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1]
这本书我是在《燕京乡土记》的基础上,修改、增加、补充而写成的,篇幅较前书增加近一倍,篇幅既增,内容亦补,因而名吾书为《增补燕京乡土记》。此书与原书源出一脉,实系两书,可并行而不悖也。
龚定盦《己亥杂诗》之十,“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诗后注云:“先大父宦京师,家大人宦京师,至余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岁四月二十三日出都。”诗只是七绝四句,注亦很简单,但古人诗,想象体会其感情,则是千头万绪,无比深厚的。我不敢上比前贤,攀附古人,但人的感情总是一致的。时代有古今之分,学识有深浅之别,才调有高下之异;而其感情则或有相通者,家世则或有类似者,因此也特别有感于前引之定盦诗及诗注。唯其如此,我对燕京乡土,亦充满了故园之情,故旧之思,故都之爱。这是所以写《增补燕京乡土记》及六年前已出版过的《燕京乡土记》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家祖籍虽然不是北京,并未寄籍大兴、宛平二县。但先人们因供职京曹,前后也经历了三四代,时间也过百年了。这一点与定盦诗注中所说的是十分类似的。近百年前,先大父选青公,讳邦彦,以举人朝考,供职内阁中书,在清代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小京官。当时迎养曾祖父飞熊公于京邸。庚子时,那拉氏与光绪蒙尘西安,李鸿章在京与外人议和,先大父膺折差之命,往返于京陕道上。后因曾祖母去世,丁忧回籍,起复后在去京途中,感染时疫,中年去世。其时先父汉英公,讳师禹,方十余龄,尚在家塾读书。不久废科举、兴学校。先父也到北京上学。后又像李越缦说的“入赀为郎”,花钱捐了一个民政部的员外郎,也作了一个时期的清朝的小官,不久就辛亥革命了。其后一直侨寓北京。中间虽然回过原籍几年,但过了几年,又到了北京,以后即久住了。由“七七事变”前数年,直到沦陷期间,在税务部门做个小职员,教育子女,维持全家生计。我家自高、曾祖起,即四代单传,祖父辈都无堂房叔伯。我们兄弟都是庶出,生母张、嫡母贺,先后于弟妹未成人时去世。先父遭逢时艰,抚育子女,生活重担,十分困难。日常跟随外出,每至一地、每睹一物,即讲说故事,缅怀京华盛日,神态飞扬,暂忘当时之生活困苦,我于京华旧事,在此时所得者最多,前尘历历,是永远忘不掉的。
嫡母姓贺,我从小和她一起生活,老太太更是一位老北京,外祖父是一位从未放过外任的太史公,一直在翰林院里做老编修,老太太从做儿童时就住在北京,经历过庚子前的岁月,亲眼见过义和团、红灯照……两只小脚,拍地一跺,就上了房,一盏小红灯,飘飘荡荡就到半空中去了。外国人来了,砸大门,门房老头躲在门后,捧着个月饼,大门打开,给鬼子吃,鬼子裂着嘴傻笑了……又过了多少年,民国了,城南游艺园开了,天天晚上放盒子,五彩焰火照满天……在乡下晚上睡觉时,她总替我讲这些,在她是从讲说童年、少年旧事中,得到无限欣慰;在我则是像听神话故事那样地入神,几乎每晚都是在这样神思中入梦。杂七杂八的庚子以来的京华旧事,就这样印入我童年的脑海中。后来我在北京,往往到了一些童年早已闻名神往,而眼前却破敝荒凉不堪,如城南游艺园、新世界等旧址,就自然地产生了不少今昔之感了。
说来也很简单,就这样在老人们的爱抚教导中,使我养成了热爱京华风物,留心京华旧事的习惯。遇有旧时文献,或前人著述,或断烂朝报,或公私文书,或昔时照片,以及一张发票、一张拜帖、一份礼单、一封旧信……均赏玩不置,仔细观看,想象前尘,神思旧事,所眷恋者是一种注定已消失了的淳厚风俗和高雅文化的结晶,简单地说,是一种“京华风韵”,再简言之,即“京味”。因为北京远的不说,即说近古,也是明、清两代五六百年的国都,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全国精华所聚,怎能不形成一点特殊的风韵呢?风韵、风物、风土、风俗……都与“风”字有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气氛”,一种特有的京华生活气氛,这种气氛,在“七七事变”之前,在我童年时期的生活中,有深切的感受,生活环境、衣食住行、人际关系、文化教育……其主流都是充满了悠久历史感和深厚文化气息的气氛。我一直想用拙劣的文字,把这种从小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气氛表现出来,记录下来,以免使其烟消云散,归于无有。可是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因而这些想法,就成为埋藏在心中的创作欲望,一有机会,它就会澎湃地奔流出来。
在十余年前,我有机会为一家新闻单位写有关京华旧事的专栏外稿,文章虽短,但发稿量大,几年当中,写了上千篇这样的短文,充分抒发了对京华的眷恋之情,满足了在胸中埋藏已久的创作欲。唯一感到欠缺的是,每篇文字,都限于专栏篇幅,不能畅所欲言;再有就是各种内容的稿件,必须穿梭来写,不能集中在一起。固然也有好处,可以想到什么写什么。但是也有缺点,就是一个大内容,刚刚想到一些,已写了几篇,便要暂停,改写其他内容。这样在报纸上刊载,固然富于变化,但作为有系统的一组一组的文字,则显着杂乱,也影响写文时思路的连贯性。为此在七八年前,我又在写短文的基础上,按类别重新编写了一些有关燕京风土的文字,汇为一书,名为《燕京乡土记》,出版后居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朋友们的重视,纷纷撰文在各报刊上介绍。日本学术界前辈波多野太郎教授还写专文在《东方》上评论,并将此书译为日文出版。想不到的异国友人,也来信要书,如莫斯科大学华克生教授便辗转寄来了要书的信。对此我感到很大学术友谊的温暖和莫大的鼓舞;但也感到为难,就是书印的太少了,出版后几乎没有上市,就卖光了。我事先未多买一些,结果自己到出版社也买不到书,不断收到各地友人要书的信,抱怨买不到,我真是感到万分抱歉了。
为此我想重新编写一本,一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补充,一方面增添了百多篇新写的文章,使原来欠缺未写的部分,更完满一些;使原来粗略的部分,更细致一些。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把前面所说的那种气氛,表现得更浓郁一些——自然,这也只是主观的痴想;在客观上,又何能表现其悠久宏博、绚丽纷繁于万一呢?也只能用句古话说明一下:尽心而已矣!古人谈到著述,往往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其意在不朽。对于这点,我则是不敢当也从不作此想的。千秋万岁名,不如少年乐;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这才真正是洒脱的态度。其洒脱处在于现实,在于真正懂得人生。人生是个体,又是群体。自己的欢乐与欣慰,分享一点给同道,不是很有趣味和意义的吗?为此我抱着野人献曝、献芹的心态,想把自己昔时感受到的京华气氛的淳真美善,用拙劣的笔记录下来,告诉爱好此道的朋友们,或引起有同样经历的朋友们的回忆、共鸣;或引起未有此等经历的朋友们的想象、神往……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也就感到无上欣慰了。是为序。
一九九○年庚午重阳后九日,
于浦西水流云在轩延吉新屋秋窗下云乡志
[1]本文为一九九八年中华书局版《增补燕京乡土记》自序,述《燕京乡土记》到《增补燕京乡土记》源流甚明,现移来作为本书自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