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禅雕龙的崔氏世家

“雕龙”与“雕虫”都是古代形容文学创作境界的说法。前者高超伟大，后者拙劣渺小。范晔《后汉书》中写道：“崔为文宗，世禅雕龙。”意思是说崔氏一门，屡世都是文坛宗主。此言不虚。事实上，崔家在东汉，优秀文学家代代相传，比班门群英人数还多，历时更加长久。

一　家族文脉的开启者崔篆

崔家上世从西汉武帝时就开始做官，历代有人任侍御史、郡太守等职。不过那都是些行政官僚，很少有文学人才。到了西汉末，局面有了改观。这事应当归功于他们家的一位儿媳妇师氏。她自幼在娘家受到良好教育，能通经学和诸子百家之言。从这位女才子嫁来伊始，崔家便开启了文学血脉。她育有两个儿子：崔发、崔篆，都才华横溢、文采斐然。那时王莽经过多年经营，逐步掌握了朝政大权，后来更正式称帝。崔发受到王莽重用，在朝廷任大司空；而他母亲师氏，也备受王莽尊崇，赐号“义成夫人”，又赐金印紫绶、文轩丹毂，以示表彰。

小儿子崔篆在老家涿郡安平（今属河北省）年纪轻轻就成了郡文学。王莽手下宠臣乘势又荐举他任步兵校尉。可是这崔篆的想法却有些不一样了，他不愿在乱世当官，就模仿古代柳下惠和孔子的言论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陈不访儒士。”摆出清高姿态，推辞不就。这王莽可不是能够随便对付过去的人，他表面上严于责己，实际上心胸狭窄，凡有政治上不附己或者阳奉阴违者，都要整治打击。崔篆抗不住强大压力，为避免老母及兄长被自己牵累，没过多久就勉强任职建新大尹。这“大尹”也就是郡太守，是王莽新政后改换的新名称，王莽喜欢搞这一套新花样。崔篆在郡，清静无为；但他曾释放无辜囚犯二千余人，颇收民望。后来新莽政权垮台，刘秀登极，东汉皇朝建立，也有不少人荐举他再度出仕，但崔篆内心十分纠结，自以为自家宗门接受过王莽“伪宠”，岂不有愧于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在今河南省），闭门著述，有《周易林》六十四篇等哲学著作；文学方面，则有临终前不久写的《慰志赋》。

篇名“慰志”，自慰生平之意。赋中回顾人生经历，陈述所遭遇时势之变幻，以及自己选择应对之艰难，既有诚挚的反省，也有委婉的解释，写出一种复杂心态。如：

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歼夷。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

这几句话意在解释自己身受王莽“伪职”的原委。因当时面临“我生之歼夷”这样的压力，身家性命受到毁灭威胁，不得已取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态度，接受那建新大尹的官职，而事后想来，心中却深感惭愧。以下又写东汉皇朝建立之后，自己被幽州牧所辟举，感激之余，决定不再出仕，简居乡间，终老村野，以不辱于先人云云。从崔篆的经历来看，他任职于新莽朝，在当时算是个“污点”。尤其与他的好友孔僖比起来，更是差得很多。史载“子建（孔僖之字）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崔）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后汉书·孔僖传》）不过与王莽政权有瓜葛之人，东汉初年大有人在，不少人皆无妨再仕。能够事后闭门潜思、知耻责己者，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崔篆对道德问题还是有相当的自我要求，至少他有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何况他当初出仕新朝确实有一定苦衷，是被迫无奈之举。这篇《慰志赋》，也因写出作者纠结的真实内心，体现了道德反思，而具有感人力量。可以认为，这是崔氏家族在文学史上留下的第一篇“雕龙”之作。

二　文章之盛冠于当世的崔駰

崔篆之子崔毅，亦有文采，但因体弱多病，无所作为。至孙子崔骃（？—92）才成就了一番文学大事业。崔骃主要生活在东汉中前期明帝、章帝时期。自幼谨修家学，年十三通晓古今训诂、百家之言，文章出众。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有人讥笑他说：你光做学问，不去当官，只图虚名，不要实利吗？崔骃遂拟扬雄《解嘲》，写了一篇《达旨》，标榜清高的志尚和操守。当时汉章帝打算按照古代典礼去“巡狩四岳”，崔骃便献上《四巡颂》，以颂汉德，辞甚典美。章帝读了，赞赏不已，问侍中窦宪：你知道有个崔骃吗？窦宪回答：我只认识班固，他数次向我介绍崔骃，但我没见过崔骃。章帝当即批评说：“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此话出自皇帝之口，足见崔骃文章魅力之大。窦宪随即辟崔骃为掾属，以表示他并非“叶公”，他是真正的“好龙”者。崔骃得到章帝褒扬，这是莫大的幸运，他非常感激。不过他也有所还报，章帝死后的谥号，就是崔骃所拟。他依据《孝经》“天地明察，神明章矣”、《虞书》“平章百姓”、《诗经》“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等语，提出“臣愚以为宜上尊号曰章”（《章帝谥议》），朝廷果然采纳了他的提议。能够与皇帝互动，两汉文士享此殊荣者极少。和帝年少继位，窦太后临朝，窦宪为车骑将军，府中掾属有三十人，人才济济，大都曾经当过刺史、太守等高官，唯有崔骃是处士，而且年少，显得很特别。这窦宪依仗窦太后威势，擅权骄恣，崔骃屡次谏诫不听。等到窦宪率领大军出击北匈奴的路途上多发生侵扰百姓的事端，崔骃作为主簿，前后向窦宪上“奏记”数十封，批评得失，议论长短，窦宪觉得这个掾属不很听话，不会做人，触犯了自己的威严，有点儿讨厌了，便逐渐疏远了崔骃。不久，窦宪任命崔骃为辽东长岑县长。崔骃自知受到嫌弃，遂不赴任，直接回了老家，以行动表示抗议。和帝永元四年（92），卒于家。

崔骃一生，所著有诗、赋、铭、颂、书、记、表及《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等，《后汉书》有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崔骃集》十卷。

崔骃在当时文名极高，他因《四巡颂》而被章帝赞誉为“龙”，不过他真正的“雕龙”作品应当是《达旨》。这是篇抒情述志之作，内容核心是他不愿随便出去当官，因为他不能“失吾之度”。什么是“度”呢？屈原早就说过：“刓方以为圆兮，常度未替。”（《九章·抽思》）“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九歌·怀沙》）王逸注：“度，法也”，“恢廓仁义，弘圣道也；心终不变，内自守也”。可知“度”即指固有的道义原则和要自守的心志。崔骃能够重视“吾之度”，不肯腼容趋时，随波逐流，表现出清正高洁的人生原则，在作品境界上也无疑有所提升：

悠悠罔极，亦各有得。彼采其华，我收其实。舍之则藏，己所学也。故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处。叫呼炫鬻，县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

这里的自我表述，说出对于功名利禄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语）的态度。他坚持一种“自然”的立场，不愿“夸毗以求举”。他最反感为了仕进而“叫呼炫鬻，县旌自表”“暴智燿世，因以干禄”，认为那是无耻行为，不是君子所为。可以看出，崔骃对于自身的道德要求是相当高的。这与同事班固有所区别。

在行文上，本文多引经典，文字雅驯，通篇谨慎说理，不取激烈态度，刘勰特地指出：“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文心雕龙·杂文》）称赞它的典雅特质。

崔骃另一名篇是《七依》，内容及写法都沿袭枚乘《七发》以下传统；但其文字优美丰富，很有特色，多被后世论者所关注、征引，尤其如下文字：

客曰：“乃导玄山之梁，不周之稻。万凿百陶，精细如蚁。砻以绤，砥以柔韦。雍人调膳，展选百味。……洞庭之鲋，灌水之鳐……滋以阳扑之姜，蔌以寿木之华；鹺以大夏之盐，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门金铺。丹柱雕楹，飞阁层楼。于是置酒乎燕游之堂，张乐乎长娱之台。酒酣乐中，美人进□□□□以承宴，调欢欣以解容。回顾百万，一笑千金。振飞縠以长舞袖，袅细腰以务抑扬。……当此之时，孔子倾于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遗其虚静，扬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乐之至盘也，公子岂能兴乎？

这是客说公子的一段，内容主题在“逸豫”“宴乐”，以此说动公子“兴”起。本篇辞采的使用和发挥极有特色。其中奇词妙句，异想天开，活用典故，文采所系。如“当此之时，孔子倾于阿谷”以下四句，皆反说历史故事，显示其独到匠心，别开境界，具有意外的特殊效果。曹植曾著文论述两汉以来“七”体写作历程及主要作家、作品。其中提到“崔骃作《七依》”，说它们“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七启序》）。得到曹植这样的天才诗人的仰慕，不是容易的事。又傅玄《七谟序》说：“若《七依》之卓砾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所谓“卓砾”，也是优秀突出之意。

崔骃的其他作品，有赋、颂、论等多篇，皆以辞采美丽见长，如《博徒论》中形容农夫劳苦之状：

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骊黑，手足骈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陇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芸，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蹄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

人物刻画非常生动，“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背上生盐，胫如烧椽”之类，读者可以想象那“农夫”是何等辛劳、何等憔悴！他们受到多么长久的伤害，过的是怎样的非人生活！更可贵的是，在真实描写之中，作者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充溢其间，更彰显作品的价值所在。

崔骃与班固、傅毅曾同在窦宪大将军幕中，范晔《后汉书》写他们“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崔骃后来因坚持独立人格，不肯同流合污，遂致仕归家，政治上也以萧条落寞而告终。这又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他是个有良心、有节操的文士，他的品格高于其他两位。总之，崔骃文采、人品两方面都有高致，是崔家“世禅雕龙”的中坚人物。

三　神品作者崔瑗

崔瑗（78—143）是崔骃中子，字子玉，锐志好学，能尽传父业。他主要生活在东汉中期和帝、安帝、顺帝时期。十五岁时父亲亡故，十八岁到京师洛阳入太学，跟着著名学者贾逵学习，很快通晓天官、历数、京房《易传》等，并与马融、张衡、窦章、王符等才士意气投合，特相友好。崔瑗还是一条血性汉子，其兄被州人所杀，崔瑗手刃仇敌，因此不得不亡命他乡。后遇赦归家，年已四十多岁。他始任郡吏，后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召，又进入车骑将军阎显之府。当时阎太后称制，阎显也是外戚，执掌大权，不免本性显露，骄奢淫逸。崔瑗多有劝谏，却只被当耳旁风，不被采纳。永建元年（126）顺帝立，阎显兄弟被诛，崔瑗受到牵连，被斥罢归。从此在家，不复应州郡召命。旧的外戚势力刚刚垮塌，新的外戚又上台了，那就是顺帝母舅、大将军梁商。梁商初开幕府，第一个辟召的对象就想到崔瑗。可是崔瑗不愿再为贵戚之吏，以有疾为由，固辞不就。后来通过推举茂才的渠道，出任汲县令。在县为民开稻田数百顷，有德政，在位视事七年，受到百姓讴歌。那歌唱道：“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溉灌，决渠作甘雨。”（《崔瑗歌》）看来他确实做了好事，因为百姓的评判最为公正。后来他又迁官济北相，与邻郡太山太守、著名的高士、清官李固互相赏识，成为知交。崔瑗重友情，好客，据《后汉书》记载，“崔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殚极滋味，不问余产。居常蔬食菜羮而已”，为了招待宾客，几乎要倾家荡产了。不久，崔瑗病卒，年六十六岁。死后家无担石之储，当世享有清誉，这也是他继承了父祖的好传统、好人格。

崔瑗于文学写作，诸体皆能。首先他撰有一组“箴”文。崔瑗作有数十篇箴文，如《尚书箴》《博士箴》等。刘勰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文心雕龙·铭箴》）崔瑗在《叙箴》中也强调要贯彻“箴规匡救”的精神，可知他喜欢写作这种文体，主要出于它能劝善戒恶，道德针砭功能强大。崔瑗这些箴文篇幅不长，但既有正面陈说，也有反面警戒，态度严肃，言辞犀利，寓意颇丰。例如《关都尉箴》：

茫茫九州，据为关津。唐尧积德，三代修仁。越季不轨，爰失厥人。圣贤不用，顽嚚是亲。汉溃武关，项破函谷。秦王子婴，缢为禽仆。尉臣司关，敢告并。

说历代全国设立关隘，虽有实际效用，但社会治理的关键还在“积德”。以秦朝为例，武关、函谷关虽然险固，但一旦政治败坏，任用“顽嚚”，排斥“圣贤”，结果仍是如同虚设，落得个国破朝亡的结局。这里的箴规锋芒颇为尖利，也很深刻。

崔瑗又擅长撰写“铭”，其父崔骃早就写过不少“铭”文，崔瑗也是继承了父业。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座右铭》：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藏。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此篇作意在自诫。所说诸项皆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原则，基本取向为谦退冲静、与物无争、自我约束、以柔克刚。思想及用语多出自《老子》。又其形态皆五言为句，朗朗上口，恰如五言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座右铭”，对后世影响巨大，这三字本身也成为古今汉语中的常用语词。诚如宋代谢薖所云：“兹言置座右，可配崔瑗铭。”（《王坦夫静寄斋》）萧统《文选》收入“铭”文二篇，本篇即其一。人们一说起“座右铭”，立即联想到崔瑗，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成就！

崔瑗作品尚有《河间相张平子碑》，崔瑗、张衡二人生前为挚友，皆有才情，而互相了解，彼此欣赏。张衡先逝世，崔瑗十分哀痛。此文高度评价了亡友，亦寄托了崔瑗本人的哀思。这一篇作品艺术价值极大，这里不能不全文照录了：

河间相张君，南阳西鄂人，讳衡，字平子。其先出自张老，为晋大夫。纳规赵武，而反其侈，书传美之。君天姿浚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是以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初举孝廉，为尚书侍郎，迁太史令，实掌重黎历纪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汉。迁公车司马令、侍中，遂相河间。政以礼成，民是用思。遭命不永，暗忽迁徂，朝失良臣，民陨令君。天泯斯道，世丧斯文。凡百君子，靡不伤焉。乃铭斯表，以旌厥问。其辞曰：

于维张君，资质懿丰。德茂材羡，高明显融。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盈科而逝，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类，禀授无形；酌焉不竭，冲而复盈。廩廪其庶，亹亹其几；膺数命世，绍圣作师。苟华必实，令德惟恭；柔嘉伊则，孝友祗容。允出在兹，维帝念功；往才女谐，化洽民雍。愍天不吊，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时恫。纪于铭勒，永终誉兮！死而不朽，芳烈著兮！（《古文苑》卷一九）

此石碑流传，后世尚在，崔瑗撰文，署名赫然。文中简述碑主张衡的生平经历，言简意赅。而最精彩之处，在于对传主成就的概括：“君天姿浚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这是赞美传主聪明好学，“川逝”云云，是借用孔子之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化其意而用之。“焉所不学，亦何不师？盈科而逝，成章乃达。一物不知，实以为耻；闻一善言，不胜其喜。包罗品类，禀授无形；酌焉不竭，冲而复盈”等语，是说传主毕生虚心，好学不倦，求知欲非常强烈，虽然知识丰富，但永不满足。“道德漫流，文章云浮”二句，是称赞张衡道德与文章两方面都臻于优秀，成就巨大，笼盖天地间。“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二句，是说张衡在学术研究和科学创造领域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人间所无。这两句成为古今对于张衡学术科技成就的最确切的概括，常为后世所引用。“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等四句，是说张衡的美妙学说和奇特创造光耀千秋，简直是神奇之至！这些赞词，无疑非常崇高，无以复加；但是揆之以事实，则完全恰当，并非虚誉夸饰，妄加赞美。因为张衡的道德、文章和学术创造确实十分伟大，史无前例。而崔瑗能够在碑文中如此准确地概括张衡的成就，表明他是传主真正的挚友，他对张衡的了解十分深入、透彻，这种了解本身也非常难得，显示出崔瑗本人在道德、文章和学术各方面的造诣亦非同一般，配得上是张衡的真正朋友。特别是“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二句，是古今公认的对张衡最崇高最准确的评价。碑文又有“天泯斯道，世丧斯文”等语，说出了全篇的主题：张衡虽逝，而其道德文章，将永存天地间。

刘勰尝言：“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文心雕龙·书记》）刘勰在论西汉“书记”时，举了“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四家作品，说它们“志气盘桓，各含殊采”；但是对于整个东汉时期，刘勰只是标举崔瑗一家，不提他人，可知崔瑗的书记文章在东汉一朝实居于鳌头。

此外，刘勰又说：“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文心雕龙·杂文》）知崔瑗“七”体写作，亦臻于优秀。再者，崔瑗所作《南阳文学官志》，亦享盛誉。《后汉书》本传谓：“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可知当时即受推重。后世亦有人称道：“昔崔瑗有《南阳文学志》，王粲有《荆州文学志》，皆表儒训，以著不朽。”（唐·梁肃《昆山县学记》）《后汉书》本传还说崔瑗撰有“七言”“赋”等等，可知崔瑗其人实在是位全能型文学高手，连当时文士们很少涉足的七言诗领域，他都有所成就。

崔瑗还是杰出的书法家。其成就高踞中国书法史峰巅。唐代书法大家张怀瓘撰《书断》，总结上古以来书法有“神品二十五人”，其中“章草书”八人，依次为张芝、杜度、崔瑗、索靖、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皇象。崔瑗居第三名；又“小篆”五人，依次为曹喜、蔡邕、邯郸淳、崔瑗、卫瓘。崔瑗居第四名。崔瑗今存《草书势》一文，论草书的发生历史及特点，以及书写要领，可以视为一篇早期书法论文。文章本身也写得十分生动，寥寥数语，“略举大较”，即将书法中重要一体的草书的几微要妙之处，解析得非常扼要到位。其中精彩之笔甚多，如说草书特色“方不中矩，圆不副规”，一语破的，精绝妙绝！又多用譬喻，“竦企鸟跱，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描述一种动态的飞驰之势，充分体现了草书的特点，亦属神来之笔！至于“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畜怒怫郁，放逸生奇”，“若杜伯揵毒缘；螣蛇赴穴，头没尾垂”之类，亦皆生动鲜活，写出草书之奇、草书之妙。实践出真知，能写出如此“神品”书法文章者，必拥有深厚的书法功力及书法体验，兹非崔瑗而莫属。

由上所述，崔瑗是当时文学艺术创作最全面的作家。诗赋文章，包括书法，皆有神品。范晔在总结东汉中期文化现象时说：“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后汉书·左雄传》）崔瑗就是东汉中期文学的领衔人物，他同时也将崔氏家族的“雕龙”事业，推进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境地。与其父崔骃比较，真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四　文章博通的崔琦

崔瑗有侄子崔琦，字子玮。少年游学京师，文章博通，被举孝廉，为郎。那时，已经到了东汉中后期的顺帝时期，外戚河南尹梁冀闻其高才，主动请求与他交游。梁冀行为多不轨，琦遂作《外戚箴》，举古今后妃外戚成败事件来讽诫他。先写“赫赫外戚，华宠煌煌”，举上古帝舜时娥皇女英等故事，表彰优秀的内眷外戚。然后说“爰及末叶，渐已颓亏”，后代有许多不良的内眷外戚事件发生，什么“惟家之索，牝鸡之晨。专权擅爱，显己蔽人。陵长间旧，圯剥至亲。并后匹嫡，淫女毙陈”之类，也举出许多例证，证明其恶果累累。然后批评说：

不相率以礼，而竞奖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褒姒毙周，妲己亡殷，赵灵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迟；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执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这些都是针对帝王内眷及外戚而发的，规劝他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要以为我现在很高贵，到时候老天爷会来灭你；不要以为皇帝会永久喜欢你，人的美色总有衰老的一天；不要以为皇帝会永久照顾你，任何关爱都有结束之时；不要以为就我能耐，到时候天怒人怨，你再厉害也要完蛋。箴文又警告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履道者固，杖执者危”。然而梁冀自以为权大位固，哪里听得进这些逆耳之言？崔琦又作《白鹄赋》，再一次讥刺梁冀。梁冀很感厌烦，就对崔琦说：“君何激刺之过乎？”说朝廷内外百官，各管各的事，天下问题多多，难道都要由我来承担？难道只是我一人的过错？你为何没完没了地刺激我？崔琦不服，针锋相对地反驳他说：“昔管仲相齐，乐闻机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直接就将梁冀比作指鹿为马的秦代赵高。梁冀大怒，把他逐出公府，还让他去临济当县长，崔琦不敢就职，解印绶归家去了。梁冀又令刺客去追杀他，刺客看见崔琦在家耕种田地，休息时专心读书，对这样的正人君子，他实在不忍下手。并且刺客以实相告，放崔琦逃脱。谁知那梁冀竟极其狠毒，最后还是将崔琦抓住杀了。崔琦立身正直，不向权贵低头，敢于与执掌大权的外戚作对，其性格作风与东汉后期的清流人物很接近，同时他也是继承了崔家前辈人士的传统正派作风。

崔琦的著作，这篇《外戚箴》最有代表性，文章征引大量帝王女眷外戚正反两方面事例，敷述历史教训。箴文所写“戚姬人豕”等，皆是刘汉皇朝近代故事，并非虚构，为后妃外戚作乱之证。文章以严厉的语气和姿态，对外戚发出严重警告，显示了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而他因为这篇箴文，刺激得权臣发怒，竟招来杀身之祸，也表明了其作品态度之严厉、内容之尖锐。为一篇文学作品而付出生命代价，这种事例，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很少看到的。这也表明本篇作品分量之重，价值之高。

崔琦被权贵外戚所害之事，在东汉一代文学家中最称壮烈。他付出了生命代价，以酬其本志。他的文章也体现了强大的人格精神。诚如他在《四皓颂》中所写的：“富贵而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他真正做到了“肆志”，践行了古圣遗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崔家“雕龙”事业和精神的延续者、发扬者，所以《后汉书》将他列入《文苑传》。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崔琦在文学方面尚未充分发挥全部潜能。这主要是因为他中年横遭荼毒，被害性命，虽然留下血染的不朽名篇，但文学写作事业上未竟其志，未尽其才。他的总体文学成就比起崔骃、崔瑗等前辈，稍显逊色。

五　才美能高的崔寔

崔寔（？—170）是崔骃之孙，崔瑗之子，字子真，一名台，字符始。他是崔琦的堂弟。他生活的时代已进入东汉末期。崔瑗死时，他尚年少，崔瑗临终时嘱咐他说：“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于是崔寔遵奉父亲遗命，留葬洛阳。谢承《后汉书》记载“初，崔寔父卒，标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榷酤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之谢承《后汉书》）我们已知其父崔瑗看重情义，而不重财产，看来崔寔与其父是一脉相承，仗义轻财。而那些庸俗时人竟然讥笑他，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另外，少年崔寔还做出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父亲逝世后曾隐居墓侧，守丧三年。这虽然是礼制上早有规定的，但历来真正做到的人却很少。为此他名声大振，三公高官都争相辟召，但他一概不应。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崔寔受本郡及朝廷官员推举，说他“才美能高”，遂召拜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又遇上这个梁冀。不久，出任五原太守，在任因病，征拜议郎，回到洛阳朝廷，与诸儒博士一起，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工作，共定五经。崔琦与梁冀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梁冀被诛，崔寔还是作为其“故吏”而受到牵连，被免官，禁锢数年。事后，又被荐举任辽东太守、尚书等。崔寔以世道乱象丛生故，便病不视事，数月之后被免官归家。灵帝建宁中（170年左右）病卒。这时离汉末大乱已为时不远了。

崔寔为官，颇有政绩。出守五原时，其地宜植麻枲，而民俗不知纺绩，民众寒冬之月竟无衣可穿，只能蜷缩在草堆里过冬。而官员来了，百姓就披着草编的简陋衣服出来相见。崔寔到任后，斥卖府中财物，换成纺织之具，以纺绩工艺教导民众，百姓因此长了技能，并得以免除寒苦。当时东汉朝政紊乱，国力衰颓，匈奴连入云中、朔方，杀掠吏民，百姓逃亡奔命。崔寔整厉士马，巩固边防，一时匈奴不敢来犯，境内安然。崔寔毕生清廉，生活简朴。他曾历任朝廷及边郡官职，家境却始终贫薄，是少有的清正廉洁官员，以致家徒四壁，死后无以殡殓。

崔寔著作甚多，凡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等，莫不精熟。他撰写过《政论》五卷，又撰有“农家”类著作《四民月令》。崔寔又曾参与撰写《汉纪》，还有《崔氏五门家传》二卷。后者是崔家的家传，崔寔一定为自己的“世禅雕龙”家族而自豪。

崔寔的重要作品，首先有《应讥》。这是属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可与其祖崔骃的《达旨》媲美。本篇主要讨论士人的出处问题。作者强调应当审时度势，不能盲目干禄求荣，否则事与愿违，只能自取其辱，如：

“……今子游精太清，潜思九玄，励节缥霄，抗志浮云。口愿甘而尝苦，身乐逸而长勤，志求贵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贫，慕容名而失厚，思虑劳乎形神。”答曰：“子徒休彼绣衣，不知嘉遁之独肥也。且麟隐于遐荒，不纡机阱之路；凤凰翔于寥廓，故节高而可慕。李斯奋激，果失其度；胥种遂功，身乃无处。观夫人之进趋也，不揣己而干禄，不揆时而要会，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谋大。纤芒毫末，祸亟无外；荣速激电，辱必弥世。故曰：爱饵衔钩，悔在鸾刀；披文食豢，乃启其毛。若夫守恬履静，澹尔无求，沉浚壑，栖息高丘。虽无炎炎之乐，亦无灼灼之忧。余窃嘉兹，庶遵厥猷！

本篇撰于汉末社会衰败、政治污浊之际，当时宦官专权，党锢之祸已兴，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被诬为“党人”，并坐下狱，甚至迫害致死。正直士人，颇有“励节缥霄，抗志浮云”者，故而篇中强调士子不应当“不揣己而干禄，不揆时而要会”，应当与险恶的政治保持距离，以免“祸亟无外”“辱必弥世”，这是从全生保身的角度说的。本篇所述在险恶情势下士人应当洁身自好，不贪恋权势，情愿“永卑”“困贫”，这是一种清高的士人“抗志”，相当具有代表性，其现实针对性较之扬雄、崔骃等同类作品更强，批判意义也更突出。

崔寔的《四民月令》性质奇特，它说的是四季节气、相应农事生产及生活常识。其中不乏科学生产知识之阐扬，及适宜生活方式之选择、四季生产技术之要领、家庭日常生活之安排等。其中既有大量民生知识性的总结，又含道德习俗的训导，辅育民风健康的养成，诚然是百姓居家立业的百科全书。如：

正月之旦，……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上除若十五日，合诸膏、小草续命丸，法药、马舌下散。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命女红趣织布。……命典馈酿春酒。

这是说乡民生活规程的一部分。正月元旦，新年伊始，各家庭成员向家长敬酒祝寿，合家欢乐。正月十五日，要开始制作各种草药。乘着农事未起，叫十五岁以上的孩子（“成童”）进入学校，学习五经。天气渐暖，不再结冰，就叫六岁至十四岁孩子（“幼童”）进入小学，学习《孝经》和《论语》。所谓“篇章”，是指书法和作文。真是在细微末节处都关心备至，体现出崔寔作为“父母官”的仁爱心肠。又如：

（二月）榆荚成及青，收干以为旨蓄……昏参夕，杏华盛，桑葚赤，可种大豆，可种胡麻，谓之上时，可种稹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

这是说二月份，星象有所变化，而杏花盛开，桑葚发红，此时应抓紧时机，栽种大豆。到四月份，雨季来到，可以种植大豆、胡麻等。种植时要考虑土地的肥瘠程度，或稠或稀。又说，这时榆树果荚成熟了，应当收下来作为食物储藏。这榆树的功用，古人是相当重视的，据《汉书·天文志》记载，西汉成帝河平元年，“旱，伤梦，民食榆皮”。又《循吏传》载，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可知榆树在饥荒年可以备救急之用。

崔寔撰此《四民月令》，诸如此类，内容繁多，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表现出“为民父母”的慈仁心理，这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爱民勤政精神。

崔寔最倾其心力写作的成果，无疑是《政论》，这是又一部“雕龙”作品了。范晔《后汉书》本传谓其“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汉末另一位政论家仲长统甚至提出应将此书作为君主的政治教科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政论》的基本政治立场，自以下数语中可以概知：

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

他主张“明著法术”，实行“霸政”。崔寔在此执法术之论，以治汉末乱世。这种立场，有异于儒者的常见态度，令人惊奇不解。但也可以理解，当时朝政腐败，社会病态，已入膏肓，以通常“德教”“仁政”之类矫治，自难以奏效于一时，所以必须下偏方猛药，冀能挽回于万一。这是崔寔头脑清醒的表现。崔寔又将治理目标，首先对准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说：

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

指陈“人主”种种“荒耽”昏庸的事端，为“天下所以不理”之主要原因，一语中的！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任何重大社会问题之出现，以及严重危机之发生，当然应归咎于体制，责任首先应由皇帝承担，而不应推卸或转嫁到臣民身上。崔寔还揭示了皇帝的种种劣政表现，包括宠信奸佞、疏斥忠良等，矛头无不指向汉末弊政。当然，崔寔论政无论怎样中肯、激烈，桓、灵二帝及其翼卵下的宦官集团都不可能听纳其意见。刘汉“皇路”更加“险倾”，终至覆灭。崔寔厉声呼“救”，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不能奏效，但是在文学史上却留下了“立言”之迹。

崔寔又有从兄崔烈，曾在灵帝、少帝时任职廷尉、司徒、太尉等朝廷高官，据《魏志》注引《傅子》载：“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烈子钧亦有世名，烈问曰：‘吾作三公，天下论何如？’钧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谓不当为公。但海内嫌铜臭尔！’”原来其司徒之职，是用钱从灵帝处买来的，名声污秽，勿怪他儿子也要嫌其“铜臭”了。崔烈听到儿子竟敢当面数落他，勃然大怒，挥杖就打。那崔钧当时正任虎贲中郎将，身穿着武官服，狼狈而逃。崔烈边打边骂说：“父亲教训你，你竟敢逃跑，你哪里像个孝子？”儿子崔钧不买账，反驳说：“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结果还是崔烈“惭而止”。

此“铜臭”崔烈，史上有名。对于一向以清高正直著称的崔氏家族传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污点。不过，崔烈后来的行为表现应当还算尚可。献帝即位后，在董卓的挟制下，朝廷西迁长安，崔烈亦曾随往。那时山东群雄袁绍等起兵，讨伐董卓，崔钧时任西河太守，也参与了袁绍的行动。为此，董卓将崔烈抓起来，投入监狱。董卓既诛，崔烈又被献帝任命为城门校尉，在西凉军阀李傕等作乱时被杀害。他虽不能算烈士，至少也不是作乱者。或许他自从被儿子谴责一顿之后，良心上受到触动，有所反省。

崔烈亦有文才，《后汉书》载他有诗、书、教、颂等作品四篇。数量不多，而且遗佚不完整，难以判断其水准如何。

纵观崔氏一门，绵延东汉二百年，文脉昌盛，人才辈出。崔氏家族对于一代文学，贡献良巨，成就了史上佳话。范晔除了“崔为文宗，世禅雕龙”的赞誉外，还有“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后汉书·崔骃传》）的说法，真是内心钦佩，赞美有加！刘勰也说：“傅毅、崔骃，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风者矣。”（《文心雕龙·才略》）肯定崔家一门世代的文学业绩。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创造出如此伟业佳绩，崔氏足堪光耀千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