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民危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暗潮涌动。帝国主义的枪炮早在半个世纪前已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方面中华大地民生凋敝，另一方面外来者们趾高气扬，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从1895年至1905年这世纪之交的十年之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四股力量进行着角逐和斗争，它们是帝国主义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势力、民众的自发反抗势力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势力。这四股力量主要围绕加深中国殖民地化和摆脱中国殖民地化的矛盾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进一步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军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屈辱，引起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穷贪欲，他们改变过去船坚炮利的海盗行径开始转而以划分势力范围、资本输出和强占市场等为主要手段，对华夏大地蚕食鲸吞，赔款割地，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贩卖洋货。中国的手工业者和微弱的工业以及广大民众的生计都面临危险。甲午岁时，香山一带，“地多砂碛，土质硗劣，不宜于耕”，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然而“近年美洲逐客，檀岛禁工，各口茶商又多亏折”，“乡间景况大逊前时，觅食农民尤为不易”。

广东地区由于受西洋文化熏陶渐浓，或改良或革命之声日甚。主张改良的是维新派，他们的宗旨是在不触动封建统治政权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行变法以挽救国势危亡，但那些政治人物不仅没有获得成功，反而沦为刀俎下的牺牲品。

这一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继檀香山后已在香港创立兴中会。由于《上李傅相书》的失败，孙中山已从改良中国社会转而坚定实行革命的主张，并密谋武装起义。“有心人”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甲午战争之后，这股革命势力跃上政治舞台。由于封建势力的种种政策失误、中国民族资本的明显发展、全国各阶层民众爱国热情的逐渐高涨等原因，兴中会的革命势力顺利发展。他们一方面吸收广大会党群众，在各地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另一方面积极寻求革命的理论根据，探索解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现实问题的道路，革命思潮五彩斑斓、惊涛拍岸。

这一年，东江流域的一代风流人物，革命一生、曲折一生、短暂一生的邓演达出生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从小胸怀大志，在逆境中成长锻炼，几度进入军事学校学习，一路追随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从军报国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