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两个女人

一、 红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每日有几位醒目的女人出入其间

庞然高俊的香樟树，是红都瑞金的象征。那一列列裸露的粗根，如同一脉脉坚硬粗砺的岩石，张力很大的枝干，托着连绵无垠的墨绿色碧云。

墨绿色碧云下，掩映着一座谢家宗祠，这是红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每日，出入其间的除了红色领袖与军人，还有几位醒目的女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周月林，还有一位名叫张亮。

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疾步而出，翻身跨上一匹枣红马，这时，有人追出：“周部长，请留步！军委朱老总给您来电，催要十万军鞋！”

那女子极爽快地回眸一笑：“我晓得咯，十万双红军鞋已经筹备好，我顺道就去催促运输的事。驾，我走啦！”

这位周部长就是周月林，中央苏区显赫一时的人物，亦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最有争议者。1931年，周月林从苏联回国，来到中央苏区，不久，即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苏区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二苏大”期间，周月林任主席团成员，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红军长征，瑞金成为“弃都”，香樟树下恢复了以往的静谧。周月林、张亮于转移中与瞿秋白一道被捕，白军对她们严厉制裁，红军则怀疑其为“叛徒”……

二、 忍痛割爱莫斯科惜别孺儿，日夜兼程回国筹备“一苏大”

周月林又名周秀英，1906年12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贫困的渔民家里。4年后，母亲生了一个弟弟。为减轻负担，她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寄养。9岁，父亲将她接回上海，送入一家纱厂做拣纱工，在苦难中觅食，养活自已。17岁时，她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杨树浦大康纱厂做工。1924年，在地下党创办的工人夜校--工友俱乐部，开始接受革命理论。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77天。她鼓动女工姐妹们参加大罢工，带头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这次大罢工运动中，她由夜校教师张琴秋介绍入党，转而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如火如荼的革命，不断激励、陶冶着周月林，也催生了她的爱情。在艰险的斗争中，周月林和“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与自己同龄的张佐臣相爱，结为夫妻。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那时，她在上海市总工会做保密工作。危急之中，党组织让她迅速转移，1926年秋，年方20岁的周月林秘密进入苏联海参崴党校深造。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名鼎鼎的工人领袖张佐臣，首当其冲，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1岁。

海参崴，地处中苏边界。是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的桥头堡。在海参崴党校，第三共产国际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班，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北风凛冽，西伯利亚的寒流刺骨，一般的南方人很难适应。身处异国，举目无亲的周月林，进入党校不久，认识了中国党支部书记、政治老师梁柏台。得到了他的关心照顾，孤独与寒冷中，她迎来了情窦重开的花季，与梁柏台一见钟情，经组织批准，不久便结婚。婚姻，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一年后，学业结束，周月林随梁柏台调往伯力省。周月林担任了华工俱乐部主任。梁柏台则专门进行红色法律研究，从事司法工作，还在伯力省法院担任过审判员。

即使是天涯海角，总有一根挣不断的红丝线，牵系着赤子心。国内工农革命的消息，传到苏联。周月林、梁柏台与同在苏联学习军事的朋友刘伯坚、肖劲光、刘伯承，经常相聚畅谈报效祖国的愿望，几回回谈得热血沸腾、壮志凌云。那时，来往苏联的任弼时、叶剑英等人，也专门来过他们家小聚。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设计未来，两人豪情满怀，希望尽早归国施展才能，也就愈加珍惜在苏联的学习机会。周月林希望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那时，苏联正经历着大饥荒。中共中央专门下了一个命令：未得中央的许可，党员不得擅自到莫斯科去。为此，梁柏台多次写信，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瞿秋白，瞿秋白则转告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给予办理手续，但通知迟迟没有下达。

为尽快用知识充实自己，提高素质，等不及的周月林，自费专程跑到莫斯科，找到第三共产国际东方部。“第三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构，其中有各国共产党派驻代表。中国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是瞿秋白、邓中夏。当时，机关保卫工作较严格，一般人不让随便进出。而她身上正好带有中国共产党党证。有党证就可以直接进去，周月林见到邓中夏，直截了当，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邓中夏也很干脆，当时就答应了她的要求。批准她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又叫做东方大学，其时，邓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里学习。

东方大学除普通班外，还设有两个特别班：一个特别班又叫预备班，接纳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周月林就进了这个班，邓中夏的妻子也在这个班。一同学习的还有另一个特别班，都是些文化程度较高，但年纪较大的人，其中有后来在“红都”被誉为“四老”中的“三老”，即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文化高，也在这个班，瞿秋白曾在这里讲课，由此，周月林认识了瞿秋白。

中国班里，“中国革命”始终是热门话题。

国内红军发展到十多万，红色根据地扩大为15块区域，以及国内正在紧张筹备、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种种信息，时时激励同学们，纷纷要求回国。在大趋势面前，第三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回国革命。那一阵子，国内打仗，军事院校的学生们都已回去了，学习政治方面的人才也回去了。可是，因为来去的都是在校学生，国内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急需要搞过政府实际工作的人才。苏维埃政府要制定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等法律，尤其缺乏懂得红色法律的人才。往往要向第三国际寻求帮助。

1931年初，梁柏台再次来到莫斯科，找第三国际东方部要求回国。来过几次，那儿一个女同志已认识他，也在一旁帮着说话：“中国方面不是多次提出，需要搞政府工作的人，特别需要懂法律的人才……”

东方部的领导人一听，对呀，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必须制定一些法律，制定了法律也还要懂行的人执行，没有一个法律专家，遇到问题不就乱来了吗！于是，他立即同意了梁柏台回国，态度也很和蔼，关心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吗？”

梁柏台十分高兴，立即回答：“希望尽快回去。我自己倒没什么困难，可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我一走，他们怎么办呢？”

这方面的问题，历来有规矩，东方部的领导说：“你的妻子，可以和你一起回中国，两个孩子不许带走，由我们负责送进国际幼儿园。”

国际幼儿园地处莫斯科南郊，又叫做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1929年8月1日建成，也称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国际儿童院，确实很“国际”，按规定，里面都是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子女和烈士子女。其中有铁托的儿子扎尔戈，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鲁丽的女儿玛雅……中国共产党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等。后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也在此学习。其中，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儿、儿子，是较早进入这里学习的中国革命者的孩子。

回国，意味着团聚，也意味着分离。两个那么小的孩子，一齐留在异国，叫做母亲的怎么割舍得下呢！孩子是我们的，为什么不能带回国去？周月林百思不解，决定去讨个公道。为此，周月林邀梁柏台一同来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让他们带两个孩子回国，实在不行，带一个回国也行。

他们的要求，遭到第三国际东方部领导的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却很革命：“你们回国，是去干革命工作，又不是叫你们回家去带孩子！”

周月林、梁柏台在苏联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3虚岁，名叫伊斯卡拉，“火星”的意思。小的是儿子、才2虚岁，取名叫弗列（伟烈），是从列宁的名字中，取出两个音，拼成的名字。

告别的时刻，也就是生离死别，可能永远不再见。他们夫妻俩，心里特别难受。上了汽车，默默无言，只有泪水在不停地流淌。

汽车在寒流中寂寞地行驶了许久，梁柏台突然开口，说了一段自相矛盾的安慰话：“他们说得对，我们回中国是去干革命的，孩子带回去干什么？要孩子有什么难，以后到中国，不是又可以再生……”

三、 红色政权中，出现了一对引人注目的夫妻部长

经不懈努力，延期四次的“一苏大会”，确定了最后时刻表――1931年11月7日。

立国在即，可是，时至10月，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及许多基本法却没有制订。

立国无法，国为何国？制订红色法律，成为燃眉之急。即将就任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常委紧急磋商，问：“瑞金能不能找到起草这些法律的人？”

任弼时立即摇头。

毛泽东想了想，无奈地说：“只有电告中央，请那边抓紧起草电告。”

“那边”，指的是驻沪的中共中央局。几天后，任弼时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毛泽东：“有办法了，中央给我们派来了一位红色法律专家！”

“喔，那太好了，他是谁？”毛泽东高兴地问。

“他叫梁柏台，中共早期党员，1921年，和刘少奇、肖劲光、王一飞我们一起从上海去莫斯科学习，在那边，他与蔡和森、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肖三等人都很熟悉，后来，专门从事法律工作，对政府工作也很熟悉。”

“他在哪里，我们去看看他。”毛泽东很受鼓舞，起身就要去见人。

“他和他爱人周月林同志，已经到达了长汀，路途不畅通，暂时滞留在闽粤赣省委帮助工作。”

“哦，那赶紧，派刘伯坚同志辛苦一趟，去把他们接过来。”

数日后，刘伯坚专程率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开辟了赣闽通道，把梁柏台、周月林，以及陆定一的妻子唐仪贞等人，一路接送到瑞金叶坪村，见到了早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就结识的任弼时，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梁柏台临急受命，立即着手制订红色法律：《宪法大纲》、《婚姻法》、《组织法》等，“一苏大会”后，他成为司法部部长，后兼任内务部部长。

周月林担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是因为一个偶然契机。

起初，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周月林分管妇女方面的工作，名称不叫妇女部，而叫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周月林是主任，金维映、范乐春等同志是委员。临时中央政府，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周月林着手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开展放脚运动。苏区的妇女，虽然在政治上规定享受男女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同男人一样分得了土地，因为是小脚，行动不便，不能耕作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只能围着锅台转，最多下地送饭送水。如此，在经济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针对这些情况，苏区内大力宣传大脚的好处，开展了放脚运动，大部分妇女把缠脚放开了，更多的女子，从此以后不再缠脚，结束了数百年来的缠脚陋习。

丈夫打骂妻子，公婆虐待童养媳的现象，在农村历来很严重。苏维埃政府刚刚颁布了婚姻条例，也难以很好贯彻执行，有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不清楚婚姻法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要女人结婚，竟然发出布告：限定当地寡妇，5日内，必须全部嫁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抓住婚姻条例的贯彻，大力宣传男女婚姻自由，禁止带童养媳，并且在《红色中华》报上，揭露一些事例，抨击丑恶行为。妇女们非常高兴，坚决拥护苏维埃。

妇女们都发动起来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点就是扩红。在红区内，普遍成立了扩红队、慰劳队、洗衣队，在妇女中掀起送郎、送子当红军的热潮。把妇女工作的重点，与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连结，与整个苏维埃政权连在一块。

宣传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妇女很高兴，错误地认为：自由，就是可以由着自己性子随便乱来。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来的事情。有的女子，今天跟这个好，明天又跟那个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来就反对妇女平等、妇女解放，乘机乱说：这就是共产共妻。从而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许多人对妇女工作有看法。

中央召集各县负责人会议，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讲话，其实是设了一个圈套。

周月林不明就里，按惯例行事，有请就去，开口就讲。不料，话讲完了，掌声稀疏，基层的人开始轮番提问：“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随便，为什么有的女子乱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与会的大部分男人，受传统观念、地方旧俗所囿，都对男女平等不满，这时七嘴八舌，你争我抢，提了一箩筐意见，眼睁睁地要周月林部长回答，他们也想乘机看看这位年轻漂亮的女部长的本事。

周月林是喝大河水的人，对这种场面不但不怯，还巴不得有这种机会宣传宣传，她仔细听完，耐心解答：

“贯彻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实行男女平等，并没有说可以乱搞。但是，大家说的情况也都是事实，一时间也不可避免。妇女们经受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笼子里的鸟，突然从笼中飞出来，东南西北，不知该怎么飞。这就需要我们多做宣传、教育工作，妇女工作也不光是妇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级苏维埃政府来做，特别是在座的各位领导一起来做……”说到这一层，她就展开来谈工作：“在座的都是各县领导，有的人很忙，要求你们天天做妇女工作也不现实，但是，你们谁家没有母亲、妻子、嫂子、姐妹呢？你们就先协助我，做好自己家里的工作吧……”

妇女工作，实际上也是各县苏维埃政府的事情，是在座者各自自己的工作。这一说，会场上没人吭声了，从此，都知道这个年轻漂亮的妇女部长厉害。

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剪一头短发，穿着一身戎装的周月林，骑一匹枣红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苏大会 ”后，瑞金一下冒出来十几个部长。这些部长们从来没有搞过政府工作，碰到问题就来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顾问。来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过去一直做党务工作，一下子当了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别的事，大问题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问题搞不好，也会激化矛盾，必须慎之又慎。

有许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状，说刘开摆架子，官僚主义特别严重。刘开当时是中央政府办公厅厅长，文化很高，办事也有些骄傲，群众反映大。项英、何叔衡就来找梁柏台商量，要想办法，按照什么法律处罚刘开。

梁柏台听完了事实介绍，说：“官僚主义是不好，但大家还是同志嘛。反对官僚主义不宜使用法律，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解决。”

“用什么样的教育办法呢？”项英、何叔衡问。

梁柏台想了想说：“比如，可以用‘公审’的办法。”

“公审，怎么公审呀？”项英、何叔衡面面相觑。

苏联有许多“公审”的范例，梁柏台把程序介绍了一下。项英、何叔衡闻所未闻，一听，觉得很有道理。项英连连点头称是，说：“那好，就让何叔衡主席来‘公审’他吧！”

“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说：“审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场，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场。这种‘公审’，还不同于审案子，不用法庭出场，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别的人去就可以。”

太严厉不行，不严肃也不行，那么叫谁去合适呢？！项英与何叔衡商量了许久，决定叫周月林担任主审。为了表现民主，又让邓子恢担任陪审。公审会场就设在最高法院门外，在大坪上搭了一个台子，把机关干部和部分群众召集到一块，就面对面地数落刘开的缺点、错误。那形式，相当于如今的大会批评。这样既教育了刘开本人，又教育了大家。

“公审”是个新鲜会。那天，大家都来看热闹，到会者很多。张闻天也来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张闻天讲了话。他说：“今天的公审会开得不错，主审人审得好。政府有这样的女同志做妇女工作，中央还没有，嗯，我们党中央也应该有……”

不久，中共中央增设了一个妇女部，把周月林调去，担任了妇女部长。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为有名的“部长夫妇”。

1934年１月２１日，“二苏大”在瑞金沙洲坝中央大礼堂召开。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等17人组成中央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最高政权机关。她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当时，周月林对此殊荣，感到不安，曾对博古提出：按政治水平，工作能力，应该选邓颖超为主席团成员更合适。

博古回答：我们要按票数来的。

“二苏大”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谈话，又让她担任了中央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周月林夫妇自进入中央苏区，便直奔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村报到，起初在谢氏宗祠居住。后来，因为叛徒告密，白军的飞机对这一带进行轰炸、扫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转移，他们随之迁居沙洲坝村元太屋杨氏私宅；后又迁往郊区的云石山古寺庙，周月林夫妇与毛泽东夫妇一块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一直是隔壁邻居，经常见面。她与贺子珍经常串门，挺熟悉。有一次，她正在贺子珍屋里，毛泽东拿着一本书进来。周月林以为是马列著作。后来，贺子珍告诉她，是《水浒传》，毛主席看了5遍，还在看。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人们担心自己的命运，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询问去留。周月林想：毛泽东是主席，决不会留下。她关心的是自己的去留。

那一天，周月林见到毛泽东，开口便问道：“毛主席，怎么，要走啦？”

毛泽东答：“哎，要走。”

周月林赶紧又问：“走的名单里，有我们吗？”

毛主席：“有，你们两人都走。”

跟着主力红军走，虽然前途未卜，但留下来，肯定凶多吉少。所以，人们心里的基本选择是：争取走。

要走，又有许多恋恋不舍。周月林开始做走的准备，回国后，思儿心切，他们果然又生了个儿子，已经1岁多，因为出生于瑞金沙洲坝，取名叫沙洲。长征出发前，中央作出决定，孩子不能随军，一律送人。

多了个孩子，便多了一份痛苦诀别。经商量，他们流着泪，将小沙洲送给了当地一位农村妇女干部。

开拔的日子来到了――10月上旬，有些人员已先期出发。周月林也做好了远征的一切准备，这时，情况发生了急变。

中共中央于10月突然决定：留守的同志，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红军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任办事处主任。因陈毅负伤，行走不便，中央决定再留下一人，具体负责政府工作，人员未定，由项英挑选。

于是，项英将成为某人的命运之神，经反复考虑，这一个人竟是梁柏台。他点名要梁柏台留下，任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项英找梁柏台谈工作，见到周月林，顺便点了她的命穴，说：“你也与梁柏台一起留下吧，在苏区做妇女工作。”

“不，我还是想跟主力红军一起走。” 明眼人都可看到，红军主力一走，瑞金及整个中央苏区即将沦陷。没有多少妇女工作好做，她不肯留下，又去找中央要求。

气候转凉，军情紧迫，形势日益恶化，远征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中央领导一天到晚开会，处理生死攸关的大事，无暇顾及其他。

周月林找了几次，会场戒备森严，无法找到领导人。来来往往，却偏偏遇到一串串生离死别，在痛苦的红都中发生。

中央确定病重的瞿秋白留下坚持斗争。瞿秋白知道留下凶多吉少，要求跟主力红军走，被王明断然拒绝，瞿秋白身心交瘁，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徐特立前往辞行，瞿秋白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随徐老走，并把自己那匹良驹黑马换给了徐老。决定留下的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竟夕谈。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何叔衡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握别何叔衡，林伯渠与做月子的夫人离别。他与妻子范乐春商量后，忍痛把出生仅14天的独子，送人抚养。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红军长征，她回到家乡永定，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她任中共闽西潮梅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因积劳成疾，1941年，病逝于永定西溪。

周月林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已先行前往于都。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正与妻子郭香玉话别。郭香玉与谢觉哉相亲相爱，感情甚笃。然而，因郭香玉曾缠过脚，行动不便，被迫留下。此一别，亦是永诀。郭香玉返回家乡，仍四处活动，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不料，被人告密，于1940年9月3日夜晚，被白军秘密逮捕。敌人用尽酷刑，想撬开她的嘴巴，郭香玉倔犟，宁死不屈。凶残的敌人恼羞成怒，竟在村里挖个坑，将郭香玉头朝下活埋。不幸殉难时年仅44岁。噩耗传到延安，谢觉哉思念郭香玉，眺望南方，彻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填词《浣溪沙·忆郭香玉同志》：“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二字千秋玉比馨。”建国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逝世。

一幕幕生离死别，催人泪下，搅得周月林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好脾气的梁柏台便劝她：“这种时候，领导更苦，算了，留下就留下吧。”

一锤定音，周月林的悲剧从此开始。

四、 存亡之秋张亮身怀重孕，包围圈中挥泪一别夫妻各历生死

再说张亮。

她是项英的妻子，早年参加革命，婚后与项英并肩战斗，1930年底项英奉命前往中央苏区赣南，组建苏区中央局，她因怀孕留在上海。1931年春，张亮在上海生下女儿项苏云，不久，即忍痛割爱，按照组织安排将女儿托付给教育家陶行知，她经福建进入赣南，回到了项英身边。其时，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政府机关设在“红都”瑞金，因敌情变化，先后搬了几次家，但各部委仍在一块办公。兴国县长冈乡泗望村籍老红军战士刘恋（原名刘在雄），现年91岁。1931年5月，他16岁时给项英当“公差兵”，1932年4月到福建汀州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到中央三局（通讯联络局）工作。后与项英一块留下打游击，并坚持到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刘恋随项英转为新四军，曾在新四军军部任电台队队长。刘恋与项英及夫人张亮在一起工作，在长期接触中，张亮在刘恋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

回顾往事，刘恋介绍：张亮身材适中、略胖，与项英一块去过苏联，有文化，操一口四川口音，不善言辞。她是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期间，张亮任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副指导员，康克清任指导员，总司令部下设六个局，指导员主要负责俱乐部工作，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业余时间，张亮会坐在一张竹椅上，手脚齐动踩风琴，发出很好听的声音。那时，总司令部只有一架风琴，别处也没有见过这种会唱歌的木箱，大家都觉得很奇异，很洋气的。人们对张亮也就投注以另一种眼光，因为她有几个特点：张亮不仅会踩风琴还有一双小脚，是那种缠过后中途放了脚的小脚，比标准的小脚大一些，当时叫“解放脚”；另外，张亮还会吸烟，女同志吸烟在当地人目中也是个稀罕事，她吸的是那种铜制的水烟筒，用纸媒点燃，吸起来“呼噜呼噜”直响。张亮虽任副指导员，又是副主席项英的夫人，但生活仍与普通战士一样，十分艰苦，她吸烟常常连烟草也没有，就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

记忆犹新的是，刘恋与张亮发生过一次矛盾，他还动手推了张亮一掌。

那是1933年10月的一天下午，刘恋轮岗值班，一连发生几件事使他不舒服。起初，毛泽东与一个警卫员散步，来到了中央三局，一见刘恋身边有一部《红楼梦》线装书，立即拿来翻看。许久，毛泽东问：“这本书是谁的呀？”刘恋不知道这本书是否有什么问题，心里很紧张，硬着头皮答：“是我的。”毛泽东把书一扬，说：“我借了啊。”

毛泽东走后，刘恋心里忐忑不安。这本书是他的战利品，一次在战场上见到几部书，他就背了两部回来，一部是《词源》一部是《红楼梦》。当时，刘恋还看不懂《红楼梦》，不知道是好书坏书，会不会惹事生非。正稀里糊涂想着，李德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了。李德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什么，伍修权就叫刘恋站起来并开始翻译着批评刘恋，说李德是外国军事顾问，是大首长，见了面必须站起来立正、敬礼、有礼貌……批评了许久二人才离去。

刘恋见李德走远才坐下来低着头嘀咕：“朱德、毛泽东也是大首长，天天来中央三局的尽是大首长，也没有谁说要站起来立正、敬礼……”这一来，刘恋心绪大坏，想哭。那时，他个子小年龄也小，还会耍性子，高兴了嘻嘻哈哈，不高兴时就哭哭泣泣，闹着要上前线打仗。恰巧，此时张亮来了，她顺手翻看刘恋写的值班日记，然后批评说，写得马马虎虎应付一下，格式不对，内容不全，字也写得不好，胳膊伸得太长，腿脚缩得太短，这里那里都有毛病。刘恋正在气头上，对张亮的批评也不理睬，听着听着听烦了用力推她一把，大声嚷嚷：“走开，我不要你管――”泪水就哗哗流了出来。张亮被推得后退一步，诧异地看着刘恋，知道撞上了无名火，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就离开了。

张亮一走，刘恋又悔又怕，虽然张亮平日与大家相处挺好，但她毕竟是副指导员，又是项英的妻子，真要怪罪下来，自己也有苦头吃。于是，刘恋将此事汇报了指导员康克清，她是刘恋的入党介绍人，刘恋又将此事汇报了刘伯承。刘伯承是1932年到达瑞金的，当时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是刘恋的邻居，待刘恋很好，每天教他识10个字。听了刘恋此事的汇报，二个领导都没说什么，既没有批评张亮，也没有批评刘恋。事情不了了之，刘恋又不会道歉，心存芥蒂，与张亮见了面也不好意思说话，就这样，心里一直存留着负疚。

红军长征，主力离开。刘恋则跟着项英、陈毅留守红区，是紧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进行指挥的电台报务员。来往电讯中，他能更清楚地看到局势不妙，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全面笼罩中央苏区，形势恶化，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数十万白军大兵压境，留守红军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没有及时改变斗争方式，反而与敌死打硬拼，部队损失异常严重。10月下旬，中央分局与政府办事处，不得不由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龙泉一带，12月又迁至于都县小密区井塘村。四个月之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赣南省委机关及部队，统统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带，境地危险，有如瓮中之鳖。

中央分局组织多次突围，大部分被打垮。这时，人们只能隐蔽在山林里。

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又临时决定，让4位老弱病孕者离开，从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这4个人为：瞿秋白（36岁，已因肺病吐血15年）、何叔衡（61岁）、张亮（孕妇、项英的妻子）、周月林。同时决定，邓子恢跟他们同路出发，插到福建省的龙岩、永定一带打游击。

日日相处，共同感受最严峻的敌情，刘恋也能从项英坚毅的外表中，感触到他内心沉重而微妙的变化。

项英对与张亮的分别，心情是很复杂的：让张亮留下吧，险恶的环境不允许，还有以后分娩怎么办？思前想后，意志坚强的项英决定，让张亮随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后赴上海。但他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各经生死之途，相见竟是“敌我”了。

1935年2月4日，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项英等人铁青着脸，张望四周铁桶般的大山，苦苦等待上级回电。这日，他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白军加紧构造沿河封锁线，企图将中央苏区的红军，锁定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中央苏区到了最紧急关头。在报告敌情后，写道： “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他还根据当时形势紧急的情况，以急迫的心情，在电报上写道：“请中央 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可是，日落西山，四野乌黑，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仍没有回电。

“吃饭吧，老项。你不来，谢大嫂一家都在等着。事情再急，饭还是要吃！”张亮柔和地招呼。火烧眉毛，她倒不急不忧，跟项英结婚这么多年，什么时候不紧张，不危险！还不都过来了？天塌下来有男人顶着，女人嘛，不要闲操心，瞎操心。

望望天色将晚，项英叹了口气，走向饭桌。桌上摆着一大钵子黄元米果，一片金黄之中夹杂着蒜叶的葱绿，香气扑鼻。项英这才觉得肚子早就饿了，挥挥手：“来来来，大家一起坐下，过年！”

黄元米果是赣南客家食品，为了这餐年饭，房东谢招娣忙了两天。张亮跟上跟下帮忙，虽说帮不上什么忙，挺着个大肚子也很辛苦。她把米果一块一块往项英碗里夹，觉得也自有一分心意在其中。吃完饭，房东又端上一大皮钵擂茶，给项英、张亮每人满满斟上一碗，还格外加了一把芝麻。他们聊着天一直到深夜，为了感谢房东的情谊，张亮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以及被面、蚊帐送给了谢招娣。

翌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１）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去，尚成问题。（２）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边、闽赣边和广东饶平及福建平和、漳浦一带，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他们请党中央立即复示，并告：“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项英等待中央的指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屋外团团乱转。下午，中央终于回电，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2月7日，瞿秋白组织中央工农剧社3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举行会演。刚割完稻子（一季稻），干部、战士及群众便坐、站在梯田里看戏。张亮与项英，周月林与梁柏台，在这里度过了团聚而愉快的一日。

第二天开始做转移准备，张亮流着泪，在保姆帮助下收拾行李。物品堆在床上，不知如何拣拾，这些物品，都是清理几遍舍不得丢弃的衣物。舍不得也要丢，她狠狠心，又把一些用品，连同贵重的毛衣也给了保姆。保姆是瑞金泽覃乡人，得了那么多衣物，受宠若惊。她劝张亮不要走，实在不行，就住到泽覃乡自己家去。她的邀请被婉言谢绝。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5人出发，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离开了中央分局驻地--于都县黄龙乡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转移。约一周后，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

福建省委的形势也极险恶。在敌人的大肆围剿下，福建省委已经撤到了四都山上。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将瞿秋白一行老弱病孕者，安排在山上歇息数日。2月20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启程上路。

再走，就进入白色恐怖区域，凶险叵测。为了保障中央一行人的安全，福建省委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向永定进发。

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寒气逼人，夜间行军相当艰苦。瞿秋白身体很弱，呼吸艰难，过去平路都是骑马，现在崎岖山路上紧赶慢赶，一路咳嗽，有时实在喘不过气来，就地倚坐路旁急咳一阵，咳出一口血来。说：“哎，我这倒霉的身子，越到要紧时越不争气。”

何叔衡年纪很大，体力不支，平时爬山锻炼少，行动比较缓慢。

张亮有点娇气，也有点骄气，但更多的是实际困难。她是副主席的老婆，正怀着孕，时有很大的妊娠反映，跟着部队急行军，却又是小脚，走路全靠脚后跟使劲，脚后跟早已打起血泡，脚一沾地便疼痛不已。她有洁癖，一路上不少困难，不但不能洗澡，有时洗脸都洗不了。手痛、脚痛、腰痛，加上肚子大尿频，琐事就很多，保姆不在，关键时刻，没人主动上前帮助，却有人一个劲儿催促快走。她一忽儿坐下捶脚，一忽儿钻入草丛屙尿，心情不好，火气就大，说话行事有点乖张，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闹着要吃烟解乏，谁也拿她没办法。

2月21日傍晚，队伍终于来到长汀县水口镇。水口镇北有汀江横亘，唯一的木桥上已有敌人把守。周月林、瞿秋白等人只得利用夜色掩护，从下游偷渡过江。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队伍行行止止，通过白军层层封锁。2月24日拂晓，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浑身打冷颤，饥肠辘辘，坐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一迟缓，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驻扎着白军保安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查明情况后，李玉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

红军护送队长名叫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就担心他靠不住。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像只野兔，三蹦两蹦，转眼就逃得无影无踪。

队长带头逃跑，队伍刹时大乱。情急间，邓子恢大吼一声，亲自组织部队战斗。

激战一个时辰，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何叔衡眼见无法突围，掏出枪，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邓子恢一见急了，箭步扑上去夺他的手枪，却慢了一脚。“砰”一声枪响，何叔衡从悬崖上倒栽葱，滚落到下面的田野。白军以为是红军突围者，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邓子恢又去拖瞿秋白撤退，瞿秋白正在发烧，躺在担架上，一阵急咳，脸色通红，身体软耷，根本动弹不了。

护送队一部分人，在山上阻击敌人。周月林随混乱的人群跑上后山顶，却没有下山的路，人们纷纷往山下滚，她也随着往山下滚。滚下山来，看见邓子恢在前面开路，便紧紧地跟上去，队伍中还有持机枪的战士。邓子恢是本地人，又是打游击出身，熟悉道路，她知道：自己脱险了。

一阵疾走，闯出了包围圈。周月林四下一看，瞿秋白不见了。

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病，三天两头发高烧，在瑞金时，傅连璋医生天天都要来给他看病、打针。周月林想：如果他在这山上掉队，没有别人帮助，寸步难行。想着想着，她迟缓了脚步，身后弹雨如蝗虫，她赶紧又跟上队伍，走着走着周月林又不走了，一咬牙竟返身向包围圈走去。她去寻找瞿秋白，爬上山，见一人席地而坐，苍白的脸上，呈一片桃花般的红晕，正是瞿秋白。

山上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吆喝声，催命无常一般频频叫着。

紧急关头，瞿秋白见到周月林十分高兴，挣扎着站起来，喘着说：“阿妹，你来了，这就好了。”

她陪同瞿秋白慢慢往前走。过了一会儿，看到张亮在前面。张亮怀孕，已临近分娩期，身体十分沉重，全压在小脚上，每走一步如针扎般痛，在山上也走不动。

三人半歇半走，走了一会，才到半山腰。敌人的吆喝声越来越近，死亡也一步步逼近。周月林心急如焚，头皮发麻，这时，距离山下不远，本该拼命奔跑，脱离险境。可是，瞿秋白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又咳出一大口血。看见前面有间塌了顶的破屋子，说：“阿妹，我们去里面休息休息吧。”

再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生死攸关之际，她看了看张亮，张亮挺着个大肚子，肿胀的双脚一着地，锥心刺骨地痛，肚子也痛得厉害，每走一步，脸都痛得变形，实在受不了了，连说：“累死了累死了，就是死也走不动了。”

一病一孕，病痛交加。周月林万般无奈，只好对他们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我再到别的地方看看。有事就轻轻拍一下手。”

四下巡视，她发现不远处有一篷高耸的冬茅草丛，四周杂草很深，掩映着一口小水塘，人躲在里面，外面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她试探着下水，小心翼翼钻进去。

白军的搜索越来越近。瞿秋白、张亮的紧张刹时战胜了病痛，他们并没进破屋子，而是原地坐着看周月林。见她找着了地方，便说：“阿妹，我们还是躲到你那儿去吧，我看了一下周围，还是你那里隐蔽一点。”

南方4月，春仲水暖，草长路滑。二人摸索着向下走，重症在身的瞿秋白，早已折腾得四肢无力，在草丛边滑了一跤，好在被一棵小树拦挡住。这棵该死的小树摇晃了一下，临近搜索的白军看见小树报信，立即吆喝道：

“奇怪，今天没有风，怎么那棵树突然会动？”

骂骂咧咧，就有几个白军下山，向那篷草丛包抄而来。四周没有什么隐藏点，他们一眼便看见了草丛，向着草丛叫喊：“躲藏在草丛里的人快出来，我们看见了你们，再不出来就开枪了。”

墨绿碧绿相杂的那篷野草，生机盎然，盛开着一簇艳红艳红的映山红。随着几声枪响，水面溅起一圈圈水花，映山红花瓣似血一般，纷纷扬扬，撒落在水面上。范金柱、赖忠顺，两个地主武装“义勇队”队员，沿着草丛下到鱼塘，挺着枪刺，慢慢地搜索过来。

周月林三人如落汤鸡，相衔作一串被押上岸。白军们争先恐后冲上来发财，衣服、裤子兜全部翻了过来，搜出一些水淋淋的港元、黄金等。

山林异常静谧，小鸟啁啾，此时，大约中午1点1刻。

五、 阵中被捕设计瞞敌，叛徒告密狱中倍受煎熬

在昼与夜的边缘，生活的阴影开始拉长。

瞿秋白与一块被捕的两个女人，湿漉漉地浑身淌水，一瘸一拐，慢慢捱着。下午4点，三人被押到水口镇，即行审讯。又冷又饿，他们半真半假地打着寒颤，装作畏畏缩缩，开始了人生的低语。离开福建省委前，数人曾设计了万一被捕的应对口供，此时，不幸用上，按计而言。

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她在瑞金担任“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

张亮供名周莲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

瞿秋白供名林琪祥，36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跑，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白军所俘。

打仗，既可升官，亦是个发财获色的机会。李玉对瞿秋白并不在乎，眼光却滴溜溜地绕着周月林转。周月林当年二十八岁，看上去也就二十二三。李玉是个色中饿鬼，对其一眼相中，觉得她身材适中，性似温柔，表象温和。心里不停地在打她的主意。

到了上杭，李玉也不将周月林关入监狱，却擅自将其安排在营房里住。两天后，他见无甚大碍，进而向团长钟绍葵要求：“我妻子即将生产，找不到接生婆，想让被俘护士陈秀英到家中服侍，以便接生和伺候月子。”

钟绍葵知道，李玉这次“剿匪”得了头功，按惯例，也该他分些好处，得个女人并不为过，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周月林便径往李玉家中，当了“保姆”。

战场上捕获的女人，没有什么用，关押还要浪费饭钱，所以一般都是拿来卖钱。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三十岁，小脚、中等个，白嫩白嫩的皮肤，很富态。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老板，名叫林鸿昌（又名林晴光），没有孩子，就来相人。一打听，价格不贵，也将其保释出去，讲好生下的孩子归他所有。

白军把瞿秋白关在狱中，审不出什么名堂，照例想要敲一笔银子。要他在当地或外地寻找铺保，拿钱、取保，瞿秋白立即写信，托人转给上海的鲁迅、周建人、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鲁迅、周建人、杨之华以及地下党，通过各种办法进行营救。鲁迅交50块银元，杨之华连同做的几件衣物一并寄往福建，出面做铺保的老板也找到了……

时间一晃，一个月过去。周月林在李家混熟，从白军勤杂人员处得知，那段时期正是剿“匪”高潮，地方上处处戒备森严，常有人被抓获。她想局势稍稳，瞅准机会逃走。不意，局势继续恶化……

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红军与白军第八师激烈交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徐氏被捕，在审讯中白军对徐氏格外重视。严刑拷打，徐氏起初尚能坚持，终究不敌酷刑笞杖，一顿打吓，血肉横飞，徐氏竹筒倒豆子，不但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供认：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及周月林、张亮等，均于一月前在濯田被俘。

这一情报非同小可，白军立即紧急排查。与此同时，白军一部，又俘获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该主席亦交待：瞿秋白等人，先已被俘。另有一些游击队员、苏维埃工作人员，也从侧面证实以上情况。

根据以上两个叛徒及被捕人员供词，按所叙时日、形状推断，白军基本确定：林琪祥、黄秀英、周莲玉，三人即是瞿秋白、周月林、张亮。

为此，白军还准备了“杀手锏”——找来两个被俘红军叛徒：一个叫杨岳彬，一个叫朱森。在瑞金中央工作期间，杨岳彬和朱森对周月林和张亮都很熟。经这两个叛徒分别认证，她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敌人对她们软硬兼施，但都无法让她们开口。

4月25日左右，保安第十四团，将瞿秋白押往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赶紧收回羁押，解送龙岩。

连日阴雨，天空忽然绽出几缕阳光，一队荷枪实弹的白军队伍，间夹着几匹高头大马，两乘小轿在小道上逶迤而行。多日来，钟绍葵一直处在激动、欣喜之中。若林琪祥、黄秀英、周莲玉，三人果然是瞿秋白、周月林、张亮。岂不是天大的功劳！钟绍葵为两个女人征了轿子，一路上亲自押送，故作体贴状。其间，有几分急不可捺，也有几分好奇，总想先行得到她们的口供。

翌日中午，一行人抵达丰年桥。午饭，上了不少好菜。钟绍葵及副官张友民，唤周月林、张亮同桌吃饭。端茶倒水，“嘘寒问暖”。

“周小姐，一路上辛苦了。”

房间的门窗全部关闭，屋里流淌着一股暗盈的气流。重新收羁，周月林知道事情暴露。钟绍葵搭话，喊自己周小姐，是在试探自己，故不应。

钟绍葵又转向张亮，夹了一块鱼，递去。

“张小姐，多吃点菜，不要急坏了身体。”

相对而言，张亮在政治上幼稚得多，被捕后，准备吃苦头。从钟团长劝菜的话中，知道大家的身份已经暴露。便说些无干紧要的话：“我怀孕脚痛，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

“是嘛，林琪祥就是瞿秋白，我们早就知道了。”钟绍葵故弄玄虚，继续套话说：“你们一共是五个人，还有其他什么要报告吗？”

周月林仍不吭声。张亮亦无言。

虽没有意料的收获，钟绍葵仍处于狂喜之中。钟绍葵不但官瘾重，而且是财迷心窍。自周月林、张亮的身份确定，他心里早早地打着小九九，要借此发一笔横财。

生命的枯灯，忽明忽灭。严重的肺病一丝丝耗尽了他生命之灯油，孱弱的瞿秋白摇摇欲坠。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一路蹒跚，磨磨蹭蹭，被押至长汀。不怕死，并非喜欢死、找死，所以他仍和白军虚与周旋，为掩护自己也掩护别人，鞭笞刑逼，无所畏惧。白军无奈，即唤叛徒郑大鹏，当堂指认瞿秋白。郑大鹏原先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是瞿秋白的直接部属。

在郑的指认下，瞿秋白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哈哈一笑：“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小说”成为“纪实”。消息传来，钟绍葵狂喜不已，即着手构思，遣词造句，5月14日，向南京发邀功请奖电报。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军委会委员长蒋钧鉴：

职团于上月有日派队游击长汀属之水口尚潭，俘获赤匪伪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之妻名张亮、伪中央执委兼妇女部长周月林（即伪中委梁柏台妻）、伪中委总书记兼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等要匪三名。俘获时曾经鞑讯，乃张亮伪供周莲玉，周月林初则伪称陈秀英，一再研讯又伪供黄秀英，瞿秋白化名为林琪祥。嗣经俘获匪兵指认，确系张亮、周月林、瞿秋白后，该匪始无词狡辩，供认不讳。共供同行之伪中央委员何叔衡一名，亦于是役被我军击中要害毙命等供在案。查该匪等前经钧部明令悬缉有案，除瞿秋白一名奉驻汀三十六师宋师长希濂电令解长汀研讯；其张亮、周月林二名奉驻闽第二绥靖区李司令默庵电令解龙岩研讯外，理合将俘获匪首情形电报钧部察核备案，并乞查案给赏，借资鼓励。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长钟绍葵，寒叩。

对于南京政府，是频频胜利的季节，当局者们的心情很好，出手大方。“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5月25日批文：

“覆电嘉奖，并交军政部查案给奖”。

那是一系列重大胜利中的一项，军政部经查果然认帐，给钟部拨发奖金共十万银元，中途却被福建省政府雁过拔毛，扣下绝大部分，只发给钟部三万元了事。

关押、审问，后根据蒋介石命令枪杀瞿秋白同志，国民党第３６师师长的宋希濂（１９８０年为全国政协常委），１９５６年４月２日和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８日，两次回忆证明：瞿秋白在狱中坚信理想，宣传马列。

审讯继续进行，期间，周月林亦被叛徒当堂指认身份。敌人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企图让她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接头地点、暗号。可是，任凭敌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不为所动。敌人无奈，1935年9月20日，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周月林、张亮有期徒刑各10年。

六、 保释出狱奔波流离贫困交加，解放后盼望回归组织却遭受冤枉啷当入狱

在国民党的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周月林协助张亮，共同哺育这个孩子，在铁窗内熬过了水深火热的两个春秋。

“七七”事变后，抗日高潮来临。1937年7月15日，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协议。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从而正式宣布，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

这时，突然有人出面保释周月林、张亮二人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一次酒宴上，他偶然得知龙岩监狱里关着梁柏台的妻子，便找熟人疏通。此时，在共产党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已开始释放政治犯。就这样，1937年10月2日，周月林、张亮二人，提前获释。

周月林从龙岩出狱，第一个念头便是寻找丈夫。张亮带着孩子与她同路而行。

千里迢迢，她们似两只出笼小鸟，急切而忐忑。从福建奔往浙江省新昌县。这是个久已向往的家，与梁柏台结婚回国，在上海期间，夫妻俩曾要求探家，因组织上不同意作罢。如今，两年的牢狱生活，600多个日夜长思，她作为梁柏台的妻子，第一次上门探望婆家，希望能得到梁柏台的音讯，更希望能遇见柏台。

万万不料，久久期待的回归近了，从陌生婆家那得到的却是噩耗。梁柏台的大姐梁小芬流着泪说：“柏台可能已经牺牲了。”周月林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张亮在狱中生下一子，生养、哺育，其艰难可想而知。出狱后，不知何去何从，幼儿尚小，需要有人相帮照护，顾盼犹疑之间只好一路跟随周月林来到新昌县。在梁柏台家，周月林得知丈夫死讯，心情一直抑郁。张亮惺惺相惜，同样品尝着无限的怅惘和愁苦。

战火纷飞的年代，死亡的事经常发生，这加剧了张亮对项英的思念。

“一寸山河一寸血”，松沪会战结束后，日寇侵略的战火迅速向江南燃烧，新昌县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路途上随处可见倒毙发臭的尸体。此时上路，险象可料，生死未卜，但是坐等无益，梁柏台家贫困如洗，吃住两难。

寻夫和寻找组织的念头终于占了上风，经过商议，张亮与周月林不顾一切，离开新昌，冒险前往寻找项英。不料，途中果然遇到战事，逃难的人群左冲右撞将两人冲散。

张亮忍饥挨饿，不畏艰难，1938年春，竟然只身带着两岁多的儿子项学诚，到达中共东南分局、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南昌。找到了项英。可是，她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项英已另娶妻子。长途的奔波流离，张亮骨瘦如柴，变得脱形走样了，她风尘仆仆，泪流满面，向项英哭诉别离苦难。因为项英已经另外娶妻，虽然心如刀割，却不好有亲密的表现，当时的情景有些尴尬。为调解气氛以防不测，组织上特派曾山陪同一旁，从中斡旋。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及警卫人员则在外面守候。项英另娶一事，对张亮的打击很大，却也万般无奈，只能面对现实。按照二人商定，张亮将儿子项学诚送往延安中央保育院抚养。不意，在从延安返回皖南的途中，张亮失踪，从此杳无音信。

对于张亮之死，项英的女儿项苏云曾经对笔者辟谣，说：“有人凭空想象，写文章说，出了狱的母亲来到父亲身边，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你和周月林干的。’看母亲紧张，认为母亲承认了，拔出枪就把母亲打死。这是一段十足的谣言，并且至今仍在报刊、网络上以讹传讹。”

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项英来到延安期间 ，与从未谋面的儿女项苏云和儿子项学诚团圆。这两个孩子，均系张亮所生。1930年１１月下旬，项英由中央机关的交通员护送，从上海动身去福建，转赴江西中央苏区。怀孕数月的张亮四个月后即１９３１年３月，在上海生下女儿，也去了中央苏区。她把女儿托给了教育家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为避嫌，陶先生给其取名张苏云。说她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后来，国民党说孤儿院老收共产党的孩子，强行把它关闭。陶行知又把苏云送到了他在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1938年初被辗转送来延安。与项英会面时，项苏云年方7岁，正在延安鲁迅小学读一年级。项学诚才3岁，是１９３５年于福建龙岩狱中，由周月林帮助接生。

项英同失散多年的一双儿女见面，十分高兴，把工作之余的每一分钟都给了孩子。亲自给他们洗手洗脚，穿衣服，有功夫就陪着他们，问长问短，呵护备至。这一次的父子团聚，仅仅12天时间，项英把对孩子一生的父爱，都在那12天付与了。其间，国际友人马海德恰巧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见到项英与孩子们的那股亲情实在感人不已，立即取出照相机，为项英和两个孩子拍下了父子团聚照，这是他们父子之间唯一的珍贵照片。其时正值六届六中全会期间，项英欣喜地将这张珍贵的照片分别赠送给几位亲密的战友，数十年后，周恩来、邓颖超又将自己珍藏的这张照片转送给项苏云。

1948年，项苏云被送往苏联学习，同一批去的共有21人。都是革命烈士与中央领导的子女。其中有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高岗的儿子高毅，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一共21人。学成归国后，项苏云在纺织部门工作，1991年在中国科协退休。项学诚建国后曾在北海舰队工作，于1974年去世。

在绝望的尽头，一股精神力量悄然复苏。与张亮走散的周月林，孑然一身又上路了，她要去找党，找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战友。从上海转道武汉，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员要介绍信，她从监狱出来，哪里有什么介绍信。没有介绍信找什么组织？周月林盘桓数日无果，只好返转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从此，她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在苦难中熬煎。

落拓时刻，追思亡夫、莫斯科、上海、共产国际……亡者的世界，是生者世界的折射。那年她才31岁，丈夫没有了，还有3个孩子在世。在白色恐怖中，她的儿子小沙洲留在瑞金。那位妇女干部为了保护小沙洲，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四处转移，仍被“还乡团”捕获，押于大牢。在诸多折磨、虐待中，小沙洲不幸生病夭折。

遥远的莫斯科，犹如星际，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火星”、伟烈，你们在哪里？

望眼欲穿，总有消息，却总没有确凿的消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学生，逐渐长大，陆续回国。

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成回忆：“1940年至1941年，我们都一起学习、生活在国际儿童院。诺云丝卡娃·伊斯克拉是在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至1945年期间离开国际儿童院的，但确切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我们同学都不记得了，就连留在苏联工作的，与伊斯克拉较要好的同学也不知道她的具体地址，也不通信。我们同学们都不知道她还有个弟弟……”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亦相似：“关于伊斯克拉的消息，目前我也不知道，过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认识她。从我回国后（1941年）就没有听到她的消息，至于她的弟弟伟烈我记忆中没有印象……”

思念与痛苦，使周月林堕入了无边无际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周月林心中终于亮起了一团火花。她从报纸上得知，许多往日的熟人，都相继担任了领导职务。她的入党介绍人张琴秋，成为了中央人民政府中第一名女党员副部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于是，周月林向张琴秋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伸出了求援的手，请他们帮助恢复组织关系。

老熟人的帮忙在缓缓进行，新一轮希望冉冉升起。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又一个晴天霹雳，她欲成为正常人，反而变为阶下囚。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逝世２０周年，其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呢？和瞿秋白一起被俘，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害？

正遇肃反运动，一个高潮紧接着一个高潮之时， 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将她押抵北京，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因无任何证据，案情拖宕１０年。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监狱。

从此，以这一冤案为根据，一些书刊文字大肆描绘：在“瞿秋白”一案中，张亮属于自首叛变，而周月林则可能附和了张亮的叛变，附和了叛变也就是叛变……随即，连长眠九泉之下的瞿秋白本人，也长期被当作“叛徒”。生命之火，忽明忽灭地延续。

1977年12月，周月林服刑期满本应释放，然而鉴于“罪行重大”，她继续被关押在狱。年迈体弱的她，忍辱负重，苟延残喘，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悲伤，一息尚存，她仍要挣扎、喊冤。在山西榆次市女子监狱，她疯疯傻傻，神经好似有些失常，反反复复写些纸条，写了撕，撕了又写……

一天，一位很有责任感的监狱负责人，从她身边拾到一些碎纸片，感到这个“女犯”有冤情，他让周月林再写一个详细材料，1979年8月，周月林在劳改农场再次提出申诉。那位监狱负责人负责任地将其转给了上级。

此案涉及出卖瞿秋白，历时数十年，案情非常重大。有关部门认真核查。结果，在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瞿秋白被何人出卖的有力证据，从而推翻了原先“张亮、周月林出卖瞿秋白”之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周月林带来春风，1979年11月1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复审，终于为其平反昭雪。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周月林度过了长达25年的冤狱生涯，加上在国民党监狱坐牢两年半，总共在狱中生活约27年。其时，周月林73岁。

周月林出狱后，1980年，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予以享受离休红军干部待遇。按照本人意愿，她被安置在梁柏台的家乡新昌定居。

闲坐小院晒太阳，对着青山碧空，熟睹白云苍狗之无穷变化。这位曾经的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这位中央苏区曾经最耀眼的女星，这位坐过27年牢的女人，对着梦幻般的世事，虽无争论之欲，仍有不了之情。

1997年底，９１岁的周月林平静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