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超人

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当漫漫的长夜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的时刻，从江西瑞金的崇山峻岭间发出了一条震惊世界的特大新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重重包围中成立了。这宛如漆黑的夜空中突然升起了一道耀眼的朝霞，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星火”正在变成“燎原”的烈焰，中国革命即将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发布这条历史性新闻的是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时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即今天的新华社。从此，新华社作为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便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屡经坎坷，饱受考验，为人民作出了应有贡献，也作出了巨大牺牲。

68年来，新华社的许多记者、编辑、行政管理和通讯技术人员与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血迹斑斑的监牢里，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的同行，也与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样，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社这支队伍的历史缩影。本书所记述的，就是新华社历史上为人民献出生命的部分同志的事迹。

列在本书第一位的是红中社第一任负责人周以栗。他早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他教过书，搞过农民运动，还参加过武装起义，在白色恐怖下从事过地下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里遭受过严刑拷打而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红军部队。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时，担任主席的毛泽东便指定周以栗组建了红中社。红中社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无线电台，坚持每天向全国发布新闻，同时抄收外部的重要信息编印《参考消息》供领导人参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发挥新闻工作的耳目喉舌作用。三年以后，在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前夕，周以栗在转移途中遭受敌人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激战中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这是新华社为中国革命战争英勇捐躯的第一位烈士。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期间，新华社的记者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队伍中的一个部分，活跃在抗敌斗争的第一线，用自己的血肉创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942年6月，她在日本侵略军对我太行山区大肆进行“扫荡”中，与战友们一道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击。在弹尽援缓的情况下，她毅然冲出山洞纵身跳下悬岩而壮烈牺牲，年仅30岁。在解放战争年代，新华社女记者叶邦瑾不幸在一次战役中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获。她在敌人长时间的酷刑下保持着革命者的凛然正气，最后竟被残暴的刽子手剖胸挖心而死，为新中国的诞生坚持斗争到最后一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华社记者与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道跨出国门，在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上挥洒着自己的血汗，他们中的郭普民、高健飞、刘鸣、周斯杰等同志的遗体至今还长眠在异国的山野，成为中朝人民伟大友谊的象征。1955年，新华社记者沈建图在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报道的途中，因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国民党特务爆炸而魂断云天，这是在和平年代的采访中流血牺牲的第一位成绩卓著的新华社记者。在此之后，时间过去了44年，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新华社的一位优秀驻外记者又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在异国他乡献出了宝贵生命。这就是今年5月8日，在美国的罪恶炸弹袭击下不幸牺牲的邵云环烈士。

从周以栗到叶邦瑾，从沈建图到邵云环，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六十多年岁月里，已有150多位新华社记者和工作人员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英勇捐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铸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其实，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从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就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到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无论中外，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总是从新闻舆论工作入手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他们在整个革命征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正确的新闻舆论工作来传播真理，唤起民众。因此，在革命的历史长河中，新闻工作就是革命工作，新闻记者就是革命战士。无产阶级的敌人对此也毫不含糊，他们不管你拿的是枪杆子还是笔杆子，只要是共产党人，是革命者，就“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战士从不把新闻工作当作一种单纯的职业，更不是一种谋求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是为人民、为民族求解放的神圣革命途径，因而为革命的新闻工作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想，这就是《血染的丰碑》这本书给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最可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和平建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尽管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邵云环等三位烈士的壮烈牺牲表明，今天的新闻工作仍然充满了艰辛和危险，党的新闻工作者是为了宣传真理、坚持正义，还必须准备付出血的代价。但是，世界总的趋势在走向缓和，除了少数发生战乱的地方以外，当前对新闻工作者更大的考验，是在和平环境下如何体现我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如何在自己的新闻实践中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这一要求不仅不比为党和人民牺牲生命容易，有时甚至会更艰巨和更复杂。这是因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我们既要向世界开放，大胆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又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和“西化”图谋——从政治上的颠覆到文化、艺术上的渗透。在国内，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强大优势，又要防止市场经济法则对社会生活的消极影响。党的新闻工作者在反映极其复杂的客观世界时，不仅要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更要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运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能力。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的话，那么在今天，在新闻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仅靠这一点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像江泽民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

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核心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与历史上那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们面对的是同样的考验。烈士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们充盈天地之间的豪迈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想，烈士们树立的历史丰碑，不仅由于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浸染而辉煌灿烂，更由于他们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而永世长存。

1999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