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法模仿时代

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被推倒，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共三十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前一小段，南部尚有太平军的余党，北部尚有捻军，西北及西南尚有回乱外，总算是内部的平安时期；重要的事变，全在对外的关系上，就是藩属的丧失。此时期中比较明敏的政治家，也看到中国对外的问题日趋紧迫，尽力讲求所谓洋务。洋务如何讲求呢？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西法。于是，“西法模仿”四字，成为此时代的政治中心问题。从一八六五年创设江南制造局起，作到成立北洋海军舰队；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北洋海军被日本摧毁，西法模仿的成绩归于泡影；于是有人进一步要讲维新变法了，西法模仿的时期至此终止。

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时代，跨同治、光绪两朝。在前章的末节，已将清廷政治势力的推移，略略说过一遍，本节再就同光两代的朝局变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别叙述一下：

一、同光时代的朝局 肃顺等失败后，中央的政权，形式上分寄于两位太后和议政王奕三人，实际上东太后和奕都不过是西太后的工具。太平天国颠覆后一年（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因为西太后所宠幸的太监安德海窃窥政权，嫌忌奕，西太后本人也忌刻奕，于是在是年三月里，藉口奕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命奕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去一切差使，这是西太后第一步向奕立威。但此时皇室中及在廷臣工还有替奕鸣不平的人，惇亲王绵恺、醇亲王奕、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相率上奏力争；给事中广诚的奏语更为切直，他说：“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西太后看到这种情势，还有一点顾忌，旋令奕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未几，又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毋庸复议政王名目。在面子上，奕算是恢复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军机大臣以上的议政王，变了在军机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时军机大臣的势力又远不如从前；自此，奕俯首帖耳，变了西太后的驯仆，西太后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于东太后和西太后之间，形式上东太后应该立于优势；但西太后通文字，而东太后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后的亲生子，因此东风不敢与西风抗衡，表面上保持圆满。及同治帝渐长，看到自己生母不正当的行为，甚不满意，反倾心于东太后；到同治帝将要成婚立后时，东太后看中了一个阿鲁特氏（崇绮之女），西太后看中了一个察富氏（凤秀之女），阿鲁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仅十四；西太后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持之颇力，而东太后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决；同治帝同意于东太后，遂于一八七三年立阿鲁特氏为后，立察富氏为慧妃，帝于是年亲政（此时年已十八）。西太后因为选后的竞争失败，便用母权干涉同治帝及帝后间的关系，不要帝后常相亲近。同治帝愤而独居，郁郁寡欢，行为渐不规则，形式上的亲政仅一年有余，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记载多谓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恽毓鼎力为辨证，谓系患痘症。薛福成的记载，亦认有“太监越礼状”，大概谓患痘者掩饰之词也。帝死时年仅十九岁，即一八七四年。）同治帝没有生子，病危时，召其师傅李鸿藻入见，口授遗诏，谋以贝勒载澍承继大统。鸿藻持遗诏赴西太后处，以诏草进，西太后览草大怒，命鸿藻出。少顷，帝崩，外间尚不知道；西太后召宗室各亲王密议继统之人，西太后说：“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有人说：“溥伦长，当立。”惇亲王奕说：“溥伦疏属，不可。”西太后说：“溥字辈无当立者。奕（醇亲王）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所谓“溥”字辈者，在爱新觉罗氏的世系，为同治帝以下之一辈（同治帝为“载”字辈），若立“溥”字辈人继统，则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后将为太后，而两太后将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帘听政之权；若立“载”字辈中年长的人继统，两太后也不便再行垂帘。奕的长子，便是光绪帝载湉，他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说是至亲；用他来接承咸丰帝统，两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权，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辈人。那些宗室亲王慑于西太后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于是在清室的皇位继承法中又开一个传弟不传子的新例，而载湉堕入苦海。

光绪帝继统后七年（一八八一年），东太后也死了。据恽毓鼎所记，东太后之死亦由西太后进毒所致（参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在东太后未死以前，西太后虽纵欲无度，尚有所忌惮。（西太后所宠的太监安德海行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安德海奉西太后命往广东织造龙衣，道经山东，招摇不法，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丁氏实受东太后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满清祖制，太监不许出北京，违者拿获就地正法。当丁氏奏上时，东太后持祖制为言，西太后无如之何，从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没有一个人在她的目中了。当同治初年，有一位御史满人德泰，由安德海授意，奏请修复圆明园，并代呈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筹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抽捐；为恭亲王奕所格沮，不得行。同治帝亲政时，因为一个广东奸商李光昭想作官发财，向内务府呈请报效木植，修复圆明园，以备两宫太后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借此安顿他的母亲，省得她来干政，于是准行，赏李光昭道员，任为工程监督，往各省采办木植。御史沈淮上奏反对，无效。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横行外，又因为购买外国洋木，虚捏价目（以五万两实价报至三十万），和外国商人闹出一件大讼案来，命李鸿章查办；结果，李光昭被革职处刑，又把圆明园的工事暂行停止。到光绪帝时代，东太后去世后，游宴土木之费日增月累；修造颐和园没有钱，便挪用海军经费。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招权纳贿，更远出安德海之上；安德海以违背祖制出京，被丁宝桢杀之于山东；一八八六年，醇亲王受命往天津巡视海口，西太后公然命李莲英同往；御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请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一八八九年，光绪帝大婚，形式上，太后虽已归政于帝，说是由帝亲政了，但事实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还是要禀命于太后，皇帝仍不过是一个偶像。概括的说，同治以后的朝廷，全为西太后的朝廷。总管太监的权势，渐至驾乎各亲王及军机大臣之上。前此肃顺当权时，疏请太后临朝的，说是怕威柄下移；现在一班亲王大臣们眼睁睁的望着威柄移于阉宦，除了阿附以外，别无办法。于此可见满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换言之，满清朝廷已成了一个空空洞洞、没有实力的朝廷。

但是西太后以一弱女子，为什么有这种笼盖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说，她是不顾名教，并且是名教主义的罪人；但她对付别人，却全恃名教主义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对付皇室亲贵，对付皇帝、皇后、皇妃，动辄藉口祖宗家法；亲贵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议罪；皇后、皇妃稍逆己意，轻则叱面，重则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护；对付在廷各臣僚，用伦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着一个儿皇帝作傀儡，把他摆在全面，各人不敢不低首于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于皇帝的母亲之下；“圣人以孝治天下”，久成为名教主义的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这条金科玉律，便没有人敢违抗她。东太后在时，这条金科玉律的把柄还是操在她们两人手里，故仍有所顾忌；东太后死后，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权都成了她个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她还看清了一点：太平天国是名教主义之敌，若不将此敌消灭，她便快乐不成；满洲的亲贵大僚已没有力量；难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渍在名教主义的精神里面，愿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种可以控制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他们，将巨大的事权委给他们，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们；有了他们替她抵御朝廷以外的敌人，朝廷以内可以安然无事，她就可以享乐。关于这一点，她的眼光，不惟与肃顺相同，并且比肃顺还要看得深切。所以对于信用汉人以制服汉人的政策，她便踏着肃顺的旧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还是守着这种方针不变。这是西太后的眼光锐敏处，也便是她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局面的原故。

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依前段所说，西太后所顾虑的在朝外不在朝内，她所倚靠的实在势力，也是在朝外不在朝内，事实上已成为外重内轻之局；因此这时期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也不在朝内而在朝外。前一个时期是曾国藩的时期，这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时期；曾国藩于一八七二年去世，李鸿章便是继续曾氏负当时重望的人物。

洪杨战役中李鸿章与胡林翼、曾国荃、左宗棠，同属曾国藩一个系统的要人。胡林翼在太平天国颠覆前已经去世。曾国荃因为受了别人的攻击，于攻克南京后依其兄所主张将所领湘军的大部分率领回乡遣散，他自己也请假休息，处于闲散的地位（后虽再出历任疆圻，但非重要）。左宗棠于一八六三年授闽浙总督，仍兼浙抚，平定浙省后，辞浙抚，督军入闽；一八六五年，扫平闽省的太平军余党，又受命入粤，剿灭粤省太平军的余党；次年（一八六七年）正月回闽，八月，调授陕甘总督，担任剿捻（西捻）、剿回的工作；此后左氏的活动区域限于西北，直到一八八〇年，始由新疆调回北京。（时新疆回乱平定，因伊犁问题，调左回京，令左氏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出任两江总督。中法战起，又令督办闽省军务，旋病逝于闽。）曾国藩、李鸿章于平定江南时，曾氏任江督，李氏任苏抚；一八六五年，曾氏授命为钦差大臣赴山东河南一带剿捻，命李鸿章署理江督；旋曾氏因多病乞休，不许，乃命李氏继任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氏仍回江督原任，兼筹剿捻军后路军火；一八六七年，东捻平，次年西捻亦平；曾氏受直隶总督，江督以马新贻继任，李氏赏太子太保，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未到任），旋命署湖北巡抚；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起，曾氏办理“天津教案”，为一般士大夫所不满意，曾氏不自安，恰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清廷又调曾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曾氏于一八七二年在两江总督任内去世，李鸿章作直隶总督一直作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时止，前后共二十五年（中间仅因母丧丁忧回籍，离去直督任数月耳）。这是洪杨战役后，曾李一派要人的略历。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略历如此琐叙呢？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们几个人在此时期内的地位关系。此时代是一个西法模仿时代，西法的模仿，以福州的马尾、江南的上海、直隶的天津，为三个中心地点。而曾、左、李三人，便是主持这三个地方模仿西法的要人；左氏专征西北后，福州模仿西法的事务交与沈葆桢，没有多大的发展；曾氏去世后，江南模仿西法的要人又去了；只有李鸿章一个要人留在直隶总督的地位，继续努力模仿西法的工作（福州、江南的工作并未停止，不过主持的人不如以前的认真）达二十五年。并且自各省的乱事平定后，东南各省的督抚地位虽然重要，到底不如直隶总督；直隶密迩畿辅，为北京朝廷的屏蔽，与北京声息相通；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又是所谓中兴立功的唯一重臣，为西太后所倚任；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初为协办大学士，后升任大学士），部下又有兵有将，可以指挥如意；所以李氏成为此时代唯一的中心人物。他在直督任内的二十余年，不惟为主持西法模仿的要人，凡此时代的重要外交问题，大抵皆由他主持；其他各种要政，西太后也多征求他的意见。外国人的眼中，也只有一个李鸿章，要办甚么交涉，也多向李鸿章进行。故此时代的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鸿章便是这个第二朝廷的主脑人物。但是，排斥洋务、痛恨西法的士大夫，也多把李氏看作怪物，甚至骂他作汉奸；不过心里虽然嫉恶他，却没有方法打倒他，因为西太后信任他的原故；一旦遇有罅隙可乘，便群起而攻；所以李鸿章一方面为此时期中的幸运儿，一方面又是此时期之末的最不幸者。

二　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理的反感

中国需要模仿西法的动机，最早起于鸦片战争结局时。魏源在此时所成的《海国图志》序文内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动机。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挫败，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长技，非中国人所能及，非师其长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杨战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联军入北京的大耻辱，这种感觉愈加迫切。李鸿章、左宗棠在江浙两省与太平军斗争，除得外国军人的援助外，并得了外国枪炮、轮船种种利器的援助，对于夷之长技，更得了一番实地的经验。李鸿章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致曾国荃的函说：“……此间于三月望日。克复太仓，实借戈登大炮之力。程方忠督所部逼扎昆山城下，该逆死拒不出。中隔大河，无法攻打，仍须参用开花炮或可得手。……”是月中，李氏又两次致书曾国藩，其一次书中说：

……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又一次的书中说：

……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展期。此明证也。……

李鸿章倾心西法的精神，在此两书中已经表现得很清白。他以为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可以对付外人，故他们的西法模仿，便首先锐意于此两样；方在与太平军争斗中便购买造炮机器，设局制造。到一八六五年，便与曾国藩协议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不久后又设分局于金陵）。是为积极的模仿西法之始。此后接续有下列各种的西法模仿事业：

（一）设轮船制造局于福州马尾（一八六六年由左宗棠奏请设立）。

（二）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初设年岁未详，大约在曾国藩督直时已设立；一八七〇年，李鸿章继任直督，奏请扩充整理）。

（三）派选学生赴美国留学（一八七二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协同奏请而行，是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之始，所派者皆年轻幼童，学问、思想多无根底）。

（四）设轮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

（五）筹办铁甲兵船（一八七五年）。

（六）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又派遣福建船政学生出洋学习（一八七六年是为中国派留欧学生之始）。

（七）购买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又设南北洋电报局（一八八〇年）。

（八）设开平矿务商局，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一八八一年）。

（九）筑旅顺军港船坞，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一八八二年）。

（十）设武备学堂于天津（一八八五年）。

（十一）成立北洋舰队（一八八八年）。

这些事业，除第三项以前由左宗棠、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计划外，以后各项皆为李氏所经营的事业。李氏对于所谓洋务与西法的心理，可以在他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奏语末段看出，他说：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犹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臣区区之愚诚所觊幸者也。……

他相信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獉狉之俗好，不过亟则治标，非取外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不可。故他的洋务事业的范围，不外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概括的说，不出于军事、经济的两方面，而经济方面又以裕饷为目的；就是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也是全为军事起见，否则为造就翻译通使人才起见；对于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进，完全没有梦想过，因为他认定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好的原故。所以梁启超批评他，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见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所办的事业，郭嵩焘在中法战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济中国的办法，不能靠着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针正确。郭氏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时为中国驻英法公使）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说：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虑殚千金之技以学屠茏，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别研习。……

郭氏写此书时，正是李鸿章第一次派遣学生到欧洲，学习军事及军械方面的艺术；派往德国的几人，由兵弁中选出来的，其他则由福建船厂中附设的船政学堂里（略如今日之职工学校）选出来的。郭氏看到这种办法远不如日本；他又看到外国的长处不仅在船坚炮利，故想劝李鸿章改变方针，把模仿西法的范围扩大。但李氏的答书说：“……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别求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只有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梁启超说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实在不是过当的批评。

但是我们要知道，李鸿章虽然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他还知道一点洋务；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连他所知道这一点洋务都根本的不承认。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范围扩大，他必定受人攻击得更利害，甚至于连地位都保不住。同治六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同文馆，廷臣中有人受了曾李一派人的影响的，提议于阁部翰林宫中，选年少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那位讲程朱之学的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向皇帝上奏说：

……数为六艺之一，诚如圣谕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泣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闻夷人传教，尝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还有一位倭仁的同乡、御史张盛藻附和其意，上奏说：

……天文算学，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

这些奏议传出，北京的士大夫人人称赏，说是至理名言。于是凡以“士君子”自尊自重的人，皆以读洋书为耻辱，没有人肯入同文馆；结果同文馆所收的学生，大半是想借当翻译通使谋饭吃的人才，没有远大的志趣思想。

左宗棠在福建设的造船厂，左氏专征西北后，交给沈葆桢主持，沈氏也颇能“萧规曹随”；但沈氏没有左氏那样强悍的魄力，蒙受了十分困难；到了一八七二年顷（同治十一年），因为船厂费去的钱很多，而成效又不见得很大，经费又十分支绌，便有人上奏，主张把它停止。清廷提交各疆吏复议，左宗棠闻知，在西北一再陈奏力争，李鸿章也极力反对停止，才勉强维持下去。李氏反对停止的奏语说：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而通商……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利，故能横行于中国；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攘外；此停止制造轮船之议所由来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可见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是睡在梦里，口喊要攘夷，要驱逐洋人出境，不许学洋文，读洋书。外国人修成了的一段淞沪铁路，迫着政府出钱购回，把它拆毁，连铁轨都要丢到海里去（此光绪初年事）。因为他们认为火车、轮船为世界上最不祥之物，是洋鬼子的奇技淫巧；若有人使用轮船、机器，便要激起士君子的义愤来。郭嵩焘因为喜谈洋务，劝人不要空口攘夷，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学士攻击得不能容身；他出使英法，到了伦敦，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至于不敢入京；那种反对洋务西法的空气之浓厚，就可想而知了。郭氏在伦敦与李鸿章往来的书札，有两篇可以证明当时一般人反对西法的情形，附录于后，以备参证：

一、郭嵩焘与李鸿章书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办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究明其本来，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简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有其大者远者，当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声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口，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无一人引为咎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值，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颉刚（即曾纪泽，国藩之子）以家讳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饬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鸮张无识之气，鼓励游民，以求一逞，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非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不相谅。窜身七万里外；未及两月，至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矣。……

二、李鸿章答书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谘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采，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即军机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连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即恭亲王奕），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鄙意铁路须由开煤铁矿作起，兴此大役，而铁尚须购自海外，绝难告成。目下鸡笼煤铁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开局。魏温云亦在宝庆、衡州等处试采煤铁；但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