就跟着上车了。

“都给我站着不许动，谁动我让谁上西天。”林强一边举着枪，一边嚷着，朝船老大走去。当他走近三个年轻船工时，突然，“嗵”的一声，三个船工同时跳入水中。船老大接着嚷道：

“你们不老实，他们就把船掀翻，咱们一起玩儿完。”

看来这是他们早有的训练，在他们寡不敌众的时候，他们会采取这最后一招，把船掀翻以后，然后再把船和一些东西慢慢推向岸边，能捡到什么算什么。

没等船老大说完，林强一个箭步，跳到船老大的身后。揪住船老大的后脖领儿，把枪口顶住船老大的后心。嚷道：

“你们谁敢乱来我就打死他。”

然后让船老大命令他的伙计们推船。把船向对岸推去。

也有两个年轻的难民上来帮忙，他们为了小心起见，怕船老大也跳水，就找了条绳子把船老大的脚捆到船上的柱子上。

船终于抵达了对岸，小伙计搭好了船板，难民们陆续下船。最后林强押着船老大下船。并命令小伙计把船划到河中间去。然后，押着船老大和难民一起走到一个小镇。林强给了船老大一元钱。船老大没想到会这样对他，还以为要把他送到政府法办，所以感激不尽，不停地鞠躬。林强告诉他国难当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同胞。船老大连连点头称是，一转眼就溜掉了。谁知他以后会怎样呢？逃难的人们，相互就好像是一家人，中国人之间都很同情怜悯，甚至对这种打劫的穷人。

几经辗转，长坤一家终于到达了西安。西安这个仅次于重庆的内地大城市，各路人马聚集，给它带来了表面的繁荣。真是霓虹灯闪烁，一片歌舞升平。但是你也能看到贫民窟里许多难民衣不蔽体，食不饱肚，满街的流浪汉。

长坤一家住到了一个朋友家，经受了这场民族灾难和饥民打劫，全家几天都惊魂难散。长坤忙着找工作，全家小心翼翼地观察这个陌生的城市。

国破家必亡，

全民尽遭殃。

国人需奋起，

共同把敌抗。

国恨家仇记心上，

永世不能忘！

第Ⅰ-4回 为国修路葬他乡 妻儿老小陷困顿

一家在西安进行了休整，长坤在酝酿着找工作，养家糊口。这个家的理念“家产是死宝，知识是活宝”再次得到了验证。长坤，由于自己的一技之长，很快找到了工作。经他的老同学介绍，他将赴云南去建设叙昆铁路。这条铁路是准备由印度洋通过缅甸向中国的西南大后方运送抗战物资的。

他的老同学叫林则彬，他们在老家福州时，同为马尾海军学校的同班同学。当年的马尾海军学校，在海军界的声誉堪比黄埔军校，学员不少以后成为中国海军将领。他们俩学的都是“后学”，“前学”培养开船打仗，“后学”培养后勤基建。虽然他们只学了两年多，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就把他们当成了大专家，认为他们修桥筑路得心应手。长坤不仅很容易地到铁路工作，还被聘到抗战的重点工程。林当时已是铁路局长，他深知长坤擅长技术，就聘他为工程师，负责设计技术。

在西安的同学、老乡、朋友都为长坤能找到这样高级的工作感到羡慕，一起为他饯行，全家在这苦难的时刻难得有这么一段短暂的欢乐。昆明的工作待遇不菲，全家更加相信长坤的能力和理念，也忘记了家庭破产的悲痛。但在当前一家同行还是有困难的。只好长坤先乘飞机去昆明，尽快地投入工作，全家乘汽车慢慢地赶赴昆明，大伙儿心想反正家人也没有什么紧急任务，不用着急。没想到就此一别，永世再没有见面。

长坤一走，四叔找工作不顺，就参加了国军，做军需工作。据说以后也转到了缅甸，就此再无信息。三叔由于小时得了小儿麻痹症，腿手均有残疾，只好跟着大嫂。这样大嫂一人带着三男二女五个孩子和三叔一个残疾人，最大的孩子也只有九岁，慢慢地向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走去。汽车行走得很慢，每天只能走几十公里，走了将近一个星期，才走到了四川的北大门——广元县。全家人实在疲惫不堪，就决定在广元暂住。

广元是四川的北大门，嘉陵江和南河在此交汇，城东城西都是山丘。城市坐落在嘉陵江东岸的河滩上，东面是山，南面是南河，地势呈三角形，北面东山和嘉陵江夹着的地域越来越窄，最后的交界处，急流峭壁十分险峻，公路是从峭壁上挖出的半开式蜿蜒的山洞中通过，这就是蜀道难的第一课。这里气候宜人，冬天不很冷，夏天不很热，雨水丰足，宜于各种农作物生长。这里的土地大多是丘陵上的山坡梯田，整体面积不大，但人口不多，也显得农产品丰富，市场热闹。相比于西安，这里战争的气氛淡多了。为了进行休整，一家没有住进旅馆，而是租了间民房住，这是一个地主家的大院中的一间房，大院有一边靠着嘉陵江，临江有一片沙滩地，不涨水时，沙滩地很大，涨水时，水面就接近房子的地板，倒也显得风景这边独好。

孩子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觉得什么都新鲜，华成到河边沙滩捡石头、捡贝壳，还在地板和地基处的缝隙中找到了一个放玩具的洞穴，藏了他的这些宝贝，他玩得真是开心，真想长期住下不走了，一家带着美好的梦想，欢度着美好的休闲时光，根本没想到更大的灾难正在前面等待着这一家。

一天，一封电报带来了天大的噩耗，父亲在云南暴毙。母亲得知，决不相信。经过多次电话电报核实，他们说，当天工程竣工，开庆功会，饮酒，庆祝后，父亲回屋休息。第二天未来上班，同事们说他累了，让他多休息会儿吧！谁知到中午仍不见人影，去看他时，嘴上已爬有苍蝇，没气了。母亲闻讯，马上瘫了，众人搀扶，她泣不成声，说：“就怪我，没跟他一起去云南，要是我在身边照顾，发现他不舒服，及时抢救，绝不致这样。都怪我呀都怪我。”华成此时才4岁，不懂事，不知什么是死，以为像童话那样，死了以后还能回来，他没像哥哥妹妹那样乖乖地待在母亲身旁流泪，而是跑到他的玩具洞里去折腾玩具了，众人找不到他，很着急，妈妈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他也大哭起来。

一家人在众人帮助下举行了父亲的葬礼，母亲领着孩子们，披麻戴孝，奔赴南河边，对着南方，母亲号哭。

“你这没良心的，你自己走了，撒下我们，你就不管了，我可怎么办呀？”

“我不如也跟你去吧！”

“你没有死，你别吓我呀，你回来吧，你再对我多红脸几次吧，我不生气。”

母亲几次想寻短，均被众人劝阻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么多孩子怎么办呀？母亲强忍着悲痛，联系着出路。她给许多亲友打电话发电报，回音寥寥，真是像鲁迅先生所说，当一个家庭由小康堕入困顿，才知道世事的冷落和人情的淡薄。有权有势者本可帮个小忙，例如，找个劳工，但他们又怕丢了面子，说怕让大嫂屈就了，每人捐了点钱，以后就不理了，母亲真是感到“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每天泪流满面。最后还是一个穷朋友帮忙找到一个进教养院的机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都办有救济难民的机构，最有名的是宋美龄先生倡议办的保育院，那里条件较好，但它主要招收国民党军队的子女，那也已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像现在“国企”员工的孩子根本别想。华成一家所要进的单位，名为“陕西灾童教养院”，据说是和佛教有关的慈善组织办的，人也不多，条件很差。但母亲现在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差点儿都要流落街头讨饭了，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就答应前往。

灾童教养院位于西安，华成一家又要按原路返回。和上次一样，他们找了辆回程的货车，不过这次可是个空车，上面只载了华成一家七口，走得也很快，一两天就到了灾童教养院。一看，都是土坯房，里面就是裸露的土地，房顶还是瓦的，屋里是土炕，厕所就是院里挖的土坑。妈妈一看，不觉辛酸，这是不是已经到了生活最困苦的点？她强忍着眼泪，装笑着对孩子们说：“到家了！”

祸不单行噩耗连，

到底有完还没完。

孤儿寡母何所去，

活人真比死人难。

第Ⅰ-5回 灾童生活似地狱 九死一生听天命

灾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再低，孩子就无法生存下去了，稍高，当局就想方设法“抠门”。为了省粮食，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九点，晚四点，起得晚，睡得早，凑合着养着。早饭前，孩子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一开饭，就像饿狼抢食。省粮食之招儿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早上稀，晚上干。稀的就是玉米糊，干的就是玉米窝窝头，总之就是和玉米打交道。菜，就是一盆青菜汤，本来说一个星期打一次牙祭，可是只见一点点肉星，连一点儿油星也不见漂。为了抢食，有的灾童学会了一些窍门，先盛半碗粥，很快吃完，马上盛一大碗，这样就可以吃一碗半，否则吃完一碗，去盛第二碗时就已经没了。平时，孩子们饿了，到处找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吃，荠菜、柯达菜、猪毛菜、槐花、榆钱、椿树芽、榆树皮等，还有房顶上长的酸溜溜，甚至还有一种土，叫斑斑土。有些东西没一点儿营养，只是填充肠胃空间，去除饥饿感。在这种饮食条件下，孩子的身体都十分虚弱。孩子的体形都是头大、肚子大、个矮、胳膊细、腿细，三毛的形象就是从这些孩子的身上提炼的。

灾童们的衣着可说是褴褛至极。一年就发两款衣服，夏天是两套中式单衣，上着中式短褂，下穿中式大裆长裤，只要将裤裆一叠，再向下一卷，裤子就不会掉了，根本不用皮带。再热的天气也没有短装，只是把裤腿或袖子卷起来，更热了，干脆就脱去上衣，打赤膊。冬装就是一套空心棉袄。夏天太热，还可忍受，冬天挨冻，那才是凄惨难忍。只好两手互插进袖筒里，双臂捂着肚子，双脚不停地跺地。无奈肚子也饿，没有能量可以发出，只有全身打战，鼻涕滴流。有些孩子棉袄破了，自己不会补，棉花露出，甚至掉光，哪里挡得住寒冬凛冽的寒风。在这苦难中，只要有一点儿机会，孩子们都会及时地抓住，缓解一下痛苦。偶尔，冬日有一缕阳光，孩子们一排坐在墙根晒太阳，敞开胸怀，在抓虱子。路人怀着怜悯的眼光看着他们，其实那是他们感觉最幸福的时刻和最舒服的情景。

灾童们住的是一个大的长长的平房，两边有两排长长的木板大通铺。靠着大通铺的是两排窗户，木格子，糊上纸，根本挡不住冬天的风和夏天的阳光。在寒冷的冬夜，孩子们很会适应环境生存，学会了抱团取暖，他们懂得互相挤着睡。长长的大床，一头挤满了人，另一头却是空着。为了挤得更紧，两个孩子睡进一个被窝筒，一个孩子的脚捅到另一个的胸口，两床被子重复盖上，相当于盖了两床被子。被子很久没洗，本身气味就很重，因而脚的臭味已经不是问题，他们并不在乎脚伸到同伴的嘴边，只要现在能缓解主要矛盾——寒冷。孩子的生命力很强，他们很能适应环境，适应以后，他们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华成回想起自己小时受的苦，使他后来承受苦的能力超过了常人，他感激这段经历，有时坏事并非全坏，如果你能在坏的环境中吸收到好的东西，那么苦难会变成经验，华成甚至希望后人如有这种境遇，不要把它当成纯粹的坏事。

穷人的难关总是一个接着一个。教养院里闹起了传染病，麻疹流行。华成和四哥、两个妹妹均感染了麻疹。只有大哥和妈妈没感染。四个孩子都发烧昏迷，不吃饭。妈妈坐在身旁看着他们，一脸的无奈。当时灾童生病基本上都不看医生，因为没钱，只能让他们休养，自己慢慢地好起来。有时也请些小破中医，抓点儿中药喝喝，难怪死亡率很高，过不了两三个月就有孩子被抬走，处理也很简单，用张草席卷着，抬到郊区，找个空地埋了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苦难太多，穷人区，尤其是教养院中，自适应地形成一种潜规则，饭菜中发现了蛆，扔掉就是，不要嚷嚷，免得影响别人吃饭。有人死了不要大张旗鼓地吊唁，以免让大家陷入沉痛。这些孩子走了，就让他们悄悄地走吧，只愿他们在对岸能比此岸更好。

只过了一两个月，华成的四哥和两个妹妹相继离世。妈妈再次陷入沉痛的绝望中，五个孩子一下子少掉了三个，哪个妈妈也是受不了的，现在只剩下老大和老五了，老五还在重病昏迷中，看来十之八九也是要告别了。妈妈再次开始了对爸爸的埋怨，“你这个没良心的，这么早一走了之，留下我们经历这么多苦难”，“三个孩子又去了能怨我吗？我有什么办法呀？”，“娃娃（华成的小名）若再有什么不测，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妈妈只顾自己流泪，傻傻地坐在华成的病床边，呆呆地瞪着华成。几个穷大婶安慰她，陪着她，扯扯闲话，她们在剥着鸡蛋吃。突然华成抓住她们的鸡蛋，要吃。大家大为惊奇，妈妈不敢给他吃，大婶们说，反正也没办法了，要吃就给他吃吧，满足他临走的愿望吧。谁知道吃完了鸡蛋，华成说话了，说要喝粥。这下可惊喜了大家。赶紧给他熬粥，忙着给他擦手擦汗。哪知道华成就这样慢慢地好起来了。

长大以后华成说，也许是爸爸嫌他是多余的男孩，不给他起名，不愿带他到彼岸，也许阎王爷见到他后，查了半天生死簿，说没他名字，回去吧！反正他是奇迹般地再一次躲过了劫难。看来中国人的习俗，给男孩起个贱名，叫什么“屎蛋”啦，“狗娃”啦，也许有点儿道理。小时候还是“贱”点儿好。

好事不说多磨，至少也不会那么利落。大病好了以后，余震不断。陆续的疹毒发作纠缠了华成好几个月，浑身起包，尤其是前额起了个鸡蛋大小的包，里面似乎是充满了脓液。涂了好多土药一点儿用也没有。急得妈妈到处问人求医，也都无着。到了完全无助的时候，却来了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抗日战争中期，美国人来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人在中国总体上还是做了些好事的。他们在西安办了个医院，名叫广仁医院，它为穷人看病不要钱。妈妈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想去试试。她抱着或背着华成走了约一小时，累得气喘吁吁，来到了医院。没什么挂号，也没什么诊断，也没征求家长意见，医生将华成抱进手术室就动手术了，妈妈在外面等得提心吊胆，约莫半个多小时，医生抱着华成出来了，华成头上严严实实地包着白绷带，奄奄一息地，鼻子忽闪忽闪地，苦着脸。妈妈刚接过华成，一句话没说，医生扭头就进去了，也不用交费，也没什么手续，甚至连名字也没问，妈妈就把华成抱回家了。

以后每过两三天就要去换一次药，开始总是妈妈抱着、背着，后来觉得好了些，抱一段就让华成走一段，走走，华成就缠着妈妈要抱，妈妈不抱，他就坐在地上耍赖。

近一个月后，拆下绷带一看，脑门的前方有个十字架形的大疤，妈妈和华成都觉得很煞风景。华成认为是一种耻辱，都不好意思见人。脑门上的十字架，让华成铭记一辈子，一方面，他感恩美国人救他于危难之中；另一方面，他深刻领会了美国人的傲慢、不尊重他人的风俗。他一生牢记，学习美国，要学习其长处，摈弃其恶习。

过了一段，华成仍然显得个子矮，头大，肚子大，胸前肋骨裸露。有些穷大婶，也有些穷经验，说他得了疳积病，要用土办法治才行，不然将来会引起身体畸形。她们就用修脚刀将华成无名指根和中指根间的手蹼划了一厘米长的口子，从里面挤出了鱼子般的小白泡，直到挤出血印时停止，然后用锅底上刮下的灰糊上，再将破布洗净，缠紧包上。六七岁的孩子就知道，穷人就要能忍受疼痛，要学古人刮骨疗伤。华成在割手的过程中一声也没哼过。孩子天真不知痛，妈妈泪水肚里流。过了两个星期，华成的伤口长好了，又过了一两个月，华成的身体看来是好了些，肚子小了，想吃饭了。

病好以后，过了一段儿时间，教养院的条件也似乎得到了一些改善，办起了小学，华成就准备上小学了。

灾童生活似地狱，

九死一生听天欲。

天不绝人命必大，

地狱已过何所惧！

第Ⅰ-6回 孩儿错，妈妈泪 孩儿知过记一辈

华成稍长大些，身体也稍好些。教养院条件也有所改善，办起了小学。妈妈很想让华成上学，由于华成在家跟着哥哥和妈妈学了些功课，就直接考上了三年级。他很好学，很快就跟上了进度，逐渐地成绩达到班上的前茅。可是学了半年多，由于教养院经费困难，小学停办了，教养院办起了工厂，开始了纺纱织布，小学生均转为童工。华成也到工厂参加了纺纱的辅助工作。

教养院的纺织厂是个很小的作坊式的工厂。它把棉花纺成纱，然后还能织成布，也就是土棉布。整个工序大部分是手工，用手工操作一些简单的工具。第一种工具是纺车，右手摇纱轮，像自行车的花盘，左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挨上中间的纺轴，像自行车的后轴，花盘转一圈，后轴就转几十圈。棉花碰上它，就会粘上，一拉就出线了。第一道工序纺成5～6毫米粗的纱，叫粗纱，把它缠在大桶上。第二道工序把粗纱抽出，纺细，再缠到竽子（一种像竽的缠纱的器具）上，然后就可将竽子插到布机上进行织布了。

小点儿的孩子和初来者均是放在第一道工序，纺粗纱，然后转到纺细纱，能上布机者很少。华成做事也还手巧，几天就承担纺细纱的工作。手抓住细纱，把它粘到纱轴上，纺细以后把它缠绕到竽子上，这时纱就要从两个捏着它的手指间滑过，和手指产生摩擦，发热，引起红肿，流血，直到磨出老茧，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孩子疼痛难忍，用布包手，受到工头斥骂，孩子们经常流着泪忍着痛工作。

孩子们做着艰苦的工作，比上学时累多了，看到一捆捆土棉布运出车间，孩子们并没有丰收的喜悦。教养院赚了钱，可是仍然不给灾童分文，像以前一样，只是管吃管穿。在几个大孩子的带领下，童工们掀起了要求发工钱的工潮，工作秩序有点儿乱了，怠工、发牢骚，还经常借口上厕所、外出。院方则是一根筋地压制，以惩罚威胁，声言“不愿干你们就走呗，没有人求着你待在这里”，“四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小人到处都是”。孩子们气得没办法，有的孩子嚷着偷拿纱锭和布匹出去卖。院方也了解到这种情绪，加紧了管制。他们在厂门口设置了检查岗，对每个出厂的童工进行搜身，一点儿都不尊重人格，男搜男，女搜女，到处乱摸，这样，偷拿几无可能。那时的华成小而机灵，也不知天高地厚，爬墙、上房、钻洞、上树，几乎都会，他就想冒险拿些纱轴回家，让妈妈卖钱。华成想了办法，把纱轴夹在内裤里，跟着一批在厂里玩完后的野孩子，一起跑出去了。他的个子跟他们差不多，门卫也没发现他。

华成回家，很高兴地告诉妈妈，他拿了一个纱轴回家，显示他很能干，他说这可以卖几毛钱。谁知妈妈大为惊奇，大声地吼他：“你怎么不学好，干这偷鸡摸狗的事！”

“大家都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谁让他不给我们发工钱？”华成抽泣地嘟囔着。

妈妈气得说不出话，倒抓起了鸡毛掸子，狠狠地打了华成屁股两下。嘴里还嚷着，“我让你不听话，我让你不听话！”

华成愣愣地望着妈妈，摸不着头脑地想，妈妈怎么会发这么大火？

突然妈妈哭了起来，抱怨起爸爸了，“你这个该死的，撒手就走了，丢了一大堆孩子给我，我哪有能力带，死的死，坏的坏，我活着还有什么希望，不如我早点儿跟你去了，一了百了。”

挨了打，华成并没有哭，他心里还有点儿不服气，心想男儿有泪不轻弹，忍痛也要装硬汉。妈妈一流泪，又扯起爸爸死的伤心事，他也哭了。妈妈又给他讲道理，说世上不平事很多，如果一遇不平，就报复，就堕落，就男盗女娼，就当坏人，那你很快就要完蛋的，自毁自己。

“我们人穷，志不穷，不能做下三烂的事情。”

“要像你爸爸那样，凭自己的本事立脚，养家糊口。”

妈妈的泪，孩儿的愧，华成知错了，他安慰妈妈，以后再不偷东西了。妈妈要求他把竽子还回车间去。华成就把它扔到那些废了的竽子筐中，车间的工头发现竽子丢了，找了一天后发现好坏竽子的总数没少，也就作罢，没有引起多大风波，就过去了。

妈妈这些天就在不停地思索着，她担心童工这样的环境并不是很好。的确，孩子们在念书时，好赖有老师管着，现在做工了，工头中有许多坏人，欺负童工，甚至欺辱女童。男孩子学如何打架，如何撬门、爬墙，甚至结伙都很盛行。她决心再给华成找上学的机会。她托人情，又去找哥哥上学的东大街小学的老师。哥哥在那个小学上学时，小学给了他一个优惠的打工机会，就是一边上课，一边兼任打课铃工作，时间到时，他就走出教室，拿着铃在院子里一边摇，一边走，转一圈。哥哥做得很认真，从未出过差错，老师也就相信他弟弟也会很好，她同意给华成免除学费，但还没马上把打铃任务交给他。这样，华成又开始上学了。即使不交学费，但不能在教养院吃饭了，吃饭还要花钱，为了省钱，华成中午就在小摊上买一碗素丸子，再买一个烧饼泡进去，午饭就打发了。妈妈为此就要出去打工，她整理过猪鬃，织过布，还在布机旁晕倒过。华成知道妈妈的苦，懂得妈妈的心，无奈人小，只有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给妈妈点儿安慰。

东大街小学是在贫民区内的一个贫民小学，虽然条件十分简陋，学生也多为贫困子弟，知识水平不高，但大多愿意学习，学校学风还是可以的。老师很多是逃难来的青年学生，有点儿爱国心、正义感，也带来了东部地区的相对高的学识水平。华成算是得到了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华成没上四年级，就由三年级跳至五年级，他刻苦努力，赶上进度，期中考试得了第14名，期末考试就爬到第7名。他在精神上也感到很自豪。

每天早上华成要走大约半小时才能到校，他从未迟到，也未感到枯燥。他的耳边老在响着校歌的曲调：

东小的同学

亲爱精诚

我们大家一条心

……

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

我们是新中国的明天

孩子的纯洁稚嫩的心灵，总是怀着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未来，他哪知道等待他的却总是灾难！

教育孩儿要以理，

有情有理得牢记。

激励自信知努力，

长大就懂靠自立。

第Ⅰ-7回 穷苦孩子不怕险 艰难蜀道变乐途

抗日战争胜利了，教养院解散了，华成一家又陷入了绝境。妈妈一方面打零工维持生活，一方面和亲友联络。幸好有一个在重庆的五姑伸出了援手。她愿意将华成一家接到重庆再想办法给母亲找工作。

1946年初夏，华成一家在西安破烂市场变卖了家里尚存的一些衣物，凑够了盘缠，经朋友介绍搭了一个便车，称作“搭黄鱼”，开始了由西安前往重庆的投亲之旅。这些车一共有十辆左右，都是三吨左右的小卡车，是给重庆的纱厂运送棉花的，棉花包已经装到和车帮一般高，华成一家就坐在棉花包上，双手要时刻抓住棉花包的绳子，以免车摇晃时被甩下。司机们为了在途中拉些搭车的散客，挣些外快，就不慌不忙慢慢地走。为了避开检查站的查扣，每到检查站前，就要求“黄鱼”们下车走过检查站然后再上车。西安到重庆一共只有700多公里路，这个车队大约走了一个月。

这是华成懂事后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他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他今生的第一次体验。蛇形的盘山公路，十几米一调头，一次调头爬高仅一两米，爬上一个二三十米的小坡要来回十几趟。有时慢起来比牛车还慢。在坡更陡的路段，往往需要助理司机下车在车后轱辘后加填三角木，以防止车子不加力失控后倒，车子“嘟嘟”爬上几步以后马上就把木塞垫上，让车子挡在垫木前不再下滑，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嘟嘟”向上冲两步。公路的质量也是最差的，最好的就是沙石路，根本没有柏油路和水泥路。路也很窄，大多数路只比单车道宽一点儿，对面来车时，为了错车，经常要倒倒车，一辆车在一个较宽的地方靠边，让对方通过，然后自己再前行。大多数路依山傍水，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下湍流的河水。

在那苦难的年代命是不珍贵的，这点儿风险也是毫不在乎的。山这边垂下的树枝往往要碰到头，坐在车上要随时保持高度的警觉，前顾后盼，左右观望。一天下来真是筋疲力尽。幸好它每天只走六七个小时。如果遇到下雨就用油布裹着身子，甚至有人还打着伞，因为大多数情况车都很慢。如果遇到了晴天，南方的阳光让乘客们实实在在地领教，车开起来时，有风，还好；车一爬坡，停下，马上就是一身汗。华成第一次知道，擦汗的毛巾还可以拧出水。没过两天，华成已被晒得像个黑孩子。

孩子的精力总是最旺盛的，即使在这艰苦的旅途中，华成也随时在寻找他感兴趣的事情。蜀道难，最难的地方在剑门关，据说张飞当年据守此关，敌人始终未能通过。他在那里种下了许多树，大多数是松柏，也有些核桃树，如今已有三千年，已长成参天大树。郁郁葱葱的参天松柏，配上南国湿润、温暖、清新的空气，险峻的山峦，形成了仙境般的风景和自然的大氧吧，就算心怀再多的人间苦难，心情在这里也能得到舒缓。少年时代的华成早已将所有烦恼抛至脑后，尽情地欣赏这大自然的风光了。路边核桃树上垂下的树枝，有的已结上了新鲜的核桃，华成第一次见到像小桃一样的新鲜核桃。只有扒掉外面厚厚的皮，才能得到里面的核儿，砸碎核壳才能吃到核桃肉。包着核肉的还有一层薄皮，新鲜核桃的薄皮很容易撕下。嫩的新核桃肉和干核桃完全不同，甜而不苦。一路上华成尽享核桃美食。

不仅如此，每天到站时，住在小镇的小旅店，品尝四川的小吃，也让华成异常地兴奋。担担面、馓子油茶、川北凉粉、抄手都让华成垂涎，想到那面上的一层红油，又馋、又怕、又想。在路上，车一旦停下，就有许多农民提着篮子来卖煮熟了的白鸡蛋。把蛋掰开，中间撒些盐，就这样夹着吃，也许是因为饿或没什么别的东西吃，那简直是世上最好的食品。

经过近一个月的跋涉，车终于要到重庆了，那天下午大家都瞪大了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看这个大后方的第一大城市。房子越来越多，街道越来越热闹，卖吃的、穿的、用的，五花八门，比起北方的城市那可是繁华多了，大伙感叹重庆短短几年发展得真快。但在这表面繁荣的后面，也不时地露出虚浮的一面，街两旁的三层楼房很多都只有表面的一堵墙，实际上整个房子都是一层的，像孩子的积木一样。城市的中心区，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确有一片繁荣祥和的气氛。经过八年抗战，现在胜利了，人们有着太多的期望。

华成一家还不能马上到五姑家，因为他们住在大渡口，离市中心有三十里，还要坐船，只好先在一个朋友家暂住。这位朋友是位福建老乡，华成称他为伍伯伯，是个普通文员。夫人伍姆姆是个善良、贤淑、勤劳的传统中国妇女，对华成一家很好，住了很久她也毫无怨言。当时正处于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人们一方面怀着对未来幸福的期望；另一方面也难以消除对现实生活的迷茫。

人生蜀道多，是苦还是乐，

跨险得经验，躲过育懒惰。

体验很难得，早过胜晚过，

儿时不知苦，父母娇反错！

第Ⅰ-8回 暂读成绩惊全校 无力自立又得离

到了五姑家以后，华成懵懵懂懂地感到很小时家的样子。五姑爹在大渡口钢厂当会计，属于职员阶层，比一般工人阶层薪水要高许多。他家住的房子像是一幢别墅，有一个大的客厅，有两间卧室，一大一小，前面有个小院，边上有厨房和保姆间，后面也有个小院，可以在院里洗澡。这是典型的南方的房子，不那么严实，框架全是木结构，房顶铺了瓦。墙很薄，厚度超不过10厘米，内层是用竹劈编的篱笆，外面糊上了石灰和泥土。下大雨的时候有可能把外面的泥都冲掉了，只剩裸露的篱笆。小院的围墙外还有大片的荒草地。房子本身映射出了大后方经济的面貌，快速的发展，表面的繁荣，里子的不殷实。在那抗战的艰苦年代，有这样的条件，足够大多数人羡慕的了。

五姑爹是个忠厚老实的人，热爱自己的职业，专注于目前的工作，从不议论张家长、李家短，家里人都对他很敬重。华成一家到他家，增加了他的负担，他没露出一点儿怨言。相反他却非常热心地教华成学珠算，让华成背珠算口诀，华成很快学会了一位和两位的乘除法。

五姑要把华成送到大渡口钢厂的子弟小学念书，华成自己做了个成绩单，妈妈签了名，就交给学校报名了。当时是抗战时期，兵荒马乱的，小学不怎么严格，自己说要上几年级，就让你上几年级，跟不上就让你留级，华成五年级没上完，这就上了六年级。这学校的学习风气并不很好，华成第一天到校就受到小伙伴的捉弄。他们起哄将他选为班长。他很积极地扫地，擦桌子，布置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回家一看，自己的国文书被人换成了一本旧的，破的。华成被气得哭了起来，他一定要五姑陪他找老师，换书，不当班长。遇到班主任，班主任夸他聪明，有前途，让他不要怕受点儿小挫折，结果什么要求也没达到就回来了。还是五姑给他的书包了皮，把书包给他整理好。第二天，他不情愿地去上学了。哪知道正是因为这小小的吃亏，引起了老师们对这个外地生的特殊关注。

开学不久学校要组织演讲比赛，班上的国文老师王茹，就选他代表本班参赛，主要是因为华成国语说得比其他同学好。王老师选了一篇古文，让华成背，对他模拟演练足有七八次。但是由于选题和方式不好，听众反映淡淡，最后落选了，但这是华成第一次在全校那么多人面前演讲，他自己的确得到了不少锻炼。

期中考试到了，年轻漂亮的数学女老师彭荣钗，对同学跟不上她的思维很不满，总以大话激励学生，她说：“你们谁要第一个交卷，我就给加十分，做得全对，我就敢给他110分。”华成差不多比其他同学提前了一刻钟交卷。老师看了他的卷子后稍稍皱了皱眉头，但是什么话也没说。下次上课时，她一上来就向全班宣布，华成得了110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全校。从此，这个外地来的个子矮矮的孩子再没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

半年很快就过去了，期终考试就要来临。妈妈这段时间，无暇顾及华成的事情，整天奔波在大渡口和重庆市中心之间，忙着找工作，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文化程度也不高，可想这有多难，最后工作还是没有找到。幸好原先路经广元时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当地纱厂的工作。她决定要去。

漂泊动荡的环境中，华成进行了期终考试，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各科成绩总分差不多比第二名多了近20分。班主任高兴地说，我们学校终于有了一位算是好学生的学生了。可是，华成遗憾地告诉她：“我要走了。”老师显得有点儿不高兴，说：“你来时不是说要在我们学校上完小学吗？况且只剩一学期了。”老师哪里知道，华成其实很喜欢这个学校，也不想走，可是家庭困难，无奈。妈妈决定要远赴广元，亲戚们劝她不要走，说这么多亲戚和朋友在重庆，好过赖过也能过。妈妈好强，不愿靠别人过，宁愿闯荡，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五姑爹不愿华成走，因为他教他珠算很开心，还没教完。五姑也不愿华成走，她最喜欢邀一帮朋友在家打麻将，席间，夸夸她有个多聪明的和她同姓的侄子，并且抱着华成的头做出亲昵的样子。妈妈心里很明白，她无力供了大孩子在重庆念书，再供小孩子也在外念书，放在身边对付着过要容易得多。也有好心的亲戚说，一个人单独在外会很孤单的，有个孩子在身边会好许多。华成心里也有点儿明白，他舍不得离开妈妈，虽然他也舍不得离开他喜欢的学校。

重庆给华成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印象。年轻漂亮的表姐给他洗澡；年轻的军官为追表姐，经常找理由来家，要求和华成下棋；逃难跟来的保姆陈妈，在屋后的荒地种丝瓜给华成吃；火炉重庆，酷热难熬，华成睡在光光的竹床上，醒来就有个人形的汗印；还有开始被捉弄当了班长，弄假成真，却锻炼了能力；他的学习成绩也第一次拿到第一，数学第一次得了110分，还第一次在全校会上演讲，多少个第一呀！这些都给华成的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晚年，华成想追思过去，曾旧地重游，可人去楼没，钢厂、小学、老师均已不知去向，那里成了建设大码头的工地，过去的景象只留存在脑海中。因此，不无遗憾地奉劝人们，利用当代技术，能留影时且留影，莫把遗憾留后世！

流离本身为不利，

不利也能变有利。

众人多愿助少小，

能否得助在自己。

第Ⅰ-9回 得了第二却流泪 难过究竟为哪般

华成到达广元后，母亲在大华纺织厂做女工宿舍管理员，厂里把它定成“阶级工人”，就是比勤杂工高点儿，相当于4～5级工的工资水平。职员和工人是有明显区别的，职员工资至少是工人的两倍以上。这对母亲来说，是她在父亲去世后最好的待遇了。挣得的工资勉强够给哥哥缴学费，真到缴时，往往还得先去借钱。华成免费进入了纱厂办的子弟小学——惠工小学，华成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小学学习，又只能求人免费进入广元城区唯一的私立中学——太华中学。

一年多以后，一个初夏，母亲带着华成到学校参加家长会，刚进校门，遇见了校长，校长很高兴地对母亲说：“你的孩子很不错呀，他得了班上第二名啦！”母亲也很高兴地说：“这是老师教得好，谢谢老师，谢谢校长。”可回过头一看，孩子怎么在掉眼泪？母亲和校长都很惊讶，这怎么啦？

原来，华成每学期都是得第一的，这学期他各门功课的平均分为83.8分，但因为生病请假扣了3分，就比第二名81.2分低了。大家真是感叹他冤得慌，也为他争强好胜的劲头感到可爱。

“我的孩子要有他一半的劲头，我就满意了。”有人感慨地说。

“不要恨别人抢了你的第一，你仍然是真实的第一嘛。”有人安慰地说。

“我不恨别人，只怪自已没有达到目标。”华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

“未达目标勿怨人，战胜对手先胜己”这个良好的思维模式开始在华成身上萌生。

华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说来话长。

母亲从小就不断地给他讲父亲的故事。讲父亲怎么在学校学习时，非常刻苦，学得一手好技术，在祖父去世后扛起了这么一个大家；讲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快地找到了工作，全家的生活又有了着落；讲家传的价值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讲孟母三迁和三娘教子的故事；也讲母亲自己年轻时刻苦背记外文药名，汗流浃背，在所不顾的情景。华成在这种家庭气氛的熏陶下，培养了争强好胜的秉性，思想上根植了很强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想法。

华成强烈期望通过刻苦的学习将来出人头地，摆脱家庭的困境，孝顺母亲，继承书香人家的香火。他从小就盼望着能有好的学习机会，羡慕哥哥有父亲的爱，有好名字，有好的学习条件。但因为年龄小，不能独立，加之家庭的困难，他只能跟着母亲到处奔波流离，就近入读。在西安灾童教养院时，就在教养院小学就读；教养院解散后就在西安贫民窟附近的东大街小学就读；投奔重庆姑姑家时就在姑父的钢厂子弟小学就读；随母亲到广元县时就在纱厂的惠工小学就读。小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地就只能进入这个太华中学。华成知道这些学校水平不高，但无奈，读总比不读强。

太华中学只有初中部，房子的总面积只有约600平方米，长条的院落，北面竖着一溜平瓦房，三分之二为教室，其余的是校长办公室、教务办公室、训育主任办公室等，南面中间一段是空地，竖立了一个旗杆，旗杆东面的房子是教师小食堂和厨房等，旗杆的西面有几间教师的单身宿舍，整个院落的西面有一个门楼，这就是校门。没有运动场，没有学生食堂，学生的早餐和午餐就在校门外的小摊上凑合，五分钱一碗的油茶就打发了。每间教室最多可容纳四五十人，初一、初二、初三各占一个教室，全校总共不超过150名学生。教师人数不到10个，水平就更差。尤其是那个训育主任——刘教官，他没念完高中就入了国民党军队，混了几年没混出什么名堂，就到学校来了。他就知道对学生体罚，每天早晨站在校门口，哪个学生迟到了，他就要学生伸出手，打手板子。

华成在进入该校时，立志做个好学生，学习好，不违反校规。他想创造个不迟到、不被打板的纪录。整个初中阶段，他从未迟到过。可没想到，一天课间休息时，在教室里，后排淘气的大男生在玩篮球，篮球突然飞到了他的头上，眼看就要砸到他，他一伸手，接住了。正好在此时，刘教官进了教室，看见华成拿着球，不容分说，就断言他违规在教室中玩球。华成给他说明理由，又要求他不要打板子，说明自己一贯遵守校规，从未被打过，而且很讨厌落后的体罚，宁愿被记大过或其他处罚。教官就是不听，打了他。他回家偷偷地哭了一天，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妈妈。从此华成恨透了这个教官，不顾自己好学生的名声，参与了“倒刘教官”的活动。例如，联名给校长写信，反映军训没意思，教得不好，要求不上军训课，改为体育课。

学校还有一个姓曾的女老师，是前校长的女儿，大大的眼睛，丰满的身材，也算得上是个美女，在这个小破学校里那可是个佼佼者了。她教英语，虽然水平并不高，但也有些洋味，惹得刘教官神魂颠倒。还有个教国文的男老师也在追她。可曾老师却看上了现任校长，他是本县财主的公子，靠家里的支持读完了上海交大的工商管理专业。虽然校长已有原配的包办的夫人，但曾老师并不在乎，甚至愿意做二房，因为她有信心，她将会是实际上的老大，甚至家里的一把手。可怜的刘教官在这场博弈中处于下风，加上学生的不满，不久他就被校长辞退了。

这么多差的老师中也有好的，如一个数学老师，他教的范氏大代数对学生所学的数学作了很好的总结和提升；教国文的唐老师，教给学生的唐诗，学生们都很喜欢。对华成而言，唐老师的一句话成了他一辈子铭记的名言，而且传承下去。唐老师说，再差的学校只要有几位好老师，学生也有机会能学好，不要“拉不出屎赖茅坑”。

华成从此想着如何“不赖茅坑”，“如何拉得更顺畅”。他自己得出个信念，要想顺畅，将来跟得上好学校的程度，必须在这个学校学得更好，要比最好还要好。他自己制订了一个衡量标准，这就是拉大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差距，更具体点就是平均分要比第二名高3分，而且要成为班上公认的学习最好的人。这次，他没拿到第一，他难过，主要并不是被第二名比下去了，而更多的感到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将来的愿望会不会落空？一切会不会落空？

从大山里走出，继承家庭的光环，在这个年仅12岁孩子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看着母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艰难供哥哥上学，他不能像个不懂事的孩子再给母亲添麻烦，再给她提出无力达到的要求；等哥哥毕业以后再供自己上学，那也是远水不解近渴，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把驴当马骑，在差的学校中向好的老师学习。不怨天，不怨地，全靠自己更努力。

华成进入太华中学后，就刻苦努力地学习，不断地改进学习方法。中学学习，第一重要的就是“上课认真听讲”。由于个子矮，他总是坐在第一排。他很少开夜车，总是把上课的状态调整到最佳。他上课总是瞪着两个大眼睛，盯着老师。为了防止走神，从初中开始，他就逐渐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记笔记有利于束缚自己的思想，集中注意力。为了记得快和省力，他的字慢慢地变得像写英文一样有点斜。在课堂上没听懂的概念点，他总是抓住不放，自己思考，找同学讨论，找参考书寻求答案。一般来说，他很少问老师，是怕老师直接给了答案，使事情过于简单，还是想把时间让给别的同学，不愿和一些差的同学一起围着老师，连他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一个问题可能持续地咬住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持续的时间越长，解决了，他就越兴奋。一次一个低班的同学问他一个问题，他没答出，想了两天后，一个星期天，他解出了，十分高兴，连蹦带跳地走了半小时，到那位同学家里告诉了他。坚持独立思考锻炼了他的自学能力，在初中时，华成的身体不是很好，容易感冒，每学期至少有三四次，每次三四天。他每次病好后，就在家再多待一天，赶功课，把新教的概念学懂，把习题做完，清清爽爽地上学去。这又提高了他的自学能力，还使他积累了化逆境为顺境的经验。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少年时期有争强好胜的心态应当是个好事情，也有较好的客观环境，一般年长的人们对孩子的好强，总是爱护、欣赏，而很少嫉妒和厌恶，甚至打击。而到青年时，就应当开始注意培养谦虚的精神。华成争强好胜的心态使他不断地进取，“差学校也能出好学生”的信念，使他不弃不馁，坚持在正确的道路前进。他小学、中学都是上的县城的差学校，大学就上了中上层次的西北工学院，而大学毕业后，华成考上了我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批自主招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实现了他的梦想。

寒门出贵子，

贵子源于勤。

少壮需努力，

老大无后悔。

第Ⅰ-10回 黎明前有最黑时 挺过恐惧迎新生

1949年初冬，蒋介石败局已定，残留军队仍然占据着四川和西南一些地方，负隅顽抗。黎明前的天空更黑暗，天亮前的空气更污浊。这是自然规律，对于解放战争也不例外。地处国统区边缘的广元县，正处风口浪尖，遭受着黎明前的灾难。国民党的残败军队胡作非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城市居民整天处于惊恐之中。

法币换成金元券，金圆券又换成银圆券。原本，老百姓不相信金圆券，自己用起了以前的银元，政府就跟着印了银元纸币，要纸币一元顶一个真银银元，老百姓哪会认从，暗地里纸银两币天地差别，以致一大捆银元券买不到一小卷草纸，物价飞涨。母亲的工资已经不按钱论了，而是说每月8斗大米，稻米之乡的四川，糙米不值钱，8斗米只够一家勉强糊口，生活必须精打细算。月初发的8斗米工钱，到了月中也许就只能买4斗米了。所以拿到钱后，马上就得换成真银元，或者买一种中间物，如香烟，存上几条香烟，用钱时再把它卖掉。华成也帮助妈妈又是买又是卖，日子好不折腾，天天提心吊胆，真怕有一天断粮断炊，怎么办？

华成所在的学校被国民党强拉的壮丁拼凑的新杂牌军占据，部分停课了，有的教室已驻军，有的教室堆放了军火。操场被他们占用，作为集会和训话的场所。学生每天都能看到他们的残忍和腐败。一天早上，有几个逃兵，想逃，就藏进了厕所的大屎坑，全身都浸泡在屎平面以下，只留头在上面，在头上顶一块粪坑上的蹲坑木板遮挡，企图在部队开拔以后再出来，逃掉。不料他们被抓。长官就在大会上脱光他们的上衣，用一把点着的佛香烫他们的背，逃兵惨叫、讨饶，长官还不罢休。学生们都被这种酷刑吓坏了。个子高点的学生很怕被抓壮丁。县城里兴起了穿军服的“时尚”，借以冒充军人甚至军官，避免被抓，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成了“军人”，满街是军装晃动，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到处传说着人心惶惶的吓人的故事：一个败兵，在饭馆里吃饭，拿不出钱，就把自己的手指砍了，吓得老板赶紧让他离开，有人说他想砍掉自己的食指，不能开枪，就不用上战场了。一个军官在商店买东西，店主问他要钱，他就把手榴弹放到柜台上，拉出火线，问店主要还是不要？店主赶紧说不要。街上有的是败下阵的残兵，有的是刚拼凑的新兵，有的是驻在当地的地方部队或宪兵，有的是假兵。新兵队伍往前线开拔，沿途见到年轻的农民或市民，就把他们拉进队伍，当成壮丁，先是帮着背行李、炊具，或者背弹箱等，到了战场，就用机枪压着他们，让他们冲锋。在冲锋的前一瞬间，才发枪发子弹，这时老兵和军官已架起机枪在后面监视，一旦后退，甚至扭头，就可能被射杀。军官不把士兵当成人，军队哪有什么战斗力，一旦炮响，就装死，或者投奔解放军。这些军人，溃逃到后方县城后，就持枪作乱，老百姓可是受了大苦。

华成母亲所在的工厂知道这些情况，厂方和工人商量组成了工人护厂队，把过去练武的大刀长矛都收拾出来，也到驻军的地方买枪，或偷枪。人多势大，倒也有些威风，一般的残兵也就不敢惹工厂了。但新兵的大队伍，也总想由工厂讨些好处，要求让他们驻军，或用些工厂的水电，甚至炊具等，均被工厂拒绝。他们只好驻在附近的学校，就在华成所在工厂女工宿舍的隔壁，他们就从宿舍私接电线过去，偷工厂的电用。工厂不敢掐断它们，也无处投诉，就想尽办法给他们设障，让他们用得不舒服，也为工厂省点儿电。

工人们就在华成住处，也是他们偷电引线的前端，串上一个大电阻，让流向他们的电流大大减少，到达他们那里的电压大大减低，使得电灯昏暗，只见灯丝微红，不见亮光射出。华成已上初中，也有点电的知识，就高兴地帮他们做。到了晚上，驻军见电灯不亮，就登梯爬上学校和宿舍间的隔墙，朝这边喊话，母亲跟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用电过多，电压下降，让他们找厂方。估计他们想，找厂方也是没用，就给母亲施压，骂人，说要砸宿舍。母亲走了，再也不理他们了。他们骂累了，就捡起砖头开始砸宿舍的房顶，母亲就关掉灯，让所有人藏起来，不理会他们。砸到过了午夜，也许因为砸累了，也许他们怕自己过来捣乱会引起新兵逃跑，他们就停止了。第二天一早，母亲通过工厂找到驻扎在工厂子弟小学的一个营的宪兵出来管管，宪兵们来看了看，也不敢管这些杂牌新兵，搪塞了几下就走了。幸好下午驻军就开拔了。躲过了一劫，惊恐暂时放下。工厂的人来看了看残局，临近墙头的宿舍房顶的瓦大半都被砸碎了，时局紧，也没心思修它。过了一两天就听说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工厂的护厂队就要求所有职工一律进厂避避。

华成跟着母亲，和许多工人一起，躲进了纺纱和织布车间的大厂房里，在车间的地板上铺起了地铺，有的就在布机的架子下，这样房顶掉下时还可挡挡。白天没事，大家听着远处慢条斯理的沉闷的炮声，互相猜想着解放军到什么地方了，杂人杂语，各种话都有说。有人议论说，“刮民党”（这是老百姓对国民党的蔑称）要跑了还要把广元炸毁，让老百姓替他们送葬。听说他们已在纱厂周围埋了炸弹，还在河对岸架了大炮，对准了纱厂和电厂（这是广元仅有的两个较大的工厂），如果来不及炸毁，在逃到河对面后，用炮轰掉，真是处心积虑，险恶至极。还有的说，前两天，特务还在东山处决了两名共产党嫌犯，这些丧天良的，临死了，还要干透坏事。也有的工人现在敢滔滔不绝地说他的往事了，说他跟着红军从湖南到了四川，后来掉队了，就待在广元了，他说红军有什么三大纪律，不拿老百姓东西，不打群众。他的言论多少让大家放了点儿心，华成也在想着，解放军到底是什么样？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了，没有了老百姓，连军人也很少见。往日的吵吵闹闹，变成了如今的寂静阴森，倒显得有点瘆人。炮声慢慢地密集了点儿，偶尔有短暂的机枪声和零星的步枪声，传说宪兵已经撤离了，很奇怪并未见到大量的败兵涌进县城。工厂里的人们盼望着解放军的入城，由于没人见过解放军，这又是一场经过战争的“改朝换代”，是人一生难以遇到的变化，人们心情总有些激动和神秘。没有发生什么惊人的事情，夜，就过去了。一大清早，华成偷偷地跑到工厂大门外看看，街上人仍然很少，但看见一两个解放军了，这就表示广元已经解放了，只是听到了炮声，没见有一个房子或墙壁受到了战火的蹂躏，出现残垣断壁，人们感到无比的幸运。很久以后，大家才知道，当时退至广元的胡宗南部的裴昌会将军，很早就打算起义了，他要走到一个自己能控制好的地方起事，他经过广元，欲往南充撤退，他一定程度地保护了广元，让它少受些破坏。

华成很小心地走到街上看看，看见了解放军的一两个战士，在那里买烧饼。解放军身穿厚厚的黄军装，背着背包，挎着书包、水壶和枪支，最显眼的还是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他的这些行头全是北方装束，在地处偏南方的广元，就显得两样，也显得很有精神，很强壮。众人都以好奇的眼光瞟着，小声地议论着。解放军买了一个烧饼后离开了，众人就围向烧饼哥，问他怎么卖的。烧饼哥说，“他要买烧饼，我说不知价，他就说按解放区的价是一毛钱一个，我就说那就行吧，就这样他就买走了。”

众人七言八语地说：“那你不怕亏了？”

“你怎么就敢收边币了？”

“总有人第一个做吧，第一个人做对了，就树立一个标准，大伙就跟着来了。”烧饼哥得意地说着，他还补充说：“我曾经见过红军，知道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信他们不骗人的。”

那是七八年前，红军曾经过广元，很快他们就走了。

烧饼歌的第一卖给其他人树立了个标准，其他的物品就参照着，陆续地就位了，市场慢慢活跃起来。货币的兑换也自发地开始了，主要是银元兑边币，但不兑换银元券。银元券就此烂在老百姓手里了，老百姓承受了“刮民党”最后的掠夺。解放军为了抗击土豪和奸商的囤积居奇、扰乱物价，很快开设了国营商店，调运来了盐、油、布等物品，甚至有苏联的花布，那时的男人也兴穿花衬衣了。生活秩序慢慢地走向正常。

生活秩序恢复以后，开始了一段欢庆解放的时期，到处欢歌笑语，到处都可以听到朗朗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炮弹开了花，解放西南的胜利大，缴获了无数的枪炮子弹，消灭蒋匪人马60万，活捉匪首宋希濂，王灵基变成了单身汉，他把商人来装扮，哎嗨，走到了宜宾县，当了俘虏管。”腰鼓队、秧歌队活跃在大街小巷。华成十分惊奇，歌声怎么这么快地就描述了战场的现实，他很佩服解放军，就开始积极地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在这欢乐的气氛中一股暗流也在涌现，反动势力在被解放大军的炮火打懵以后，经过喘息，缓过神以后，又要蠢蠢欲动，蒋管区也派遣了一些特务渗入，“牛鬼蛇神”纷纷登场，广元出现了一些捣乱破坏活动。特务散发反动传单；一贯道坛主借小孩之手写出了“大神显灵”、“世界末日”等恐慌反动的谎言；土豪奸商跳出来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扰乱市场……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公审枪毙了十几个极端反动、拒不认罪的死硬分子。华成第一次见到了死人，躺在河滩上的十几具尸体。清除了这些死硬分子，广元才真正达到了稳定。

随着稳定的到来，解放军的工作队陆续进入工厂和学校。华成学校进驻了一位姓高的男同志，母亲的宿舍进驻了一位姓何的女同志。高同志经常来找华成，何同志也总找母亲谈心。他们了解了华成一家的身世，相信这是一个诚实苦难的家庭，就慢慢地帮助华成提高觉悟，动员华成加入青年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青团。母亲开始还坚持不参与政治，保持清高的家庭传统，后来也同意了。华成成为学校第一批加入青年团的学生，由于他年龄小，团组织就派他担任当时的少儿队大队长，少儿队后改为少先队。在他的履历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先入团，后入队。从此，华成好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再也不用发愁怎么活下去，而是信心满满地奔向他的闪光的青春。

黎明之前有黑暗，

忍受阵痛得新生。

反动势力总想翻，

坚决镇压才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