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韩国关于韩国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情况的研究 - 第三章韩国古典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接受情况的研究

一、前言

本章所说的韩国古典诗歌并非用古汉语创作的古诗（韩国称之为汉诗），而是指用韩文创作的韩国本土诗歌。这是因为韩国的汉诗创作一直深受中国的影响，几乎与中国古诗发展轨迹相同，影响关系十分明显。而韩国本土的诗歌尽管是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创作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各种诗歌体裁的影响，因此，本章只针对韩国古典诗歌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

诗歌历史悠久，形式多样。诗歌的形成既与继承发展自身传统有关，也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韩国自三国时代初期至19世纪，古典诗歌的发展深受中国诗歌影响，因此，为了全面、正确地了解韩国诗歌的发展状况，应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中国诗歌对韩国的影响。

中国诗歌对韩国诗歌的影响体现在体裁、文体、主题、思想感情以及文学理论、文学思潮、主旨、文学形态和文学关系等各方面，由于篇幅有限，本章只以中国诗歌体裁对韩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为中心，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纵观研究动向。本章将针对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按照体裁和年代对韩国古典诗歌对中国文学接受情况进行梳理。

二、研究历史

到目前为止，由于韩国古典小说与中国小说的关系十分密切，作品数量众多，因此关于中国小说对韩国古典小说的影响的研究明显多于中国诗歌对韩国诗歌的影响的研究。此外，由于之前对韩国诗歌的研究注重其自我形成发展过程，因此相对忽视了中国诗歌的传入和接受情况，这也是导致古典诗歌方面的比较研究与接受研究不够活跃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韩国学界仍然一直对此有所关注，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下面首先根据其倾向和特征，按照时间顺序来看一下现有研究情况。

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这一时期关于中国诗歌对韩国诗歌影响的研究已经起步，主要是以中国诗歌对时调的产生及发展的影响为中心展开的。

这一时期，孙晋泰等学者虽然没有完全否定时调始于汉诗译本的可能性，但总体上还是认为时调起源于本土文学传统，是对之前诗歌形式的继承和发展。与此同时，安廓提出了外来起源说，认为时调是模仿汉诗绝句和明朝时传入的佛曲的曲调形成的，丁来东推测认为时调是在汉诗的翻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诗文形式，金台俊也提出了景几体歌受到中国词文学影响的可能性。

赵润济认为景几体歌是中国的词和四六骈俪文与韩国传统诗歌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李能雨认为赋、表、辞等是刺激歌辞产生的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关注度的提高，韩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介绍及实际研究都十分活跃。但对古典文学的比较研究依旧主要集中在小说方面，诗歌方面没有大的进展，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不错的研究成果。

李庆善立足于清晰的比较文学观点，通过对歌辞和中国辞赋的具体比较研究，推测认为歌辞是受辞赋影响产生的。之后又通过对共同点的系统比较，认为歌辞的确是受到辞赋的影响而形成的。

李能雨推测认为，景几体歌虽然没有模仿某种特定的诗歌形式，但却是深受中国辞赋的影响而形成的，而歌辞则是属于中国乐府类诗歌的一些诗歌体材在创作态度及创作精神转化为韩语的过程中产生的。

李明九对于金台俊和赵润济的推测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见解，认为景几体歌是受到中国宋词的影响而形成的，并且认为高丽俗谣中的联章体作品也是受到宋词联章体的影响，或是出于对宋词的模仿而形成的。

尹贵燮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宋词作品和高丽俗谣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了二者在主题及修辞方面的共同点，推测出俗谣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宋词的影响。

同时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朴晟义认为，骈俪文和词文学有可能对景几体歌、高丽俗谣和歌辞的发生产生了影响，时调也很有可能受到了古代四言诗和近体诗的影响。丁奎福受此影响，也对古代诗歌、四句体乡歌与《诗经》的四行诗之间的关系以及景几体歌与骈俪文和词、歌辞和词以及时调与汉诗绝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假设。金云学认为，乡歌可能受到了中国俗文学变文和民间歌谣俚曲句末的和声以及唱导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对前一时期提出的许多猜测进行了具体考察，但大部分论据不足，推论过程缺乏逻辑性，因此结论也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李慧淳是提倡民族文学论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她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的另一问题是过分强调中国诗歌的影响，容易使人将韩国诗歌误解为是对中国诗歌的复制。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关于韩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但关于中韩古典诗歌之间关系的研究依旧没有大的进展。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认识到认为高丽后期诗歌主要是受到宋词影响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开始重视元散曲的影响。

成镐周提出，景几体歌是模仿元散曲产生的一种本土化音乐形式，洪亿善论证了散曲对高丽俗谣的影响，成昊庆具体论述了散曲对高丽后期诗歌的影响，尤其体现在诗歌的构成、乐曲的排列等方面。这些研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就是将景几体歌的发生时期和现存的大多数高丽俗谣作品的创作时期都推测为受到元代文化的影响之后。因此，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下，散曲影响说逐渐得到学界认同。

此外，林基中和曹平焕也注意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新发现的敦煌文学，探讨了唐代变文等对韩国古典诗歌诸多体裁产生的影响。

三、各种诗歌体裁的研究情况

韩国古典诗歌体裁十分多样，中韩两国古典诗歌方面的比较研究与接受研究相对集中在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体裁上，其中尤其以新罗时代的乡歌、高丽时代的景几体歌、朝鲜时代的时调与歌辞最受关注，下面就分别来看一下这几种诗歌体裁对中国文学接受情况的研究。

1．乡歌

乡歌产生于新罗时代，止于高丽时代，现存25首作品，其中14首载于《三国遗事》中，11首载于《均如传》中。乡歌也被称为“词脑歌”，但“词脑歌”只是指新罗的乡歌，乡歌有四句体、八句体、十句体，而“词脑歌”这一名称只与十句体乡歌有关。

现存的25首作品采用“乡札”的方式记录下来，“乡札”是在韩文字母产生之前，韩国人为了记录自己的语言而发明的一种独特的文字记录方法，它利用汉字的音和训来标记汉文。由于这种记录方法难以破解，对于诗歌的真正含义，韩国学界众说纷纭，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关于中国诗歌对新罗时代诗歌影响的研究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成果都不显著。

丁奎福等人推测古代歌谣和四句体乡歌都是受《诗经》的四句形式影响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若想证明其影响关系，除了形式上的相似性，还应该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关于十句体乡歌（即“词脑歌”）与中国诗歌关系的论述相对较为成熟，其中金云学的观点值得关注。他认为乡歌可能受三方面的影响而成：一是7世纪末到9世纪初的变文文学，二是唐代俚曲的句末和声，三是中国佛教唱导中的声韵。但是，由于乡歌的具体形成时期尚存在争议，因此，若想证明变文文学的产生及繁荣期早于乡歌，仍须进一步论证。

曹平焕认为，乡歌和变文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受到佛典偈颂的影响，但正因为如此，论述二者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反而有难度。同时，他认为乡歌的形成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受到了韩国古代民谣的影响，外因则为佛典偈颂的影响。

据推测，从三国时期起韩国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来自以知识分子阶层为中心的传统文学。因此，为了证明民间文学对新罗文学的影响，还需要找出民间文学传入新罗并对乡歌产生影响的更加具体的论据。

在这方面，高丽时代的崔行归的研究值得一提。他对10世纪初均如的“词脑歌”《普贤十愿歌》与中国的赋进行了比较，他的比较没有停留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而是以“词脑歌”和赋的形式与体裁的相似性为基础，从而证明了中国诗歌体裁对韩国的十句体乡歌产生的影响。

2．景几体歌

中韩古典诗歌关系的研究中关于高丽时代诗歌的研究最为活跃，其中又以对景几体歌的研究为主。13世纪初，景几体歌以《翰林别曲》的创作为起点，并一直延续到朝鲜时代。景几体歌这一名称来自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景几何如”，内容表现了儒生们的学识和阅历，以诗文、景色及遐想为题材。进入朝鲜时期，景几体歌这种特性为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并且流传下来。由于景几体歌中出现了大量汉字词的罗列，偶尔也会形成对偶，与汉诗关系十分密切，因此，相关的比较研究也相对较多。

关于景几体歌起源的研究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外来起源论，另一种是折中论。持外来起源论的学者认为景几体歌起源于中国诗歌。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金台俊，他认为景几体歌这种文学形式是中国的词与韩国的吏读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与汉乐府乐章歌相抗衡的过程中产生的。赵润济认为景几体歌是中国的词或骈俪文与韩国传统诗歌形式巧妙结合的产物，并推测其三三四的结构可能是模仿词或骈俪文而来，这一观点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金俊荣认为，从形式来看，景几体歌很可能是受到中国词乐的影响而产生的，至于唱法，则是在词的衍生曲中加入了韩国的音乐情调。朴炳旭认为，《翰林别曲》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模仿中国的宋词创作的作品。朴京珠认为，从乐曲和标记上的特征来看，《翰林别曲》受到了高丽以来流行的唐乐歌词及宋词的影响。

持折中论的代表性学者为李明九，他认为宋乐和宋词在高丽时代传入，并在贵族社会中盛行，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们根据宋乐创作了一种具有宋词风格的诗歌，使用了大量的汉文诗句，表现出了贵族的自豪感，同时又摆脱了复杂而难懂的宋词的束缚，创作出一种自由无韵的新型诗歌，采用联章体形式，这就是“翰林别曲”。他认为，高丽俗谣中的联章体作品是对联章体宋词的模仿，并受到宋词的影响创作而成。尹贵燮也将北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等作品与高丽俗谣作品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的主题和修辞都很相似，主题多以恋情、别离与失意为主，在修辞方面也采用了很多口语表达方式，因此推测认为高丽俗谣可能是受到了宋词的影响。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联章词不多且持续时间不长，因此难以断定其对高丽后期的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

朴晟义十分重视骈俪文的影响，认为景几体歌的三三四结构可能是直接受到了骈俪文的影响，同时也不排除间接受宋词影响的可能。丁奎福也认为景几体歌三四调的基本形式和前后节的分节方式是受到了骈文的四句体和对偶方法的影响，可以说是同时受到了骈俪文和宋词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由四字句和六字句组成的骈俪文十分注重对偶，而景几体歌却几乎没有对字数和对偶的苛刻限制，因此若想证明骈俪文对景几体歌的影响，仍须提出更多的证据，进行更充分的论证。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高丽时期文学所受外来影响主要来自宋代文学，但不可否认，元朝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后期开始出现了元朝文学，尤其是散曲对高丽文学的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其代表性学者为成昊庆和成镐周。

成昊庆认为，元散曲极有可能对高丽末期及朝鲜初期诗歌产生了影响。他认为翰林别曲有可能创作于13世纪后半叶之后，因此，散曲极有可能对其创作产生了影响。他还认为，13世纪下半叶以来，高丽和元朝之间文化交流频繁，通过对两国诗人之间交流记录的考察发现，高丽后期的诗歌极有可能受到了散曲的影响。并且从诗歌形式与音乐构成等体裁方面考察了散曲与高丽诗歌之间的共同点，推测了高丽诗歌受到散曲影响的可能性。之后又从文化与音乐两方面对散曲对高丽末期与朝鲜王朝初期各种诗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成镐周也延续了这一观点，从形式和内容风格两方面对景几体歌和散曲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了二者的共同点。从形式来看，景几体歌的联章体和散曲的重头一致，景几体歌的三三四或者四四四形式与散曲有着密切的关联，景几体歌的套句也与“散曲俳体25种”中的“重句体”一致，而景几体歌中列举事物、最后总结的形式同样也出现在散曲中。从内容来看，与词相比，景几体歌更接近于曲。13世纪、14世纪，高丽深受元朝的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认为这些共同点是受到了散曲的影响，景几体歌很有可能是接受并模仿元散曲而创作的韩国“别曲”。

3．时调

时调是朝鲜王朝500年间集中创作并广为流传的文学形式，其创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堪称韩国最具生命力的代表性诗歌形式。从形式来看，时调由初章、中章、终章组成，每章由三四个音节的四个词语或音节组成，称为句、段或音步。时调这一名称取自“时节歌调”，也可以理解为含有“古歌乐”或“原始歌乐”之意的“古调”。时调有时也可以称为短歌，它本身便是歌曲，采用唱的形式。时调原本是音乐名称，进入20世纪以后才成为这种文学形式的名称。

对于时调的形成和发展原因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的学者虽然没有完全排除其受汉诗影响这一见解，但主流思想强调韩国诗歌自身传统的影响，认为时调是在乡歌、高丽俗谣等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诗歌影响的研究并不活跃。

1930年，安廓首先提出了时调的外来起源说，认为时调是模仿汉诗绝句的调子而形成的，并认为主要是受到从明朝传入的佛歌调子的影响，结构上的初章、中章、终章三章形式可能是受到了佛歌“三分说”的影响。

丁来东也持有同样的看法，推测认为时调是在翻译汉诗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时调”这一名称有可能直接沿用了中国民间文学中同样被称为“时调”的一种歌谣形式的名称。朴晟义认为，形成时调中心的三四调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四言

古诗、七言绝句的三四调、五言绝句的二三调的影响。

之后的学者仍然注重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着手来探讨时调的起源，在关注中国诗歌的外来影响的同时，也强调本国诗歌形式的影响。金重烈认为，十句体乡歌是模仿唐诗“起、承、转、结”结构中的“转、结”部分形成的，而时调很有可能是乡歌增添了后句而形成的诗歌形式。丁奎福认为，时调的三章形式与汉诗绝句的“起、承、转、结”结构有关联，时调的内容也有很多是对汉诗的引用和模仿，因此时调的发生同时受到了乡歌、闾谣与汉诗的影响。

汉诗起源说乃至汉诗影响说的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汉诗的展开方式与时调有共同点，时调一句七音节或五音节的形式受汉诗七言及五言绝句影响，在翻译汉诗的过程中形成的时调较多等。而金台俊、郑炳昱和权斗焕等人先后对此进行了否定论证。金台俊认为，中国虽然也有“时调”的说法，但是与韩国的“时调”相距甚远，时调中的汉诗翻译也只是形成初期出现的一部分现象。郑炳昱认为，时调的三章形式和汉诗绝句的“起、承、转、结”展开方式有着本质区别。权斗焕认为，如果把汉诗改写成时调，不但会出现音节上的偏差，而且汉诗“起、承、转、结”的结构也无法套用在时调上，因此主张时调起源于汉诗的看法并不妥当。

但是，长期以来，这两种看法一直在韩国学界并存，而且关于时调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许世旭就认为，时调起源于韩国传统的三章六句体诗歌形式，并且受到魏小乐府、唐绝句、宋词及元散曲小令等中国文学中常见的短形诗体的影响。

时调初期兴起于较为了解中国文学的士大夫阶层，因此不可否认其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其影响来源，研究者应仔细参考当时及临近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的资料，并有必要将汉诗，特别是近体诗，以及词等中国诗歌形式对时调的影响进行更为具体系统的论述。

4．歌辞

歌辞是由每两句为一组的韵文构成的文体，内容不限，因其可以任意延长，所以又称为“长歌”。由于格式简单，因此得以广泛流传，这也是其内容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部分歌辞作品是用韩文创作的，但也有个别作品使用汉字，并用乡札标记法标出词尾和助词。歌辞没有旋律感，是一种单纯乏味的朗诵，因此可以说是韩国古典诗歌形式中唯一与音乐分离的文学形式。对于歌辞的形成时期和起源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由于歌辞中含有大量汉字，因此歌辞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成为韩国学界的研究对象。

20世纪50年代，关于歌辞受中国诗歌影响的见解开始出现。李能雨推测认为，歌辞的产生受到赋、表、辞等文学形式的影响，并将辞赋，魏晋南北朝及唐代的长韵文、骈俪文，宋代文章、慢词等文学体裁的创作思路和主旨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

朴晟义强调骈俪文的影响，认为歌辞是退出历史舞台的景几体歌的继承者，因此与景几体歌一样，主要受到骈俪文影响，同时也不排除宋词的影响。丁奎福主要强调词的影响，认为中国诗歌对于高丽景几体歌的形式产生了影响，并且影响到了朝鲜时代的歌辞，歌辞的三四调和四四调的字数规律与名称都受到词的影响，而朝鲜王朝的歌辞同时兼具韵文和散文的性质，这一点也和词相同。林基中认为歌辞是佛教在向民众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佛教文学体裁，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变文这一文学体裁，而歌辞就相当于韩国的变文。

朝鲜时代的许多文人认为歌辞是一种与中国的辞赋相似的文体，在对辞赋影响的研究中，李庆善认为，歌辞是在形式及文学精神方面与辞赋最相近的一种文体，并且对两者的共同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歌辞是受到辞赋的影响而产生的。

二者在文学性质上都属于朗诵体文学，具有描写和叙述的性质，可以抒情、叙事和咏物，是一种题材十分广泛的文学形式。它还体现出发现自然美和亲近自然的思想，大部分采用直叙法，也有问答式构成法。在歌辞出现之前，前代的文人曾经十分狂热地接受了辞赋，因此辞赋对歌辞有明显的影响。同时，由于骈俪文与辞赋有直接关联，歌辞体所具有的多用对偶、句调整齐、音调和谐、典故颇多和文辞华美等特点与骈俪文相似。

这种观点论证缜密，而且颇具说服力，但仍有学者认为关于骈俪文影响的论述存在问题。歌辞与骈俪文在文体上的共同点是魏晋南北朝直至唐朝时中国形式主义文学所具备的共同特征，非骈俪文所独有。此外，歌辞和辞赋是韵文文学，而骈俪文是散文文学，两者文体迥异。

20世纪90年代，关于歌辞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在持续，不但有个别诗人作品之间的比较，还有对韩国歌辞作品与韩国辞赋作品进行的比较，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歌辞与辞赋这两种诗歌体裁之间的关系，其代表性研究者为全英兰和金星洙。

全英兰对比了屈原的赋与郑澈的歌辞，认为郑澈的歌辞作品受到了屈原的影响。金星洙对郑澈的《关东别曲》与韩国辞赋作品———许筠的《东征赋》进行了比较，并根据其结构框架与思想内容的相似性考察了歌辞和辞赋的相关关系。

虽然歌辞的发展受辞赋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歌辞形成发展初期辞赋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结论依旧不甚明晰，还须进一步论证。

四、结语

根据以上对迄今为止韩中古典诗歌影响关系研究的分析可知，虽然尚存在部分争议，但基本可以认为，高丽时期的景几体歌和俗谣受宋词和元散曲的影响，歌辞受辞赋的影响。此外，从当时文人的记载也可推测出，词对时调产生了影响。

为了厘清韩国古典诗歌对中国诗歌的接受情况，有必要清楚地掌握韩国及中国各种诗歌体裁的本质特征和产生发展时期，进行更加科学的论述。为了丰富在体裁方面的影响研究成果，还应与文体、主题、思想感情、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关系等多领域相结合进行研究，以便得出更加明确而有说服力的结论。

［韩］孙晋泰：《时调及时调所表现的朝鲜人》，《新民》1926年7月。
［韩］安廓：《时调的渊源》，《东亚日报》1930年9月24日；［韩］安廓：《时调的体格及风格》，《东亚日报》，1931年4月2日。
［韩］丁来东：《〈中国民间文学概论〉读后感》，《东亚日报》1931年12月27日。
［韩］金台俊：《中国时调小论》，《东亚日报》1932年1月11日。
［韩］赵润济：《国文学史》，首尔：东国文化社，1949年。
［韩］李能雨：《中国学概论入门》，国语国文学会，1954年。
［韩］李庆善：《松江歌辞的比较文学试考》，《Cogito》第1辑，釜山大学人文学研究所，1958年；［韩］李庆善：《歌辞和辞赋的比较研究》，《中国学报》第6辑，韩国中国学会，1967年。
［韩］李能雨：《韩中律文的比较》，《现代文学》第5辑，现代文学社，1959年。
［韩］李明九：《景几体歌形成过程小考》，《成均馆大学校论文集》第5辑，1960年。
［韩］尹贵燮：《高丽俗谣和宋词的比较试论》，《成大文学》第11辑，成大国文学会，1965年。
［韩］朴晟义：《韩国诗歌和汉诗文》，《文理论集》第1辑，高丽大学文理科学院，1955年。
［韩］丁奎福：《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韩国学报》第3辑，中央大学韩国学研究所，1974年。
［韩］金云学：《新罗佛教文学研究》，首尔：玄岩社，1976年。
［韩］李慧淳：《比较文学（一）》，首尔：中央出版印刷株式会社，1981年；［韩］黄江、金容稷等：《韩国文学研究入门》，首尔：知识产业社，1982年。
［韩］成镐周：《景几体歌的形成研究》，釜山大学博士论文，1988年；［韩］成镐周：《景几体歌与散曲的比较考察》，《文学韩文》第2辑，韩文学会，1988年。
［韩］洪亿善：《元散曲对高丽诗歌的影响考察》，岭南大学硕士论文，1993年。
［韩］成昊庆：《元散曲对高丽诗歌的影响考察》，《国语国文学》第112辑，国语国文学会，1994年；［韩］成昊庆：《元散曲对韩国诗歌的影响考察》，《韩国诗歌研究》第3辑，韩国诗歌学会，1998年。
［韩］林基中：《和请和歌辞文学（发言概要）》，《国语国文学》第97辑，国语国文学会，1987年；［韩］林基中：《古典诗歌的实证研究》，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1992年；［韩］曹平焕：《关于中国变文的研究》，《韩国诗歌研究》第5辑，韩国诗歌学会，1999年。
［韩］丁奎福：《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韩国学报》第3辑，中央大学韩国学研究所，1974年。
［韩］金云学：《新罗佛教文学研究》，首尔：玄岩社，1976年。
［韩］曹平焕：《关于中国变文的研究》，《韩国诗歌研究》第5辑，韩国诗歌学会，1999年。
赫连挺：《均如传》，首尔：二友出版社，1981年。
［韩］金台俊：《别曲的研究（1）—（3）》，《东亚日报》1932年1月，第15—17页。
［韩］赵润济：《国文学史》，首尔：东国文化社，1949年。
［韩］金俊荣：《景几体歌与俗歌的性质与系统考察》，《韩国语言文学》第13辑，1975年；［韩］朴炳旭：《〈翰林别曲〉研究》，《京畿语文学》第9辑，京畿大学，1991年；［韩］朴京珠：《景几体歌研究》，首尔：以会文化社，1996年。
［韩］李明九：《景几体歌形成过程小考》，《成均馆大学校论文集》第5辑，1960年；［韩］李明九：《丽谣形态的分类试论》，《赵润济博士回甲纪念论文集》，首尔：新雅社，1964年。
［韩］尹贵燮：《高丽俗谣和宋词的比较试论》，《成大文学》第11辑，成大国文学会，1965年。
［韩］朴晟义：《韩国诗歌和汉诗文》，《文理论集》第1辑，高丽大学文理科学院，1955年。
［韩］丁奎福：《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韩国学报》第3辑，中央大学韩国学研究所，1974年。
［韩］成昊庆：《“腔”和“叶”的性质推论》，《雨田辛镐烈先生古稀纪念论丛》，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3年。
［韩］成镐周：《景几体歌的形成研究》，釜山大学博士论文，1988年；［韩］成镐周：《景几体歌与散曲的比较考察》，《文学韩文》第2辑，韩文学会，1988年。
［韩］安廓：《时调的渊源》，《东亚日报》1930年9月24日。
［韩］丁来东：《〈中国民间文学概论〉读后感》，《东亚日报》1931年12月27日。
［韩］朴晟义：《韩国诗歌和汉诗文》，《文理论集》第1辑，高丽大学文理科学院，1955年。
［韩］金重烈：《时调和唐诗的比较研究》，高丽大学硕士论文，1966年。
［韩］丁奎福：《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韩国学报》第3辑，中央大学韩国学研究所，1974年。
［韩］金台俊：《中国时调小论》，《东亚日报》1932年1月11日；［韩］郑炳昱：《汉诗绝句和时调的比较》，《韩国汉文学研究》第3、4辑，韩国汉文学研究会，1979年；［韩］权斗焕：《时调的产生与起源》，《冠岳语文研究》第18辑，首尔大学国语国文系，1993年。
［韩］许世旭：《时调的外来性探讨》，《冲击与和谐》，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会，1992年。
［韩］李能雨：《中国学概论入门》，国语国文学会，1954年。
［韩］朴晟义：《韩国诗歌和汉诗文》，《文理论集》第1辑，高丽大学文理科学院，1955年。
［韩］丁奎福：《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韩国学报》第3辑，中央大学韩国学研究所，1974年。
［韩］林基中：《和请与歌辞文学（发言概要）》，《国语国文学》第97辑，国语国文学会，1987年。
［韩］李庆善：《松江歌辞的比较文学试考》，《Cogito》第1辑，釜山大学人文学研究所，1958年；［韩］李庆善：《歌辞与辞赋的比较研究》，《中国学报》第6辑，韩国中国学会，1967年。
［韩］全英兰：《屈赋与郑澈歌辞之比较研究》，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81年；［韩］金星洙：《韩国辞赋的理解》，首尔：国学资料院，1996年；［韩］金星洙：《通过郑澈的〈关东别曲〉和许筠的〈东征赋〉考察歌辞与辞赋的因缘关系》，《汉语文教育》第4辑，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