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若虚、刘祁的诗学观

第一节 王若虚的诗学观

王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又号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经义进士。曾任管城令、门山令、国史院编修官、左司谏等职，官至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便微服北归镇阳，闲居十余年而终。事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

王若虚以善议论著称。《中州集》卷六小传载：

（王若虚）少日师其舅周德卿及刘正甫，得其论议为多。博学强记，诵古诗至万余首，他文称是。善持论，李屏山杯酒间谈辩锋起，时人莫能抗，从之能以三数语窒之，使噤不得语。其为名流所推服类此。……自从之没，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

王若虚辨惑论文的范围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都在论述之列。他能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分析问题，所以言之凿凿，常常发人之所未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称他：“颇足破宋人之拘挛。”又曰：“统观全集，偏驳之处诚有，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

王若虚与赵秉文、李纯甫同时代。金“贞祐南渡”后，在赵、李的倡导下，“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王若虚独不为流行的师古风尚所左右，他“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注47，在诗文批评上也独持己见，自立门户。

王若虚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诗论名著《滹南诗话》以及《文辨》、论诗诗中，其他一些序跋、书信，也有其诗学思想的精彩片断。王若虚年少时从其舅周昂学诗，周昂的诗论对他影响至深，因此可以说，王若虚的诗学思想与周昂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以下拟从原理论、创作论、欣赏论、批评论四个方面探讨王若虚的诗学观点。

一、 诗歌原理论：贵“天全”“自得”，倡“以意为主”

王若虚论诗的基本原理，是由贵“天全”、贵“自得”和“以意为主，字句为役”两个方面构成的。

“天全”是指自然、质朴、不加雕琢的艺术美。“自得”的意思是自有所得，指创作者或鉴赏者自己所得的审美体验，而非模袭他人，与“师古”“泥古”相对。

天全或天然、自然，实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观。葛洪《抱朴子·辞义》云：“至真贵乎天然。”皎然《诗式》卷一云：“取由我衷，我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与造化争衡。”又云：“不欲委曲伤乎天真。”司空图《诗品·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不过，首先把“天全”一词用到文艺批评方面的是苏轼。苏轼《李行中秀才醉眠亭》：“君且归休我欲眠，人言此语出天然。”《试笔》：“醉笔得天全。”《书韩幹牧马图》：“鞭箠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

王若虚天全、自得说直接受苏轼的影响。其《滹南诗话》卷一载：

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石林诗话》云：“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故非常情所能到。”……予谓天生好语，不待主张，苟为不然，虽百说何益？

王若虚特别推崇白居易，认为白氏的诗歌作品出乎天然：“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辄数百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注48“公诗虽涉浅易，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注49《论诗四绝句》之三又云：“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便。世间笔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注50在王若虚看来，白居易的诗篇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情致曲尽”“妙理宜人”，“殆与元气相侔”，而“无争张牵强之态”。这既是天全，也是自得。

“自得”一句，曾见于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叙》一文中：“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注51无名氏《漫斋语录》云：“诗吟涵得到自有得处，如化工生物，千花万草，不名一物一态。若摸勒前人而无自得，只如世间剪裁诸花，见一件样，只做得一件也。”^注52“如化工生物，千花万草，不名一物一态”，是对“天成”“自得”的形象化表述。范温《诗眼》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注53，蔡启《蔡宽夫诗话》谓杜诗“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为“天然自在”^注54，都可以视为“天成”“自得”的同义语。

王若虚本人论诗时两次用了“自得”。《滹南诗话》卷三：“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词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又云：“昔之作者，初不校此（按：指夺胎换骨之说）；同者不以为嫌，异者不以为夸，随其所自得，而尽其所当然而已。”王若虚又有诗云：

文章自得方为贵，

衣钵相传岂是真。

已觉祖师低一着，

纷纷嗣法更何人？^注55

由天全、本色、自得引申出来的是“哀乐之真发乎情性”。王若虚引用郑厚评诗语，云：“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虫，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注56他以春莺、秋虫为喻，说明白居易和孟郊的诗，都达到造化妙境，关键在于有真挚的感情。

“以意为主”，又可称为主意说，是王若虚诗歌原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西晋陆机《文赋》在论述意与物、文与意的关系时，说：“每自属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可见，“意”是一篇诗文的主脑。南朝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强调，作文“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注57。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为诗下了一个定义，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表面上看，“意”（义）只是诗的果实，其实广义的“意”已包括了“情”在内。齐己《风骚旨格》提出，诗有三格，“一曰上格用意，二曰中格用气，三曰下格用事”。以“用意”为上品。苏轼主张“文以达意”^注58，刘攽《中山诗话》：“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这些均可视为王若虚立论的先河。

王若虚的“以意为主”的理论，是在师承其舅周昂的诗学命题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说：

吾舅（周昂）尝论诗云：“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谓深中其病矣。^注59

东坡《和陶》诗，或谓其终不近，或以为实过之，是皆非所当论也。渠亦因彼之意，以见吾意云尔，曷尝心竞而较其胜劣邪？故但观其眼目旨趣之何如，则可矣！

东坡《薄薄酒》二篇，皆安分知足之语，而山谷称其愤世嫉邪，过矣！或言山谷所拟胜东坡，此皮肤之见也。彼虽力加奇险，要出第二，何足多贵哉！且东坡后篇自破前说，此乃眼目，而山谷两篇，只是东坡前篇意，吾未见其胜之也。

在《滹南诗话》卷三中，王若虚批评宋人讲“落韵”、讲“进退格”的观点。他说：

李师中《送唐介》诗，杂压寒删二韵，《冷斋夜话》谓其落韵，而《缃素杂记》云“此用郑谷等进退格”，《艺苑雌黄》则疑而两存之。予谓皆不然。谓之落韵者，固失之太拘，而以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据，古人何尝有此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为云云也。

二、 诗歌创作论：巧拙相济，词达理顺

王若虚精于诗文语意结构的分析，所以，对于诗歌创作技巧，也有很多高见。

其一，文质、巧拙相济。这是王若虚平素所倾心的一种折中论。他引乃舅周昂的话说：“以巧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济，则使人不厌。唯甚巧者，乃能就拙为巧。所谓游戏者，一文一质，道之中也。”^注60不求甚文，不求甚巧，而主张“巧拙相济”，文质并存。王若虚还引用周昂的观点，说：“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注61此条指出写诗作文，不可只追求外表的华丽精巧。凡是外表精巧、内质贫乏的诗文，虽然能得到人们口头的称赞，但不能使人由衷佩服。

其二，要切合身份。《滹南诗话》卷二云：

东坡《章质夫惠酒不至》诗，有“白衣送酒舞渊明”之句。《叨溪诗话》云：或疑“舞”字太过，及观庾信《答王褒饷酒》云“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乃知有所本。予谓疑者，但谓渊明身上不宜用耳，何论其所本哉！

其三，语意要贯穿。《滹南诗话》卷三评黄庭坚《食瓜有感》诗云：“‘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是固皆瓜事，然其语意，岂可相合也？”黄诗前一句说，在田中光着脚的瓜农没有谁去关心、过问，后一句意思是坐着吃瓜时，不知从哪儿飞来了许多苍蝇，两句之间，跳跃的跨度太大，似不相连。同卷又云：“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或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独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何尝见古之作者如是哉？”在王若虚看来，黄庭坚的诗用典虽巧，但意思往往是勉强凑合在一起，前后不连贯。而“独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一语，已有影射“无病呻吟”之意。在王若虚心目中，黄庭坚只是一名诗匠。王若虚对苏轼诗中存在的语意不连贯的现象同样予以批评，《滹南诗话》卷二：“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他认为苏轼根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改写成的诗、词，只是在玩弄文字技巧，语意破碎，“未免近俗”。

其四，要含而不露。王若虚虽重视明朗清晰的风格，但仍然念念不忘诗贵含蓄的大原则。他说：“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之句，此以意言耳，萧闲词云：‘市朝冰炭里，涌波澜’；又云：‘千丈堆冰炭。’便露痕迹。”^注62按照诗贵含蓄的原则，“是非波”已嫌太露，“堆冰炭”不是佳句。不过王若虚自己的诗，也不尽能达到含蓄不露的地步。

其五，妙在形似外而不遗形似。《滹南诗话》卷二：

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夫所贵于画者，为其似耳；画而不似，则如勿画。命题而赋诗，不必此诗，果为何语？然则坡之论非欤？曰：论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遗其形似；不窘于题，而要不失其题。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实，无得于心，而借此论以为高。画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托云烟杳霭，谓之气象。赋诗者茫昧僻远，按题而索之，不知所谓，乃曰格律贵尔。一有不然，则必相嗤点，以为浅易而寻常，不求是而求奇，真伪未知，而先论高下，亦自欺而已矣，岂坡公之本意也哉？

其六，写真胜于泛用。《滹南诗话》卷三：“乐天《望瞿塘》诗云：‘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萧闲《送高子文》词云：‘归兴高于滟滪堆。’雷溪漫注，盖不知此出处耳。然乐天因望瞿塘，故即其所见而言。泛用之，则不切矣。”同用一语，恰切与否，往往以真实不真实而定。泛用语意或意象，在诗文等艺术创作中，是一大弊病。白居易《望瞿塘》诗借眼前所见之景喻心中抽象之愁，景真情真，自然妥帖；萧闲词泛用“滟滪堆”之景比喻“归兴”之高，句法并无毛病，但意象浮泛而不真切，所以不如白诗。王若虚拈举此例，颇能发人深省。

其七，对遣词用字的讲究。这类例子较多，兹举三条以作代表。

老杜《北征》诗云：“见耶背面啼。”吾舅周君谓“耶”当为“即”字之误，见说甚当。前人诗中抑或用“耶娘”字，而此诗之体，不应尔也。^注63

退之诗云：“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居诸，语辞耳，遂以为日月之名，既已无谓，而乐天复云：“废兴相催逼，日月互居诸。”“恩光未报答，日月空居诸。”老杜又有“童丱联居诸”之句，何也？^注64

“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明人散。”尝疑“莫”字不安，昨见王德卿所收东坡书此词墨迹，乃是“更”字也。

三、 诗歌欣赏论：戒忌迂拘末理，注重玩索诗味

王若虚的诗歌欣赏观点也异常平实，他最戒忌的是迂拘末理，曲解诗意。《滹南诗话》卷一云：

柳公权“殿阁生微凉”之句，东坡罪其有美而无箴，乃为续成之，其意固佳，然责人亦已甚矣。吕希哲曰：“公权之诗，已含规讽。”盖谓文宗居广厦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驹父、严有翼皆以为然。……予谓其实无之，而亦不必有也。规讽虽臣之美事，然燕闲无事，从容谈笑之暂，容得顺适于一时，何必尽以此而绳之哉！

杜诗称李白云：“天子呼来不上船”，吴虎臣《漫录》以为范传正《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莲池，召公作引，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乃命高将军扶以登舟。”杜诗盖用此事。而夏彦刚谓蜀人以襟领为船，不知何所据？《苕溪丛话》亦两存之。予谓襟领之说，定是谬妄，正使有据，亦岂词人通用之语。此特以“船”字生疑，故尔委曲。然范氏所记，白被酒于翰苑，而少陵之称，乃市上酒家，则又不同矣。大抵一时之事，不可尽考。不知太白凡几醉，明皇凡几召，而千载之后，必于传记求其证邪？且此等不知，亦何害也。

崔护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又云：“人面只今何处去。”沈存中曰：“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两‘今’字不恤也。”刘禹锡诗云：“雪里高山头白早。”又云：“于公必有高门庆。”自注云：“高山本高，于门使之高，二义殊。”三山老人曰：“唐人忌重叠用字。”如此二说，何其相反欤？予谓此皆不足论也。

王若虚还指出诗中的象征手法，读书时不可拘泥于形迹。所谓“象征”，是指用具体的物象暗示抽象的情感。《滹南诗话》卷一载：

乐天诗云：“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夫屈子所谓“独醒”者，特以为孤洁不同俗之喻耳，非真言饮酒也，词人往往作实事用，岂不误哉？

王若虚在戒忌迂拘末理的同时，还力主欣赏时要注意玩索诗歌的意味，看诗的意味是否深永，如果意味浅薄，即使是奇语好语，也不足贵。《滹南诗话》卷三云：

山谷《牧牛图》诗，自谓平生极至语，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黄诗大率如此。谓之奇峭，而畏人说破，元无一事。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倚绿；

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

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

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但是，王若虚在讨论诗歌欣赏问题的时候，也不免犯了过求“合理”的毛病，甚至连诗中的移情作用也断然予以否定，可谓过犹不及。如《滹南诗话》卷三说：“王子端《丛台》绝句云：‘猛拍阑干问废兴，野花啼鸟不应人。’若应人可是怪事！”王若虚似乎忘了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之类的名句了。花鸟有情，诗人何尝不能在想象中说它们会“应人”呢？

四、 诗歌批评论：扬苏抑黄

王若虚的批评范围相当广泛，从战国、汉代、南北朝到唐、宋，上下1500多年。被论列的文学家有宋玉、扬雄、司马迁、刘伶、陶潜、张融、庾信、杜甫、孟郊、白居易、韩愈、皮日休、柳宗元、欧阳修、司马光、宋祁、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等。

但是，从诗学史的角度看，扬苏抑黄是王若虚批评论的重心所在。扬苏抑黄的根据大抵是苏诗豪放杰出，唯意所适，而黄诗讲究句律绳墨，有奇而无妙。

王若虚对宋诗的态度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滹南诗话》卷三云：

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遂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少陵以文章为小技，程氏以诗为闲言语，然则凡辞达理顺、无可瑕疵者，皆在所取可也。

扬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王若虚反对江西诗派，而以黄庭坚为主要的抨击对象，扬苏抑黄的观点，在《滹南诗话》中随处可见。如《滹南诗话》卷二云：

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文？……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彼其劳亦甚哉！向使无坡压之，其措意未必至是。

王若虚对黄庭坚的批评，大约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曰反对黄庭坚宗杜之说。《滹南诗话》卷一引其舅周昂之言：

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

山谷自谓得法于少陵，而不许于东坡。以予观之，少陵，《典谟》也；东坡，《孟子》也；山谷，则扬雄《法言》而已。

朱少章论江西诗律，以为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全之地。予谓用昆体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浑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无事乎昆体功夫，盖二者不能相兼耳。

二曰黄诗有奇无妙。《滹南诗话》卷二云：

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肝肺中流出者，不足也。

三曰黄诗破碎乏味。《滹南诗话》卷三：

鲁直于诗，或得一句而终无好对，得一联而卒不能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赠谁。

山谷最不爱集句，目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谓词人滑稽，未足深诮也。山谷知恶此等，则药名之作、建除之体、八音、列宿之类，犹不可一笑耶？

四曰对黄诗用字遣句的批评。兹举三例，如：

山谷诗云：“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夫“阿堵”者，谓阿底耳。顾恺之云：“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今去“物”字，犹“此君”去“君”字，乃歇后之语，安知其为钱乎？^注68

《冷斋夜话》云：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尘俗哉！山谷作《酴醾》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为出类……此固甚纰缪者，而惠洪乃节节叹赏，以为愈奇。不求当而求新，吾恐他日复有以白晳武夫比之者矣，此花无乃太粗鄙乎？^注69

（山谷）《清明》诗云：“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推事也。齐人乞祭余，岂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见，则安知其必骄妾妇，盖姑以取对，而不知其疏也，此类甚多。^注70

总的说，王若虚批评的着眼点不外逻辑、情理、用典、语气的连贯及表现的效果等，大致都堪称中肯。当然，也有批评不当之处。如《滹南诗话》卷二：

山谷《题阳关图》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夫人有意而物无情，固是矣。然《夜发分宁》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对人愁。”此复何理也？

山谷《题惠崇画图》云：“欲放扁舟归去，主人云是丹青。”使主人不告，当遂不知。王子端《丛台》绝句云：“猛拍阑干问兴废，野花啼鸟不应人。”若应人可是怪事。

王若虚在江西派诗风盛行诗坛的时期，力排众议，指陈黄庭坚诗歌的缺点，锋芒所向是针对当时李纯甫一派“尚奇”的诗风与诗学主张。他讥讽李纯甫说：“之纯虽才高，好作险句怪语，无意味。”^注71金哀宗正大年间，王若虚在史院领史事，与雷希颜同修《宣宗实录》，二人由于所尚文体不同而发生争议。“雷尚奇峭造语”，王则“好平淡纪实”，认为“实录止文其当时事，贵不失真”。于是，“雷所作，王多改革”。彼此之间的矛盾随之尖锐化，公开化。“雷大愤不平，语人曰：‘请将吾二人所作，令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尝曰：‘希颜作文，好用恶硬文字，何以为奇！’”^注72可见，王若虚是坚决反对诗文创作中的尚奇倾向的。他在诗歌批评中，一贯重视对文法、逻辑、语意的辨析，这种批评倾向已略含明代“格调论”的色彩。他的《滹南诗话》在古代诗论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 刘祁与《归潜志》

刘祁（1203—1250），字京叔，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少随父刘从益游宦于南京（今开封），举进士不第。金末丧乱，辗转归故里。有感于“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注73，于是作《归潜志》。元太宗十年（1238），复起应试，魁南京，选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后入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有《神川遁士集》，已佚。事见《金史》卷一百二十六、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

《归潜志》14卷，是刘祁在金末丧乱之际隐居乡间时所作。除末卷为诗文外，余者或为金末诸人小传，或记哀宗亡国始末，或载杂闻遗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评曰：“谈金源遗事者，此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为最，《金史》亦并称之。《壬辰杂编》已佚，则此志尤足珍贵矣。”

《归潜志》对于诗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真实客观地记述了金源诗坛诸大家的论诗要指，及其各奉宗主、彼此对立乃至激烈争论的情况。如宗欧苏、尚平易、主集成的赵秉文与宗山谷、喜奇峭、主一体的李纯甫之间的诗学论争，以及尊东坡、好平淡、力主“贵不失真”的王若虚与法退之、宗鲁直、“崇尚奇峭造语”的雷希颜之间的正面冲突，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可以补传集之不传，正史之缺漏。

《归潜志》在记录诗坛遗事的同时，也体现了刘祁自己的诗学观点：

一、 诗歌批评论：批评尖新诗风，推尊唐人风致

明昌、承安年间，在金章宗典丽富艳诗风的影响下，诗坛上出现了浮艳尖新的风气。章宗本人是一位才情富丽的诗人，《归潜志》卷一载：

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宫中绝句》云：“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杨花。”真帝王诗也。

刘勋，“平生诗甚多，大概尖新，长于属对”。（卷三）

王良臣，“长于律诗，尖新，工对属”。（卷四）

王革，“诗笔尖新，风流人也”。（卷五）

王予可，“善歌诗，有求之者，索韵立成，字亦怪异……往往有奇丽语”（卷六）。

在这几条材料中，刘祁客观地列出了“尖新”诗风的代表人物。在卷八中，刘祁进一步表达了对“尖新”诗风的批评，他说：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人号“张了却”。

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傅，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卷八）

在南渡诗坛上，刘祁与赵秉文、李纯甫周围的诗人也有广泛的交往，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倾向做了简明扼要的评议。现摘录数条如下：

完颜叇，“其佳句……甚有唐人风致”。（卷一）

张瑴，“酒酣兴发，引纸落笔，往往有天仙语……人以为不减李长吉”。

麻知幾，“为文精密巧健，诗尤奇峭，妙处似唐人”。

辛愿，“喜作诗，五言尤工，人以为得少陵句法”。

李汾，“工于诗，专学唐人，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乐府歌行尤奇峭可喜”。

李夷，“为文尚奇涩，喜唐人，作诗尤劲壮，多奇语，然不为乡里所知。”（以上卷二）

王郁，“为文闳肆奇古，动辄数千百言，法柳柳州。歌诗飘逸，有太白气象”。

术虎邃，“甚有唐人风致”。

乌林答爽，“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惜乎，不见其大成也”。（以上卷三）

从以上所列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刘祁的批评倾向：第一是好奇，并肯定“奇峭”诗风；第二是标榜“唐人风致”，所举唐代作家也以李白、李贺为多，且深致仰慕之意，而无一语涉及王维、韦应物一派。这两点都比较接近李纯甫，而远于赵秉文。当然，在赵、李之间，刘祁并没有明显的贬此褒彼之意。他曾说：“赵于诗最细，贵含蓄工夫；于文颇粗，止论气象大概。李于文甚细，说关键宾主抑扬；于诗颇粗，止论词气才巧。故余于赵则取其作诗法，于李则取其为文法。”^注74对赵、李二人的长短优劣做了冷静观的比较分析，持论较为公平。

二、 诗歌原理论：以情论诗，不鄙俚俗

《归潜志》一书以纪事为宗，所以有关作家批评论者居多。而关于诗歌原理论只有一条，却十分精当：

夫诗者，本发其喜怒哀乐之情，如使人读之无所感动，非诗也。予观后世诗人之诗皆穷极辞藻，牵引学问，诚美矣，然读之不能动人，则亦何贵哉？故尝与亡友王飞伯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如所谓《源土令》之类。”飞伯曰：“何以知云？”予曰：“古人歌诗，皆发其心所欲言，使人诵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诗，惟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若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荡人血气也。”飞伯以为然。（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