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传统的文学研究总是习惯于强调历史和文学与当下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者确定其学术选题之后，读者大都会质询其研究对象的历史身份并竭力将其做历史化或当下性的解读。寒山究竟何许人也？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薛爱华（Edward Schafer，1913—1991）在1975年出版的权威文选《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的文末附录中曾这样写道：“寒山是地名也是人名。对于将寒山当做避难所的这个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寒山是他的精神象征也是他的笔名。……在他死了数百年之后，他成了禅教神话，……在之后的艺术作品中，他经常被描摹成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一个衣冠不整、咧嘴傻笑的、快乐的社会弃儿。很难相信他的诗为他造就了这么大的名声。”事实上，人们对于寒山的了解千余年来大抵如此。

严格来说，寒山在艺术史和宗教史中的盛名，长期以来都远胜于其在文学世界中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的宏大叙事体系中，寒山和寒山诗甚至从未真正进入过精英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即使是在众声喧哗的后经典时代，寒山诗也一直游离于中国文学经典形式库的边缘地带。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西方世界却给予了寒山和他的诗崇高的文学礼遇。“寒山热”的狂潮横扫欧美大陆，从美国西海岸地区到大西洋沿岸诸国，从地中海流域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寒山和寒山诗的足迹几乎遍布所有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无论是普通的文学读者，还是专业的知识精英，都无一例外地开始关注和追捧这位域外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