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

唐文选 作者:李浩 著


前言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唐代是诗的国度,晚近王国维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来区格历代艺文,闻一多更用“诗之唐”来突出唐诗在唐代文学中的成就。在他们看来,作为唐代文学名片的应是诗歌。这些感觉不无合理处,但稍有些绝对化,其实文在唐代并未缺席,且取得了几可与诗歌媲美的巨大成就。诗文之于唐世,如日月经天,如阴阳合抱,共同镶嵌出唐代文化天空的五彩斑斓。抛开唐文来研究、欣赏唐代文学,无异于丢弃了半壁江山而单单醉心于西湖歌舞,是一种偏安的享乐,也是一种主动的放弃,其对美的追求是残缺的。

当前流行的文学教科书或文章选本径直以古文或散文作为唐代文章的代名词。可以说这样的称谓抓住了唐文的特质和特色;在追溯唐文演进的源头时,多直接采纳韩愈的意见追溯至三代两汉之文,并梳理出北朝至隋唐散文发展的脉络。这些都有益于一般读者建立起对唐文简明扼要的认知。但如果循名责实,唐文应与唐诗对举,是一个外延更宽泛的文章学概念。换言之,是唐代文章的称谓,而并非唐代散文或唐代古文的称谓。唐文既包括散体的文,也包括骈体的文;既包括单篇的文,也包括著作的文;既包括无韵之文,也不乏有韵之文。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分文为三十九类,分别是: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词、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除了诗、骚、辞、铭等少数明显不能归入现代分类之文章外,大多都能归入文章类,但不一定是散文。

要言之,唐文不全是散文,也有骈体的文,有韵的文;唐文也不全是美文学类的作品,也有许多应用类的、典章制度类的、学理类的、史著类的,甚至无句读类的文[1]。执着于散文的理念或纯文学的观念来审视唐文,可能会忽略唐代文章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演变之复杂,将唐文的广大领域弃置于研究的范围之外,不一定是很恰当的。

毫无疑问,散文或古文是唐文中最有特色、最有光彩的部分,应大书特书。学界在这方面的著述很多,此不赘述。如前所说,古文决不是唐文的全部。将唐文的源起追溯至先秦两汉、六经子史,应该说是找到了其中的一个源头,但波澜壮阔的唐文不是单源的,它导源于先唐文化的崇山峻岭,有许多支脉汇聚于其中,最后才形成唐文的壮浪恣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支脉就是骈文。只不过在唐前骈散分流,两峰并峙,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轨迹。而从隋唐以来,骈散既互相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吸收,或由骈而散,或由散而骈,最后促成骈散的分而复合。故有学者敏锐指出:“韩、柳文实乃寓骈于散,寓散于骈;方散方骈,方骈方散;即骈即散,即散即骈。”[2]

当苏东坡评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时,实际上也含有对他集八代之大成的肯定,而其中就包括他对骈体的批判继承,吸收改造。刘熙载把这层意思说透了:“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唯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3]

文学批评史家注意到的唐文开始于隋末唐初对骈体的批判而又复归于古文衰落、骈文复兴,呈现出“复归式演进的形貌”[4]。从保留至今的骈文散文在唐文中所占比例,到各个历史时期骈散的此消彼长,相反相成,说明唐文的来源与构成是多元的,骈散是互融共生的,而不是简单的有你无我、你死我活。“文之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5],“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合,一与散文同”[6],“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7]。唐末散衰骈兴说明文体文风改革取得的是阶段性胜利,从文章演化史上看,骈散博弈、散体融合骈体并最后取代骈体还任重道远。

研究唐代文章还要注意不能以今日狭隘的纯文学观念套唐文的实际。我们看收入《全唐文》的作品,既包括今日纯文学美文学的内容,也包括子史的内容,应用文的内容,尺牍的内容。这些是我们今天容易忽略的部分,但从数量上说却是唐文中的大宗,也是唐人实际文化生活中的日用内容。

散体的古文与骈体的时文构成了唐文的两个主要部分。

散体文从理念上是复古的,但从文章形态上又是较朴素的、自然的、实用的。用古文表达,不仅有思想正统的理足气盛,同时有学习吸纳经史文字的便利。因早期的经史著作多为散体,故散体文与经史著作从文体文风上容易对接,而错落变化的句式和长短不拘的篇幅既贴近物理,也贴近人的唇吻声情,所以散体文既有经史的理念,又有素朴的作风,还有易于写实的便利。

比较而言,骈体是后起的,是人力刻意加工改造的。是作家爱美的天性、创造的欲望、想象的配置的成果。如果说散体是古典的理念,那么骈体就是新古典,追求的是华美、整齐的作风,是竭力在生活语言之外拓出一片新天地,构筑出一座具有建筑美、音乐美的语言大厦。

唐人的伟大之处不是对包括六朝文化在内的前代文化简单否定,彻底抛弃。恰恰相反,按照陈寅恪的理论,唐朝政治制度设计中的三源中就有梁、陈一源。唐代的近体诗创造性地吸收了六朝以来诗歌声律化的成果,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同样的,唐代的文章也吸收了六朝语言形式美特别是骈体化的很多成果,区别仅在于骈体文的吸收是直接的,而散体文的吸收则较间接。可惜学界对唐诗声律化给予充分肯定,但对唐文在语言形式美方面的继承却较少肯定。

有关唐文的发展过程,《新唐书·文艺传·序》中总结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馀风,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8]这段话总论唐代文学,但以勾勒文章演变为主,除最后两句外,其馀都是就文章立说。除对晚唐五代文章未提及外,可以看做是关于唐代文章发展的大纲。但考虑到《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宋祁的文章学立场,也可以说这是古文家视野中的唐文梗概。类似的看法还很多,如姚铉《唐文粹序》也对“贞元、元和之间,词人咳唾,皆成珠玉”现象高调赞扬。

退一步说,就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唐文中的古文运动或文体文风改革运动也仅仅是“三变”中的一变,而不是唐文史的全部。

韩、柳是唐文的大家,但在初唐还有“王、杨、卢、骆”等,在盛唐还有燕、许大手笔,还有擅写册论的常衮、陆贽、李德裕等,一直到晚唐还有温庭筠、李商隐、段成式等的“三十六体”(一说“三才子体”),有愤世疾时的小品文家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所以阅读唐文除了充分肯定韩柳等大家的成就外,也还要注意一些中小作者的微弱声音,在声势浩大的唐文交响中,缺失了他们的声部,音乐就不浑厚,一些承转就突兀不接续。本文选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力求展示唐文发展的各个侧面。

唐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章发展史上的所有问题。以古文而言,虽有中唐时期的兴盛,但晚唐一度又衰微,下一次的中兴要到北宋前期才又出现。以骈文而言,宋代的四六文是接着晚唐的骈文的,明清的八股制艺从文体上说虽然仍是骈散结合,但没有继承骈散的优点,而是将骈散形式僵化为一个套子,将骈散充类至极,推到了一个格式化程序化的极端。

明代的前后七子仿效韩柳,再次祭起“文必秦汉”复古的大旗,只不过时移世易,除了增添了一些新口号外,没有对文章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他们推出的“唐宋文章”、“唐宋古文八大家”等品牌,却客观上促进了唐文的传播,也激发了后世在吸收唐文精神的同时,不断创新,开拓文章写作的新理想、新境界、新技法。

站在现代语体文、白话文一统天下的今日,回顾并总结包括唐文在内的古代文章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今日之文体文风改革,也会产生智慧性贡献。新世纪以降,因数字技术进步引发的另一场书写革命,已对包括文言、书面语体文产生了极大冲击,由目前兴盛的电子书、电子邮件、短信、彩信、飞信、博客、微博等将会演变出哪些新文体、哪些新技法、哪些新表达?仍不可预见。我们将拭目以待。

末了,简单说一下本次编注工作的缘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曾出版过高文、何法周先生主编的《唐文选》(共二册),出版后产生了很好的效应,为适应时代变化,满足广大读者不断增长的需求,该社依新体例重新编辑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将其中的唐文部分委托我们重选重注。我们按照本丛书的新体例,参考包括高、何先生选本在内的多种选本、注本,同时吸收了唐文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完成了此项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李芳民注释初、盛唐文(李世民文至萧颖士文)部分;

阎琦注释除柳宗元文以外的中唐文(止于舒元舆文)部分;

李浩提出选目、撰写前言初稿并注释中唐柳宗元文、晚唐令狐楚文以下部分。

全部文稿最后由阎琦先生统一体例并酌加改定。管士光总编、周绚隆主任非常关心本书的编写进度。由于学校工作的特殊性,本书完稿的时间略有所延宕,感谢出版社各位先生及责编对我们的信任。欢迎广大读者对本选本提出宝贵意见。

编选者

2010年2月23日于古城西安


[1] 参见郑樵《通志·艺文略》、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章太炎《国学概论》等对文章的分类。

[2] 顾随《诗文丛论》,第25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刘熙载《艺概·文概》。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38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 刘开《刘孟涂集·骈体文》卷二《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6] 孙星衍《仪郑堂遗文序》引孔广森寄其甥朱沧湄书,《仪郑堂文集》,《文选楼丛书》本。

[7]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引周益公(周必大)语。

[8] 《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上》,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8册。第5725—5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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