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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知非福

1922年，海明威离开巴黎，去报道希腊军队撤离东色雷斯一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希腊试图扩张领土，侵占先前奥斯曼帝国的土地；土耳其坚决反对，并以军事反击打碎了希腊的征服梦想。^[1]海明威告诉《星报》的读者，反抗情绪始终在积聚，“直至希腊这场‘伟大的军事冒险’宣告结束”。^[2]

之后，他改道瑞士洛桑，那里正在召开一场解决希腊-土耳其领土纠纷的会议。在洛桑，海明威遇见了调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或者说，根据斯蒂芬斯的回忆，海明威是在“一天晚上突然降临”的。他还说，在报道那场冲突的各国记者中，海明威“有最可靠的前途”。^[3]

海明威给斯蒂芬斯看了一份他正在写的电报。他越发对“电报略语”的艺术着迷——这是一种根本没有形容词的表达方式。没有什么比这种文体距离维多利亚式的俗艳文风更远了。即使处理公务时，海明威依然在探索精简交流的艺术。他后来举例解释说，一条电报——“凯末尔揭士麦那遭焚罪希腊”（“KEMAL INSWARDS UNBURNED SMYRNA GUILTY GREEKS”）^[4]，可以被后方的编辑翻译成：“穆斯塔法·凯末尔今天在接受一位重要新闻频道（Monumental News Service）的记者的独家访谈时，坚决否认土耳其军队与士麦那城被焚毁一事有任何关系。凯末尔强调，该城被焚是希腊后卫部队的纵火者所为，他们在土耳其的先头部队到达之前放火烧城。”

他给斯蒂芬斯看的电报，描述的是被赶出土耳其的大批希腊难民。“一幅生动、细致的图画，描绘了他看到的饥饿、恐惧、居无定所的人潮，”斯蒂芬斯回忆说，“我仿佛看到了这一画面，我将这番感受告诉了他。”^[5]

“不不，”海明威反驳道，“读读那些缩略语，别管其他的。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语言，不是吗？”

斯蒂芬斯想看更多。“我请求拜读他所写的每份新闻稿，只为欣赏那逼真的场面。”他之后写道。^[6]

海明威身边还带了一篇《我的老头儿》（“My Old Man”），这是一部关于赛马的短篇小说，情节跌宕。斯蒂芬斯拜读之后很喜欢；这篇小说再加上通讯稿，让斯蒂芬斯确信海明威实非池中之物。他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在海明威文学生涯的起飞之路上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把小说寄给了纽约《大都会》（Cosmopolitan）杂志的一位编辑，当时这份杂志是刊载小说的。

与此同时，哈德莉待在巴黎，正和一场严重的流感做着斗争。海明威发电报告诉她，请她一旦又“活蹦乱跳”了，就来到他身边。^[7]后来她自觉恢复得差不多，可以启程了。整理行装时，她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她把海明威的所有手稿——包括他的短篇小说、诗歌和那部长篇小说，以及这些作品的全部副本——都放进了一只手提箱里。他那时为止几乎所有的文学产出，都将随着她的衣物和化妆品一起踏上旅程。据她后来解释，海明威在写给她的信中对斯蒂芬斯“大唱赞歌”^[8]，所以她认为丈夫一定希望斯蒂芬斯能再多看一些他的作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给海明威夫妇的整个余生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

到达巴黎里昂车站时，哈德莉把箱子堆在巴黎-里昂专列的一节车厢里，然后下车去买了一些水、一份报纸。她有一点儿富余的时间，所以在站台上停留了一会儿，和几位同赴洛桑会议的旅人聊天。哈德莉最后回到车厢时，发现装有海明威手稿的箱子不见了。

无论如何，她还是在极度的慌乱与绝望中到达了洛桑。海明威正在站台上等她，林肯·斯蒂芬斯也站在他身旁。哈德莉哭着走下火车。

“她哭个不停，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海明威回忆道，“她告诉我东西丢了，除了丧亲者和苦难深重的人，我还从未见过有谁伤心成这个样子。”^[9]

海明威雇了一个人帮他照管着会议这边的事，然后返回巴黎。起初，他不愿相信哈德莉是带着他的全部“家当”来的，但是回到公寓后，海明威意识到她确实拿上了他所有的作品。“我走进公寓，发现那是真的，我至今仍记得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什么。”他后来写道。^[10]不过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究竟做了什么神秘的、可能见不得人的事。

“再怎样侦查搜索那只小箱子也找不回来了，”哈德莉后来说，“欧内斯特写这些作品时投入了那么多精力，我觉得他再也没能从这场无法弥补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他第一部小说（哈德莉曾把它称为“圣物”）的丢失对他的打击尤其大，哈德莉说。^[11]

如果这是真的，在“火车大盗案”（这是比尔·史密斯的说法）^[12]上，海明威对哈德莉的态度友善得几乎不可思议——至少书面记载上是这样的。多年后海明威不时重温那场可怕的意外，他写道，可怜的哈德莉是一个“可爱的、一心一意的女人，在保存手稿方面运气不好”^[13]。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声称自己从未真正怪罪过她。毕竟，“她不是我雇来专门看守稿件的，”他继续写道，“她的本职工作——当一位妻子——做得真的十分好。”^[14]（公正地讲，这些宽容大度的话，是海明威让心情平复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才讲出来的。）

将海明威拉出悲痛的是一个黑色幽默。当《我的老头儿》被《大都会》拒绝并退稿后，他开始把这篇短篇小说称作“资本”（Das Kapital）^[15]，说它突然成了自己全部的“文学资本”^[16]。这也不全对——那篇“挂不出来的”《在密歇根北部》也保存下来了。出于某种原因，它被塞进了“别的什么地方的抽屉里”^[17]，和其他的文稿分开存放。

海明威寻求新导师们的同情，却没得到什么关爱。“我想你听说了吧？我早年的所有作品都丢失了。”被窃几周后他写信给埃兹拉·庞德，“自然，你会说‘很好’之类的话。但是别对我说这些，我还没有心情听。那些破玩意儿是我三年的心血。”^[18]庞德回信说，这是“上天的旨意”^[19]，海明威也许应该重新创作他丢失的作品。毕竟，记忆是最好的编辑，再说，格特鲁德·斯泰因原先就不喜欢他的长篇小说。

最后，海明威开始极不情愿地相信，“早期作品的丢失可能对我是有好处的”^[20]。从零开始重写，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空无一物的书桌给他压力。不过，任何再写出来的东西，几乎都将比丢失的文稿更好。毕竟新的作品会在巴黎的人文环境中写成，融入所有海明威从庞德和斯泰因那里所学的东西。现在，他的“早期作品”就远不是那些青涩的早期作品了，它们会像宙斯脑中生出的雅典娜，一问世就是完美的。事实上，海明威不仅吸纳了导师们强大的影响力，也做好了准备超越他们，用自己的新声写作。

“在散文写作上，我知道自己的方向，”他在给庞德的信中写道，“如果她屌都不是，我会心里有数的。”^[21]

1923年1月底，他告诉庞德自己已经着手新的创作了。

多年后，海明威在生前未曾发表的短篇小说《陌生的国家》里塑造了一个名叫罗杰的人物，妻子弄丢了罗杰早年的所有作品。他极度想念那些丢失的作品，但他说：“正如风暴来临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强风把它推向大海，我现在也已经可以看到，我能够写出一部更好的长篇小说。”^[22]

1923年2月，海明威夫妇去意大利拉帕洛（Rapallo）旅行，埃兹拉·庞德和多萝西·庞德在那里有一处住所。那里的住宿条件令人心旷神怡：有新鲜的无花果、上好的红葡萄酒和热腾腾的意大利面包，还能和庞德夫妻两个一起远足散步、打网球。

不过，更让人心驰神往的是海明威一批即将问世的全新作品。工作开始的时候很痛苦，海明威强求庞德和斯泰因给他鼓励。他告诉斯泰因，自己一直在埋头写作，并且完成了几篇新作。写作时，海明威在心里遵从着斯泰因的教导，但是他也提出，如果斯泰因有另外的建议，希望她能写信告知。^[23]与此同时，他与哈德莉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和：他在私下里写到，他们在床上从未如此快活过。^[24]

但是，当哈德莉告知海明威她怀了孕，快活就到此为止了。她到达洛桑的时候，既丢了手稿，也丢了避孕药。对此，她事先给了海明威充分的警告，但是他们还是铤而走险了。显然事情的结果仍然震惊了海明威，一回巴黎，他就去斯泰因的住所寻求安慰。

斯泰因回忆说：“大约上午10点，他来了，留下来吃了午饭。他留下来待了一下午，他留下来吃了晚饭，他留下来，一直待到了大约晚上10点，然后他突然宣布妻子怀孕了。”

“我不能这么早就当父亲。”他对她们说，语气中透出无比的苦恼。^[25]斯泰因和托克拉斯“尽我们所能安慰了他，送他出门回家”^[26]，不过斯泰因的同情心也就到此为止了：她觉得这场造访非常有趣，还兴致勃勃地把它讲给了哈德莉听。^[27]后者估计并不觉得可乐。

无论别人怎么想，这是几个月来哈德莉遭受的第二次打击。他们很快定好计划，夏天结束就回到加拿大，海明威会在《多伦多星报》总部做记者，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为新家庭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似乎把“成为父亲”和“重新做回全职记者”看成了双重徒刑。对于从欧洲转移到多伦多，他也并不十分兴奋。还好《星报》给了他优厚的工资，周薪125美元。^[28]不过，任何程度的逆境都不足以让他完全把文学志向放在一边。1922年的冬天至次年春天，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用他新提炼的精简、集约、有节奏感的风格写了很多的故事梗概和短篇小说。

“我死都想发表一篇作品。”他在给一位编辑的信里这样说。^[29]

运气终于来临，一位出版人出现了——很快他就“死都想”出版海明威的作品了。他就是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一位语言犀利的旅居作家、居住在巴黎的编辑。麦克阿尔蒙创办了联络出版公司（the Contact Publishing Company），一家走精英路线的精品出版社，致力于以非常有限的发行量出版实验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由于商业或法律原因，作品不太可能被其他出版社出版”^[30]。他出版了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31]、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迪丝·席特维尔^[32]、米娜·罗伊^[33]，以及那一代一些文学名流的作品。^[34]

那年冬天麦克阿尔蒙也出现在拉帕洛。他之前从来没听说过海明威，而且对这位年轻作家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麦克阿尔蒙后来回忆说，海明威有一种“小男孩和粗汉般的虚张声势，面对他不确信的陌生人，一种时刻会爆发的轻蔑，跃然写在他那张嘴唇厚实、没有把门儿的嘴上。”^[35]

麦克阿尔蒙当时27岁，他和庞德一样，似乎是一位海明威不太可能去征服的名士。^[36]他从前当过模特，有时戴着绿松石耳钉，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双性恋，而且据说相当自恋。“鲍勃^[37]麦克阿尔蒙一两杯酒下肚后，似乎就开始认为每位貌美的公民，不论男女，不管是送报的小哥还是女公爵，都会想和他来点儿暧昧。”一位和他同属一个圈子的作家写道。^[38]

麦克阿尔蒙和英国的一个女“富二代”结了婚。^[39]旅居者群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后者是一个女同性恋，他们结婚，其实是在为各自的性取向打掩护。这场结合使得麦克阿尔蒙的手头相对阔绰，在城里得到了一个绰号——“Robert McAlimony”^[40]。

虽然麦克阿尔蒙和海明威看上去并不志同道合，但实际上，在拉帕洛他们晚上经常一起喝酒。毕竟对于海明威来说，一位潜在的出版者也是出版者。他向麦克阿尔蒙展示了他幸存下来的早期作品和他的新作。麦克阿尔蒙不喜欢海明威的风格，认为那好比“一个成人执意要像孩子一样思考与写作”^[41]，是一种不自然的写作方式。此外，《我的老头儿》（“火车大盗案”中幸存的短篇小说之一）在麦克阿尔蒙看来，太像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了。而海明威新近的作品似乎更新鲜、更有原创性。麦克阿尔蒙认定，海明威或许能很好地填补联络出版社书单上的空缺。

与此同时，海明威告诉庞德，他喜欢和麦克阿尔蒙待在一起，这位出版人能“带给我们平凡人身上的灰尘”^[42]。初次的相聚是如此融洽，以至于几个月之后的1923年6月，两人决定一起去西班牙旅行。麦克阿尔蒙执意为此次旅行买单。和他们同去的还有旅居记者比尔·伯德（Bill Bird），他是一家叫作“团结社”（the Consolidated Press）的通讯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海明威在媒体圈子里认识的。不像有时会引发“讥讽和公开敌意”^[43]的麦克阿尔蒙，和蔼的伯德在巴黎旅居圈里广结善缘^[44]——考虑到“这伙人”中一言不合就翻脸的习气，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成就。而伯德正巧也在巴黎拥有一家新成立的小出版社。对于一位雄心勃勃的新兴作家来说，这两个人都是最有利可图的旅伴。

也多亏了格特鲁德·斯泰因，海明威开始培养对斗牛的热情，而且盼望着能亲眼目睹斗牛盛况。斯泰因20年前和她的哥哥利奥第一观次看了西班牙斗牛，10年前她和爱丽丝·托克拉斯重访西班牙。托克拉斯当时穿了一套典雅的观摩斗牛的服装，包括一顶带羽毛的黑帽子，一件黑绸袍，一把黑扇子，以及一副黑手套。（“我把这套装备称作我的‘西班牙伪装’。”托克拉斯在一本确实是她本人所写的自传中回忆道。^[45]）

花园街27号的两位女士把她们的经历讲给海明威听，他被这一话题深深吸引。在手稿失窃后他为了恢复元气而写的新作中，就有一段风格独特的故事描述了一场完全乱了套的斗牛比赛（海明威仅仅是通过二手材料了解这项运动的）：

第一位斗牛士用执剑的那只手抓住了牛角，引得观众大声叫骂。第二位斗牛士一个闪失，被牛角洞穿了腹部，他用一只手死死抓住戳入自己腹中的那只角，另一只手撑住另一只角。公牛顶起他，将他重重地撞在墙上，把角抽了出来。他倒在沙地上，又像喝得烂醉一般站起来，还要打那两个上前把他扛走的人，大声索要他的剑，然后昏了过去。^[46]

海明威显然对这项运动很感兴趣，这样的盛况他必须亲眼目睹。很快他就会发现，观看斗牛犹如在前排观看一场血腥的战斗。

他已经等不及了。

1923年6月1日，麦克阿尔蒙和海明威坐火车离开巴黎，前往西班牙。

“啤酒大叔（Beery-poppa，指海明威）向羽毛小猫（Feather-kitty，指哈德莉）亲切地道了别，”麦克阿尔蒙在回忆这段经历时用上了夫妻俩那时新起的外号，“然后他和我喝饱了威士忌，上了车。”^[47]

比尔·伯德计划在马德里和他们相会，但还没等他们到达那里，麦克阿尔蒙就已经进了海明威的黑名单。进了这个名单的人，就几乎不可能再出来了。

甚至在火车穿过西班牙的国境线之前，海明威和麦克阿尔蒙就闹起了别扭。火车停在法国境内的某一站时，他们车厢旁边的铁轨上停着一辆平板货车，上面摊着一具腐烂的、爬满了蛆虫的狗尸。麦克阿尔蒙脸色惨白，望向了别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海明威的反感。他劝说麦克阿尔蒙，类似的场景他在战争中也见过；人们只要用超然一点儿、客观一点儿的态度看待这种事情就好。

麦克阿尔蒙记得：“他温和地解释，我们这代人，尤其是我们，必须适应冷酷现实的景象。我想起埃兹拉·庞德有一次谈到了海明威的‘自我硬化过程’。”^[48]看来麦克阿尔蒙是太“软”了，不符合海明威的口味。

一到西班牙，三人就着手准备，去看人生中的第一场斗牛。他们灌了很多酒给自己壮胆，在看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身上还带了更多的威士忌，这样万一看慌了神还可以喝酒压惊。上场的第一头公牛向一匹马冲去，用角把它掀上了头顶。后来，另一匹被顶伤的马“发疯一般地在场中乱跳乱踢，踩着它自己的肚肠”，麦克阿尔蒙回忆道。^[49]他感到反胃——不仅是因为斗牛场里发生的事，他感觉观众们太粗鄙、太残忍了。麦克阿尔蒙说，比尔·伯德没有那么害怕，“但是他和我都没有经历什么‘自我硬化过程’”。^[50]然而，海明威立即被吸引了。“这是一出壮丽的悲剧——是我见过最美的东西。”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在他眼中，斗牛需要“比任何事情更多的技巧、胆量——还是胆量”。他还说，这就像“坐在前排观看战争，同时又没有中枪之虞”。^[51]

比尔·伯德发现，海明威立刻表现得像刚刚加入了什么秘密社团一样，开始装成一夜成才的专家。^[52]（“如果你想知道关于斗牛的任何事，尽管问我好了。”几个星期后海明威写信告诉父亲，并且补充道，这次旅行的素材能写出“非常好的故事”。^[53]）与此同时，海明威正在失去对麦克阿尔蒙的耐心，毫无顾忌地冒犯他^[54]，即使是麦克阿尔蒙为这趟旅行买了单。麦克阿尔蒙不能直面残酷的景象，无论是一条正在腐烂的狗，还是一匹被刺伤了的马，这让海明威感到厌恶。海明威还感觉麦克阿尔蒙把他当作了一个喜欢装模作样的人^[55]，而这远非真相。但海明威对斗牛的一片热忱是千真万确的，他将会证明这一点。

出人意料的是，等到三人最后回到巴黎时，海明威已赢得了不是一位，而是两位出版人：伯德和麦克阿尔蒙都决定通过各自的出版社出版海明威的作品。麦克阿尔蒙计划抢在伯德之前下手，他们从西班牙回来不久后，麦克阿尔蒙就公开宣布，他会第一个出版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书。毕竟，才华就是才华，不管它是亲吻了你的手，还是一口咬了上去。

海明威将要出版的第一本书很薄，我们能从它的标题上感觉出来：《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三个故事中的两个是“火车大盗案”的幸存者：《我的老头儿》和《在密歇根北部》。

第三个故事是海明威在拉帕洛之行结束后的春天写的，当时他和哈德莉在科尔蒂纳滑雪。对他来说，《禁捕季节》（“Out of Season”）是一次风格上的突破。这篇小说不仅节奏鲜明，而且示范了他一向宣扬的“冰山理论”。他不仅希望简化语言本身，还主张削减故事材料，鼓励读者推测作品中没有明白讲出的事件。在文字上，一个有天赋的作者可以只通过展示冰山的尖顶写就一部作品。后来他解释说：“如果一位作家的笔法真的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读者对那些作者避而不谈之事的感受将会和他们对作者写到之事的感受同样真切。”^[56]这种写作方式会使读者更深地融入故事中，成为故事的积极参与者。

《禁捕季节》在许多方面都很典型。后来海明威承认，它几乎是他和哈德莉科尔蒂纳之行中发生之事的真实文字记录。^[57]故事的核心是一对年轻男女岌岌可危的婚姻，其中的女人名叫“小小”（Tiny）——这是海明威给哈德莉起的一个绰号。故事中的两人在度假，他们不停地吵嘴。争执期间，他们不顾法律，在禁捕季节跟随一位嗜酒的年迈向导佩杜兹踏上了一场渔猎之旅。因为佩杜兹不称职，这场远行无果而终。作者在故事最后撇下读者独自揣摩，两口子为何吵架？不幸的佩杜兹后来怎样了？

现实中，海明威夫妇踏上了一场相似的远足，而且远足之后，海明威曾向他们旅馆的经理抱怨“有一位向导喝得太醉”^[58]，经理听后立即解雇了那位年迈的村民。这位“非常绝望”的老人于是在马棚里上吊自杀了。虽然在老人的死上有推波助澜的嫌疑，但后来讲述这场意外时，海明威却丝毫没有悔恨之意。他只是以“事实如此”的姿态，解释了在故事中向导的自杀为什么不能作为一个文学要素。他只是“认为这个故事不需要它”^[59]。显然他的“自我硬化过程”正在发挥作用。

海明威的新闻写作功底也派上了用场，“佩杜兹事件”是众多他当作“独家报道”写在虚构作品里的真实事件之一。他会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现实事件的文学效力，然后付诸行动，毫不沉溺迟疑，把事件转变为纸上的文字——通常稍稍加以虚构，用高度风格化的形式写成。他是以记者疯狂赶稿子的状态写出《禁捕季节》的，从那场不愉快的捕鱼之旅一回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声称自己写得非常快，以至于连标点都没用。

“当你被任何一种争吵破坏了兴致时，耳朵总是会更加敏锐。”后来他解释说。^[60]

海明威同样需要为伯德的出版计划提供些新作品。和麦克阿尔蒙的出版社一样，伯德的三山出版社（Three Mountains Press）^[61]也是一家新近成立的以小发行量出版实验作品的出版社。不过和麦克阿尔蒙出版的书（有些旅居者形容它们是“一摞丑陋的印刷品”）不同，伯德的书都是工艺精良的艺术品，是用一套18世纪的手工印刷机印出来的，整个作坊都挤在一间先前的酒窖里。^[62]伯德最近与庞德合作，希望出版一部六卷本的《英语散文现状探究》（The Inquest into the State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Prose）。^[63]伯德想在这套书的第六卷中放入海明威的作品，也就是最后一卷。他提议海明威写一系列短故事，就像那篇由183个英文单词组成的受伤斗牛士的故事。碰巧，海明威已经下功夫写出了一些，其中六篇在那年春天的早些时候还发表在了《小评论》上。其中有一则关于战争的故事，仅仅由75个英文单词组成：

我们守在蒙斯^[64]的一座花园里。年轻的巴克利带着手枪渡河过来。我看到了第一个翻过花园围墙的德国人。等他一条腿迈过墙头时我们开了火。他背了那么多装备，看起来吃了一惊，就这样栽进了花园里。接着又有三个德国人从稍远处的墙上翻过来。我们再次开火。他们同样栽了下来。^[65]

海明威接受了伯德的建议，将最后这一卷小故事合集命名为“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66]。这是一个宣言一样的标题，意在表明，读者也许能在这些粗糙的书页中找到文学的时代精神。^[67]

这本书的厚度（或者该说是“薄度”）让它显得很不起眼，但事实上它打眼极了。《在我们的时代》仅有3500个单词，包含18个章节，多数章节不比《蒙斯的花园》更长。但是每一个单词都经过了呕心沥血的筛选与编排。《在我们的时代》中的每一篇小说都编织出了一方引人入胜的小天地，很多故事都取材于海明威在欧洲各地的采访。

罗伯特·麦克阿尔蒙虽然即将赢得“海明威首位出版者”的殊荣，但是《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主要在炒海明威“年轻时代”丢失作品的冷饭。比尔·伯德则不然，他得到了真正的好东西。《在我们的时代》预示了未来的愿景——不仅是海明威的未来，也是文学的未来。海明威的新程式正在成型，其中交织着受庞德启发而来的精简，以及斯泰因式的叠词意识流元素。不过这些短篇本身也很独特——靠动词推动的情节，和海明威的很多报道一样引人入胜；和庞德或斯泰因所写的任何东西一样具有文学意味，同时更加易懂。

对于伯德和其他《在我们的时代》的早期读者来说，它给人的感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哈德莉的肚子也渐渐变得像满月一样圆：宝宝将在1923年10月的某一天降生。夫妇俩不久就必须启程去加拿大了——正值海明威开始在巴黎文学界小有建树之时。他当然不开心。其他满怀希望的外国人正成群结队地来到巴黎，来追寻那个他已稳操胜券的目标，而如今，他把自己放逐出了这个宇宙的文学中心。他苦恼地向朋友抱怨自己的处境——即使移居加拿大是他完全自愿的。

虽然海明威起初满腹牢骚，但他也曾设法与怀孕的妻子感同身受。7月份，两人一起去了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参加为期一周的圣佛明奔牛节：这是斗牛狂热者们一年一度的朝圣。海明威觉得这会给他尚未出生的孩子带来很好的影响，而事实证明，这场庆典不只如此。对海明威自己来讲，这次神启一般的经历陶醉着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在像别人描述这场节日盛会时，他激动得头晕眼花。“持续五天没日没夜的斗牛和舞蹈，”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音乐棒极了——鼓、簧管、横笛——委拉斯开兹画作中喝醉之人的脸，戈雅和格里柯画中那种疯狂的脸，所有人都穿着蓝衬衫，挥舞着红手绢，转圈，踮脚，飘飘然地舞蹈。”^[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