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红中社

1933年冬，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得到中央通知，调他去中央苏区。次年1月初，他与鲁迅、茅盾等告别后，离上海经长途跋涉，于2月初到达中央苏区的首府——江西瑞金。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人民委员。当时，他因种种原因，留在上海，未到苏区)。同时，他还被任命为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

瞿秋白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办刊物当记者开始的。他在长期的新闻事业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他才华横溢、敏捷过人，他的到来，使红中社的工作面貌为之一新。当时，正值国民党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反“围剿”便成了这一时期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瞿秋白同志来到红中社后，要求红中社这一时期的报道，要围绕这个重心进行宣传。同时，在组稿和版面安排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减少了苏区以外的国际国内时事的报道，增加了苏区内部重要活动的报道;减少了来自上层活动的报道，增多了下层群众为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而举行的活动的报道，如扩红运动、游击战争等;减少了对中央各部发布的法令、条例的报道，增多了由红中社出面发出的号召，如节约粮食、认购公债、捐献被子、优待红军家属，甚至熬制硝盐等。还时常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刊登一些木刻的大字标语和口号，鼓舞苏区军民武装保卫苏维埃、粉碎敌人“围剿”的斗志。

这时候，瞿秋白作为红中社社长，每天都要为红中社写稿审稿，忙到深夜。同时，他又是苏区教育人民委员，要集中大量的精力抓苏区的教育工作。他看到苏区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很低，便建议必须加强苏区的教育建设，尽可能普及小学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同时也要注意成年教育，要开展扫盲工作。他提出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以及在他主持下编写的教科书，是适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并得到中央工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批准，在苏区范围内积极予以推行。他还和徐特立一起举办训练班、学习班，并亲自编写通俗课本。在他的主持下，在苏区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和列宁小学，为培养师资，普及小学教育作了准备和示范。

在中央苏区，瞿秋白继续提倡文艺大众化，认为文艺必须为工农大众和革命战士服务。他把苏区创办的第一所戏剧学校命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指出:“高尔基的文艺是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学校的方向。”他还提议在学校附设剧团，到火线去，到农村去，巡回演出，进行宣传鼓动。他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造出大众化的文艺来的。”他还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并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很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典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他不仅鼓励其他人创作民歌小曲，自己也写了《送郎参军》《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小调歌词，有的就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

在苏区，瞿秋白还担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等其他职务。当时，苏区的各中央机关都住得很分散，一般都相距一二十里路。为了便于工作，节省时间，原本身体就很瘦弱的瞿秋白同志，硬是学会了骑马。他每天骑着一匹黑马，往来奔跑于几个单位之间，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负责着几个不同方面的工作。举红中社为例，在瞿秋白同志的辛勤努力下，《红色中华》报这时加快了出版周期，开始由三日刊改为双日刊(每星期二、四、六出版)。每期都是四开四版，有时也出四开六版或八版。发行数量最多时曾经达到过四万份。

瞿秋白为了使《红色中华》报办得更加生气勃勃，更有战斗力，还与编辑们一起共同努力，不定时地增出了党的生活版、苏维埃建设版、文艺综合版等，丰富了《红色中华》报的报道内容。瞿秋白同志还亲自动笔，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文章。1934年3月29日，他在报上发表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笔名维嘉);4月30日，发表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笔名维嘉);6月23日、26日、28日、30日、7月7日，又以“维嘉”为名发表连载文章:《中国能否抗日》。

他的文章，党性原则强，文笔通俗易懂，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很强的指导性。如他写的《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等文，强调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和经济封锁，必须努力春耕生产和节省粮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来帮助红军，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在《中国能否抗战》的长文中，他引用大量材料来分析中、日双方的军事、经济和人民组织程度等条件，揭露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谬论，指出国民党拥有“百余万使用现代武器的军队”，并且，“还在继续训练法西斯军队”，“但是没有派遣一兵一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反而“把华北的数十万军队”调到南方去进攻主张抗日的“苏维埃红军”，这是国民党“无耻的卖国辱国勾当”。他分析了日本的武装力量，依据唯物论的观点指出了在战争中人和武器的关系，并断言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用器械的人。”从而批驳了国民党的唯武器论。他综观中、日双方的各种情况，强调指出:“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考察，我们有着抗日的力量”，“我们有力抗日。”他号召:“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瞿秋白同志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曾提出过“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设想。他在兼任红中社社长后即将这一设想付诸实现。在他主持期间，红中社成立了通讯部，拟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员工作的计划，规定了帮助和培养通讯员的一套办法。在他的领导下，红中社工农兵通讯员队伍不断扩大，人数由初创时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了近千人。同时，对那些常给《红色中华》报写稿的同志，瞿秋白同志都给予他们热情的鼓励。红军长征后，教育部有一位同志奉命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当他与瞿秋白告别时，瞿秋白同志还谆谆嘱咐他:“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稿。”

在瞿秋白同志兼任红中社社长的这段时间里，《红色中华》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交流红区各地工作经验，鼓舞苏区人民斗志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他的新闻观点和正确主张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也不可避免地在报纸上宣传了一些“左”的错误主张，如过“左”的政治口号，过“左”的党内斗争和肃反扩大化，过“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