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是在闻一多和朱自清指导下开展活动的社团。南湖诗社存在时间不长，因而创作的诗歌数量不多，但其成就则不可谓小：有的是诗人的代表作，有的可以列为中国现代优秀诗歌，更为重要的，它是穆旦、赵瑞蕻、林蒲等优秀诗人成长的摇篮，是后来的许多专家尤其是刘绶松、向长清、刘兆吉等文学研究专家的学艺之所，因此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视。如果从大学文学社团的角度而论，以南湖诗社的诗歌创作和培养出来的文学人才之质量，完全应该视它为优秀社团。对于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社团来说，南湖诗社具有开创意义：创作了西南联大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培养了西南联大的首批作家，开拓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的道路，它的许多方面为后来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所继承。以创作而论，由于南湖诗社水平起点高，为西南联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从而促使西南联大的学生创作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所以，谈论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社团，必须从南湖诗社说起。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史料匮乏，这个有重要贡献的文学社团的面目已不甚清晰了。笔者经过多年来的多方采访和资料搜集，终于考察清楚了南湖诗社的历史。

第一节 南湖诗社的组成与活动

1938年，西南联大在云南开学后半个月，南湖诗社即行成立。

然而南湖诗社的酝酿时间却比较长。这得从西南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说起。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平津地区，国民政府遂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始上课。文学院师生置身于岳麓山云岚雾霭笼罩下的名胜古迹之中，笳吹弦诵，潜心学问，“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不久，前方战事不利，形势急剧恶化，武汉危急，长沙遭轰炸，学校决定再次播迁昆明。迁徙分三路进行：海路坐火车经香港乘船过安南（越南）回滇，陆路乘汽车经广西出国过安南返滇，另一路步行经贵州入滇。步行入滇者称为“湘黔滇旅行团”。湘黔滇旅行团共有二百五十三名学生，另有十一位教师。旅行团团长是中将参议黄师岳，教师组成旅行团的辅导团，黄钰生教授任团长。学生分两个大队，每大队分为三个中队，每中队再分为三个分队。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启程，至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一千六百七十一千米，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

湘黔滇旅行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一分队的十三人中，有中文系1940级学生向长清和教育系1939级学生刘兆吉。他俩原先并不认识，由于旅行团采取同吃、同住、同行的军事化生活方式，他们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更具体地说，是诗友。刘兆吉回忆说：向长清“在行路休息或晚上入睡之前，经常拿着小本子写诗，有时还把得意的诗句读给我听，以后干脆把本子交给我，任我翻阅。我是学教育的，但自中学时代即喜欢文学，每天有记日记的习惯，也爱写不新、不旧、不古、不律的歪诗。由于我承担了在闻一多先生指导下采集民间歌谣的任务，常常与向长清一起写，一起讨论作诗、评论古今诗人的诗。现在想来非常可笑，俨然都以诗人自居了”。这话带有自谦的成分，但表明了向长清和刘兆吉对于写诗的兴趣和投入。众所周知，行军旅行是极为艰苦的，更何况是战乱中的长途跋涉！但旅途劳顿丝毫没有减损师生们的豪情和雅兴，他们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社会风俗和民生疾苦，充实自己的思想和胸怀，为将来成就大业打基础，这正是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这两个志趣相投的诗友，一路上不仅写诗和收集民歌，还酝酿着一项宏大的计划——发起成立诗社。旅行不久的一天，向长清同刘兆吉讲述自己到达昆明后，将邀约一些同学成立诗社，出版诗刊的计划，内心充满了憧憬。他征求刘兆吉的意见，刘兆吉完全同意，遂成为第一个响应者和参与发起人。接着他俩商讨了成立诗社的有关细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向长清，早已读过闻一多的著名诗集《红烛》和《死水》，希望能在闻一多的指导下写诗，于是提出成立诗社时要请闻一多当导师。这就是西南联大第一个文学社团最初的酝酿情况。

旅行团到达沅陵，被雪所阻，大约是3月10日晚饭后，向长清和刘兆吉拜访同行的闻一多先生。天空飘着雪花，没有取暖设备，屋里很冷，大家坐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闻一多先生用被子盖着膝头，和他们畅谈诗社和写诗的问题。原本容易激动的闻一多，听了他俩关于组织诗社并请自己当导师的话，却显得较为平静：“闻先生很谦虚，首先说这些年他‘改行’了，教古书（指《诗经》《楚辞》），不作新诗了。又说明他对于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还读读青年人写的诗，觉得比他的旧作《红烛》《死水》还好”，但他并没有拒绝当导师。接着，闻一多谈了他对新诗的见解。两个学生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闻一多越谈越高兴，一直谈到深夜。由于得到闻一多的肯定和鼓励，向长清和刘兆吉特别高兴，组织诗社的决心更大了。之后，他俩就成立诗社的细节问题又进行了多次商议，关于诗社的骨干，由于文学院在南岳时曾出过壁报，能够写诗的人他们已心中有数。因此，准备一到昆明就立即成立诗社。至于诗社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

4月3日，旅行团尚在贵州途中，奉教育部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28日，旅行团胜利抵达昆明。由于昆明校舍不敷，西南联大设文学院和法商学院于蒙自，称为蒙自分校。两院师生在昆明休整几天后，又乘火车前往蒙自。5月4日，蒙自分校开学上课。一天，向长清和刘兆吉商量实现旅途中筹划的诗社设想，一起拜访了闻一多先生，得到支持。他们同时想到另一位诗人朱自清先生，又一起前往拜访，朱先生也欣然同意当导师。有两位导师的支持和鼓励，他俩精神大振，立即分头邀请“心中有数”的同学入社，这些同学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诗社的名称以“南湖”冠之，也是由两位发起人商量后提出的，得到大家的赞同。

关于“南湖诗社”的名称，有必要作一些解释。当时的蒙自城很小，朱自清说它“像玩具似的”，小城南边有一个较大的湖，称为南湖。南湖是蒙自最优美可爱的风景区，同时还是蒙自历史文化的见证与缩影。湖中有三个好去处：瀛洲（三山）、菘岛、军山。蒙自本是滇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的重镇，历史悠久，文化发达，读书风气浓厚。据说，康熙年间科考，一举中了六人，蒙自人大为高兴，在南湖兴土木予以纪念：建六角亭以类文笔，掘湖中之土垒三山以为笔架，亭山之间的水域喻砚池，象征蒙自文风之盛。所以南湖历来是读书的好地方。闻名遐迩的云南“过桥米线”就产生在南湖，且与读书有关。这类故事还很多。可见，南湖不仅是一湖风景，还是一湖文化。西南联大师生来到蒙自，即与南湖结缘——分校教室设在湖东南岸的海关大院，男生宿舍在湖东北岸的哥胪士洋行，女生宿舍在湖正北的城中，宿舍和教室隔湖相望。每天，学生们沿湖东堤去教室上课，课余则去南湖读书，可以说，他们成天和南湖交道，朝夕与南湖相处。所以，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起名为“南湖诗社”，最为恰当。再说，对于这些从战火中漂泊而至，驻足于此的人来说，南湖给予他们心理的慰藉是无以形容的，甚至在他们眼里，蒙自及南湖恍如北平。陈寅恪欣然命笔：“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朱自清“一站在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闻一多干脆把蒙自誉为“世外桃源”，钱穆“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教授的感情和行为如此，学生自然也不例外。这也就是后来南湖诗社的大部分诗作与南湖有关的原因。

准备就绪后，5月20日，南湖诗社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宣布成立。成员除刘兆吉是教育系的学生外，其他均为学文学的中文系和外文系学生，主要有向长清、穆旦、林蒲、赵瑞蕻、刘绶松、周定一、陈士林、刘重德、李敬亭、陈三苏、周贞一、高亚伟、李鲸石等二十多人。导师为闻一多和朱自清。诗社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群众组织，没有以文字拟就明确的宗旨，也没有选举领导机构。社务工作由发起人向长清和刘兆吉负责，又以向长清为主，有事他页。俩找人商量解决。穆旦是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贡献也最大。据刘兆吉回忆，在南湖诗社成立之前，“我首先征求穆旦的意见，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以后凡大会小会，他都按时参加，而且积极投稿……每次出刊，穆旦都带头交稿，有时也协助张贴等烦琐工作……我和向长清有时也请他帮忙审稿……我们往往都听取他的意见”。

诗社的主要任务是写诗，但写新诗还是旧诗，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人主张写旧诗，有人主张写新诗。两种观点曾发生过激烈论争。主张写旧诗的人认为，旧诗是中国文学中最为辉煌的品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就应该继承和发扬它，尤其是学中国文学的学生，有责任和义务写好旧体诗；再说，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古典文学，在儿童时代已经背熟唐诗三百首，加上后来的学习，已掌握了作诗的技巧，写起旧诗来较为顺利，容易写好，大家不能抛弃所长，舍易求难。这些话从继承传统和发挥专长的角度说，自有其道理。但时代已前进，旧体诗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能反映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主张写新诗的人一方面从时代与社会的要求立论，从表达思想的缜密与便利立论，另一方面认为，新诗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已替代旧诗，取得了确定不移的地位，并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新时代的人应该继承新时代的传统，写新诗。尽管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南湖诗社的主要倾向还是坚持写新诗。两位导师也主张南湖诗社应以研究新诗、写作新诗为主。至于写什么样的新诗，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写抒发爱国之志的抗战诗，二是用艺术的手法反映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这大概可以看作南湖诗社的诗歌主张和追求目标。

诗社办有壁报《南湖诗刊》。这是社员发表习作的唯一园地。当时，云南全省的报纸杂志都很少，何况边陲小邑蒙自。蒙自没有一家报刊，社员发表作品无门。在蒙自，出版的最好办法是石印，但石印成本较高。同学们来自沦陷区，经济困难，没法印行，只能办壁报。壁报《南湖诗刊》的“制版”与“刊出”有其特点：“制版”是把稿件贴在牛皮纸或者旧报纸上；“刊出”是把制好的版面贴在墙上。《南湖诗刊》的负责人仍然是向长清和刘兆吉。社员把诗写好后，交给向长清或刘兆吉，然后由他俩略加修改编排，有时也请其他同学帮助，“有的稿件写得太潦草，或者字写得太大，占篇幅过多，与其他稿子不协调，退回去要作者重抄吧，又怕影响他的积极性，向长清就不厌其烦地代为抄写，有时熬到深夜”。版面制好后，他俩把它张贴在学校教学区原海关大院大门进去不远的墙上，算是公开刊出。由于分校初创，“校内张贴物少，更由于诗作反映出社会现实和师生的心情，并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吸引了不少师生驻足观看，产生了较大共鸣，有的诗很快传诵开了”。《南湖诗刊》共出四期，刊登诗作数十首，多为抒情短诗，也有讽刺诗和长诗。有的社员如刘绶松曾投去旧体诗数首，诗刊没有登载。所登的诗作中，有一部分无论以内容还是以艺术而论，都是上乘之作，例如，穆旦的《我看》和《园》，显示出诗人早期诗作的特色，是诗人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作品；赵瑞蕻的《永嘉籀园之梦》长二三百行，充满浪漫才情，被朱自清称为“一首力作”；林蒲的《怀远（二章）》《忘题》等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气息，开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之先河；刘重德的《太平在咖啡馆里》等讽刺诗在师生中流行，誉满校园；周定一的《南湖短歌》深得新月派的艺术精髓，传诵蒙自数十年……这些诗代表了南湖诗社的最高成就。其中，《我看》《园》《忘题》《太平在咖啡馆里》《南湖短歌》等，即使放在中国20世纪优秀诗歌行列里也不会逊色。刘兆吉曾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旧联改为“湖浅名气大，社小诗人多”的嬉联以形容南湖诗社。后来，穆旦、林蒲、向长清、刘重德等人的许多诗作发表在各地的报纸杂志上了。这些诗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光彩，同时也奠定了南湖诗社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