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才不遇的冯衍

“冯衍”这个姓名，几乎是古代文士怀才不遇的代名词。陆龟蒙说“冯衍归来，始叹高才不遇”；王安石说“崎岖冯衍才终废，索寞桓谭道不谋”。此外，鲍照、王维、柳宗元、苏轼、宋祁、杨万里等许多人都曾为他鸣不平。冯衍的生平究竟如何“崎岖”？他有多“高才”？他为何“不遇”？“不遇”到什么程度，博得后代这些大作家们为之反复咏叹，为之一掬同情之泪？

一　崎岖人生

古代皇权体制下，才士能够仕途亨通、实现功名夙愿者，虽然代不乏人，但按比例说，实在不多。西汉时期有位在朝廷当小官“郎”直到七八十岁的“老冯唐”，他以毕生不遇的经历，铸成了一个著名典故，那就是杜甫在诗里咏叹的“冯唐垂白老”（《垂白诗》），而王禹偁也在诗里说“羞杀老冯唐”（《送礼部苏侍郎赴南阳》）。不过这位老冯唐虽然倒霉，却终于遇到了汉文帝，可怜巴巴的他被提升做了车骑都尉。可是东汉另一位姓冯的人物，则没有如此好的运气，他忙碌一生，辛苦一生，而且才华出众，显然比冯唐优秀，却始终未得到显赫的功名前程，反倒最后老病乡里，潦倒终生。此人就是冯衍。

两位都姓冯，出身不相同。其实冯衍家世既有凭藉，本人亦非无能之辈，比老冯唐强得多。冯衍父、祖在西汉后期曾任高官，又封侯；而且他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二十而博通群书，名声鹊起。照说他的前程不可限量，但冯衍的人生难题就出在他遭逢了乱世。年轻时正逢西汉衰亡、王莽建立新朝之际，当时一般士人都存在一个出处的问题，不少人出来表态支持王莽，赫赫有名的学者扬雄就写了一篇文章《剧秦美新》，称颂王莽的新朝；另一位大儒刘歆更加积极，当了新朝的国师。其时王莽朝中一些公卿高官也都荐举冯衍出仕，但冯衍看到时局不稳，隐患甚多，对王莽政权缺乏信心，他不为眼前利益去冒险，坚辞不仕。新莽政权只建立了十几年，由于政策上的一连串失误，弄得国家扰乱，民不聊生，各地百姓相继揭竿而起，赤眉、新市、平林等武装席卷全国，天下大乱。而汉室宗亲也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纷纷趁乱起兵，群雄角逐的局势再现。当时有王莽的将军廉丹，讨伐山东赤眉军，召辟冯衍为掾。冯衍虽然应召前来，却劝说廉丹脱离王莽，相机行事。他说出四句名言：“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这些话就是要廉丹在乱世中不要固执立场，要着重考虑结果能否成功；所谓“论于大体”，就是要看清大形势，“小节”应当是指私人关系。总的意思是不要愚忠于王莽。那廉丹不听，终于战死。

不久，王莽失败被杀，各路实力派人物拥立更始帝刘玄于长安。更始朝的要员鲍永，受任“行大将军事”，奉命前往并州去开拓地盘、稳定局势。这时，冯衍觉得时机成熟了，遂进入鲍永幕中，为他设计献策，被署为立汉将军。他们一路顺利进驻太原，冯衍兼任狼孟县长。鲍、冯与上党太守田邑各拥武装，三人成鼎足之势，联合捍卫并州，安辑乡土，以观时变。几乎与鲍永、冯衍等前往并州同时，从南阳起兵的刘秀，也被更始帝委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到河北冀州一带收略地方。刘秀颇能用兵，在河北地区战胜诸多王莽残部、地方军阀和赤眉农民军，连下巨鹿、邯郸等城市，直打到蓟、平谷等地，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占领了冀、幽两州的广大地区，实力迅速壮大。

更始三年即建武元年（25）六月，刘秀自立为帝，进占洛阳，事实上与长安的更始帝刘玄唱起了对台戏。刘秀为扩展势力，派兵攻打上党，被太守田邑击败，后来田邑得知刘玄已在乱中被赤眉杀掉，加之自己老母妻子等被刘秀部下抓去，便即归降刘秀。刘秀乘势叫田邑招降并州“铁三角”的另二位鲍永、冯衍，但遭到鲍、冯二人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大家（包括当初刘秀在内）已经奉刘玄为帝，自然不应当违反“臣节”，转投新主。当时并州消息阻隔，鲍、冯二人无法确认刘玄的死讯也是一重要原因。不久，刘玄死亡的消息得到证实，鲍、冯二人也就不再坚持，遂前往河内归顺了刘秀。鲍永还为刘秀前往怀县劝说守将一起归降。后来刘秀平定全国，朝廷里文武官员，济济一堂，论功行赏。刘秀对田邑、鲍永也还宽厚，分别委以官职，后来鲍永更做到扬州牧、司隶校尉等高官，颇受重用；但对冯衍，刘秀却怨恨他当初未能及时归顺自己，所以在论功行赏中没有他的份儿。这是冯衍在东汉的第一次“不遇”。

建武六年（30），发生日食，光武帝刘秀号召朝野建言议政，冯衍上书论八件大事，分别是：显文德、褒武烈、修旧功、招俊杰、明好恶、简法令、差秩禄、抚边境。八件大事被他说得样样重要，件件分明。刘秀看后觉得不错，此时对他的怨恨也渐渐消散，就打算召见他面谈。不想有个司徒长史令狐略消息灵通，得知此事后便去对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说，冯衍要到皇上那里讲你们坏话，你们可得小心。王、周二人一听便很紧张，赶快向刘秀说冯衍如何如何用心不良，于是刘秀便打消了接见他的念头。一个极佳机会失去了。那令狐略为何如此仇恨冯衍？原来冯衍在狼孟长任上时，曾经严厉打击过地方恶势力令狐氏一家，令狐略一家正在其中，所以乘机报复，不遗余力地诽谤他。这是冯衍进入东汉之后遭到的第二次“不遇”了。

第三次挫折与阴兴、阴就有关。这两位是刘秀皇后阴氏之胞弟，当时他们以外戚身份贵重一时，阴兴还任卫尉，肩负警卫宫廷的重任。兄弟俩附庸风雅，很喜欢与才士们结交。他们很欣赏冯衍的才情，所以主动与之交好。冯衍当时也正无事可做，便经常出入阴家兄弟公府。他还通过阴氏兄弟，与刘氏诸王如刘章等有了交往。这一层人脉关系的建立，对冯衍有一定好处，不久他就被推荐任司隶从事，也就是在京城洛阳的地方长官府中任职。但这件事又招来了麻烦。由于京城里外戚门下宾客甚众，其中不免有人狐假虎威，惹是生非，制造事端。有人将这些外戚的宾客作恶之事控告到刘秀那里，而这位皇帝的作风是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管的，所以他决心整治京都秩序，先拿外戚的宾客们开刀。他下令将那些不守规矩的宾客都抓起来治罪，还杀掉一批。冯衍虽然没有做什么坏事，但是他毕竟平日与那些宾客们常来往，所以他也被视为外戚宾客中的一员，受到怀疑。冯衍一看形势不对，吓得慌了神，就自投监狱，表示拥护当局的治安措施。后来，他虽被无罪释放，但却受到惊吓，从此离开洛阳，西归杜陵故里，闭门自保，不敢再与亲故联系交往了。这一次的挫折，怪不得别人，只能怪冯衍自己功名心切，结交不慎了。

此后，冯衍便一直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他寿命不短，活到八十余岁。后半生家庭生活也不愉快，前妻不知何故被他“休”掉了。在这件事上他也犯了错误。娶进来的后妻任氏凶悍异常，不仅虐待前妻之子，而且脾气暴躁，平日对冯衍没有好脸色，动辄詈骂争吵，甚至将他逐出家门。冯衍晚年穷困老病，生活相当凄惨，真是“崎岖”得很哪！

二　蚌病成珠

冯衍政治上只是早期有偶尔的灵光一显，后来便再无什么建树。但是在文学上，冯衍可是实实在在的“高才”。冯衍的文学成就在东汉可入一流作者行列。范晔撰写《后汉书》，凡人物纪传，多是数人合一卷，少数重要人物一人设一卷，一人而设上、下两卷者极少。查全书中为之设上下卷的传主，只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一人。此外就是列传中的班固、蔡邕、袁绍，都占有一卷半篇幅。冯衍也占了一卷半（他与桓谭合一卷，再加独自一卷）。可见在范晔心目中，冯衍与班固、蔡邕可作等量齐观。此三人为何占有如许多的篇幅？主要是因为全文引述他们的文学作品较多，如班固传中引《两都赋》等，蔡邕传中引《述行赋》等；至于冯衍，本传中大段引述的有《说廉丹》《上疏自陈》《计说鲍永》《遗田邑书》《与阴就书》，而最长的一篇就是《显志赋》，这些都被视为一代文章佳品。

《显志赋》写于作者生活后期。就性质而言，无疑属于刘勰所说的“序志”一类。关于本篇作意，冯衍自释曰：“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要在昭示本人的心情志尚。赋前有“自论”之文，述本人不遇经历：“……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又说：“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归家，复羁旅于州郡，身愈据职，家弥穷困，卒离饥寒之灾，有丧元子之祸。”这些都说自己为人清正，光明磊落，应当说这些都是冯衍的实话。接着又写尽管自己遭遇诸多不幸，但仍秉持“‘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趣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间之事”，此皆敷衍道德之论，申述超世之志，表明作者其时对于功名利禄已经看得开了，心态上能做到淡定从容，与世无争。

赋中为了“显志”，大量引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藉以寄托作者的身世悲悼和思想取舍。他的主要意思是强调“忠信”，反对纵横权术，“遘祸”“擅强”，主张弘扬“先王之法则”。在赋中，作者对屈原表示了最高的钦佩和认同，树为立身行事的榜样，说：

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赋中也效仿《离骚》，写周览天地四方上下古今，遭逢众多历代圣贤人物，回顾了不少成败经验，体悟到古今人生真谛，增添了不少反思后的自信，但结果还是回归现实的迷惑和失落。冯衍以屈子自拟，从精神到文字上都在效法他心目中的“前修”，这有助于建立他道德上的制高点，也有助于作品确立感人的悲情格调。《显志赋》还突出写到孔丘和老聃，冯衍晚年服膺的，主要是他们的“知命”学说和“贵玄”思想。看得出来，这些都是作者在无奈中为了“守寂寞”而聊以自慰的做法。赋中说：“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其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冯衍在这里很坦白，他承认自己穷处是功业无成的无奈结果，不是他的主动选择。《显志赋》写出了穷处的无奈，同时写出了“俶傥而高引”，这里有真诚的态度，也有高洁的境界，因此它是东汉优秀的辞赋代表性作品之一。

冯衍的作品，即使平常小文，亦饱含文采，颇见妙趣。如《与妇弟任武达书》虽为一普通书信，写家庭琐事，但他以整饬的文字诉说了后妻的凶悍可恶之状：

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扺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忿令人不顾祸。

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段话就是：母鸡清早打鸣，那是家庭的大不幸。古人的大患难，今天让我冯衍遇到了。（她）吃饱喝足了，就要扮演暴君桀、纣那种角色。她在家里拿我寻开心，又到外面宣传我的不是。（她）凶神恶煞般对待我，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的痛苦可以向苍天投诉，我受的毒害遍布五脏。我忧愁得都不想活了，我气愤得都愿意去闯大祸！——这些文字，读来既令人同情其“愁”其“忿”，也使人看出这位书生不擅处理家庭关系，以致觉得他滑稽可笑。

关于冯衍的文学成就，刘勰谓：“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文心雕龙·才略》）一方面肯定他的“辞说”文章，同时也称赞《显志赋》是“蚌病成珠”。所谓“蚌病”，当指冯衍“坎盛世”的生活遭遇。正是“蚌病”，才结出《显志赋》这样的“珠”来。此中原理，盖与司马迁所说的“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等略同，我们不妨也可以借用司马迁的思路和语气，补充一句：“冯衍不遇，遂有《显志》。”

三　关于“文过其实”

冯衍后期赋闲在家，窘迫之余，曾向光武帝刘秀上书，主动表达忠款，兼以显示文采。刘秀尽管对他的生花妙笔颇为赞赏，却再无起用他之意。刘秀去世之后，老年冯衍也曾再次燃起出山的希望，他上书明帝刘庄，致以拳拳诚意。但朝廷里只要一提起冯衍，不少官员就异口同声说他“文过其实”，好像他只会写文章，做其他事都不行。这种说法形成一种舆论，影响到刘秀、刘庄父子两代皇帝，压得他没有出头之日，只能终老在家，向壁而叹。

冯衍真的是“文过其实”吗？对此需要进行分析。一方面，当时朝廷里确有人在恶意攻击、贬低他。但仔细考察冯衍一生，在冯衍的从政经历中，确实也表现出不少问题，要说“文过其实”也不算大错。首先是他在应对政治事件时，往往从抽象观念出发，这就容易出现差错。尤其在战乱复杂的情势下，他的书生式思维方式会导致严重后果。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当初他在刘玄与刘秀两边的选择问题。其实更始帝刘玄是在新莽末战乱初起时被仓促推上帝座的，其个人品格和政略才具都很平庸。《后汉书》本传载他初称帝时“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后来进入长安，百废待举之际，又“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当时群臣即有不满议论，说“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如此不成器人物，因一时有了个帝号，冯衍便将他奉为神圣，忠贞不渝。他在给田邑的信中说：“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他希望田邑与自己一样“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他对时局不作清醒分析，对刘玄缺乏基本的认识了解，便死心塌地当起了“忠臣”和“守道之臣”。他大义凛然地“守道”的结果，就是政治上“站错队”，最后还是情势所迫，不得不投向刘秀。或许由于前面吃了盲目“守道”当“忠臣”的亏，受到事实的严重教训，冯衍后来改变了做法。他不再谨守那些道德信条了，行事多从功利效果出发，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期于有成，不问所由”，做事情主要看结果，于是有了与外戚阴氏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事实表明，他在作风上转向实用主义，给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烦，以致影响终生。当初他曾教训廉丹说要“论于大体”，实际上他自己就很少做到。这些难道不是“文过其实”吗？

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文过其实”不是冯衍一人的问题，文人的特长就在于“文”。文章或者文学，与社会政治当然有关联，但毕竟是两码事，我们不能要求优秀文人在实际事务包括政治方面也一定是优秀的、成功的。纵观文学史上，有几个杰出文学家同时又是优秀政治家的？屈原自古以来被确认是伟大文学家，但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如何？很难说。我们在《离骚》等作品中看到的，也就是一位拥有道德正义的文士，高调咏唱着“美政”理想，他面临现实政治上的节节败退，只好以发泄“牢骚”为能事。曹植、李白、杜甫这些公认的文学天才，他们在政治上几乎也都是失败者，或者谈不上有什么作为。王安石是文学家中政治实干能力最强的一位了，他推行强有力的政治改革，企图治疗并振兴北宋千疮百孔的社会，但也以失败告终，并且加入到咏叹冯衍的队伍中来。至于东汉时期的优秀文学家王充、班固、张衡、蔡邕等人，他们在政治上也都没有什么可歌可颂的成就，有的还犯有过失，其实也都是“文过其实”者。如此说来，对于历史上的文学家，只要他们在大节上说得过去，没有严重的品德污点，我们就只管欣赏他们的“文”就是了，不必多管他们在“实”的方面表现如何。任何作者之“文”与现实生活之间，总会存在若干间离现象，完全做到“文如其实”、“文”“实”相对应、相匹配之人，在文学史上实在少之又少。所以，“文过其实”也不应成为冯衍独有的一条“罪状”，我们对他也就不要求全责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