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中国文化走出去

1950年，在时任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洪深的倡议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大力支持下，作家叶君健开始着手筹办《中国文学》杂志，旨在向外国读者介绍新中国文学。一年之后的1951年，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受邀携同美国友人沙博理（Sidney Shapiro）共同创办《中国文学》杂志英文版。自此，中国文学在新的时期打通了走向世界的通道。1960和1980年代《中国文学》杂志迎来了自己的两个黄金期。^[1]1981年，为了满足海外读者日益增加的需求，《中国文学》推出《熊猫丛书》系列。2001年《中国文学》及其下属的《熊猫丛书》终止出版。在这50年间，“《中国文学》杂志出版了590期，熊猫丛书出版190多种，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2]。《中国文学》杂志一度成为外国文学爱好者了解中国文学的唯一渠道。《中国文学》杂志在对外推介中国文化方面居功至伟。

进入2000年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受到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国内各机构创建了形形色色的文学外译工程和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其中包括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发起并实施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5年苏州大学成立的“海外汉学（中国文学）中心”、2006年中国作协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8年国家图书馆成立的“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2009年推出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此外，地方上也纷纷推出“本地文学海外翻译计划”。中国文学外译事业方兴未艾，并且短短几年，便已成绩斐然。其中《大中华文库》项目拟译选题达200种，迄今已出版100余种。^[3]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已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出版到国外。^[4]

乍看之下，中国文学外译事业似乎又迎来了新的高潮。然而，在华丽的数据之下，却也暗藏隐忧。仅从译介数量上看，无论是《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系列，抑或是21世纪以来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各种中国文学译介工程，确实可谓硕果累累，但如果从海外传播、接受的实际效果上看，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中国文学》杂志在度过了1980年代的繁华之后，从1990年代开始，海外读者日益减少。杂志的发行量一路下滑，从开始的3000多万册跌至1995年的535.4万册。^[5]2001年，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杂志最终停刊。此外，《大中华文库》的海外接受同样境遇尴尬，在所译的一百七八十册作品中，除个别选题被国外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多数并未进入海外市场。^[6]

当前中国文学外译规模爆发式增长与所译作品海外接受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巨大反差引发了各界的热烈讨论。导致这一反差的原因众多：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待译作品选择不当、中西文化地位不平等、中国“软实力”的欠缺、出版发行渠道不畅、对目的语读者缺乏了解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逐渐成为国家大政方针重要组成部分的背景下，“如何走出去”便成为一个亟待解答，却又困难重重的问题。

二 中国文学外译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而从当前的研究现状看来，开展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学科主要为海外汉学、翻译学和文学。各学科学者尝试从不同理论视角来探讨这一当下热门话题，例如传播学、比较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学，等等。截至目前，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现已颇具规模。耿强^[7]、郑晔^[8]、崔艳秋^[9]、鲍晓英^[10]、孙会军^[11]等分别在博士论文或专著中从多个角度回顾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并且主要是美国的译介情况。而相关期刊论文的数量更是颇为可观。

然而，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存在诸多不足。学者李琴、王和平通过对2007～2016年中国知网CSSCI来源期刊的相关论文进行调查后指出，现有的中国文学外译研究同质化严重，尚需在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加强。第一，加强系统科学观对研究的指导。现有研究缺乏动态、系统科学观的指导，呈现出静态化、孤立化和零散化的面貌，仍在集中探讨微观的语言转换策略，而没有对译本选择、译者、读者接受以及整体的译介发展历程等宏观因素展开全面的动态研究。第二，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待拓展。现有研究方法多以个人主观经验为主，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第三，加强翻译批评研究，强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第四，加强中国文学在非英语国家的译介研究。^[12]谈及“海外”，学界多以“欧美”为中心，论及“欧美”，又总以“英、美”为代表。虽然英语在世界上的使用范围最为广泛，从学术角度自然应给与更多关注。但如果仅以“英、美”来代指“海外”，则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实际上，海外不同国家的文学市场和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期待并不完全相同，有些甚至差别明显。因而有必要在研究中对“海外”这一概念进行细分。

以德国为代表的德语国家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文化实力都位居世界前列。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德语出版物的数量排名第三，法语出版物排名第二，排名首位的为英语出版物。^[13]德语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德国还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翻译出版物的国家，共计269724册（1979～2014）。^[14]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中德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数据显示，译自德语的图书数量在中国所有的翻译出版物中排名第五。2011和2012年，中国更是成为引进德语图书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购买了1072和1050种图书的版权。中国也借此成为德国书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5]然而，数据也引出一个问题：中文或中国文学类图书在德语地区的译介情况如何？

面对中国文学，德国汉学界一向有“重古轻今”的学术传统^[16]，德国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与其相比，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著作数量则很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2005年撰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此外，还有像马汉茂（Helmut Martin）、梅薏华（Eva Müller）、鲍吾刚（Wolfgang Bauer）等一众汉学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述。然而，由于汉学家本就精通汉语，无需依赖翻译，因而他们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关注的多是文学本身，对于翻译问题多是一笔带过。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问题在这些著述中只是零星可见。专门从翻译角度展开的研究屈指可数。而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文学译介研究起步更晚，基本上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且在2010年前后才开始相对集中地出现相关研究论述。研究成果多为期刊文章、专著或者博士论文等。

经查证，与中国文学德译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为概述式研究、个案研究和名人访谈。概述式研究多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为界，回顾、总结中国文学在该历史阶段内的译介状况，属历时研究，这类研究国内最早可追溯至1988年俞宝泉发表在《国际论坛》第1期上的《中国文学在民主德国》。作者在这篇短文中粗略回顾了中国文学1949年以来在民主德国的译介情况，列举了一些获得译介的知名作品和作家，其中既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亦有中国古典文学，甚至还包括语言词典的编纂、出版情况。虽然文章具有一定的宣传性质，但依然具备一定的文献价值。概述类研究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曹卫东^[17]、谢淼^[18]和孙国亮^[19]。德国的代表学者为马汉茂^[20]、雷丹（Christina Neder）^[21]、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22]、司马涛（Thomas Zimmer）^[23]、汉雅娜（Christiane Hammer）^[24]和吴漠汀（Martin Wösler）^[25]。与概述式的广泛覆盖不同，个案研究多选取某一特定的中国当代作家或者某一特定的当代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以点带面的研究，代表学者如宋健飞^[26]、崔涛涛^[27]、陈民^[28]、孙国亮^[29]、赵亘^[30]、张世胜^[31]。名家感悟与访谈则多是以德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的个人经验总结为内容的访谈或者学术会议报告，例如刘江凯的《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访谈》、高立希的《我的三十年——怎样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中国网的《致力于文化交流——汉学家阿克曼的中国不了情》、杜雪琴的《当代中国文学在德国——乌尔里希·雅奈茨基访谈录》。^[32]

综合来看，虽然国内外学界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德译的视角众多，涉及多个层面，但基本得出以下两点共识：首先，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整体传播和接受情况不佳，背后原因纷繁复杂；其次，中国当代文学德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与构成环节众多，并且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绝不仅仅只是文本的翻译那么简单，因而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接受不佳的原因自然也就众说纷纭。当前的研究中虽不乏真知灼见，但研究整体呈现出零散、个人化的特点。与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相比，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德译研究略显滞后。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上来看，现有的研究要么将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要么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对于中国当代小说在德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专门探讨的。整体性的研究虽然能够在文学类别和时间跨度上涵盖更广的范围，但最终却不免会使研究存在广而不深之嫌。此外，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国当代文学虽在时间上存在承续关系，但在内容上却截然不同。再者，不同时期的文学又可细分为不同的文学体裁，如小说、诗歌、戏剧等，而不同文学体裁又呈现出迥异的文本和发展特点。虽然研究的主题关乎译介，但译介活动与文学本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文学本体在时间和类别上的差异性成为译介研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看，现有的中国文学德译研究似乎显得有些“简单粗暴”，译介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

第二，从理论视角上看，当前的研究除个别从文学角度出发谈及译介之外，鲜有运用翻译理论展开研究，正是由于研究缺乏科学的理论架构，当前研究在谈及译介问题时才会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尚有所欠缺。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当前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明显不足。除了雷丹、马汉茂、崔涛涛、孙国亮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过定量的研究方法，其余研究则仍属于定性研究，尤其是名人感悟和访谈类研究。因此，目前中国文学德译研究在方法上还比较单一，系统的定量研究成果不足。

综上，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德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皆有待进一步加强，还具有较大的拓展和完善空间。

三 研究思路及各章主旨

用数据说话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为此本书以德国卫礼贤翻译中心数据库和东亚文学杂志数据库这两大中国文学德译出版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建立1978～2017年中国当代小说德译信息出版数据库，并将其作为系统回顾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德译发展历程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础上，以传播学和文化翻译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出文学译介模式，围绕译介模式中的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者、译介渠道、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等要素来梳理1978年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德译的译介史。在此过程中同时探究译介活动的影响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局限在译本的微观翻译策略层面，而是从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视角来审视译介活动及其影响。再者，本书还选取不同译介周期内的典型个案，用点面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理论与数据间的互证，进而论证所构建的文学译介模式的适切性，并以此在研究路径上实现从宏观到微观。

此外，在结合数据和文学译介模式梳理译介史的同时，研究关注的另一焦点在于构建中国当代小说德译与中国当代小说本体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核心理念在于将中国当代小说德译本及其诞生和接受的过程视为一面镜子，一方面将其作为“历史之镜”来反映德语地区对中国当代小说及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的接受态度和偏好，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德语地区的整体生态；另一方面将中国当代小说德译视为“他者之镜”，探究从自身到他者这一变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碰撞、变形、质疑以及认同，并以此来反观中国当代小说自身。一如戴得尤斯（Karl Dedecius）所言，深入异语的灵魂，我们才能真正发现自身语言的潜力和美妙之处。^[33]这一观点并不仅仅适用于语言，同样也适用于文学。通过深入德语中的中国当代小说来看待中国当代小说本体，我们同样能够发现其未被发掘的“美”以及存在的不足，从而获得对中国当代小说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本书除绪论和结论外，主体部分共分五章。

第一章，结合传播学构建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该章共分五个小节。第一节简述“翻译即传播”的概念，讨论翻译活动同大众传播之间的相同之处。第二节引入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由传播者、讯息、渠道、受传者和传播效果五个环节构成的传播模式。第三节，依照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构建初步的由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者、译介渠道、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六部分组成的译介模式。第四节，借助文化翻译学中的多元系统理论和操控理论，引入影响翻译活动的外在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再结合之前的译介模式建立起完整的文学译介模式。第五节，依据所构建的文学译介模式来分析文学译介活动的特点，提出文学译介活动的历史观、整体观和语境观。

第二章，以数据分析为基础，概述中国当代小说从1978～2017年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该章分为八个小节。第一节着重介绍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中国当代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构成本书量化研究基础的中国当代小说德译出版信息数据库。第二节简要回顾中国当代小说1978年以前的译介情况。第三节通过对数据库的初步分析大体呈现中国当代小说1978～2017年所经历的三个周期。第四节详述中国当代小说德译的不同渠道和载体，例如报纸、杂志、文集或单行本的图书。由于不同载体所覆盖的读者群体规模不同，因而可以通过译介渠道的分析更为真实地了解中国当代小说在德语世界的生存境况。第五节主要围绕译介主体展开论述，并将考察的重点放在文集/单行本的出版机构上，具体又分为德语地区的出版机构和中国官方出版机构。之后又从德语地区参与译介的78家出版社中选取了15家知名出版社展开进一步分析，从而更为真实地了解中国当代小说在德语地区，尤其是学术圈之外的整体译介与传播情况。第六节概述译介的内容，并通过对译介作品的分析探究译介选题的整体特点和偏好。第七节结合数据梳理中国当代小说德译的译者构成。第八节为本章小结。

第三章，详述1978～1991年中国当代小说经历的第一个译介高潮。本章在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以数据分析为基础来呈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当代小说的译介面貌，再结合中国当代小说本体的发展以及东西德国的社会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来解释造成这一译介高潮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第二部分则以图书销量和媒体评论数量为标准而选取的这一时期在德语地区取得成功的小说作品《沉重的翅膀》作为个案，从文本的删节和文化专有因素的处理出发，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来探究影响译介效果的文本外与文本内因素，例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作品语言特点、译者以及翻译策略。

第四章，细述1992年市场化之后中国当代小说德译的发展历程，具体包括第二（1992～1999）和第三（2000～2017）两个译介时期。与第三章的思路保持一致，该章同样可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部分，宏观部分除了以数据还原第二和第三个周期的译介原貌之外，同时关注两个周期内中国当代小说本体以及德语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探讨数据背后隐藏的深层因素以及与上一译介周期的不同之处。微观部分则分别选取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成功译本《美食家》与《兄弟》作为个案；从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出发，探讨影响译介效果的文本内外因素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最后对三个个案的成功因素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对比分析。

第五章，根据媒体评论数量和评论内容分析中国当代小说在德语地区的接受效果。首先，通过整体的媒体评论数量统计和整理来总结1978年以来在德语地区取得热烈反响的作品。其次，通过对《法兰克福汇报》上的评论文章进行分析，探讨德语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解读视角及其成因。

[1] 参见何明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出版传播60年》，《出版广角》2013年第7期。

[2] 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8期。

[3] 参见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4] 参见储常胜《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出版：困与道》，《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2期。

[5] 参见王国礼《建国后中国文学的英语外译作品及其传播效果研究》，《东南传播》2014年第6期。

[6] 参见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

[7] 参见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上海外国语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8] 参见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以英文版〈中国文学〉（1951-2000）为个案》，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9] 参见崔艳秋《八十年代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0] 参见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该博士论文之后以专著形式出版，名为《莫言小说译介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11] 参见孙会军《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12] 参见李琴、王和平《国内翻译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现状与展望——一项基于CSSCI源刊的共词可视化分析（2007～2016）》，《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3] 参见加塞尔（Maria Gasser）《中国当代小说德译研究：中德文学翻译流1990-2009》，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24页。

[14] 参见加塞尔（Maria Gasser）《中国当代小说德译研究：中德文学翻译流1990-2009》，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26页。

[15] 参见加塞尔（Maria Gasser）《中国当代小说德译研究：中德文学翻译流1990-2009》，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27页。

[16] 参见关愚谦《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国门？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翻译家》，《翻译家的对话》，作家出版社，2011，第49页。

[17] 参见曹卫东《中国文学在德国》，花城出版社，2002。

[18] 参见谢淼《德国汉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1978-2008）》，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除博士论文外，谢淼还有几篇期刊文章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德译问题，如《学院与民间：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两种译介渠道》，《中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新时期文学在德国的传播与德国的中国形象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译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时代潮流与文化场域——中国当代文学在两德译介的迥异状况》，《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4年第2期。

[19] 参见孙国亮、李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20] 参见Helmut Martin：Schöne dritte Schwester，Dortmund：Projekt Verlag，1996。

[21] 参见Neder，C.：“Rezeption der Fremde oder Nabelschau？”，载：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12-626。

[22] 参见Fessen-Henjes，I.：“Übersetzen chinesischer Literatur in der DDR-Ein Rückblick”，载：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27-642。

[23] 参见Zimmer，T.：“Das Stiefkind der Globalisierung.Einige Überlegungen zum Problem des Übersetzens aus dem Chinesischen”，载：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43-652。

[24] 参见Hammer，C.：“Kulturaustausch im Modernisierungsrausch.Über neuere Literatur aus der VR China，die Rolle der Autoren und die Politik des deutschsprachigen Buchmarkts”，载：Martin，H./Christiane Hammer（Hg.）：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653-671。1997年马汉茂主持召开了德国汉学协会第八届年会，全面总结德语区汉学的历史，并与1999年将大会报告结集出版，名为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该书于2005年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名为《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雷丹、尹虹、司马涛和汉雅娜四人的著述便收录于该文集，是迄今德国汉学界从翻译视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德译最系统、最集中，同时也是最为全面的阐述。

[25] 参见Martin，Wösler（Hg.）：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eutscher Übersetzung，Bochum：Europäi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2010。

[26] 参见宋健飞《德译中国文学名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27] 参见Cui Taotao：Der chinesische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 Mo Yan in Deutschland-Werke，Übersetzungen und Kritik，Würzburg：Könighausen & Neumann，2015。

[28] 参见陈民《苏童在德国的译介与阐释》，《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

[29] 参见孙国亮、李偲婕《王安忆在德国的译介与阐释》，《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孙国亮、沈金秋：《张洁作品在德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30] 参见赵亘《新时期女性作家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小说评论》2017年第5期。

[31] 参见张世胜《贾平凹在德语国家的译介情况》，《小说评论》2017年第3期。

[32] 参见刘江凯《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访谈》，《文艺现场》2011年第1期；高立希：《我的三十年——怎样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1期；《致力于文化交流——汉学家阿克曼的中国不了情》，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7/08/content_15975693.htm，2006；杜雪琴：《当代中国文学在德国——乌尔里希·雅奈茨基访谈录》，《外国文学动态》2011年第2期。

[33] 参见Dedecius，K.：Vom Übersetzen，Theorie und Praxis，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1986，176，原话为：Durch das Eindringen in den Geist der fremden Sprache entdecken wir erst eigentlich die Schönheiten und Möglichkeiten der eigen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