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 第一章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综论

文学是人类精神沃土上的花木，它不择时地而生，富贵不一定使之繁茂，贫穷并不会让它萎谢，只要精神的土壤不贫瘠，就有文学之花开放。

日本侵略军进犯我北平、天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师生历尽艰辛南集于长沙，又长途跋涉西迁到云南，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组成了名扬天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吃的是“八宝饭”，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鞋袜，却沉浸在知识的兴味中，而内心又时常被痛苦搅动：感时忧世、思亲念友是他们无法消除的隐痛。尽管岳麓山色、南湖风光和翠湖的美景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但他们仍然难以彻底“忘忧”。忧痛促进了他们对人生、社会、战争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有太多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需要表达，于是他们将其形诸文字，写就文章。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于是乎蔚为壮观。

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交流，在于寻求认同者，而交流和“寻求”的现代表现方式之一是发表。对于声名不具、衣食尚愁的学生来说，最便捷的发表方式是出壁报。于是西南联大的壁报大为兴盛。办壁报需要联合同志、组织力量，因而形成了社团。西南联大的大部分社团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也有先成立社团，再办壁报或刊物的，但相对较少。

西南联大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结束，共计九年。九年间，在学生中先后产生了一百多个社团。以学科而论，这些社团有政治的、法律的、英文的、历史的、物理的、戏剧的、音乐的……也有生活方面的，属于文学的只有十多个，它们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边风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新河文艺社、十二月文艺社等。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学社团成员创作的。但一些不以“文学”（或“文艺”）命名的社团也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有的还成绩显著，影响广泛，如戏剧团体剧艺社。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分期，尚无定论，但从一般的论述看，大致分为五个时期：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皖南事变”前时期（1938年2月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时期（1941年1月至1944年5月），爱国运动高潮期（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反内战时期（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这种分期的主要依据是政治事件。的确，政治对西南联大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几乎决定着西南联大的“命运”。但文学不等同于政治，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与政治有关，似乎又与政治局势的动荡起伏不完全吻合。文学社团也如此。根据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以及其他社团的消长变化情况，笔者把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937年秋至1941年春），中期（1941年春至1943年秋），后期（1943年秋至1946年夏）。前期朝气蓬勃，中期沉稳向外，后期健步登高，这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轨迹和精神向度。

“综论”的重点是揭示三个时期中西南联大主要社团的基本面貌及文学作为，归纳文学社团的共同特点。但在论述这些问题之前，需要了解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与学校政策措施的关系，因此，论述从西南联大对于学生社团的管理开始。

第一节西南联大对于社团的管理

学生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大类，每所学校都设专门的部门管理学生，每个学生工作部门都会制定一些政策，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组织活动等做出规定。西南联大亦有其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

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方面是对学生团队的管理。学生团队多了，学校自然就会加强团队的管理。西南联大制定了管理社团和壁报的具体规定，对学生团队——社团和壁报进行了有效管理。大体来说，西南联大的团队管理实行“训教合一”方针，体现了民主、自由精神，为人才培养服务，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组织与建设的积极性，繁荣校园文化，在政治气氛紧张的时期，既对上面有一个交代，又保护了学生，其效果是促进了学生社团和壁报的不断涌现，丰富了校园文化，增强了民主自由风气，实现其教育的目的。

文学社团是学生社团的一类，社团管理包括了对于文学社团的管理。

一、西南联大的学生管理机构

1939年，西南联大按照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指令，成立了训导处。

在训导处成立前，学生管理工作由教务处负责。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80次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就是教务处拟订的方案。那时，学生生活方面的事宜，归教务处下设的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管，该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11月，马约翰教授任召集人。后遵教育部令，1939年7月11日设立训导处，聘查良钊教授为训导长，负责所有训育工作。训导处下设生活指导组、军事管理组和体育卫生组，原教务处的一些工作和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归入训导处。

1939年11月7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通过《训导处工作大纲》，对训导处的工作做出规定。其主要内容有：

（一）原则

1．本校训导处遵照部令规定组织，分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体育卫生三组，秉承常务委员会主持全校训导事宜。

2．本校本训教合一精神，并注重学校事务之教育价值，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应力求密切合作。

3．本校训导之责任由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及各导师共同担负，训导实施计划，由训导会议决定，交由训导处负责执行。本校原有之生活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充，辅助训导处推行训导事宜。

4．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淳朴的风气。

（二）目标

1．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

2．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

3．促进学生对于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之志向与努力。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认为：“这份工作大纲实际上把两年来的训导工作的主要精神都归纳进去了”，其主要内容都是“在训导处建立之前就早已在贯彻的”。从上面所引的“原则”和“目标”看，西南联大的训导工作是为学校的教育目标服务的，是对学生有益的。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也是这样。

训导处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审发学生的贷金和补助，一项是办理学生社团和壁报的登记。查良钊训导长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教育家，学生因经济困难找他申请救济，他一般都能批准，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则可享受甲种贷金，他能够真心实意地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学生称他为“查菩萨”或“查妈妈”。学生组织社团或出版壁报必须到训导处申请登记，要求写出负责人和导师的名字，再将有关情况填写在表格上，就能得到学校认可。社团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壁报的主张和文章的观点，训导处并不过问。当然如果不进行登记就出版壁报，训导处就会予以取缔，待办完登记手续才准予出版。这些都说明训导处是严格按照《工作大纲》行事的。

二、西南联大对学生社团的管理规定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西南联大出台过两份关于学生社团的管理文件，一份是《西南联大课外团体作业规则》，一份是《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因文件对理解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的组织与活动很有帮助，篇幅也不长，全文引录如下：

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

（1938年7月19日第80次常委会议决）

一、学生课外团体作业以学生自治组织如学生会、级会、系会及学术性质之集合为限。

二、学生团体于组织以前，应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商请准许。

三、经准许组设之团体，应将简章、成立经过、负责人员呈请教务处登记。

四、学生团体于学期终了时，应将作业成绩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作一简赅之书面报告，其无可报告或所报告查与实际不符者，学校得停止其活动。

五、学生团体负责人员，如经改选或有其他更动，应随时呈报教务处。

六、学生团体于其作业之际，应随时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请求指导。

七、凡向学校有所商请，如借用课室集会、介绍出外参观等，概以曾经登记之团体为限。

八、本规则于常务委员会公布之日施行。

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

（1939年5月16日第4次校务会议通过）

一、学生组织会社应以下列性质者为限：

甲、关于学生自治者，如学生自治会、级会。

乙、关于学术研究者，如各种学会。

丙、关于课外作业者，如体育会、音乐会、演说辩论会、出版组织。

丁、关于日常生活者，如伙食团体。

二、凡属第一条所列性质之会社得向教务处请求登记。

三、凡请求登记之会社，应将其简章或办法及负责人名单送呈教务处，经核准后方得登记。

四、学生会社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

五、学生会社于每学年终了时，应将其工作情形及全体会员名单具报教务处。

六、学生会社职员改选后，应将新职员名单录呈教务处备案。

七、凡学业成绩或平日操行不良者，不得当选学生会社职员。

八、学生会社经费应完全由会员负担。

九、凡经准许登记之会社，得请求借用学校房舍家具。

十、学生会社违反本规则时，教务处得随时取消其登记。

十一、凡学生临时集会应先取得教务处之核准。

十二、本规则自公布日起施行。

这两份文件都公布于训导处成立之前，是教务处起草，常委会或校务会通过执行的。从内容看，第二份文件比第一份文件更全面、具体。两份文件的通过时间相差十个月，大概是在执行第一份文件过程中有一些调整，才修订为第二份文件的。因此，两份文件大体上相同，只在一些细小处有所不同。两份文件的共同要点是：

1．规定了社团的性质范围；

2．要求社团登记；

3．登记内容为社团的主要情况和变更情况；

4．要求汇报社团的工作情况；

5．可以向学校借用校舍家具等。

第二份文件与第一份文件的不同是：

1．将标题中的“课外团体作业”改为“会社管理”。首先，“会社”比“课外团体作业”范围更大，包容更广，其次，“作业”是从社团工作的角度提出的，“管理”是从主管部门的角度要求的，强制力更大。

2．第二份将会社的性质分为学生自治、学术研究、课外作业、日常生活四“类”，每类下面列出“种”，更为具体全面。

3．将汇报工作的时限由“学期终了时”改为“学年终了时”，时间延长了一倍，以免“无可报告”。

第二份文件的新增内容有以下几款：

1．“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

2．“凡学业成绩或平日操行不良者，不得当选学生会社职员”按：“职员”为工作人员，即今社团干部）；

3．“经费应完全由会员负担”；

4．“学生临时集会应先取得教务处之核准”。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与第一份相比，第二份更周至，更具操作性，更清楚地体现出“管理者”的意志。这说明，西南联大对学生社团的管理越来越严密了，尤其是增加的那些条款，更带有“管理”的性质。至于执行的情况，将在下文叙述。

由于第二份文件已周详备至，便于操作，训导处成立后，再没有新草拟和颁布有关社团管理的文件，而是继续执行第二份文件。

三、西南联大对学生壁报的管理规定

对于壁报的管理，西南联大也制定过两份文件，一份是叙永分校的，一份是校本部的。全引如下：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学生壁报管理办法

（三十年二月七日常委会通过）

一、凡学生出版壁报，必须有壁报社之组织，并须遵照本分校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并请登记经核准后方得出版。

二、壁报言论不得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及政府法令。

三、壁报言论不得妨碍学校行政及伤及师生感情。

四、壁报稿件由其编者负责审查，非署真名不得登载，但发表时得用笔名。

五、壁报稿件文责由编者及作者自负之。

六、凡壁报必须张于训导处指定之地点，并不得向校外张贴。

七、凡壁报社违反上列规定时，由训导处斟酌其情节轻重处罚其负责人，并得予以停刊。

八、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由训导处呈奉分校校务委员会修正之。

九、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

（1944年5月13日）

1．凡学生组办壁报应先由其负责人向训导处申请登记并于每期报端将各该报负责人列注。

2．各壁报文字撰述人应将其姓名书于每篇首行，不得用笔名。倘有用社团名义者必须由该社团负责人署名方得揭载。

3．壁报所登稿件如有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者，除令该报停刊外，其负责人及本文撰述人应各予惩处。

4．本大学学生壁报应以同学间互相观摩作学术上之研究及练习负责发表言论为原则，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

5．各壁报应由负责人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

第一份《办法》通过时间是1941年2月7日，“常委会”是叙永分校常委会。叙永分校开始于1941年1月初，一个月后大约出现了壁报，于是分校根据情况制定了该管理办法。需要说明的是，叙永分校的领导机构设置与本部相同，管理学生的机构仍是训导处，训导处的召集人仍然是查良钊，查良钊不在叙永期间，由禇士荃负责召集，委员有霍秉权、龚祥瑞、樊际昌等。此办法对壁报要求的要点是：

1．须办理登记手续；

2．对言论提出政治要求；

3．编者和作者共负文责；

4．张贴在指定地点；

5．对违反者的惩处。

此《办法》对叙永分校的学生壁报有规范性，并起了积极作用。在西南联大校本部壁报萧条的时候，叙永分校的壁报能够异彩纷呈，与此《办法》的鼓励和保护分不开。可以看出，《办法》所列条款并没有苛求办报者，只要壁报社履行登记手续，遵守规定内容，就可以自由张贴。叙永分校该年8月31日结束，9月迁回昆明，这份文件只执行了七个月。

第二份《办法》为1944年5月10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298次会议决议，5月13日为公布时间。虽然成文时间在第一份之后，但从行文来看，与《叙永分校学生壁报管理办法》没有联系。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发布这样一份文件？在它出台之前，西南联大的壁报是怎样管理的呢？

在《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公布之前，西南联大壁报多为社团所办，先有社团，再有壁报，登记了社团就不需要再登记壁报，管理了社团也就管理了壁报。即使单独创办一份壁报，也被视为“壁报社”进行登记和管理。所以，在此《办法》公布以前，西南联大不需要专门的壁报管理规定。之所以1944年5月中旬产生此《办法》，是因为这时壁报陡然增多，已往的社团管理规则无法框范当时的壁报了。基本情况是，在“皖南事变”前，西南联大的壁报相当活跃，“皖南事变”后消失殆尽，1943年秋开始复出，至1944年“五四”，猛增到二十多种，学生接着还成立了“西南联大壁报协会”。鉴于这种情况，学校有必要对迅猛增加的壁报进行规范管理，于是训导处拟定了这份管理办法。

《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最为强调的是责任，全文共五条，第1、2、3条讲的都是责任问题。首先是壁报负责人要进行登记并在每期报端标注负责人姓名，以社团名义发表的文章，负责人也必须署名，若“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负责人将受到惩处。其次是作者的责任，作者应在篇首署上真名，若文章有严重问题，作者要受惩处。其实第5条请本校教授为导师也有出于责任的考虑成分。另外，还有第4条中“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之语，恐怕也隐含着责任的关系。为什么学校把责任看得如此重要？只要联系当时西南联大的政治环境就知道了。1941年“皖南事变”和1942年“倒孔运动”后，国民党曾两次派要员到昆明抓人，虽然因云南当局和西南联大抵制，“抓人”未得逞，但学校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作为学校的管理者，他们一方面希望民主、自由运动开展下去，另一方面还要对上级管理部门有所交代，再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治上保护学生，履行《训导处工作大纲》，所以，特别强调“责任”，以让大家各明其责，好自为之。除责任外，此《办法》似乎没有多少新内容，“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一条，也是由《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中的“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转化来的。

四、学生社团和壁报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

《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和《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并没有严格地执行，虽然有时也认真过。执行的宽严松紧，多半与政治气候有关。

应该说，西南联大关于学生社团和壁报的管理出台得相当早。第一份文件出台于1938年7月19日，那时，蒙自分校的学生还没有回到昆明本部，而以往的一年是在迁徙动荡中度过的。学校甫定，就出台《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其目的是要把学生的课外组织与活动纳入学校的正常管理，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这对培养人才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1939年7月训导处成立之前，没有认真执行过相关规定。训导处成立之初，也没有认真执行。由于政治气候恶化，执行才严格起来。严格执行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至1945年。1941年以后，政治高压出现，校园空气开始紧张，学校为了自保并保护学生，加强了各方面的管理。1941年下半年，师范学院出现了一份《春秋》壁报，这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可能是唯一一份壁报，所以影响不小，观看者颇多，还曾引来《云南日报》的记者前来抄录。训导长查良钊谨慎起见，劝主编不要再办，所以该壁报出了三期便停刊了。1943年下半年，学术性壁报陆续出现，1944年春，民主空气大盛，各种壁报纷纷涌现，这时，学校制定壁报管理办法予以规范，并有过较为严格地执行。这期间，学生若不按学校的规定自行组织社团或张贴壁报，将会被取缔。管理文件刚出台，严格执行在情理之中。日本投降前后，内战的阴影出现并逐渐浓厚，师生的政治热情便越来越高涨，严格的管理受到冲击，尤其是“一二·一”惨案后，校园笼罩在悲痛之中，“惩凶”是师生共同的心理要求，人人都有气要出、有话要说，即使思想观点过头一点，也情有可原，因此，这时的管理又松弛了。

以上是从时间和政治背景上看西南联大对于社团和壁报的管理。从文件的具体执行情况来看，无论在教务处管理时期还是训导处管理时期，基本上是流于形式，不看内容的。训导处最看重的是登记，只要来登记，就取得了“合法”的资格，可以进行活动了。而登记的手续极为简单，只要在表上填写负责人和导师的名字及其自然情况就行了。规则上规定的社团“简章”“办法”等从未要求呈报，“工作情形”更没有社团汇报过。学生集会似乎也没有先行办理准许手续。在所有条款中，训导处严格执行的只是“登记”。若不办理登记手续就擅自挂出壁报，训导处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没收，等补办完登记手续后，再行退还。至于社团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壁报刊出的地点和期数等，训导处从不予以过问。

由于训导处只管形式，不问内容，所以，不同政治倾向的社团和壁报都能在学校存在。这既是《训导处工作大纲》的精神所在，又是学校实行“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原则的体现。学校的管理只要求文责自负，不审查稿件内容，不同思想观点的壁报常常就某些问题展开论争，从而形成了西南联大浓厚的民主风气，也影响到社团和壁报生命力的强弱。有的社团和壁报因其工作成绩显著，思想观点得到广大读者拥护，参加者增多，越办越红火，有的则因工作了无生气，参加者稀少，拥护者寥寥而最终消失。应该说，训导处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态度对于促进西南联大民主空气的形成起了良好作用。

训导处要求社团和壁报进行登记时，在申请表上写明指导教师是谁，也流于形式。因为导师可以根据情况“导”或“不导”。社团或壁报不一定向导师汇报工作，请求指导，训导处也从不过问导师的指导情况，所以，无论社团或壁报组织，还是管理社团或壁报的训导处，都从未要求过导师负责。例如，《春雷》壁报社的导师是李广田，但《春雷》上的文章刊登前从没请李广田过目，其原因是“防止万一因刊登的文章或参加其他活动出了‘问题’而连累他”。当然李广田看了刊出的壁报后，还是提过一些要求，但社里并未照办。而有的社团在申请表上登记了导师的名字，但从未和导师联系，以致若干年后社团骨干记不起导师是谁。这些都说明，导师是虚设的，训导处没有查实过。

最直接的责任人是“登记人”。但登记人也不一定是社长或主要负责人，因为社团或壁报会出于种种考虑而选人去登记。例如，冬青文艺社恢复活动后去训导处办理登记手续时，登记人是何扬、袁成源，壁报上标明的社长、副社长也是他们两人，但实际负责的则是别人。因为他们两人是新从叙永分校回到本部的同学，没有在学校里暴露出政治倾向，不易引起特别注意，而原来冬青文艺社的老社员思想进步，有的遭过打击，出面登记可能不便于开展工作。有的社团若不在学校活动，则无须去登记，文聚社就是这样的。我们还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从1943年壁报复兴以后，从来没有因壁报问题处分过一个负责人。《春秋》壁报被劝令停刊，后来负责人因其他原因遭到处分，但那是1941年“白色恐怖”中的事。此后就没有发生因思想倾向而被处分的事了。

《学生壁报管理办法》中有“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之语，这也是一句空话。有些社团的成员是校外人员，他们的文章就在壁报上揭载过。新诗社的杨明，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他不仅在《新诗》壁报发表过作品，而且由新诗社出版过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

总之，西南联大对学生社团和壁报的管理是宽松的。宽松的管理来源于学校的民主自由风气，反过来，宽松的管理又有利于活跃学生的思想，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西南联大的社团管理是成功的。

第二节西南联大的前期文学社团

西南联大的前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1937年7月，战争的硝烟弥漫京津地区，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即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筹备临时大学，11月1日即行开学，由于创办仓促，因此校舍紧张，设施不全，图书匮乏，生活十分艰苦。此时全国上下抗敌情绪昂扬，师生精神状态较佳，大家克服困难，潜心教学，在衡山湘水间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不料前方战事吃紧，炮火逼近武汉，长沙不宁，教育部再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师生于1938年2月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于5月4日开学。由于昆明校舍不足，设分校于蒙自，异地办学。不久蒙自校舍被征为军用，分校迁回昆明。各学院分散于大西门外和拓东路，师生则散居全城。1939年8月，新校舍筑成，学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园，得以集中办学。但这时，日本飞机加紧轰炸昆明，有家眷的老师只好疏散到乡下居住，学生则采取“跑警报”的方式——听到空袭警报，立即跑向城外的田野和山间躲避。如果上课时警报响起，则立即下课，出后门跑向后山。为弥补损失，有时老师在树林中继续讲课。1940年7月，越南不保，昆明堪虞，教育部指示做迁校的准备。11月，成立叙永分校。1941年初，新生全部在叙永分校上课。这时，“皖南事变”爆发，西南联大随之遭受压力。

尽管生活如此动荡不安，文学活动却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师生。其间，西南联大学生不仅创作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组织了一些著名的文艺活动，而且建立了一些社团，并且把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在南岳，在蒙自，在昆明，都留下了学生的文学创作、文艺活动和社团组织及其工作的业绩。

下面将对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的社团进行介绍。

一、综合社团

西南联大壁报的兴盛，长沙临时大学时即已开先河。在岳麓山绿树环绕的校舍中，临大文学院的学生已经出过壁报。壁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抗战和岳麓景色的，表达抗战决心、鼓舞抗敌意志以及抒发战争造成的痛苦是其中心内容，关于要不要从军、要不要接受“战时训练”的问题也在壁报上讨论过。南湖诗社的发起人刘兆吉回忆：“在南岳时，曾多次出壁报，对于爱好写诗的人，已经心中有数。”所以，在蒙自组织南湖诗社很顺利。据此可知，临大文学院壁报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南湖诗社的成员，他们曾在南岳壁报上发表过诗歌。至于壁报名称是什么、出了几期、发表文章的篇名等，今天所见资料均无记载，所以无法确定是什么社团办的壁报。

西南联大有名称记载的综合性社团，最早是群社。群社1938年12月底成立，以十几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联络了二十多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启事贴出后，有近二十人报名。其宗旨是“互相交往，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举行时事报告和学术报告，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等”。成立会上选出干事九人，社长和副社长各一人，先后聘曾昭抡、余冠英、吴晓铃老师为顾问。干事会下设学术股、康乐股、时事股、服务股、文艺股、壁报股等各自开展活动，后又成立了群声歌咏队。群社的机关报是《群声》壁报，其内容较广泛，有时事分析、文艺创作、新书评介、漫画等。《群声》壁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篇名及其内容，不得其详，但它的主编林元即林抡元却是较为知名的。林元后来创办了《文聚》杂志，再后来参与编辑《观察》《新观察》《文艺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群声》是他编辑才能养成的重要历程。林元也写小说和散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边风》《群声》《冬青小说抄》及后来的《文聚》等刊物上。《群声》的另一位主编陈潜还编辑了壁报《大家看》，张贴在昆明街头，很受群众欢迎。由于群社坚持真理，广泛联系群众，注意解决学生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社员发展到两百多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在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四处查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把西南联大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部分出面较多的进步学生疏散到乡下隐蔽，而这些人多数是群社社员，同时鉴于群社的政治色彩较浓，指示其停止活动。1941年2月底，《群声》出了“终刊号”。“终刊号”贴出的当天下午，林元撤到乡下。群社至此解散。

1939年秋，西南联大工学院成立了引擎社。这是一个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社团，其性质和特点均与群社接近。在社团成立前，已有部分文艺爱好者编辑出版了《引擎》壁报，社团成立后，《引擎》成了引擎社的机关报，“壁报除发表小说、诗歌外，杂文和评论大都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尖锐的抨击。壁报还出版过纪念‘五四’和纪念鲁迅的专刊……”“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引擎社停止了活动。

在此期间，几个群社的下属团体也相继单独开展活动，成为独立的社团，如冬青文艺社、热风壁报社、腊月壁报社，还出现了几个与群社关系密切的社团，如俄文学习班、木刻研究会等。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也公开活动，在学生中组织了几个社团，出版《微言》《明报》《青年》《指南针》《照妖镜》《大学论坛》《熔炉》等壁报。以上壁报均有文学、艺术作品发表。

二、戏剧社团

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社团一般是从1906年诞生的戏剧社团春柳社开始的，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的出现则晚于春柳社十五年。这说明戏剧团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开路先锋。西南联大文学史的情形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戏剧演出在前，文学社团成立在后。

长沙临大已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临大学生组织了宣传队，走出校门向当地民众宣传抗日，还组织了演剧队排练节目，到部队慰问演出。岳麓山下文学院的学生则组织了“临大话剧团”，参加当地戏剧团体举办的劳军汇演，演出剧目是阳翰笙创作的《前夜》。由于演出水平较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暑期，临大话剧团的一些成员在昆明排演了《前夜》《汉奸的子孙》等戏剧，宣传抗日。有的学生参加了昆明金马剧社《黑地狱》的演出。开学后，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准备更好地宣传抗日，便分头联络戏剧人才，酝酿演出。这一举动得到闻一多、孙毓棠、陈铨等老师的支持，演出剧本选定《祖国》。《祖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根据法国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成的四幕剧，写一位教授不计个人恩怨和安危，与群众一起向日寇和汉奸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陈铨教授任导演，闻一多教授为舞台设计，孙毓棠老师做舞台监督，并请凤子参与主演。在排练《祖国》的过程中，大家觉得成立一个团体能更有效地工作，于是在12月底，组成了西南联大话剧团（简称“联大剧团”），有成员六十多名，主要成员有男同学张道骧、汤一雄、徐贤议、李善甫、汪雨、刘雷、高小文、劳元干等，女同学有“三萱”“三华”，即黄萱、徐萱、肖庆萱、侯肃华、孙观华、张定华等，请闻一多、陈铨和孙毓棠为导师。成立会上，闻一多、陈铨、孙毓棠、凤子等老师讲了话，同学们发言踊跃，热情很高，会上选出了团长和干事会。在联大剧团成立的鼓舞和推动下，《祖国》排练质量很高。1939年2月18日，在新滇大戏院举行了首演。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昆明、重庆、上海的报刊迅速作了报道。《祖国》连演八场，至25日结束。《祖国》演出成功后，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剧团接着又排练了“好一记（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剧和云南方言剧到昆明郊区演出。1939年暑期，曹禺应邀来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其中，《原野》由联大剧团主演，《黑字二十八》由联大剧团、金马剧团、云南艺术师范学校等联合演出。演出从8月16日开始，直到9月17日才结束。全部演出场场爆满，昆明为之轰动，其盛况，在“云南话剧运动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1940年夏，剧团又公演了《雷雨》。在昆明当时的几家戏剧团体中，联大剧团是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一个。

在《原野》和《黑字二十八》演出之后，联大剧团的领导权被三青团篡夺，于是群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决定另组一个剧团。经张贴启事征求社员后，1940年暑假，成立了戏剧研究社，社员很多，主要有黄辉实、潘申庆、施载宣、林元、李典、金连庆、冯家楷、李芳、孙观华等。戏剧研究社首先排演田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请郑婴老师任导演。此剧演员甚多，出场四十多人，加上后台工作等，总共有二百多名同学参加了演出工作。9月25日，在云南省党部礼堂首演。演出一举成功。之后再连演十四场，场场满座。收入除去开支，结余三千多元，全部捐给了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戏剧研究社还参加过群社组织的下乡演出活动。“皖南事变”后，戏剧研究社被迫停止了活动。

此期出现的文艺团体还有青年剧社和联大歌咏团等。青年剧社演出过《前夜》，联大歌咏团曾在“五四”二十一周年纪念会、昆明广播电台成立广播音乐会和南屏电影院开业演唱会等集会上演唱歌曲。

总的来说，此期西南联大戏剧社团的活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剧团不多，主要有联大剧团、联大戏剧研究社和青年剧社三家；第二，独创的剧本几乎没有（只有联大剧团演出过陈铨改编的剧本《祖国》），剧团主要演出他人的剧本，但演出成绩较为可喜，《祖国》《原野》《阿Q正传》的演出都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原野》的演出，在云南戏剧演出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史家称为云南戏剧舞台上的四次重大演出之一；第三，从内容上看，演出的剧目都是宣传抗日、鼓舞抗战情绪的。此期戏剧社团的意义除宣传抗日的良好社会效果外，还在于继承了长沙临大话剧团的精神并开创了西南联大戏剧的良好传统，为西南联大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文学社团

长沙临大时，还没有组成文学社团（当时称“文艺社团”），但组织过文学活动。据赵瑞蕻回忆，“在南岳时已有多次诗歌活动，如朗诵会、谈诗会和诗歌墙报等。其中有两期墙报是王般学长主编的。《穆旦诗选》中最早的一首诗《野兽》，正是在南岳读书时写的，刊登在一期墙报上”。西南联大在长沙的时间不长，已有这些文学活动，有这样的成绩，相当可观。同学的才能在活动中展现出来，也就被有心人发现了，所以，“到了蒙自后组织南湖诗社时，向、刘两人便邀请在南岳时已知道的喜欢诗的二十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

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因诗社社址在秀丽的蒙自南湖畔而得名。1938年5月20日成立，发起人是向长清和刘兆吉，成员都是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的学生，主要有穆旦、赵瑞蕻、刘绶松、陈士林、周定一、刘重德、李敬亭、林蒲、陈三苏等二十多人，闻一多和朱自清是诗社聘请的导师。诗社没有明确的宗旨，从今天所见的材料看，研究新诗、创作新诗是诗社坚持的方向，同时也是社员的共同追求。诗社也没有选举组织领导，社务由向长清总理。有导师参加的社员大会开过两次，中心议题是关于新诗的现状与前途问题，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导师作了指导性的讲话，大家也踊跃发言，讨论使大家更明确了新诗的前途和方向。诗社创办壁报《南湖诗刊》，共出了四期，刊登诗作数十首。其中不乏好诗，如刘重德的讽刺诗《太平在咖啡馆里》、周定一格律优美的《南湖短歌》、赵瑞蕻被朱自清称为“力作”的《永嘉籀园之梦》、穆旦的《园》等都是可以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上留有战争阴影，艺术上则显示出学院派的精致与完美，既有现实特点，又有浪漫特色，代表了西南联大早期的诗歌风格。此外，诗社还对民间文学给予了关注，刘兆吉采集了当地歌谣十七首，刊登在《南湖诗刊》上，这亦开启了西南联大重视民间文艺的传统。如果说刘兆吉在湘黔滇旅行途中搜集民歌是“个人”行为，那么诗刊揭载民歌表现出的已是“组织”或“群体”态度了，因此值得注意。

1938年8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诗社离开南湖，也就停止了活动。到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高原文艺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更多同学入社，不久即扩大到四五十人。活动内容多种多样，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等。高原文艺社出过几期壁报，吸引了老师、学生观看，其中一些作品在壁报上刊登后又投到报刊上发表，于是保存了下来，如赵瑞蕻和穆旦的一些诗。1939年5月，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负责人萧乾从滇缅公路采访回到昆明，高原文艺社请他作过一次报告。

也是在萧乾的倡导下，高原文艺社再次更名为南荒文艺社，并且把社员扩大到校外，参加者中有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和同济附中的学生，西南联大新加入的学生有辛代、祖文、龚书帜、何燕晖等。社员把文章写好后，交给萧乾，由他编辑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同时，南荒文艺社还给凤子在昆明编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撰稿，成为该副刊的主要支持者。南荒文艺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在翠湖海心亭茶室聚会一次，交流情况，畅谈创作心得等。社团没有选出社长和组织领导，由几个热心的同学共同操持社务，主要负责人仍是向长清。每个社员交出一篇作品作为“会费”，即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后，稿费归社里。仅凭作品供两份大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一端，就可以看出南荒文艺社的创作质量了。大约在1940年暑期，因社员陆续离校，南荒文艺社无形中逐渐解体了。南荒文艺社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历史的创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吸收校外社员；第二，与报纸联合。这两个特点均为后来的文学社团继承和发扬。

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上，起着奠基和开拓的作用，它在组织形式、作品发表方式和对民间文艺的重视等方面为后来的社团所继承，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文学社团培养和准备了骨干。

在南荒文艺社逐渐走向萧条的时候，另一个文学社团——冬青文艺社出现了。冬青文艺社成立于1940年初，但它的活动却与群社同步，因为它原属群社的文艺小组，那时的创作刊登在林元主编的《群声》壁报上。因创作队伍扩大，文艺小组才独立为冬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最初的成员有林元、杜运燮、刘北汜、汪曾祺、萧荻、王凝、马西林、刘博禹、萧珊、张定华、巫宁坤、穆旦、马尔俄、卢静、鲁马等，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后来又加上李广田为导师。冬青文艺社的主要工作是写作和编辑刊物，编辑部设在新校舍18号，作品分类编辑出版。《冬青杂文》为壁报，编辑后张贴在“民主墙”上，由于作品现实针对性强、文风犀利，很吸引人。其他作品分别编成《冬青诗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和《冬青文抄》，用统一稿纸抄写后，加上封面，装订成册，陈列在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里，读者很多。其中一些稿子同时投到报刊上去发表，如穆旦、杜运燮的一些诗和刘北汜、卢静的一些散文。冬青社还受解放区文艺的影响，编辑了《街头诗页》，贴在昆明街头墙上和路边大树上，参加群社下乡宣传时也在一些农村张贴过。冬青社组织过诗歌朗诵会，其中一次朗诵语除普通话外，还用方言和外语，别开生面；另外组织过演讲会，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等都应邀演讲过，1940年巴金来昆明时应邀举行过一次座谈。1941年“皖南事变”后，冬青文艺社把活动转向校外，后来又在学校恢复组织与活动，一直到西南联大结束而解散——这将在下两个时期中介绍。冬青社是西南联大的社团中活动时间最长、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

1939年末还出现过一份《边风》壁报，以“边风文艺社”名义主编出版。主办人是林元、辛代、吴宏聪、何燕晖、卢静等，其中林元出力最多。《边风》壁报贴在昆中北院学生宿舍的墙上，大约出过三期。冬青文艺社成立后，边风文艺社的成员集体加入，《边风》因此而停刊。

西南联大的早期是忙乱的：逃难、迁徙、建校舍、躲空袭……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正是在这忙乱的处境中茁壮成长的，尽管显得行色匆匆，却扎扎实实，开创了西南联大社团文学创作的良好局面。其中，南荒文艺社作为两大报纸副刊的稿件支柱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创作实力的充分证明。这时期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形成了两股势力：一股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另一股是群社——冬青文艺社。前一股势力逐渐衰落时，一些成员进入冬青社并且成为创作主力，因此说南湖——高原——南荒为冬青准备了人才也不为过。另外，这一时期文学社团的组织和活动的方法为西南联大后来的文学社团多方继承，也说明了早期社团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中的奠基作用。总之，西南联大早期的文学社团步履稳健、创作起点高，为后来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西南联大的中期文学社团

“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遭到政治高压，空气显得沉闷，丰富多彩的壁报不见了，民主气氛一扫而空，文学与社团活动随之进入了沉寂期。1941年，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校园中几乎没有重大的政治、学术和文艺活动。1942年1月，西南联大爆发了“倒孔运动”。“孔”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不少著名人士如柳亚子、邹韬奋、何香凝、茅盾，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等一时无法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用飞机运输私人财物，孔二小姐还把洋狗抱上飞机运回重庆。消息传出，西南联大师生震怒，上千人走出校门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等口号，得到昆明市民支持。游行中群众陆续加入队伍，到了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前，队伍扩大到两三千人。这次运动唤起了大家的热情，虽然未能改变西南联大的政治空气，但激活了学术气氛，师生把热情投向学术，学校内学术讲座开始盛行。

这个时期，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一直没有在校内公开活动，而是采取向外扩展的战略，在校外发表作品，校园里显得沉静空荡。直至1943年秋季以后，校园才渐渐显出了活气。

一、综合社团

1941年初，群社、引擎社等被迫停止活动，跟这些进步社团对着干的一些社团大约因为没有对手而沉寂，于是校园中琳琅满目的壁报消失了，校本部一片冷清。

与这种局面相反，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社团和壁报则相当活跃。在叙永分校出现的综合性社团及其壁报主要有《流火》《山泉》《野草》《红叶》等。流火社成员有黄宏煦、朱重浩、许寿谔、涂光炽、周锦荪等十人，壁报内容主要是时事评述、学术探讨、文艺创作等，还辟副刊《鹦鹉》解答大一英文教材中的疑难问题，很受同学欢迎。山泉社成员有袁成源、刘国鋕、陈柏松、许芥昱等，其内容与《流火》接近。野草社成员有徐京华、赵景伦、秦光荣等，专登杂文和漫画揭露讽刺现实，内容广泛，受到同学喜爱。《红叶》仅王康一人编辑，内容宽广，活泼生动，请青年教师王志毅为导师，王夫人为壁报画了刊头，用在第一期。叙永分校能有这种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大概是离政治文化中心较远的缘故。只可惜壁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无从查考。

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拓东路，离校本部稍远，又是工科学院，遭受的政治压力稍小，因此，上一时期成立的个别社团得以继续活动，如铁马体育会。在这一时期中，同学又发起组织了神曲社。神曲社社长是孙伯昌，后为徐芝应，出版《神曲》壁报，其主编是马骙、屈播威，出刊思想是“不偏不倚地站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当然这不可能做到。壁报上时有文学作品发表。

离校本部较近的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情况就糟了。1941年下半年，针对校园死气沉沉的状况，国民党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部主任陈雪屏组织一些教授发起“青年的志气和思想”的讨论，在报刊、电台上发表文章。有的文章说青年没有志气，只会闹事，有的文章说青年不关心国家大事，有的文章向青年宣扬“效忠党国”的思想。史地系学生熊德基对此不满，与同学鞠孝铭创办《春秋》壁报，发表文章对教授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认为青年是有志气和理想的。壁报吸引了不少读者，甚至影响到校外，《云南日报》记者也前来抄录。创刊号上还发表了辛辣的杂文和文学作品，如闲人（熊德基）的《竹枝词》其一：“力求温饱太无聊，无怪人嗤志气消。奉劝诸君齐发奋，先从刘（邦）项（羽）学吹牛。”《春秋》出刊到第三期而被训导处劝令停刊。不久，鞠孝铭被开除，熊德基的奖学金被取消。

此期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综合社团应数上个时期组成的“战国策派”。其主将陈铨教授此期创作并发表或出版的剧本《野玫瑰》《蓝蝴蝶》《自卫》《金指环》《无情女》等，可谓独领风骚。其中《野玫瑰》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可以说，陈铨的戏剧作品是西南联大戏剧创作的一个高峰，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社团文学创作的高峰之一。战国策派主要系老师组成，发起人雷海宗、陈铨、林同济等，因出版《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虽然创作文学作品，但主要意趣在政治探讨。

与战国策派情况相同，即主要由老师组成，编辑刊物，不以文学为主攻方向，但创作文学作品，所编刊物也发表文学作品的团体，还有前期的国文月刊社，此期的边疆人文研究室，后期的时代评论社等。国文月刊社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组成，主要成员是浦江清、朱自清、罗常培、沈从文、余冠英、罗庸、王力等，出版《国文月刊》杂志，以语文教育为中心，刊物上发过文学作品。边疆人文研究室1942年6月由南开大学组建，创办人黄钰生、冯文潜、陶云逵。陶云逵任研究室主任，出版《边疆人文》，杂志虽然以边疆人文为中心内容，但陶云逵、邢公畹等亦是文学创作的能手。时代评论社1945年10月组成，费孝通、闻一多、张奚若、吴晗等为成员，出版《时代评论》杂志，以社会政治为中心，也发表文学作品。前两个社团由学校决定组织，带有“官方”性质，但出版的刊物比较自由，不具官方色彩，后一个社团则是纯民间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期西南联大与文学有关的综合社团的大致情况。以文学而论，综合壁报上的文学作品大多质量不高，今天能见到的也不多。战国策社、国文月刊社、边疆人文研究室等以老师为主体的社团，创作出了一些高质量的作品，体现了较高的社团文学成就，但本课题侧重研究学生社团，因此不多介绍。

二、戏剧社团

比较而言，在西南联大的各类社团中，戏剧社团恐怕是这一时期公开活动较多的文艺组织了。

早期联大剧团的一些成员迫于压力疏散了出去，但留校的成员仍在继续演戏。1941年7月，联大剧团为劝募公债，在昆明大戏院演出易卜生的《傀儡之家》，1942年春，演出宋之的的《雾重庆》，同年10月，在云南省党部礼堂演出丁西林的《妙峰山》。

也是上个时期成立的青年剧社，1941年发生了分离，分化出去的一些人于5月间组成国民剧社。国民剧社于8月2日至8日在昆明大戏院首演陈铨的《野玫瑰》，观者踊跃。同一时间，青年剧社演出《权与死》（由易卜生《海妲传》改编），意在跟国民剧社较劲。1942年，青年剧社再次演出《野玫瑰》，由于此时该剧受到批判，演了几场就结束了。

《野玫瑰》四幕，描写在上海人称“野玫瑰”的红舞女夏艳华为了间谍工作，与男朋友刘云樵断绝了关系，只身到北平嫁给伪政权“政委会”主席王立民，在危难之时，这位“南方间谍”夏艳华放走了此时也是“南方间谍”的刘云樵及其女朋友，离间王立民和警察厅长，王立民在击毙了警察厅长后病发失明，夏艳华又帮助王立民服毒自杀。夏艳华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国家民族的需要，就是抛弃爱人嫁给汉奸也是这样。加之她意志坚强，胆识过人，处乱不惊，她被塑造成一个富有民族意识和集体精神的间谍工作者。夏艳华是体现陈铨所提倡的“民族意识”“权力意志”“超人哲学”思想的典型形象。尽管剧本有不足之处，但在鼓舞民族精神和坚持反奸抗日这一点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当时对它的批判主要是对战国策派“超人哲学”“权力意志”及其“恐怖、狂欢和虔恪”文艺观的批判，因为此剧较为典型，被作为“战国策派”思想的代表作批判。

此期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剧团：怒潮剧社和山海云剧社。怒潮剧社由孙观华和许令德发起，成员有李芳等。剧社与铁马体育会联合，1942年寒假参加学生救济委员会举办劳军活动，到军队中演出小戏。山海云剧社成立于1942年1月“倒孔运动”之后，以叙永分校迁回昆明的同学为主，有三十多人，社长周大奎。同年暑假后，山海云剧社演出陈白尘的《秋收》。1943年10月，怒潮剧社和山海云剧社为一家中学募捐，在云南省党部礼堂合作演出曹禺改编的《家》，影响较大。

此外，1943年5月，中文系学生为欢送毕业同学，借中法大学礼堂演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不久，外文系学生在云南省党部礼堂用英语演出《鞋匠的节日》，均取得成功。

总之，在此期间，西南联大的戏剧社团举行了不少演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几乎没有自己的创作。陈铨教授创作了不少剧本，国民剧社和青年剧社还分别演出了他的《野玫瑰》，但此时陈铨与各个戏剧社的联系均不紧密，因此他的创作不能算作西南联大某个剧团的成绩。

三、文学社团

在恐怖政治的高压之下，冬青文艺社的校内刊物全部停刊，但文学之火却在“地下”运行。社员把文学园地转移到校外，在《贵州日报》上辟专栏《革命军诗刊—冬青》，主要发表冬青社的诗作。《革命军诗刊—冬青》从1941年6月9日至1942年8月30日共出十期，为时一年多。在其上发表作品的老师有冯至、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学生有杜运燮、穆旦、刘北汜、辛代、罗寄一等。学生的作品有许多优秀之作，有的已成为诗人的代表作品，如穆旦的《春》、杜运燮的《机械士》、刘北汜的《旷地》、辛代的《夜行的歌者》、罗寄一的《角度之一》等。《革命军诗刊—冬青》结束时曾登“启事”，说明想集中精力另办《冬青诗刊》杂志，但“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敌机对昆明的空袭加剧，在昆明印刷有困难，才未能实现”。《革命军诗刊—冬青》停刊后，冬青社的作品多发在昆明、香港、桂林、重庆以及国统区的其他一些报刊上，数量和质量都相当可观。

与西南联大校本部的处境不同，叙永分校产生了新的文学社。何扬、秦光荣、赵景伦、彭国涛、贺祥麟、韩明谟等并邀请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穆旦成立了布谷文艺社，出版《布谷》壁报。以何扬名注册，请李广田为导师。《布谷》壁报每半月出刊一期，内容有评论、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讲究艺术性，版面讲究装潢，很吸引人。社员不定期聚会，边喝茶，边讨论文艺问题并交流思想感情。李广田导师曾告诉大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能写得深入，才能得心应手。”《布谷》壁报上的作品，目前见到的是秦泥（秦光荣）的诗《紫色的忧郁》和《为自己祝福》。两首诗都写青春期的苦闷与向往，但侧重点不同，前一首表达“忧郁”，却看到了“照耀着自己的太阳”；后一首诉说“理想”，而又认为必须从“悲愁”中挣脱出来进行“狂热地追求”，才能获得“幸福”，因此，两首诗都显得沉重。两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了信心和追求的重要。分校回到昆明后，《布谷》壁报又在新校舍出了两期，仍属文学性质。这时社员队伍有所扩大，于产、曹绵之、黄伯申、李金锡等便是这时加入的。鉴于校园情形，布谷社也采用向外发展的战略，在广西《柳州日报》借了半个版面，出版《布谷》文艺副刊，共十多期。在《布谷》副刊上发表作品的除本社社员和导师外，还有卞之琳、杜运燮、陈时、祖文等。校园里的《布谷》壁报此时停刊。后因人员分散，组织困难，1944年初布谷文艺社并入了冬青文艺社。

西南联大遭受的政治高压有两次：一次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青团头目康泽到昆明抓人；一次是1942年初“倒孔运动”后，康泽再次来昆明追查主谋。在两次政治高压的间隙，出现了一个纯文学社团——文聚社。文聚社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活动似乎只是办刊物、出丛书，此外再没有别的形式。它采取的是更为外向的策略，既不在学校训导处登记，也不以一般社团热衷的壁报形式亮相校园，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杂志。它非但没有社长、干事这些组织领导，连社员都不是稳定的，它采取以文会友、以作品入社的方式。文聚社的产生，完全依赖其核心人物林元。林元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办刊经验，他是群社的骨干分子，和金逊一起主编群社机关报《群声》壁报，并负责编辑《冬青小说抄》，同时，还是《边风》文艺壁报的主编。“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出完《群声》“终刊号”，遵照地下党的指示悄悄离开学校，疏散到昆明西郊海源河畔一户广东老乡家隐蔽起来。半年后形势好转，他回校上学。出于对文学创作的喜爱，而又不甘西南联大文坛的萧索，1941年10月，他和马尔俄、李典、马蹄等商量办一份文学刊物，得到响应，还得到穆旦、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罗寄一、陈时等的支持，遂搭起了社团雏形。鉴于学校政治空气压抑，他们决定到校外办刊物。出刊经费由马尔俄拉广告解决。而后他们向搞文学的老师求助，老师们满心支持，沈从文还为刊物起名“文聚”。1942年2月16日，一本标着“文聚出版社”的《文聚》杂志在昆明问世，西南联大文聚社从此公开活动。

《文聚》宣称是一份“纯文艺”刊物，意思是不谈政治，这首先是一种战略考虑，其次也有艺术追求的意味。正如文学史家蒙树宏说：“《文聚》宣称为纯文艺刊物，言外之意是不过问政治。其实，这是在白色恐怖下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当然，编者也不满意抗战前期某些作品的口号化、概念化的倾向，有意在艺术上加以追求。完全脱离政治自然是不可能的，也不是他们的本意……这正如林元所说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文聚》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战争和现实生活，同时也发表了许多表现美的追求和描写丰富精神世界的作品。大家追求着一种共同的东西，那便是美，“一种理想和艺术统一的美，一种生活的美，一种美的生活”。这是《文聚》的思想和艺术目标。

在《文聚》上发表作品的老师有冯至、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王了一、罗常培、闻家驷、余冠英、吴晓铃、孙毓棠等，学生和刚毕业的校友有林元、马尔俄、李典、马蹄、穆旦、王佐良、杨周翰、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罗寄一、陈时、流金、方敬、许若摩、黄丽生、祖文、赵全章、郑敏、李金锡等。发表作品最多的是冯至、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穆旦、杜运燮等。联大以外的作者有高寒、魏荒弩、姚可崑、曹卣、赵萝蕤、赵令仪、何其芳、靳以、金克木、杨刚、袁水拍、程鹤西、江篱、李慧中、姚奔等。可见，《文聚》并不局限于西南联大，而是一份面向社会、面向全国的刊物。《文聚》上发表的作品，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质量，有的是作家本人的代表作，有的体现出一个时期（代）的水平，有的是某个流派的代表作，有的甚至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品，如冯至、穆旦的诗，沈从文的小说，朱自清的文论等。因此，文聚社是最值得西南联大骄傲，也是最值得后人研究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

《文聚》创刊号标明“半月刊”，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从没按时出版，每期间隔大约在两个月以上。1943年12月8日出版第二卷第一期以后即行暂停，到1945年才恢复。不过，社员的文学创作活动从未中断。这将在下一个时期中介绍。

1941年下半年，于产联系袁成源、黄平、陈盛年、卢华泽等组成星原文艺社，请李广田为导师，开展活动。但星原文艺社是政治组织，“文艺”是该组织政治活动的保护色，所以，虽摆出过文艺活动的样子，但未见文学创作的成绩。据于产说：他们曾与长沙某日报联系，准备开《星原》文艺周刊，于是，在茶馆里公开写作，让所见者都知道他们是在搞文学创作；稿子确已写出，于产的短篇小说《裕》还请李广田看过，但稿子寄出后一直没有音信，“周刊”流产了。1944年初冬青文艺社恢复活动，星原文艺社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冬青文艺社。在冬青社召开的第二次社员大会上选举于产为社长，何扬为副社长。可是，于产还没来得及组织社务活动，星原文艺社成员全部被列入国民党抓捕人员的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五人撤离学校，到思茅地区磨黑中学教书去了。星原文艺社不得不停止活动。

1942年下半年，马千禾、齐亮等在张光年、楚图南、尚钺等的支持下，在校外创办《新地》文学杂志。马千禾在上面发表小说和杂文，用的是笔名，其他人也用笔名。据马千禾回忆，作品内容以抗战和大后方的社会现实为主。《新地》杂志今已不存。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政治的压迫，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活动处于沉寂状态。然而，许多优秀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产生。由于低沉压住了浮躁，作者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进行思考和探索，故有高质量的作品推出。这时期西南联大文学活动的特点是向外发展。各社团在校外报纸上开辟专栏或创办杂志，自己的作品走向全国，全国的作品也投向自己，创造了与著名作家交流切磋的机会和同台亮相的空间，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西南联大社团文学创作的水平和档次。

第四节西南联大的后期文学社团

乌云遮不住太阳，低沉不会持久，萧索必然过去。具有“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青年，脉管里搏动着民主与自由的血流。1943年秋季开学，西南联大的围墙上出现了一份名为《耕耘》的文学壁报，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另一些文学青年接着以《文艺》壁报响应。其后，《生活》《冬青》《社会》《学习》《民主》等纷纷登场，沉寂已久的壁报渐渐活跃了起来，西南联大出现了新气象。1944年“五四”，“民主墙”上的壁报达二十多种，1945年“五四”，增加到三十多种，西南联大的民主气氛空前浓厚。各种演讲会、纪念会、游行集会此起彼伏，西南联大成为昆明著名的“民主堡垒”。是年底，“一二·一”惨案发生，西南联大沉浸在悲怆之中，民主斗争更艰难，同时也更坚定地进入了罢课阶段并且取得了胜利。与此形势相呼应，西南联大文艺活动也空前活跃，作品繁多，演剧盛行，新的文学社团也有组建，文艺创作出现了最为繁荣的景象。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7月，学生全部离开昆明北返。复员京津后，一些文艺社团一分为三，在各自的学校继续开展活动。

一、综合社团

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社团有数十个之多，有专门社团如高声唱歌咏队、阳光美术社、剧艺社、文艺社等，有综合社团如现代社、实学社、科学青年社、人民世纪社等，而绝大部分是综合社团。无论专门社团还是综合社团，几乎都办有壁报，其壁报上又均有艺术性较强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发表，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和“一二·一”运动中，文学作品在这些壁报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这里，只能选取几个综合性社团来介绍。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有限，不可能全选，另一方面是用艺术的标准衡量，一些作品质量不高，此外，一些作品未能保存下来，无法言说。

（一）《生活》壁报

《生活》为外文系1942级学生的级会会刊。1943年秋，几位同学以“打破隔膜，增进感情”为目的，发起级会，成立会上，通过了章程，选出了干事，决定出版壁报《生活》。《生活》“提出了三个口号，那就是反映生活、批评生活和改造生活”。壁报在西南联大后期的生活和斗争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生活壁报社至1946年学校复员时解散。

（二）《现实》壁报

1944年5月，国民政府发起宪草大讨论。在讨论中，西南联大一些对政治感兴趣的同学便结社出版壁报，起名“现实”，是“觉得这时候每位同学对现实的认识有着迫切的要求”。《现实》以现实性强、政治性强为特色，尤其以登载美国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受到同学的欢迎。先后参加壁报编辑工作的有王汉斌、谭正儒、向大甘、李凌、陈月开、曾宪邦等。《现实》每半月刊出一期，到西南联大结束时，共出四十期。

（三）《南苑》和《溪流》壁报

“南苑”取昆华中学“南院”之音。当时，文林街的昆中南院住女同学。《南苑》壁报为西南联大女同学会主办，贴在离南院大门不远的一面墙上，版面不大，都是女同学的心声，内容以时事政治为主。1945年“一二·一”运动中，西南联大女同学会解散，《南苑》也随之消失，另一份壁报《溪流》继之而起。《溪流》的主要编辑是刘晶雯。她是中文系1943级学生，较为活跃，1945年秋她参加女同学会的工作，分管“学艺”即学术和艺术。因此，她曾参加《南苑》后期的工作，继而主管《溪流》。《溪流》与《南苑》相比，似乎更讲究表达的策略，笔调多样，思想稍微隐蔽一些，内容也更活泼，因此更受同学喜爱。三校复员后，《溪流》仍在北大出版，“这涓涓细流却一直奔流到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的墙头，奔流在沙滩的校园之中”。

（四）《春雷》壁报

《春雷》是春雷壁报社的刊物。春雷社1945年春成立，成员有李倬、孙树梓、陈冠商、李忠四人，导师是李广田。《春雷》为不定期刊物，至西南联大结束，共出十期。内容也主要是对国内外局势和校内外的大事发表意见，观点鲜明，“火力”较强，李广田老师曾“告诫我们‘火药味’不要太浓了，要注意斗争策略”，但社员未采纳。稿件“有评论、杂文、诗歌、散文、漫画等，内容有的针砭时局，有的配合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发表言论，颇受同学们的喜爱”。

（五）《除夕》壁报

在“一二·一”运动中，一些同学感到个人的力量太渺小，需要组织成集团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于是发起组织社团，这一天正是1945年的除夕，故起名为“除夕”社。“在开首筹备时，只有十九个人，后来增加到三十九人，后来增加到四十八人，再后来增加到六十六人。社友多是‘一二·一’运动时热心工作的人员”。除夕社由严令武等负责。在“一二·一”运动后期，除夕社坚持罢课到底，对应否复课等问题，与其他壁报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除夕社的最大功绩是编辑出版了《联大八年》一书。在西南联大结束前，“为了总结联大在昆明建校后各方面的活动，《除夕副刊》出版了好几版《联大生活特刊》的壁报，受到了许多同学的欢迎。有的同学建议进一步充实内容，编印成册，作为纪念。《除夕副刊》主编、学生自治会理事严令武接受了这一建议，进一步收集资料，组织和发动同学赶写有关教授、社团、壁报情况的介绍”，遂成《联大八年》一书。此书于1946年出版，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是研究西南联大必备的读本。

二、戏剧社团

这一时期的戏剧社团不多，主要是剧艺社。剧艺社演出频繁，影响很大，最值得注意的是剧艺社有了自己写作的剧本，因此要重点介绍。但在介绍剧艺社之前，先介绍具有文学创作的高声唱歌咏队。

高声唱歌咏队成立于1945年3月10日，它的前身是“男声合唱小组”。1944年暑假，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救济委员会组织西南联大同学到昆明郊区慰问驻军，同时宣传抗日和民主，1945年初再次组织去建水劳军。在这些活动中，渐渐形成了一支七八个人组成的男声合唱小组，在校园里练歌，很是快乐。因为全是男生，他们自己戏称“僧音社”，所写的《唱歌通知》也这么落款。由于男声合唱小组的活动得到大家支持，愿意参加的同学越来越多，并且有了女生，遂扩大队伍成立歌咏队。歌咏队取名“高声唱”，成立时已有数十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负责人是黎章民、严宝瑜、周锦荪等。“高声唱歌咏队一成立就宣称‘我们要为光明而歌唱’。”歌咏队既唱洋溢着革命豪情的抗日救亡歌曲，也唱艺术性强的抒情歌曲，还唱民歌。他们参加了1945年“五四”歌咏晚会，参加了悼念冼星海逝世的演出等。在西南联大“一一·二五”时事演讲会开始前，他们高唱反内战的歌曲激起会场的热烈情绪，反动派开枪威胁后，他们竭尽全力唱出《我们反对这个》，用歌声抗议武装镇压，“电线被特务们掐断，电灯熄灭，我们在黑暗里唱，汽灯被拿来点着，会场恢复了照明，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越来越低，大会主持人叫大家坐下，我们就坐下唱，后来大家被迫卧倒，我们卧倒后还在唱”。“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们唱出了《凶手，你跑不了》的警告，“四烈士”出殡游行中，他们以哀婉的悲歌《送葬歌》为烈士送行。复员后，他们分别成立了沙滩、大地、大家唱、群星、南星等歌咏队，继续歌唱。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有机会还在一起唱。

以歌曲创作而论，他们首先是填词，后来发展到词、曲并举。高声唱集体填词的如《建设民主新中国》，创作的歌曲如黎章民的《告同胞》《凶手，你跑不了》，严宝瑜的《告士兵》（方其词）、《送葬歌》等。《凶手，你跑不了》是怒斥“一二·一”惨案制造者的：“凶手，你逃不了！就是坐飞机，就是生翅膀，你也逃不了！你逃到重庆，我们追到重庆；你逃到东北，我们追到东北！你飞上天，你钻下地，我们也要追到天边地底……”这使我们想起闻一多在“四烈士”公祭会上的致词：“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可见，歌词表达了西南联大师生及全体人民的心愿。此歌在当时是各文艺团体的常演节目，“后来传到广西、上海等地，云南某部队并曾编为军乐曲”。《送葬歌》歌词是：“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生联合会为“四烈士”举行出殡游行，没有张贴标语，没有高呼口号，在高声唱歌咏队带领下，三万多人的队伍，异口同声唱着这首歌为烈士送行，全部的感情都通过悲怆低沉的歌声表达出来。这是人民群众的心声，是大众的诗歌。

剧艺社的成立时间在高声唱歌咏队之后。它们的成立都先导于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救济会组织的劳军演出。1944年暑假、1945年寒假两次劳军演出后，西南联大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把学生服务处的小会堂改成小剧场，演出《禁止小便》《未婚夫妻》《镀金》等一批独幕剧，并创办了《剧艺》壁报。这些活动为剧艺社的成立做了准备。1945年秋季开学后，《剧艺》壁报以“剧艺社”名义公开征求社员，人数增加到三四十人，于是正式成立剧艺社。成立会上，选举施载宣为社长，王松声为副社长，程法伋、温功智、孙同丰、罗长友等为干事，聘请闻一多为导师。1945年11月1日，西南联大校庆，剧艺社排演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获得成功。此剧的演出让人们看到了剧艺社不只是能演独幕小戏，也能演多幕大戏。也是这年春天，石凌鹤从重庆来昆明导演《棠棣之花》，剧艺社曾参加演出。不久，田汉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到昆明，剧艺社参与多项工作，与之结下了兄弟情谊。年末，“一二·一”运动爆发，剧艺社创作了《匪警》、《凯旋》、《审判前夕》、《告地状》、《民主使徒》（又名《潘琰传》）、《血债》、《光明进行曲》、《江边故事》、《民主是哪样》、《两可之间》等剧本并及时演出，影响巨大。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时，剧艺社演出了夏衍创作的《芳草天涯》。同月，剧艺社的王松声等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参与筹备、组织了彝族民间歌舞在昆明的演出，开创了民间艺术登上城市舞台的历史纪录。复员后，剧艺社在北大、清华、南开仍有组织，且演出了多种戏剧。直到今天，剧艺社社员仍经常联系，组织聚会活动。

剧艺社开创了西南联大戏剧团体自己创作剧本的历史，而且一出手就是一批，可见其文学和艺术功底之深。这是应该专书一笔的。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报告晚会，国民党军队鸣枪威胁会场，子弹从与会者头上飞过。第二天，昆明《中央日报》刊登题为《西郊匪警，半夜枪声》的歪曲报道，西南联大师生大为愤怒。剧艺社一位姓王的社员立即创作活报剧《匪警》揭露事实，表明真相。社员们立即排练，于11月29日演出。也是在11月25日晚会结束时，王松声开始构思并写作广场剧《凯旋》，在“四烈士”牺牲后一小时，噙着眼泪完成。剧本写抗战胜利后中央军一名班长在上司逼迫下开枪击毙抗日少年自卫队队长，事后得知这个队长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于是羞恨难当，拔枪自杀的悲剧。脱稿后，剧艺社社员连夜边抄写，边排练，12月2日举行首场演出，观众群情激愤，反响强烈。接着由罢课委员会组织的几支宣传队分头排练，到街头、农村、工厂演出，观众无不为之感动，有些国民党军人和警察也感动得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此剧仅剧艺社就演出四十多场。后来，剧本还在重庆、武汉、南京、北平、天津等地演出。三校复员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剧艺社还常演此剧。演出的生命力和观众的反响足以说明剧本创作的成功。12月4日，昆明警备司令部公审“一二·一”惨案凶手，采用偷梁换柱手法，将两个死刑犯当作凶手审判。郭良夫根据这一黑幕，立即编写出独幕剧《审判前夕》揭露其阴谋。剧艺社马上排练，于12月5日晚演出，及时有效。与此同时，另一些社员在排练王松声的另一个街头剧《告地状》。剧本描写“一二·一”惨案真相和烈士家人的痛苦，真实深刻，12月6日在昆明街头演出，效果极佳。在凭吊“四烈士”的过程中，郭良夫搜集潘琰生平材料，连续三天三夜创作出三幕剧《民主使徒》（即《潘琰传》）。剧本写潘琰的一生，性格鲜明，成就突出。剧艺社及时排练，于1946年1月27日至30日在昆华女中礼堂演出，观众潮涌，座无虚席，剧团只好每晚连演两场。

《凯旋》《审判前夕》《告地状》《民主使徒》四部剧本是西南联大剧艺社在“一二·一”运动中创作的几部思想和艺术质量较高、演出效果很好的剧本，其中《凯旋》和《民主使徒》演出场次多，影响广泛，可以看作剧艺社的代表作品。

三、文学社团

“1943年秋季开学后，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围墙上出现了一份名为《耕耘》的壁报，在满墙‘招领’‘寻物’‘出让’等启事中显得特别突出，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这份壁报是邹承鲁、袁可嘉、陈明逊等同学组织的耕耘文艺社编辑出版的纯文学刊物。耕耘社以重庆南开中学考入西南联大的同学为骨干，而且基本上是1941年中学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的同学，成员还有陆家佺、曾仲端、周锦荪等，负责人是邹承鲁和袁可嘉。邹承鲁在化学系，袁可嘉在外文系。据同舍回忆，袁可嘉“到了大学三年级，由于大量阅读诗作和评论，再加上好学深思，他觉得自己的见解要发表出来，就借别人一架破旧的英文打字机，根本不需要手稿，直接从脑子里打到纸上，一篇篇文章就这样举重若轻地产生了”。耕耘文艺社大约就是在袁可嘉等人这种高涨的创作热情中组织起来的。《耕耘》创刊号上发表了邹承鲁的短篇小说《星》和袁可嘉的几首诗。袁可嘉的《轻骑兵》和《死》等诗也刊登在壁报上。这些作品借鉴外国现代主义的手法，表现的内容幽深、空灵，讲求艺术性，但离现实较远，具有唯美主义的倾向。有独立见解、不随声附和的袁可嘉，当时“反对‘为人生而文学’，反对‘文以载道’，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主张文学不能急功近利、为政治服务，而是应当写‘永恒的主题’”。因此，耕耘文艺社被视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派文学社团。

在沉寂已久的西南联大壁报墙上，出现了这样一份壁报，已为稀罕，壁报又持这种与现实思想不相一致的观点，更是引人驻足观看，引起了读者的思考。很快，一场针对《耕耘》壁报文艺思想的论争开始了。

几个不满当时沉闷空气的同学，正在寻找一种适当的方式以活跃气氛，他们看到壁报有那样大的吸引力，不禁心动，经过简单筹划，一份名为《文艺》的壁报于10月1日，张贴在《耕耘》壁报旁。壁报的负责人是张源潜和程法伋，参与者有王汉斌、林清泉、杨淑嘉、何孝达等，导师是李广田。壁报同样吸引了众多读者。编辑颇受鼓舞，信心十足，决定半月出一期，每期两万字左右，分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栏目，编排与装饰力求新颖美观，与《耕耘》的朴素大方形成对比。成员也作了分工：张源潜和刚转入西南联大的王楫写小说和散文，何孝达写诗，王汉斌提供杂文，程法伋写评论。大家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决心追随鲁迅“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而对《耕耘》上的作品尤其是诗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不满，于是决定对《耕耘》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脱离现实的作品提出批评，发起一场文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讨论。《耕耘》亦不示弱，对《文艺》进行了反批评。他们认为《文艺》上的诗歌充满了标语口号，根本算不上诗。在他们的论辩过程中，西南联大围墙上又出现了另外几份壁报，这些壁报也都站在《文艺》的立场上批评《耕耘》。《耕耘》显得孤立，但并不认为对方正确。论争持续了三四期。虽然论争没有得出结论，但促使双方进一步学习了文艺理论，提高了思想认识，逐步明确了写作方向。这场论争显示了西方现代派在西南联大的生存处境，同时亦可看作现代派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现代派总是遭受现实派的压力而又顽强地生长着。由于《文艺》壁报在论争中扩大了影响，来稿多了，文章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以后文艺社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45年3月，《文艺》壁报公开征求社员，报名者有李明、邱从乙、叶传华、刘晶雯、刘治中等，办《新苗》文艺壁报的王景山和赵少伟则停刊加入《文艺》。26日晚，正式举行文艺社成立大会。会上选举出总干事程法伋、张源潜、王楫三人，程法伋为总负责，张源潜负责研究工作，王楫负责出版壁报，另举许宛乐为总务干事，何达、叶传华为研究干事，王景山、赵少伟、廖文仲为出版干事。社内分小说、散文、诗歌、理论四个组，社员按平时写作长项自愿参加一组。文艺社的中心工作和宣传园地是《文艺》壁报，而《文艺》壁报诞生于1943年10月1日。虽然社团成立于1945年3月26日，会议决定仍以10月1日为社庆日。1945年秋季开学，文艺社再次扩大，招收社员，达到六十余人，成为西南联大当时人数最多的社团之一。彭佩云、孙霭芬等就是这时加入的，郭良夫大约也在这时加入。

文艺社先后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这里仍以文学创作为中心作重点介绍。1945年10月1日，文艺社举行社庆，《文艺》壁报组织了重点稿件，刊出了四万字的“文艺社二周年纪念倍大号”壁报，即版面比平时大一倍。壁报上的作品，大约有刘晶雯的《我的生活》、李维翰的《逃兵》两个短篇小说，有袁可嘉的《墓碑》《无题》，叶传华的《文》《马死》，刘海梁的《胡琴声里》等八首诗，还有邱从乙的《新与旧》等几篇散文。文艺社接着于11月1日创办《文艺新报》，王楫任主编，王景山、赵少伟为副主编，刘治中、刘晶雯等参加编辑，四开四版，每半月出一期，公开发行。《文艺新报》的版面基本固定，第一版载文艺评论，第二、三版登散文和杂文，第四版刊小说和诗歌。创刊号第一版刊登了李广田的论文《人民自己的文学》，文中说：“文学本来就不是自己玩耍的东西，而是用它来和别人结合、融通，或唤醒别人、鼓舞别人，使大家联合起来，向着恶的进攻，向着更好的道路前进的一种工具。”这段话可以看作文艺社的文学主张。文艺社一开始提倡文艺为人生，后来在“一二·一”运动中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战斗，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行动。《文艺新报》出版两期后，赶上11月25日西南联大时事晚会遭国民党开枪威胁而导致了学生罢课。《文艺新报》立即编出“反对内战号”，于事件发生三日后出版，专载揭露晚会事实真相和抗议威胁镇压的诗文及报道。报纸也因此被政府当局勒令停刊。文艺社并不屈服，变公开发行为内部发售，出到第8期因经费短缺而停刊。“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当日，《罢委会通讯》创刊，《文艺》壁报和《文艺新报》编辑部成为其编辑班底，因任务繁重，《文艺》壁报暂停，“一二·一”运动后恢复出版，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文艺》壁报出了纪念“五四”版，为第36期，也是最后一期。1945年秋，文艺社还印过《缪弘遗诗》。缪弘是外文系1944级学生，文艺社成员，从军当翻译。1945年8月7日，他随伞兵部队空降于桂林，作战中不幸牺牲，时年不满十九岁。文艺社请导师李广田从缪弘诗稿中挑选出一部分，并题签和作序，王楫写后记，以《缪弘遗诗》之名出版发行，保存了烈士的诗作。

这个时期创作较丰富的还有老牌社团冬青文艺社和上一个时期成立的文聚社。

在西南联大政治空气好转之时，共产党决定做冬青社的工作，使其恢复在校内的组织与活动。几个进步同学以冬青文艺社名义贴出海报，征求社员。从叙永回来的布谷文艺社和星原文艺社都以个人名义全体加入，另有一些同学报名。经过筹备，于1944年初召开恢复成立大会，在第二次会议上，选举于产与何扬为社长、副社长。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未毕业的老社员没有出面，新的组织也没有举办大的活动，主要是恢复了《冬青》壁报。于产由于被列入特务的暗杀名单而离开昆明，《冬青》壁报上注明的社长、副社长是从叙永回来的布谷社骨干何扬和袁成源。《冬青》壁报仍以短小精悍的杂文为西南联大同学喜爱。社员增加后，稿件增多而版面有限，于是在女生宿舍出“南院《冬青》版”，由冯积苍负责编辑，在师范学院出“师院《冬青》版”，由赵家康负责编辑，后来又在拓东路出“工学院《冬青》版”。冬青文艺社老社员仍以在外发表作品为主要活动，作品多在昆明、重庆、桂林等地的报刊发表，其中发表得最多的是文聚社的刊物。事实上，冬青的老社员和文聚社的主要成员是合二为一的。

文聚社的创作仍和前个时期一样丰富多彩。这一时期文聚社的变化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文聚》杂志变为《文聚》副刊。由于战争和印刷等条件，《文聚》不能按时出版。1943年12月8日第二卷第一期出版后，中断达两年之久，至1945年元旦才恢复出版，到6月出版第二卷第三期后再没有出版。11月，主编林元和马尔俄创办《独立周报》，《文聚》便成了该报副刊。《独立周报·文聚》上的作品仍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如“‘一二·一’运动特辑”里刊载了卞之琳的散文诗《血说了话》、李广田的诗《我听见有人控告我》、冯至的诗《招魂》等，这些诗具有强烈的思想感情，又有精湛的艺术形式，其中《招魂》一诗镌刻在云南师大校园内的“四烈士”纪念碑上。其二是出版了“文聚丛书”，在1943年出版的《文聚》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刊登了“文聚丛书”广告，一共十部。由于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返，最终只出版了三部，即：卞之琳翻译的《<亨利第三>与<旗手>》、穆旦的诗集《探险队》、沈从文的小说《长河》。冯至的小说《楚国的亡臣》（后改名《伍子胥》）正要排印，西南联大复员，“文聚丛书”的作者和编者亦先后离开昆明，没有印成。这几部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

也就在西南联大校园沉寂两年后出现第一份壁报的1943年9月，闻一多在唐诗课上大谈田间及其朗诵诗，从而在西南联大鼓动起了一股新的诗风。在这股诗风中，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社团——新诗社。1944年4月9日，十二个爱好诗歌的同学前往离城二十里外的龙头镇司家营，去拜访朗诵诗的倡导者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把他们带到灿烂阳光下的小树林里，坐在草地上，谈做人，谈写诗，闻一多始终强调诗歌的“新”字，于是他们把诗社定名为“新诗社”，把这一天作为新诗社的诞生日。新诗社最初的骨干当然是在司家营聆听闻一多谈诗的十二人：何达、沈叔平、施载宣、康伣、赵宝煦、黄福海等，导师自然是闻一多。这十二人中，有的后来没再写诗，有的则成了著名诗人。新诗社以创作“新”诗为使命，在西南联大、在昆明掀起了朗诵诗运动，为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和艺术方法，贡献突出。新诗社恐怕是西南联大所有文学社团中唯一一个一开始就有明确纲领的社团。其纲领有四条：“一、我们把诗当作生命，不是玩物；当作工作，不是享受；当作献礼，不是商品。二、我们反对一切颓废的晦涩的自私的诗，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三、我们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创作的道路；民主的前途，就是诗歌的前途。四、我们之间是坦白的直率的团结的友爱的。”在成立之初就有如此明确的思想意识指导社团开展活动，自然是由于闻一多的指导：这四条纲领就是闻一多当天在草地上的讲话精神。在十二人访问闻一多的一周后，新诗社在西南联大学生服务处的小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更多。由于朗诵诗的群众性和鼓舞作用，也由于新诗社的开放态度，新诗社的成员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西南联大校外的人。每次组织活动，参加者有其他大学的，有中学的，有报社的，有政府的，有金融界的，到底有多少，因当时没有登记，谁也说不清。新诗社的组织特点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成员是流动的：“参加新诗社的朋友，不必履行什么手续，愿意来的随时可以来参加活动，不想再参加的，随时可以不告而别……新诗社也没有什么组织机构，除了《新诗》壁报的登记人以外，只选过萧荻、何达为社长。但具体的活动则常由大家轮流主持的。”《新诗》壁报的登记人是沈叔平、施载宣。新诗社除办壁报外，举行过各种活动，最有特色的是千人以上的朗诵诗大会。新诗社的壁报最初名为《诗与画》，后来一些爱好绘画的社友另组阳光美术社，《诗与画》壁报便改称《新诗》。新诗社的创作非常丰富，其发表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朗诵，有的是传单，有的贴在街头，有的登在壁报上，只有少数作品发表在报刊上。诗社曾选出部分习作在《七月诗叶》上印成专页，还出版过两部诗集，一部是戈扬的《抢火者》，一部是杨明的《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新诗社培养出了一些诗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何达，他后来移居香港，出版过几部诗集。新诗社当时的诗歌成就，亦可以何达的《图书馆》《我们开会》《我们的心》等为代表。

1945年末至1946年初，西南联大还出现了两种文学刊物，一种是《匕首》，另一种是《十二月》。

《匕首》创刊号于1945年12月27日问世，主编是伊洛和许世华，出版两星期后又加入聂静涵。《匕首》以新河文艺社的名义出版，但没有正式成立社团，只由几位同仁出版发行杂志。《匕首》是一本纯文学刊物，出过三期。刊名“匕首”，只要看它的创刊日期在“一二·一”惨案之后就明白其含义了。主编伊洛说：“这个刊物得到闻一多、吴晗、李广田、李何林等先生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刊名是李广田题署的。”在《匕首》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有许黎平、林路曦、林晔、苏永嘉、企羊、刘离、魏隆、陈阵、叶松涛等，还刊登过吴晗、李何林的作品，王松声轰动一时并作为剧艺社保留剧目的《凯旋》就是首发于《匕首》第二期上的。

《十二月》署名“十二月文艺社编辑兼发行”，但“文艺社”似乎只是一个名义，并未真正地成立，这跟文聚社和新河文艺社以稿件结成“社友”相同。《十二月》的主要负责人是勒凡等，撰稿人与《匕首》有交叉，实际上杂志也是在《匕首》编辑的鼓励和支持下办起来的。他们办刊的动力来自“一二·一”惨案。潘琰与勒凡同是罢课宣传队的队员，“一二·一”当天，他们一同去昆华商校宣传罢课归来，潘琰就被反动派杀害了。夜里，勒凡和一些同学守在“四烈士”遗体前，只觉得有无限的愤怒要抒发，在许世华和伊洛的启发下，他决定办一个刊物，遂有《十二月》的问世。《十二月》得到田汉及其夫人安娥的支持，田汉还赐稿《学习》。在《十二月》上发表作品的有许黎平、勒凡、天羽、碧竹、王季、苏永嘉、姚多、上官炎、山地、檀艮等。第一期出版于1946年1月20日，第二期出版于同年3月17日。出了这两期后，就被查禁了。檀艮（郭良夫）的剧本《民主使徒》（《潘琰传》）的前两幕就发表在《十二月》第二期上，第三幕准备登在第三期上而没有实现。在第二期所登的《稿约》中，有这样的话：“一、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来稿，凡是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只要是和我们的方向相同，是真实的内容，我们都愿尽力采用。二、一切抒发个人感情的，或昧暧不明的文章，不管它的艺术价值多高，我们一概拒用。三、我们主张大刀阔斧的文学，极力反对中庸派的虚伪声调；后者请免寄。”由此可看出《十二月》的思想倾向是健朗的、积极的、充满活力的。

1946年春末，三校复员北返前，文艺社、剧艺社和新诗社这三个成立于西南联大后期而又影响较大的文艺社团联合成立了“艺联”，准备适应复员后三校分开的形势，有组织有领导地共同开展工作。“艺联”成立后，请导师闻一多和李广田题词。闻一多题：“向人民学习”；李广田题：“不只暴露黑暗，更要歌颂光明”。题词体现了两位老师对西南联大结束后学生文学创作方向的殷切希望。成立“艺联”也显示了这三个文艺社团团结合作，开创新的文艺局面的决心。三校回到平津后，由于地点分散、联系不便和情况各不相同等原因，“艺联”并未组织活动，原先的三个社团仍然按文艺社、剧艺社、新诗社的组织在北大、清华、南开分别开展工作。

这一时期的西南联大，自由空气日益浓厚，各种思想、各家学说、各种活动纷纷登台亮相，广大师生政治热情高涨。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局面也发生了巨大转折，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尚未结束，内战的风雨又席卷而来，关心政治的西南联大师生亦被卷入，他们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付出了血的代价。在浓厚的民主风气下，各种社团纷纷出现，各种壁报自由亮相，而绝大多数社团的壁报都刊有文学作品，所以这时西南联大的社团文学是最为繁荣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西南联大的生活和斗争，另一方面，文学在斗争中也被作为一种武器而使用，这又限制了文学某些功能的发挥而影响了它的品位。不过，由于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作家已经相当成熟，他们出手的一些作品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艺术水准，因此，此期西南联大社团文学仍是值得重视的。这一时期西南联大文学最具特色的是朗诵诗。由于闻一多的提倡和受田间、艾青诗风的影响，西南联大校园内出现了一股朗诵诗热潮并波及昆明诗坛，声势可谓浩大。对于朗诵诗，恐怕不能用“静穆悠远”等理论去评价，而应该用新的艺术标准去衡量，这样，我们就会从西南联大的朗诵诗中发现一些好的作品。总之，西南联大这一时期的社团文学以繁荣为特点，以朗诵诗为特色，同时也保持了前两个时期已具有的创作质量。

第五节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特点

20世纪是一个“组织的世纪”。中国人从来没有像这样被组织过。在20世纪，绝大多数人都在某个（些）组织内活动。20世纪上半期虽然不像后半期那样组织严密，但人们为了聚集力量，争夺生存空间或成就某项事业，往往组织起来，共同奋斗。这就是从20世纪初开始，社会组织形式多种多样的原因。在这种社会组织的大环境中，文学界人士也在不断地寻找知音同调，纷纷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盟”等，一同创造新的文学，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打上了“组织的文学”之烙印。笔者以为，有组织的创造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特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难看出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军，大多数著名作家主持或者参加过文学社团，很少有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不发生关系的作家。西南联大的文学创造者们，自然也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者一样，组成了各种社团，进行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是才有今天我们要研究的课题。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特点有哪些呢？一切特点都在与同类事物的比较中显示出来。把西南联大文学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下，并与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相比，可以得出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具有校园性、开放性、互动性、政治性、成熟性等特点的结论。下面将逐一论述之。

一、校园性

民国时期校园文学社团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在民国著名的几十个文学社团中，有少数一些是由学生组成的，如创造社、新潮社、晨光社以及湖畔诗社、浅草—沉钟社等。创造社由日本留学生发起组成，不属于某个学校，很难说是校园文学社团。新潮社的发起人罗家伦、傅斯年、徐彦元和杨振声等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教师如周作人、校外人士如孙伏园等加入，且由学校提供办刊经费，不是纯粹民间性质的学生社团。晨光社的基本力量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其次是杭州女子师范的学生，只有少数是其他学校和校外人员，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三位老师“既是会员，又是文学顾问”，虽不全由学生组成，但主体和骨干是学生。湖畔诗社、浅草—沉钟社均以学生为骨干组成，主要在校园活动，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性质较为相近。但这两个社团在学校的管理、社团的活动以及许多具体做法上，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又不尽相同。例如，它们无需在学校的规定下活动，因而它们的校园性质没有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突出。总体说来，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与民国时期的其他校园文学社团相比，有其共同处，也有其不同处。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校园性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组织

从人员组成看，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可分三类：

一类完全由西南联大的学生组成。南湖诗社二十多个社员，全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文学院的学生。1938年秋分校撤销，文学院迁回昆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社员以原班人马为主力，又吸收了一些学生参加，仍然全是本校学生。西南联大话剧团也基本上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虽然凤子参加了剧团的活动，但她不是社员，而类似于特邀演员，剧团的成员不限于一个学院，但也未超出西南联大。由多个学院学生组成的还有耕耘社，社员基本上是重庆南开中学毕业，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学生。

再一类由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毕业生、青年教师组成。刘北汜、汪曾祺原是冬青文艺社社员，毕业做了老师后仍继续参加该社的活动，工作变了但“社员”身份没变。布谷社在叙永成立时，在叙永任教的年轻教师穆旦应邀参加了该社。剧艺社的社员中有一位年轻的西南联大“元老级”教师吴征镒。吴征镒一直热心文艺活动，复员后他仍是清华剧艺社的社员。

另一类由西南联大师生和校外人士组成。在这类文学社团中，西南联大的师生是主体，而在师生中，学生是主体，学生包括在校生和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南荒文艺社的基本队伍是高原文艺社成员，又吸收了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同济附中的一些学生，还有一位特殊的社员萧乾。新诗社的开放程度更大，社员入退社自由，参加朗诵者范围广泛，但骨干人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虽然是学生的组织，但成绩卓著，地位显然，这与学生思想的成熟和文学的热情分不开。西南联大招生不限年龄，有的学生入学时比一些青年教师年龄还大，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时已三十岁上下，年长者达三十五岁。一些学生入学前已工作过，好多同学中途休学工作后再复学，还有极少数曾参加过革命活动。由于年龄偏大，阅历丰富，知识广泛，思想已经相当成熟。西南联大的每一个文学社团都是学生的自发组织，而不是为完成某项任务被动实行的，组织者往往对文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参加者都出自文学爱好。由于自发组织，饱含热情，也就愿意投入，追求成绩。这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成功的一个前提。

第二，老师指导

学校的特点和优势是拥有教师。西南联大拥有一批最优秀的新文学作家和造诣高深的学术大师。以对文学社团的影响而言，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庸、杨振声、陈梦家、王力、陈寅恪、沈从文、李广田等，外文系有冯至、陈铨、吴宓、闻家驷、钱钟书、卞之琳等，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等，历史学系有吴晗、雷海宗、孙毓棠等，政治学系有张奚若、钱端升等，经济学系有周炳林，社会学系有费孝通，数学系有华罗庚，化学系有曾昭抡……这些老师，不仅在各自的专业方面是大师，而且热心于社会活动，对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南联大规定：学生社团必须请本校老师做指导。学校先后制定了多份学生会社的管理办法，但是，无论后来的文件如何修正改变，要求请本校教师做顾问或导师的内容始终没变。例如，在《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中说：“学生团体于其作业之际，应随时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请求指导”，在《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中改为“学生会社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学生会社管理规则》中规定“学生会社应聘请教师为顾问”，在《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中载明：“各壁报应由负责人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会社请导师或顾问是必须的，且学校对导师或顾问的资格要求越来越严——由最初的“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具体为“教职员”，再缩小为“教师”，最后规定为“教授”。这实际是对导师或顾问学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导师与社团的关系有紧有松，对社团的指导有多有少。虽然学校对导师的工作从未进行检查，但导师大多都在积极工作，他们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朱自清在蒙自阅读南湖诗社的作品，并称赞赵瑞蕻的《永嘉籀园之梦》为“力作”，在该社的全体社员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倡写新诗，极大地鼓舞了南湖诗社的创作。导师冯至多次为冬青文艺社讲演，将里尔克、歌德的哲学思想和文艺观念传达给社员，促进了西南联大现代派诗歌的成长。李广田替文艺社选编《缪弘遗诗》出版，保存了这位年轻烈士的诗作。沈从文推荐许多学生的作品去发表，成为学界的美谈。闻一多帮助剧艺社的王松声等策划一场彝族民间歌舞的演出，开创了民间原生态歌舞登上城市舞台的历史。

第三，在校园内活动

管理靠的是规章制度。西南联大九年间制定了几份社团制度和壁报管理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和《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这两份规定的共同点是“请求登记”、请顾问（导师）和对违规者给予惩处，“会社管理”着眼于组织情况、工作内容、经费等问题，并有关于使用学校房舍家具和临时集会的规定，“壁报管理”着眼于办报原则、言论责任等。两份文件都没有限制社团自由的条款和苛刻难行的要求。可以说，这些规定是所有管理者都会提出，任何社团都须遵守的基本要求。由此可以推断，学校制定这些规定的出发点不像有的人所说限制学生自由，而是促使社团健康有序地发展。

从具体执行看，亦可看出西南联大对社团管理的宽松。所定“规则”本来就重形式、轻内容，只要是本校学生为举行学术研究、课外作业等都可以组织社团，训导处执行起来，更是只重登记，不重管理。登记时只要在表格上填出负责人和导师的名字，填上简单的自然情况就行了。《会社管理规则》上要求的“简章”和“工作情况”，并没任何社团呈报过。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没有哪个社团去登记而未获准。训导处如此重“登记”，实际是看重“管理”，并培养学生的组织观念。如果谁藐视学校的管理，那就不允许了。在管理严格的时期，有的社团未经登记就出壁报，训导处发现后，会将壁报取下（张贴在木板上的），等补办登记手续后，再发还刊出。补办手续时亦未遭刁难。至于刊出的内容如何，只要不“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训导处并不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南联大某教授被蒋介石请去重庆讲课，回来后，新诗社成员画了一幅该教授以书为阶梯向上爬的漫画张贴在校园，该教授见了，连称“画得像，画得像”，漫画作者并未遇到任何麻烦。

总之，西南联大的管理是一种成功的管理。对于学生社团，学校只要求登记，并对社团在校园内的活动予以支持并负责，这就促进了大家学习、研究和发表言论的积极性，学生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壁报，参与政治和学术的讨论，最终达到育才的目的。

二、开放性

虽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是“西南联大的”，但社团不画地为牢，而是呈现出开放的态势，一方面吸收校外人员参加，一方面以多种方式走出校门，接触社会，展示自己。这当然是所有文学社团的共同路子，因为作品总是需要发表，希望获得更多的读者，当年的新潮社和晨光社也是这么做的，不过，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似乎有着自己的特点，或者说，即使各社团都具有相同的开放性，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也是同中有异。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开放性特点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社员流动

西南联大的一些文学社团，如西南联大话剧团、剧艺社、文聚社、新诗社等，只有一些基本社员（或称骨干），其他人并不固定，愿意加入则来，不愿即走，有的社员是临时邀请加入，所以社员人数不得而知。这里以文聚社和新诗社为例来谈。

文聚社的发起人是林元，另一个最重要的参与发起的人是马尔俄，《文聚》的编辑人就是他俩。其他最早参与策划创办文学刊物的人有李典、马蹄等，积极响应者有穆旦、杜运燮、刘北汜、田堃、汪曾祺、辛代、罗寄一、陈时等，还有热情支持的老师沈从文、李广田、朱自清、冯至等，这些可算作基本队伍。文聚社既没有召开成立大会，也没有开过社务会议，甚至没有举办过出刊之外的其他活动。社员既无登记，也不交纳会费，无需对社里尽任何义务。因此社员“身份”也就成了问题。在《文聚》上发表作品的人，除上面所说的“基本队伍”外，有西南联大师生和校外作家数十人。这些人与文聚社的关系疏密不一，大约可以把他们看作“流动社员”。

新诗社的骨干当然是最初去见导师闻一多的十二个学生，但他们中有的人和新诗社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没有写诗，而后来加入的人中有的热心社务，成了骨干。新诗社没有什么组织机构，不登记社员，采取“不必履行什么手续，愿意来的随时可以来参加活动，不想再参加的，随时可以不告而别”的组织“原则”，谁也弄不清新诗社有多少社员。新诗社有时举行千人朗诵会，与会者除西南联大学生外，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各中学的学生，有云南党政、文化、经济等各界的人士，与会者可以随意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称自己是新诗社的成员，数十年后仍如此。由于成员之间除了诗歌外别无往来，因此互不认识。新诗社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因为新诗社的社员流动性太大。

第二，吸收校外社员

西南联大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所开放的大学。严格说来，要通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才是西南联大学生，但实际上，西南联大另有许多名目的学生，如转学生、旁听生、借读生、特别生、重习生、先修生、专修生、试读生、插班生等等，大约有条件、够水平的人办理过手续都可以去读，而旁听生则无需办理手续。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考试严格，修不够学分便被淘汰，所以一般人也不敢去碰。西南联大九年间培养了八千学生，实际上正式录取生不足这个数，而在校内读过书的人则远不止这个数。西南联大上课也是开放的，不仅本校学生可以去听课，外校学生也可以去听，甚至工人、职员、官员都可以去听，有时名教授上课，座无虚席，窗子外面都站满了人。宿舍也缺少管理，安给学生一个床位，不管学生去不去住。有时宿舍里突然增加了一个人，过一两个学期又不见了，消失一段时间后，又有回来的。学校在管理上如此开放，与教学的严格迥然不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当然会形成开放的作风，文学社团自不例外。

南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第一个走向开放的文学社团。该社除在同学中吸收了辛代、陈祖文、龚书帜、何燕辉等新社员外，还新增了方舒春、庄瑞源、陆吉宝、曹卣等外校学生。当时萧乾住在昆明，也报名参加南荒文艺社，当然是特别的社员。南荒文艺社把社员扩大到校外，既扩大了组织的影响，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因为这几位校外社员都是写作能手，他们都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过文章，萧乾自不必说，庄瑞源和曹卣都出过文学著作。南荒文艺社开放组织，吸收校外成员的做法为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开了一个好头，后来的一些社团都取开放态度组建队伍。

上述文聚社和新诗社也是在吸收校外社员上很有特色的两个社团。如果说文聚社产生在“皖南事变”后的政治高压中，只好采取向外发展的策略的话，产生于西南联大民主空气高涨之时的新诗社向外发展，则与文学体裁的特点有关。新诗社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而朗诵诗必须走向群体，吸引更多的听众。因此新诗社的队伍是校外成员多于校内成员的，由此可以说，新诗社是西南联大开放程度最高的一个文学社团。

第三，在报纸上开专栏

学生社团缺乏经费，自己创办报刊有困难，因此多为出壁报。但文学作品总要寻找更多的读者，通过报纸办专栏是一条好路子。成熟的报纸发行面广，有相对固定的读者，影响力和影响面都比不可移动的壁报大得多。壁报或内刊与公开发行的报纸相比档次也不一样。在报纸上发表作品，不仅是初学写作者的向往，也是名作家的荣耀。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能够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发表作品，证明了文学社团的水平和创造力，同时对社员的创作形成了巨大的推动，还宣传了文学社团自身，因此这种“开放”对文学社团本身是非常有利的。

最先集中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作品的仍然是南荒文艺社，但南荒文艺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专栏。第一个在报纸上利用专栏发表作品的社团是冬青文艺社。1941年6月至1942年7月，冬青社在《贵州日报》的“革命军诗刊”上开辟刊中刊“冬青”，集中发表作品，前后一年多，登载冬青社的诗作和译诗二十八首。这些诗中的一部分已成为名篇传世。冬青文艺社的这一创举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在报纸上由多发作品到创办专栏的过渡，它把南荒文艺社在《大公报·文艺》上“多发”作品推进为“集中”发作品。布谷社更进一步，把冬青文艺社的“集中”发作品推进为“专栏”发作品。1942年初，布谷文艺社在广西《柳州日报》上开辟“布谷”专栏，是年5月终刊。在上面发表的作品虽然没有太大的名气，但也不是平庸之作，如穆旦早期的重要诗作《野兽》，就是在“布谷”专栏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该栏目所发的作品，除几位名家的而外，大多数诗包括杜运燮的《拘留所——赠穆旦》都属集外作品。可以说，这个副刊是布谷文艺社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

三、互动性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一般都是自立门户，独立“经营”的。尽管有观点一致相互协作的，如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曾共同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后来反目，争论不休；也有互相联合，共同追求的，如未名社和莽原社，但合作稍显松散；还有社团成员前后连续或相互交叉的，前者如沉钟—浅草社，后者如晨光社与湖畔诗社，但不普遍。所以，独立性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总体特征。正是因为具有独立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并开展论争，才促使现代文学观念趋于成熟，文学创作取得成就，才形成了缤纷灿烂的现代文学和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

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一般现象不同，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更多的是共同努力，相互合作，一道发展。在西南联大，同一政治立场的社团之间也有论争，但并不影响其团结协作，不同政治立场的社团之间有斗争，但更多的表现为竞争，并不因此造成私人之间的怨恨。这种风气显然是在民主自由的西南联大这所学校环境中的特殊表现。合作互动并不是没有独立性，相反，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都有各自的追求，并在追求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互动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各社团成员有所交叉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组织和管理呈开放性，愿则留，不愿则去，没有严格的规约，因此社员完全自主，相当自由。由于社团之间没有界限，社员就可以随意参加不同的社团，于是形成了各社团之间成员互相交叉的现象。

成员交叉首先在于社团之间的相互连续与合作。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之间的组织关系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前后相承，即后一个社团由前一个社团延续下来，前后社团既是独立的，又是相承的，主要有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西南联大话剧团——戏剧研究社——剧艺社两组。这里以后一组为例。联大剧团在全体社员的努力下，在昆明公演了几台大戏，引起轰动，成为昆明最有演出实力的剧团之一。后来，剧团的领导权被三青团成员篡夺，进步同学另组西南联大戏剧研究社，主要成员仍是联大剧团的社员，演出实绩仍然不错。“皖南事变”后，戏剧研究社被迫停止了活动。政治形势好转后，戏剧研究社的骨干又组织剧艺社。剧艺社成为西南联大后期最强的戏剧社团，不仅演出水平高，而且还创作了剧本，并首次把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搬上城市大舞台，开创了新的历史。另一种是合作共建，即某个社团的骨干再组另一个社团，或者参加支持另一个社团。这种情况主要有冬青社与文聚社，文艺社与新诗社，新河文艺社与十二月文艺社三组社团。在此以新河文艺社和十二月文艺社为例。这两个社团均诞生在“一二·一”运动期间。新河社在筹办《匕首》杂志的同时，帮助同学创办了《十二月》杂志。《十二月》上的作者大多都是《匕首》上的作者。可以说新河社是十二月社的最大支持者。

社团的交叉必然带来社员的交叉，或者说社团交叉主要体现为社员的交叉。社员交叉主要有两种现象。一是成员先后加入不同的社团，如：林元最初发起《边风》壁报社即边风文艺社，后是群社的骨干，冬青社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戏剧研究社的社员，更是文聚社的主心骨；穆旦在西南联大由学生而教师，先是南湖、高原、南荒社的元老，后是冬青、布谷社的社员，还是文聚社的发起人之一。二是成员同期加入几个社团，如：何达是冬青、文聚社的成员，同时又是文艺和新诗社的负责人之一；郭良夫同时是新诗、剧艺、文艺和十二月社的社员。

社员如此交叉，造成了社团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及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上并不多见。

第二，有的社团导师相同

西南联大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教师虽然赫赫有名，人数却不多。当过文学社团导师的作家教师有闻一多、李广田、卞之琳、冯至、朱自清、孙毓棠、陈铨等几位。其中担任导师最多的是李广田和闻一多。李广田到西南联大后首先去叙永分校任教。分校学生组成布谷文艺社，请他担任导师。从叙永回昆明，布谷文艺社社员几乎全体加入冬青文艺社，李广田也被聘为冬青文艺社导师。文艺社成立，又聘请他为导师。此外，他还担任了其他一些社团如《春雷》壁报社的导师。闻一多堪称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常任导师。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学生组建了南湖诗社。文学院回昆明不久，他做了联大剧团的导师。后来冬青文艺社成立，他又被聘为导师。一些学生组织新诗社，他指导了全部活动。剧艺社成立，他再一次被聘为导师。从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开始，到西南联大结束，闻一多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指导贯穿始终。

一个导师指导多个社团，首先会在各个社团中宣扬其基本文学观，影响着各个社团朝某个方向前进。李广田强调作者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作品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既要暴露黑暗，又要歌颂光明。这些基本思想都在他指导的几个社团中得到了显示。其次会把个别社团的活动安排和工作特色介绍到其他社团，使社团之间互为参考，创造革新。在“一二·一”运动中，李广田指导冬青文艺社办壁报、文艺社出报纸，各扬其长；闻一多指导剧艺社写剧本、新诗社写诗歌、冬青文艺社写杂文，并显其能。再次会把早期社团的经验带到后期社团中来，形成精神传承。学生社团的特点是社员的流动性很大，对于社团的精神与经验的保存，导师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对于那些解散了的社团，为保存其精神与经验，导师的作用就更显重要。南湖诗社解散，可南湖诗社重视民间文艺的传统在新诗社和剧艺社中显示了出来；联大剧团消失，可联大剧团用强大的艺术力量去感染观众，为现实斗争服务的精神被剧艺社在“一二·一”斗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起到这种连续作用的关键人物是这些社团共同的导师闻一多。

第三，社团之间联合组织活动

联合开展活动在西南联大文艺社团之间是经常的事。大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一些：

1．为贫病作家募捐

1944年7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活动。新诗、冬青、剧艺、文艺和其他社团积极响应。其中新诗社通过各种活动，募到三十六万元，占全国后方各大城市募集总数三百多万元的十分之一。西南联大各社团募集的总数超过了“文协昆明分会”的半数，而昆明分会的“成绩就比重庆总会还好”，因此，西南联大各文学社团和国文学会等不仅受到了“文协昆明分会”表彰，还得到了“文协重庆总会”的表彰。

2．组织文艺晚会

西南联大的集会，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社团自行组织的。集会，有学术性的、有文艺性的、有政治性的、有交际性的、有比赛性的等。“皖南事变”后，学生的政治热情受挫，学术活动独兴。1944年，文艺社发起举行“‘五四’与新文艺运动”文艺晚会。此后，社团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在西南联大成为常例。如，1944年10月冬青文艺社、新诗社、文艺社联合云南大学学生会、“文协”昆明分会举办“鲁迅逝世八周年文艺纪念晚会”；1945年4月，冬青文艺社、文艺社和“文协”昆明分会联合举办“追悼罗曼·罗兰和阿·托尔斯泰晚会”；5月，文艺社、冬青文艺社等校内外七团体联合，举行规模盛大的文艺晚会。

3．与校外剧团联合演出

以上几次活动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成功联合，而且是与校外团体的成功合作。与校外团体的合作互动，西南联大戏剧团体尤为突出，如：1939年暑假，联大剧团、金马剧社和云南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电影科联合排演《黑字二十八》；1945年，剧艺社参与新中国剧社演出《大雷雨》《草莽英雄》《鸡鸣早看天》《牛郎织女》等剧；1946年5月，剧艺社联合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民主周刊社和“文协”昆明分会，共同邀请圭山彝族青年来昆明演出少数民族歌舞，轰动昆明城。

第四，成立联合组织

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联合组成的高一级团体几次出现，最初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来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后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西南联大社团的联合组织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三个联合组织相比，有不同之处。首先，西南联大联合的社团，不限于文艺性的，政治生活等性质的社团也参与了联合；其次，它不是统一的组织，只是联合开展活动。

1944年“五四”，西南联大的壁报种类急遽增加，大家觉得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中旬，各壁报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同意成立西南联大壁报协会（简称“报协”），并仿照学校行政领导的设置，推举《文艺》《生活》《耕耘》三家壁报为常委。“联大壁报协会成立时，联大的壁报几乎全体加入（包括师院和工学院的壁报）……‘报协’不但是对内反映全体同学的意见，而且对外代表全体同学参加各种活动。”“报协”的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内出版联合壁报。1944年5月，《文艺》和《世风》为编辑者，为反映同学对国民政府给西南联大三十万元“赈款”当如何使用的意见，出刊“联合壁报”。6月，在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西南联大参观前，为传达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报协”组织编排了中、英文两版巨型“联合壁报”，中文版用“我们誓对世界上任何帝国的任何面目的法西斯作战到底”为通栏标题。壁报被客人拍摄下来，后来刊登在美国一家杂志上。二是对外举办晚会。1944年，为纪念抗日战争七周年，“报协”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会联合，举行时事座谈会，参会者上千人。“这是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市大学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集会。”

由于组成“报协”的各社团政治倾向不同，出现矛盾，秋季开学后，以《冬青》《现实》壁报为首，联合观点接近的壁报，另组西南联大壁报联合会（简称“报联”），取代“报协”。1944年，“报联”联合云南各界，举行“纪念双十节、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由于爱国民主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报联”和各级会、系会共同倡议，重新选举产生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由专人负责联系校内各社团工作，于是，“报联”的使命结束。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之前，文艺社、剧艺社、新诗社成立文艺联合会（简称“艺联”），准备回到京津后，开展工作。“艺联”续请闻一多、李广田为导师，二位导师对“艺联”寄予厚望，题词鼓励。可惜回到北方，情况变化得出乎人们的想象：导师闻一多被杀害，内战打响，货币贬值，生活穷困，且学校间距离较远，联络不便。不仅“艺联”没法开展工作，就是文艺、剧艺、新诗三社也不能像在昆明那样常在一起活动，只好各社均一分为三，成为北大、清华和南开各自的文艺、剧艺、新诗社。这是后来的情况，在西南联大时，各社毕竟联合过、组织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四、政治性

顾名思义，文学社团是以文学为活动内容与追求目标的。而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在具备文学性的同时，还具备了政治性。这是西南联大那个特定环境中的一种现象。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社团，也不是那么纯粹的“文学化”，有的甚至与政治关系密切，但它毕竟是文学社团，充其量只是文艺界的政治力量，而不像西南联大文学社团那样，有时候，脱离文学而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在学校生活中，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

下面让我们看看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政治性产生的条件以及政治性的表现：

第一，西南联大学生的组织与管理

西南联大的行政机构是真正高效率的精干机构。学校常委会下设五院三处。在五院中，师范学院的学系与其他四院的学系略有重复，不单独计算，文法理工四院共有十八个学系。每个学生都被录入某个学院的某个学系。学生只知自己是某系某级生，而没有“班”的概念。三处中的训导处下设生活指导组，只安排床位、膳食和帮助解决生活上的特殊困难，不像今天的学生处那样对学生实行管理。学校的正常秩序主要靠教师和课堂维持。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达不到规定的学分就不得升级或毕业，学生的淘汰率相当高。这样，学生不得不认真听课，遵守教学纪律。当然，那时的学风非常之好，学生相当自觉，无须跟踪管理。生活方面，学生自愿组成膳食小组，加入某个伙食团，伙食团按一定的标准提供饭食，若要改善生活，学生得设法参与筹办。西南联大的学生是自觉的，同时也是自由的。课外时间全由学生安排，分配的床位可住可不住，食堂可吃可不吃，只要遵纪守法，道德高尚，修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一句话，西南联大的学生是高度自治的，没有严格的组织与管理，学校生活却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学校在这种自由自在的氛围中，培养了学生的自治能力。梅贻琦常委一再要求学生要自我判断、自我决定、自我选择。而这种独立性的养成与平时的自我管理训练有关。当然，每当面临大事的时候，学生还是希望组织起来，聚集力量，统一思想行动，共同完成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组成学生自治会就非常重要。事实上，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一直有学生自治会：1938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成立，“皖南事变”后，学生自治会由三青团骨干主持，工作无力，1943年重新成立，因“所有团体活动均为级会、系会或壁报团体所推动，自治会始终保持沉默”，1944年，正式成立各系级代表大会，由代表会选举校学生自治会干事，1945年，改代表选举为全校学生“普选”，直至1946年结束。我们要明确的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从选举产生到工作内容均由学生自主，学校概不干预。那么，谁来组织学生会的选举呢？在没有其他组织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各种群众团体包括文学社团便是最好的组织力量。因此，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在历次学生自治会的改选中都参与了工作。

第二，推动学生自治会的改选

学生自治会虽然是群众组织，但它代表学生的意愿，并领导学生前进，无疑是一种政治组织。推动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便是从事政治的活动。在无其他组织依靠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壁报团体（包括文学社团）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担负起了推动改选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从而履行了政治职责。

例如，在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学生会“被三青团把持控制，包而不办……可说是名存实亡”。这样，改选学生自治会势在必行。而首倡者是西南联大壁报联合会。这时，各系的系会和一些级会也相继成立，并参与了改选倡议。1944年秋季开学后，一场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争夺的双方是国民党三青团和进步势力。在争夺斗争中，冬青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耕耘社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有一些综合性的社团，如生活社、现实社、民主社等也积极参与。各社团首先利用壁报，制造舆论，进行宣传鼓动，呼吁同学们关注选举，选出能真正代表大家、能为大家办事的学生自治会。其次参与制定选举办法，以“级”为基本单位，每二十人产生一个代表，由代表再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最后组织本社社员主动参加，认真投票，并通过社员影响和串联同学，集中多数票，选出大家信得过的人。由于社团成员人数众多，影响面宽，保证了推举出的代表多数是进步和中间同学。终选结果不出所料，理事十七人都是进步和中间的同学，三青团提名的人选全部落选；监事会三人中也没有三青团成员。这样，新一届学生自治会的改选斗争，进步势力获得了胜利。

这一次选举是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历史上的一次大转折。从此以后，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便牢牢地掌握在进步势力一边，学生会领导全体同学朝着争民主反内战的政治道路上前进，为推进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做出了贡献。

以后的学生自治会按章程每个学期选举一次，在每次选举中，文学社团与其他社团一同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组织纪念“五四”活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政治运动。对“五四”的纪念自然也是政治活动。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纪念“五四”运动已成了各大学的传统。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开学之日，蒙自分校的学生就集会纪念“五四”，并通过了《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北大同学告全国同胞书》。1939年，延安西北青年救国会和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都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并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可是，1944年，国民政府却宣布把3月29日革命先烈纪念日改为青年节，号召举行纪念活动，遂引起爱国人士的反对。为抗议改动青年节的日子，西南联大举行了隆重的活动庆祝“五四”青年节。首先是历史学会于5月3日举行时事座谈会，请本校教授讲“五四”运动及其意义，接着是5月4日上午举行国民月会，由“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周炳林教授讲《五四运动》。这一天，《文艺》《耕耘》《生活》等二十多种壁报同时刊出纪念“五四”的文章，“民主墙”被装饰一新，观者如堵。当晚，文艺社举办文艺晚会，主题是“五四与新文艺运动”，邀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等教师演讲。这一年的“五四”纪念，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上被称为“民主精神的复兴”。从此以后，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进步活动出现了多彩的局面。不能忘记，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有文艺社和其他文学社团的一份功劳。

1945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规模空前的“五四”纪念周，活动内容多种多样。5月2日，新诗社举办诗歌朗诵会，许多同学、老师和昆明文化界人士朗诵了诗歌。闻一多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光未然朗诵自己创作的《民主在欧洲旅行》和艾青的《火把》。他俩的朗诵获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5月5日晚，冬青文艺社、文艺社等七团体联合会举办文艺晚会，邀请在昆明的专家、教授、诗人出席。晚会有朗诵、有演讲，把诗歌、文艺与政治结合了起来。这次晚会进一步激发了听众的诗歌和政治热情，为“五四”纪念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一年的“五四”纪念，是西南联大历史上活动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周。它是政治的，同时又是文艺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在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第四，积极参与民主运动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同于政治，但又脱离不开政治。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似乎与政治关系更为密切。这正如综合社团、政治社团创作文学作品在壁报上发表一样，文学社团也参与政治活动。这里还不是说文学作品反映了政治，或文学社团举办纪念校庆、“五四”和“七七”抗战等活动，而是说社员直接参与了政治斗争和用文学作为武器进行斗争。例如，1945年11月，冬青文艺社、文艺社等十五个社团，联名建议校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1946年2月，剧艺社、文艺社、新诗社、冬青文艺社等十五个团体联名，写了《致师长们的一封公开信》，因复课两个月，“一二·一”惨案的杀人凶手还没有得到应有惩办，“期待师长们为我们力争”，信中说：对于教授会表示“决以去就力争”，“这种时穷节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深为感动，“希望师长们‘以去就力争’，而并不希望师长们离开我们”，表示“我们和师长们永远站在一起”。这是纯粹的政治活动。事实上，这种政治活动在整个“一二·一”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很突出。

“一一·二五”时事晚会遭到云南地方军警破坏，文艺社的机关刊物《文艺新报》第3期编成“反内战号外”。云南省军政当局大为恼火，下令取消刊号，禁止出版。第4期《文艺新报》改为内刊继续出版，并且把这一期办成了纪念“一二·一”烈士专号。西南联大学生罢课委员会筹备出版《罢委会通讯》，文艺社的骨干全体参与编辑工作，不仅停止了社里的学习、研究等经常性的活动，还把《文艺》壁报也停止了，实际是全力以赴与反动派进行斗争。文艺社在“一二·一”运动期间差不多变成政治社团了。

其他社团也如此。新诗社一边创作诗歌，表达反内战、争民主的强烈愿望，一边举行诗歌朗诵会，激发大家报仇雪恨的决心。戏剧社团从来都是选演他人的作品，不事创作的，可是在“一二·一”运动中，被残酷的现实激发，剧艺社一下子写出了十部剧本，大多数剧本突击排演，推动了“一二·一”运动的发展。高声唱歌咏队也创作出了许多歌曲，并举行演唱，起到了鼓舞士气、坚定决心的作用。在“一二·一”民主运动这个特殊的情景中产生的诗歌、戏剧、歌曲，准确地反映了生活现实，表达了政治内容，使政治和艺术统一，倒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二·一”运动中产生的新河文艺社和十二月文艺社。新河文艺社在筹备一份文学刊物的过程中，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集会遭威胁、学校已经罢课、同学被杀害、“学联”在组织斗争，大家的战斗情绪炽烈地燃烧，编辑许世华和伊洛于是改变方向，把刊名定为“匕首”，并组织了与“一二·一”运动有关的诗文刊载出来。《十二月》则是在“四烈士”的遗体旁构思的。主办人勒凡把受伤的于再送进医院，得到的是死亡的噩耗，更难以忍受的是，他不能不再从医院抬着上午还一块儿出去宣传民主爱国的同学潘琰的遗体回学校！他守在灵旁，思绪万千，决定办一个刊物，以诗文当武器，讨还血债。刊名“十二月”就是对死难事件的纪念。这两份刊物及其文章本身是“一二·一”运动的产物，它们属于政治无疑。不过它们又是文学，用文学的形式表达政治态度和战斗情怀，政治和艺术密不可分。这一类作品的政治性，以及这类文学社团的政治性更为明显些。

五、成熟性

尽管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学社团不乏昙花一现的，但成就较大的社团一般都存在历史长，社员在社时间久，因此成就较大。而学生社团的特点则是社员年轻和流动性大。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既没有历时八年的社团，也没有在文学社里活动了八年的学生。年轻、流动性大和社龄短都是“成熟”的不利条件。所以，大学里的文学社团可谓多矣，而能走向成熟，在文学史上留有地位的却寥寥无几。在这寥若晨星的成熟社团中，新潮社、浅草—沉钟社、湖畔诗社可谓佼佼者。考察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的文学成就，并不在文学史上这几个著名社团之下，而且，西南联大的成熟社团还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只不过学界对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向来缺乏研究，因而不为人知罢了。

为什么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能够走向成熟呢？有社员自身的努力、有时代的关系、有环境的因素等，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有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上文说过，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李广田、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陈梦家、孙毓棠、陈铨、燕卜荪、钱钟书等，他们给予学生的东西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的。由于有他们的指导和影响，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学社团的创作，才能在短期内走向成熟。

成熟与否必定有一个标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整体走向成熟的标准是：有自己的主张和追求，有高质量的文学创作，有独立的风格特点，形成创作思潮或流派。下面就按这几个“标准”考察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

第一，文学主张和追求

青年学生还不具备系统的知识和高深的理论，搞文学创作也一样，凭着对文学的爱好，随意涂鸦。这样的初学者不可能提出一套文学主张。因此，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不可能像文学研究会那样，一开始就提出写实主义的主张，而多像创造社那样，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的创作。

但是，学生社团有一种优越的条件，那就是有教师的指导。正如晨光社有导师朱自清和叶圣陶一样，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无论明确或者不明确，都有老师指导。曾经为新月社设计理论蓝图的闻一多指导了西南联大的多个社团。譬如新诗社，首先在闻一多对田间的夸赞影响下产生动议，在成立之前，同学又专程请教闻一多，当发起的十二人聆听了闻一多对新诗的见解后，一个“新”字深深地种在他们的心田。什么是“新”诗，在他们看来就是“朗诵诗”，就是田间和艾青那样的诗，就是解放区通俗易懂的诗，于是他们决定以朗诵诗为追求目标。他们在社团成立时已拟定了纲领，宣称把诗当作生命，当作工作，追求健康的爽朗的集体的诗，反映生活，实现民主。这已提出了较为明确的主张和追求了。李广田指导的布谷社和文艺社，一开始就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色，因为李广田总是告诫学生，要真实地描写生活，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深入挖掘题材的蕴涵。文艺社一露面就打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首创，却是他们的倾向，以后文艺社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前进。

总的说来，在西南联大，前期社团的主张要朦胧一些，后期社团的主张要清晰一些。不是说前期的社团没有主张和追求，而是当时未能明确地提出，后来又无人加以总结概括。后期的社团则在前期社团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和创新，往往能在一开始就提出自己的主张。

还应该注意的一点是，作为社团可能没有明确地提出主张，但作为社员个人却提出了自己的倾向和目标。这表现在社员所写的评论或回忆文章中。例如穆旦通过对卞之琳《慰劳信集》和艾青《他死在第二次》的评论，提出了“新的抒情”，王佐良在对穆旦的评论中总结出倾向于现代主义的道路，杨周翰在对燕卜荪的介绍中阐述了现代主义的路径和自己的追求。

文学社团一开始没有提出明确的主张，但创作出了很好的作品，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谓常态。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包括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茅盾后来总结出来的，创造社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学创作的主张是郭沫若后来补述的，新格律诗理论产生在1925年而不是新月社开始活动的1923年，其他许多社团也是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共同主张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情况与此相同。

第二，创作水平

作家以作品立身。文学社团也一样，靠作家和作品显示地位。因此，创作水平的高低是决定一个社团成熟与否的基本条件。试想，如果新潮社没有杨振声的小说，浅草—沉钟社没有冯至的诗歌，湖畔诗社没有汪静之等人的爱情诗，这几个社团能在无数个大学社团中显露出来而跻身中国现代重要文学社团的行列吗？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创作水平其实不低，但它们的光辉一直包藏在璞石之中。“璞石”未被开凿的原因又有多种，首先，它们是学生社团，大多无力创办自己的刊物（除文聚等社外），不为社会了解；其次，它们地处“画外”云南，难以引起文化中心的注意；第三，西南联大最有成就的是现代主义作品，而现代主义在中国命运多舛；第四，西南联大的作家一直没能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作家。总之，璞玉之未开凿，有学生的原因、地域的原因、文艺思想的原因、政治的原因等多种。直到《九叶集》问世，人们才重新“发现”了西南联大文学，西南联大一些文学社团因之被人提起。可是至今为止，除了本书作者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一书外，再也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所以说，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还是一块开凿不精的璞石。

这里举两个社团的创作来认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创作水平。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6月到1940年8月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南荒社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版上的作品就有一百一十六篇（次）之多，还不包括名誉社员萧乾和老师沈从文等发表在其上的作品。在这段时期，《文艺》版一共出刊二百八十三期，若以每期平均刊出三篇作品计，共刊载作品应为八百四十九篇。也就是说，南荒文艺社的作品占《文艺》版刊登的作品总数八百四十九篇中的一百一十六篇，其比例约为7︰1。如此比例，不能不说南荒社是《文艺》副刊的主要支柱。《文艺》是抗日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副刊之一。当时在《文艺》副刊上发表文章的作家，除西南联大的名宿朱自清、沈从文、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孙毓棠等外，还有全国著名的作家老舍、茅盾、冰心、夏衍、靳以、朱光潜、艾芜、端木蕻良、何其芳等。南荒文艺社社员的作品与这些大家同版展示艺术风采，并成为该刊的台柱子，恐怕不能怀疑南荒文艺社的创作水平吧？所以，说南荒文艺社的创作水平相当高，绝非溢美之词。

《文聚》共出六期，总计发表作品六十三题，其中文聚社的基本成员即西南联大学生的作品有三十一题，占总数的一半。《文聚》是一本面向全国的刊物，在上面发表作品的名家除西南联大的教师外，有何其芳、楚图南、魏荒弩、靳以、金克木、杨刚、袁水拍、赵萝蕤等。文聚社的社员——西南联大学生作品与他们同刊发表，主要不是出于照顾，而是经过同一艺术标准衡量的。翻开《文聚》第1期，可以看到穆旦的《赞美》和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这是被公认为两位诗人代表作的诗歌。再往后看，还有刘北汜的小说《青色的雾》、田堃的小说《雨中》、汪曾祺的散文《花园》、流金的散文《新生三续》、罗寄一的诗《角度》等，它们都是这些作家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而在第1卷第3期上，穆旦的《诗》赫然在目，那是被文学史家列入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的《诗八首》。除开名家的作品之外，一个刊物推出了这么多的新作家，刊载了这么多的优秀作品，可谓成绩卓著了。而这个刊物、这群新作家都出于文聚社，那么，说文聚社是一个成绩卓著的社团也就毋庸置疑了。

第三，独立风格

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社团成熟的标志。社团的风格来自社团成员的共同艺术追求，有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往往具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

主编林元在总结《文聚》的时候说：“《文聚》上的文章……共同追求着一种东西，一种美，一种理想和艺术统一的美，一种生活的美，一种美的生活，这就形成了《文聚》的风格。”这是文聚社的夫子自道。的确，美的追求与表现就是文聚社的风格。文聚社的西南联大作家，都有较高艺术修养，老师们已在文坛上耕耘多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学生得到老师的教诲，受过文学的训练，师生共同形成了视艺术性为生命的文学观，在作品中追求完美和精致，捍卫了学院派的文学特点。校外作家多是著名的，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的美表现得较为充分。并且，《文聚》上的作家基本上受过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善于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表现生活，呈现出与传统艺术不同的特点。这就使文聚社呈现出这样的艺术风格：以现代理念把握生活、处理题材、表达思想、体现艺术、形成完美。

耕耘社也是这种完美主义的追求者。《耕耘》壁报上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杂感，都给人强烈的艺术冲击，尤其是以袁可嘉为代表的诗歌，故意“隔离”生活，以抒发心灵的感受为主，格调晦涩、朦胧，读起来美，因此，耕耘社的风格是以抒写现代人的心理感受为主要表达内容，追求艺术的超越美感。由于耕耘社的作品过分强调艺术的表现而远离当前政治，引起了文艺社的不满。文艺社认为耕耘社为艺术而艺术，作品没有现实意义，也就失去了文学上的意义。耕耘社则认为文艺首先应该是文艺，文艺对于政治和生活的表现，应该通过心灵的抒写和形象的刻画反映出来。耕耘社在论争中捍卫了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想，坚守住了自己表现美的艺术风格。

与上述社团的风格不同，新诗社则表现出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大约可以概括为一个“新”字。新诗社不仅表现出新的思想、新的艺术、新的诗歌形式，而且诗社的组织形式也是新的。新诗社携带一股新风，把全新的艺术之花吹满枝头，所以，“新”是新诗社的独立风格。

第四，形成思潮或流派

学生社团形成了思潮或流派，这在西南联大以前的学生社团中没有出现。因为要形成思潮或流派，除了社团的成熟度以外，还有一个量的要求。这种量，可能是思想覆盖和影响的范围，也可能是社团的多少。只有在西南联大这样文学社团多、社团的影响面广的学校，才可能出现思潮或流派。

再从文学史上看，现代文学社团具备了一定的量，有了形成思潮和流派的条件，所以形成了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以新月社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以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派，以七月社为首的七月诗派等，从而形成了绚烂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换句话说，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有那么多思潮和流派，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社团之功。由社团形成的西南联大文学思潮和流派，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大川巨流，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色彩。

这里各举一例说明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与思潮和流派的关系：

思潮仍以新诗社为例。新诗社致力于朗诵诗的创作。朗诵诗抗战前就有人试验，后有高兰等名家出现。1940年初，冬青文艺社曾编过《街头诗页》，其诗“多半也是‘马雅可夫斯基体’或‘田间体’”。但这些实践并没有引起西南联大诗人的特别兴趣。1943年秋，闻一多用朗诵艺术大力推荐田间的诗，朗诵诗才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新诗社成立后，多次举行诗歌朗诵会，闻一多、光未然以及新中国剧社的演员等在会上示范朗诵，终于把朗诵诗推向了高潮。由于有新诗社的创作实践和宣传、朗诵的推动，朗诵诗很快为大家接受，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创作形式，以至西南联大后期的诗作大多具有朗诵诗的因素，并且，朗诵诗普及到学校、机关、新闻、金融等各行各业，成了昆明的一股创作和朗诵的思潮。再加上“一二·一”运动的激发，朗诵诗真正成了“集体”的“行动或者工作”，各大学、中学、工厂乃至街头时有朗诵诗会举办。这股思潮随着三校复员波及北京和天津，一直激励着人们。

流派则以现代派为例。现代主义文学在现代，是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产生的。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却很艰难。虽然20世纪20年代已出现了象征主义诗派，30年代形成了现代诗派，但到了4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主流发生了“中断”。由于西南联大疏通了现代派的河道，才使其畅流下去。西南联大能够“疏通”河道，是由于引来了另一支水系。这支“水系”的引水人是英国诗人燕卜荪。燕卜荪在课堂上讲授欧洲新近的现代诗，指导学生读奥登、艾略特、叶芝、狄仑·托玛斯等人的作品，“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于是，他们——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林蒲、罗寄一、俞铭传、王佐良、杨周翰、马逢华等，一群青年开始试验、探索现代派诗歌，进而写出了有力度、受推崇、有影响的一批诗作，勃兴了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与这个流派相联系的社团主要是冬青、文聚、耕耘等。在谈到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成型之时，不该忘记现代主义诗人冯至、卞之琳的功劳，《荒原》的最初翻译者赵萝蕤和介绍者叶公超的影响，以及带有现代主义思想因素的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朱自清等的推动，但他们只是一种助力，而领军者是燕卜荪。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流派像金沙江一样浩浩荡荡而又默默地流着，一直流到东海边，汇入了后来出现在上海的“中国新诗派”的洪流。

成熟的社团不一定形成思潮或流派，而思潮或流派多数源于成熟的社团。思潮或流派不是检验一个社团成熟与否的标准，但它是成熟社团的最高标志。可以这么说，主张和追求是社团成熟的前提条件，创作水平是社团成熟与否的基本标准，独立风格是社团成熟的标志，思潮或流派是社团成熟的更高准则。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具备了这些条件，因此是成熟的社团。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活动历史形成了一个山谷形状：前期由南湖诗社到高原文艺社再到南荒文艺社，与冬青文艺社一起形成一座高峰，中期经“皖南事变”出现低谷，后期由于文艺社、新诗社以及冬青文艺社、文聚社诸社团空前活跃再构成一座高峰。在西南联大所有文艺社团中，南湖诗社成立最早，南荒文艺社创作势头最旺，冬青文艺社活动时间最长，文聚社创作成就最高，联大剧团演出成绩最好，剧艺社社会影响最大，文艺社在册人数最多，新诗社校外成员最广。有的社团虽昙花一现，却呈现出灿烂的姿容，如高原文艺社；有的社团源流不远，但独开渠道、自成一派，如耕耘文艺社。文学社团在各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总的特点是：前期起点高，中期质量好，后期作品多。戏剧社团既有演出又有创作，二者不可偏废。综合社团的意义也许不全在文学创作，更在于它们和其他社团一道营造了民主、自由、创造的氛围，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

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当然不止上述这些。有的社团如火星文艺社、两周文艺社，还有今天尚不知名的一些文艺社，或因资料匮乏、或因该社团成就不大，在此付缺。上面介绍的只是西南联大主要的文学社团。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因它们的努力而辉煌，它们的成就为西南联大文学增添了光彩。它们之中的一些社团，如南湖诗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新诗社等，若以文学成就而论，完全可以书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而文聚社则应视为中国现代最有成就的几个文学社团之一。笔者在本次增订中又提出一个新观点：根据文学社团的组成人员、创作思想、文学活动、作品归属等的联系，把西南联大的几个重要文学社团组合为“南湖·高原·南荒”“冬青·文聚”“文艺·新诗”三个团组，使其创作队伍与文学实力更加强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缺漏的书写对象。

此外，文学是人类的精神产物和生活需要，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创作它并且渴望见到它。所以，西南联大文艺性质以外的其他社团也创作文学作品，它们的刊物几乎都刊载文学作品，一些教师主办的著名杂志如《国文月刊》等也刊登文学作品且作品艺术质量较高。对于教师办的非文学刊物，一方面由于本著作不研究教师社团的活动，另一方面文学创作在那些刊物上不是主要的发表对象，多少带有丰富内容和培养文学新人的意思，因此没有加以论述。一些学生办的刊物或壁报，如《微波》杂志、《燎原》壁报、《学习》壁报，一方面创作成就不高，另一方面资料欠缺，发表在壁报上的作品，至多只知道篇名或大致内容，见不到实际作品，也只好付缺。

本章的任务止于概述介绍，各文学社团的理论追求、艺术旨趣、创作成就等将在后面各章中逐一展开论述。

西南联大学生戏称掺有多种杂物的米饭为“八宝饭”，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鞋袜为“空前绝后”。
《训导处工作大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37页。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3页。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3-624页。
王学珍、郭建荣编：《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9页。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8页。
李倬：《记<春雷>壁报社》，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7页。
李光荣访杨明记录，2004年4月14日，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干部治疗科。
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编：《西南联大在蒙自》，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25页。
邢方群：《回忆群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
许京骐、刘楷：《联大工学院的引擎社》，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9页。
李济五语，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
见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和吴戈《云南现代话剧运动史论稿》二书。前者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后者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赵瑞蕻：《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
熊德基：《竹枝词》，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4页。
《贵州日报》原名《革命日报》，设置综合性副刊《革命军》，改名《贵州日报》后，《革命军》副刊仍然保留。所以，《冬青》诗刊初创时名为“革命军诗刊”，且一直沿用，到了最后一期才标出“冬青”刊名。笔者以为，用“《革命军诗刊—冬青》”称呼冬青社在《贵州日报》上创办的刊物比单用“《冬青》”称呼更恰当一些。
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5页。
彭国涛：《我所知道的李广田先生》，《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内刊）第32期，2002年10月。
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林元：《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6页。
于产：《星原文社——西南联大一个鲜为人知的“党的组织”》，于产夫人许真提供笔者的文稿。
《生活》壁报：《我们的级会》，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9页。
《现实》壁报：《<现实>两年》，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51页。
刘晶雯：《记忆中的南院》，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李倬：《记<春雷>壁报社》，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7页。
李忠：《西南联大给了我今天》，《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内刊）第32期，2002年10月。
除夕社：《除夕社》，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61页。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6页。
黎章民：《“我们的青春象……”》，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9页。
严宝瑜：《“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中的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和四烈士<送葬歌>》，《音乐研究》，2001年第2期。
章民：《凶手，你跑不了》，龚纪一编：《“一二·一”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29页。
右江：《你们死了还有我们》，转引自闻黎明等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5页。
黎章民：《“我们的青春象……”》，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6页。
严宝瑜：《送葬歌》，龚纪一编：《“一二·一”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27页。
王楫等：《文艺壁报和文艺社》，云南西南联大校友会编：《难忘联大岁月》，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9页。
杨天堂：《西南联大时期的袁可嘉》，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杨天堂：《西南联大时期的袁可嘉》，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编：《笳吹弦诵情弥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14页。
李广田：《人民自己的文学》，《文艺新报》，1945年11月1日。
新诗社：《新诗社》，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57页。
史集：《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赵慧编：《回忆纪念闻一多》，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伊洛：《珍藏了48年的<匕首>孤本》，《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内刊）第17期，1995年4月。
十二月文艺社：《稿约》，《十二月》第2期，1946年3月17日。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内刊）第34期，2003年10月。
详见李光荣：《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探索》，2001年第4期。
董校昌：《晨光社与“湖畔”诗派》，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58页。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3页。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4页。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28页。
史集：《闻一多先生和新诗社》，赵慧编：《回忆纪念闻一多》，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李光荣访杨明记录，2004年7月14日，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干部治疗科。
老舍：《文协七岁》，《扫荡报》副刊，1945年5月5日。
何达：《“报联”》，西南联大除夕副刊社编：《联大八年》，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第149页。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4页。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附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中道：《学生自治会沿革》，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1页。
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2页。
西南联大十五团体：《致师长们的一封公开信》，《“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8、69页。
见《联大的团体生活·新诗社》，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5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林元：《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记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出版物》，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6页。
杜运燮：《白发飘霜忆“冬青”》，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4页。
朱自清：《论朗诵诗》，《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
王佐良：《谈穆旦的诗》，《中楼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