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四百年的分裂局面。隋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个年头，便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是隋太原留守李渊次子李世民的劝父起兵，促成了晋阳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

一、贵族之家的英俊少年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月（598年1月），在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李氏家族的旧宅中，李渊夫人窦氏为刺史李渊生下了第二个男孩，此人便是后来的大唐皇帝李世民。

李渊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李世民的八世祖李暠，在西晋末年占据敦煌、酒泉为王，建立西凉国，自称凉公，是为凉武昭王。七世祖李歆时，西凉被北凉吞灭。六世祖李重耳，曾任北魏弘农太守。五世祖李熙，曾任北魏金门镇将。四世祖李天赐，为北魏幢主。曾祖李虎与李弼等八人因佐助宇文泰的政变有功，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系北周的开国功臣，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祖父李昞，袭封唐国公，曾任北魏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可见，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中国的二百年中，李氏家族一直是关陇的贵族世家。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北周开国功臣的后代。隋代周，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姨妈，因而李渊与隋文帝杨坚有着密切的亲近关系。李渊曾做过隋文帝的贴身侍卫，先后出任过谯州（今安徽亳州）、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的刺史。隋炀帝继位后，李渊又出任过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的太守，后来又调至京城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颇受姨表兄弟隋炀帝的信任。

李世民的母亲窦氏，出身于鲜卑贵族，京兆平陵（今咸阳市西北）人，父亲窦毅在北周为上柱国，继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公主。隋代周，窦毅为定州总管、神武公。据《新唐书·后妃列传》记载，窦氏出生时，头发下垂过颈；三岁时头发与身体等长。窦氏聪颖异常，读《妇诫》《列女传》等书，过目不忘。她受养于宫中，深受北周武帝的宠爱，有异于其他甥男、甥女。武帝驾崩，窦氏女像亲女儿那样悲痛。不久，北周开国功臣杨坚自立为皇帝，窦氏女自投床下，说道：“我自恨不是个男儿，不能救舅家的祸难。”窦毅马上捂住女儿的口，说道：“不要乱讲，说这话会灭掉我们全族！”窦毅常对襄阳公主说：“这个女孩子相貌出奇，且又见识不凡，怎可随意许配人家？”为给女儿择婿，便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凡来求婚的人，每人给两支箭，从门屏背后射中孔雀眼睛者，才允许婚配。射者前后超过数十人，都没有“中目”。李渊最后射箭，“中各一目”，窦毅于是把女儿许配给了李渊。

婚后，窦氏为李渊生有四男即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和一女。李世民的出生地武功，坐落在渭水北岸。在李世民的童年、少年时代，父亲李渊先后在各地担任地方官，因而教育孩子的重任便落在母亲窦氏的肩上。从史书记载上看，在李世民的童年、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母亲，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许多良好的教益。窦氏天资聪明，有着较好的文化修养。她“工为篇章规诫，文有雅体”，又写得一手好字，以至于把她同丈夫各自写成的手书相杂在一起，人们都难以分辨出究竟是出自夫妻哪一位的手笔。史书还记载这样一件事例，足见窦氏又是一位颇有见识的女流。李渊喜爱并养了许多良马，炀帝继位后，窦氏向丈夫劝说道：“皇上的性情您是知道的。他喜好这些东西，您为何不挑选几匹良马献上去？将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只能早晚招来罪过，不会有什么益处。”李渊没有把夫人的劝告当回事，不久便遭到炀帝的谴责。后来，李渊见炀帝施政昏乱，滥杀大臣，出于确保自身的考虑，多次向炀帝进献鹰犬异驹，炀帝果然欢喜，提拔他担任将军职务。然而，此时窦氏已因病逝世。回想起夫人当年的劝告，李渊动情地向儿子们说道：“早些听取你母亲的劝告，很久以前便可以得到将军职务了！”说着说着，不禁落下泪来。

窦氏的婆母独孤氏年老多病，平时性情又很严肃，规矩颇多，窦氏的妯娌们都很畏惧老夫人，不敢进前服侍。惟有窦氏服侍婆母能曲尽孝道，独得婆母的欢心。老夫人患病期间，她尽心服侍，常常月余衣履不解，昼夜守护在婆母的身旁。童年时代的李世民见母亲尽心服侍奶奶，对母亲越发崇敬，发誓长大后一定要使母亲能享点清福。

窦氏良好的文化修养、非凡的政治见识、高尚的品德情操，对儿女们的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李世民从少年时逐渐养成的爱好书法、喜好文史、勤于读书、远见卓识、足智多谋、胸怀大志、心地善良、以天下为己任等诸多良好的素质，同母亲的身教、言教无疑是分不开的。李世民终生对母亲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十七岁时母亲的因病早逝，使他悲痛万分。后来父亲李渊做了大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在侍宴宫中之时，面对父亲左右的妃嫔，思念起早逝的母亲未能见到父亲贵有天下后的盛况，因而百感交集，“歔欷流涕”，足见其对母亲深切的怀念之情。

李世民的成长，除了母亲的教诲之外，他所出身的家庭曾给予他多方面的影响。李氏家族世代为武将，同西北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和交融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尚武的习俗，家庭中的传统教育当然是骑射征战，更何况他本身又是一个男儿。父亲李渊曾历任陇州、岐州、荥阳、楼烦等地的地方长官，他从小跟随父亲迁居各地，见多识广。在隋末的动荡年代中，李渊是一个政治经验丰富、善于应付瞬息万变政治形势的地方大员。父亲的深谋远虑，给少年时代的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家庭中，李世民享有关陇贵族世家子弟所能享有的一切。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直到后来做了大唐帝国的皇帝，他还不时地面对自己的臣下们回忆起自己美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谈到在青少年时代家庭所给予他的一切。李世民同胞兄弟四人，弟弟李玄霸早年夭折；而同父异母兄弟，据文献所载至少有十五人之多。一个贵族家庭之中，有这么多同父兄弟们整日里学文习武、玩耍游乐，李世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丰富多彩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说童年时代的李世民，在母亲的教诲下养成了喜爱读书、爱好文史并能写得一手好字的习惯外，那么，使他更感兴趣的则是从他这个军事贵族家庭中接受军事知识和骑射的训练。他从小便演习弓马骑射，驰骋猎场。由于体格强壮，他又从严要求自己，所射出的箭比一般人所用的要大一倍。在百步之外，他能“射洞门阖”，足见其武艺精湛。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除了练习骑射和操练使用各种兵器外，诵读兵书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李世民对曹操所注释的《孙子兵法》很感兴趣，对这些兵书能够背诵如流，在少年时代便能就《孙子兵法》的理论同父亲谈论兵策，使父亲感到其在诸兄弟中确实有超群的见识。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个射箭的能手，因射技高超而得以同窦氏结成婚配；李世民的岳父长孙晟，也是“善射弓矢，矫捷过人”，能够一箭双贯二雕，使突厥可汗大为叹服。因此他对演习弓矢怀有极大的兴趣。对于骑射，李世民做了皇帝后曾回忆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又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从李世民的自我表白中可以看出，他在青少年时期虽然也爱好文史和书法，但不是一介书生，而是善于骑射、强悍骁勇的贵族子弟。他性格倔强豪放，从小便养成了“刚烈”的性格特点。在隋末的动荡年代里，李世民正是从家庭的传统军事教育中培养出了相当的军事本领，使得他在日后的军事斗争的大舞台上，为唐王朝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二、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

隋朝的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结束了中国社会四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称帝后曾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诸如设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加强中央集权；简化地方行政机构，在地方政权上实行州、县两级制，以节省国家开支，便于政令的通达；建立科举选官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控制；在经济上颁布均田新令，采用租庸力役剥削制度，减免赋税，颁布“输积法”以打击豪强势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注重水利建设；将府兵制度推行于全国，镇压江南豪族叛乱，如此等等。这一切，使得隋朝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全国各地粮仓中储存的粮食数量多得不可胜数。在手工业方面，著名工匠李春所设计的赵州石桥，至今仍保存完好，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其他如纺织业、造船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科学文化事业方面，诸如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陆法言的《切韵》，都堪称一代名著。这一时期，在同边疆各民族的联系上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中原与中亚地区的联系已开辟了三条主要交通要道。总之，在隋朝统一后的短短时期内，社会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国势强盛的局面。

另一方面，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社会矛盾亦呈现出某种程度上激化的苗头。隋王朝的建国，是隋文帝杨坚以外戚的身份“入宫辅政”的方式取得的，他不甚懂得安天下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因而在施政方针上，他所实行的均田制度并没有解决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他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征收，致使国家仓库中储存的粮食，据李世民后来的估计，足以供五六十年的食用，史学家马端临称“古今称国之计富者，莫如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地区出现大旱灾、人民无粮可食的情况下，隋文帝表面上表示同情人民的疾苦，但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而是令关中灾民到河南洛阳地区“就食”，自谋活路。在史书记载中，隋文帝是以节俭而著名的。但在事实上，他下令大兴土木，在岐州（今陕西凤翔）修造仁寿宫，工程期限紧迫，死者多达几万人。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他有时不按法律条文办事，晚年“喜怒不恒”“用法益峻”，促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待隋炀帝继位之后，这个昏君的暴政致使社会矛盾立即空前地尖锐起来。

隋文帝改立的太子杨广，于604年迫不及待地将病重的父亲杀死，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隋炀帝。炀帝上台后，立即向全国征发大批民工，大兴土木。他下令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的民夫多达二百万人，死者十有四五。他调动大量民力，从五岭、江南地区向北方运送奇材怪石，营建宫殿和苑囿。他在洛阳西面修建的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宫殿无数，台观殿阁林立，工程量十分浩大。为乘船到江都游玩，他下令征调上百万的民夫开凿运河。人民为着躲避徭役，往往自己伤残自己的肢体，称为“福手”“福足”，足见人民竟被迫害到何种悲惨的地步。特别是隋炀帝自612年至614年向辽东地区发起的征讨高丽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隋炀帝的征讨高丽，以山东的东莱和河北的涿郡为军事基地，因而给河北、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北发生大水灾，漂没三十余个郡县，大批农民在谷价踊贵、饥馑四起的情况下，被迫离开土地。而隋炀帝却不顾灾民的死活，加紧准备对高丽的战争。这一年的十二月，邹平（今山东邹平市东北）人王薄率众占领长白山（今山东邹平、章丘诸县交界处），举起起义的大旗。王薄自称“知世郎”，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起来反对进攻高丽的战争，贫苦农民“避征役者多归之”，起义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

在王薄起义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平原（今山东平原）人刘霸道聚众数万人，占据了“负海带河、地形深阻”的豆子（今山东滨州境内）；章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孙安祖聚众数百人，占据了高鸡泊（今山东平原境内）；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张金称则聚众活跃于县（今山东夏津）的河渚地区；蓨县（今河北景县境内）人高士达，则聚众活动在蓨县一带。

大业八年（612），隋炀帝在山东、河北等地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的形势下，仍然发动了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陆军从涿郡出发，海军从东莱海口出发。结果，在高丽军民英勇抵抗、隋军士气低沉不愿作战的情况下，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行动，以大败而还告终。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不顾各地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和第一次东征的失败，又发起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沉重的战争负担，迫使更多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队伍。这一年，济阴（今山东曹县）人孟海公、北海（今山东潍坊）人郭方预、齐郡（今山东济南市）人孟让、河间人格谦、平原（今山东平原）人郝孝德、渤海（今山东阳信南）人孙宣雅等相继聚众起义。各路起义军队伍，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人，至此反隋农民起义已形成第一次高潮。

在农民起义浪潮中，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亦日益尖锐。大业九年，当隋炀帝率大军在辽东征伐高丽之际，负责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越国公杨素之子）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重镇率部起兵反隋。为夺得国家政权，杨玄感提出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口号，每天投奔到他旗下的民众有数千人之多，形势对他十分有利。然而，杨玄感在战略上屡犯错误：从黎阳渡过黄河后攻打守备力量很强的洛阳，四五十天未能攻下，致使隋炀帝得以从辽东前线率大军返回河南洛阳；杨玄感匆忙中又率军西入关中，在隋军追击之下，连战连败，最后自杀而死。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隋炀帝杀戮大批官员，统治集团上层人人自危，对农民起义军的反隋斗争的形势更为有利。

大业十年（614），一意孤行的隋炀帝不顾危亡在即，又发动了第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然而，农民起义军从山东、河北发展到河南、江淮、山西、关中的事实，迫使隋炀帝不得不从辽东前线草草收兵，回师集中力量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

从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隋军与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战事不断，农民起义军队伍此起彼伏，并且在反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强大的武装：在河南，有以翟让、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在山东、河北有以窦建德为首的义军；在江淮有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义军。在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冲击下，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各地豪族和地方官员相继起兵，占据一方，隋王朝覆亡的大局已定。在这种形势下，关陇贵族中太原留守李渊的晋阳起兵，引起了全局形势的变化。

三、李渊升任为太原留守

大业九年，当隋炀帝第二次率大军东征高丽时，李渊被派往怀远镇（今辽宁朝阳附近）督运粮草。杨玄感起兵反隋时，他的兄弟从东征辽东的前线逃回，李渊首先发觉后立即向炀帝报告，炀帝闻讯后立即回师平叛，并同时任命李渊为弘化郡（今甘肃庆阳）留守，诏令他兼领关右十郡的兵力，用以抵御杨玄感进入关中后的西进行动。

当时天下大乱，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日益分裂，炀帝因杨玄感起兵反叛而猜忌杀戮大臣。炀帝曾征召李渊议事，李渊因病未能按时拜见。李渊有个外甥王氏在炀帝后宫，炀帝向王氏询问李渊未应召入宫的原因，王氏以李渊患病答对。炀帝闻听后半信半疑，颇不满意地说道：“可得死否？”当李渊闻知炀帝对自己的猜疑和不满后，越发恐惧。为消除皇上的猜疑，李渊在向炀帝进献珍宝的同时，整日纵酒取乐，以表示自己胸无大志，没有窥视国家神器的野心。就在这一年，炀帝因猜疑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抄斩了李浑一家十三口人。李浑的势力与李渊不相上下，李渊怎能不整日提心吊胆？担心大祸的降临。

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被调任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携家眷由陕西来到山西，受命镇压山西的农民起义军。在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下，李渊早就有起兵反隋的考虑，他的副使夏侯端向他指出处境险恶，劝他及早做出准备，李渊表示赞同，“深然其言”。由于李渊的深谋远虑，他认为起兵的时机尚不成熟，表面上不得不效忠炀帝。到达山西后，李渊率兵攻击龙门以毋端儿为首的义军，“射七十发皆中，贼败去”。又攻击绛州以柴保昌为首的义军，“降其众数万人”。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命令李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抵御突厥的南下进攻。当时，突厥兵强势盛，而李渊、王仁恭所拥有的兵力却不足五千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仁恭以兵少甚惧”，而李渊却胸有成竹地分析形势说：“我当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令其畏威怀惠”，并提出了“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的策略。王仁恭赞同李渊的谋略，派“两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的战略战术使突厥困惑不解，在时机成熟后，李渊下令“纵兵击而大破之，获其特勒（可汗子弟）所乘骏马，斩首数百千级。自尔厥后，突厥丧胆，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大业十三年，隋炀帝因李渊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突厥势力南下屡立战功，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在太原留守任上，李渊鉴于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强烈冲击下大势已去，终于开始酝酿和准备起兵反隋，夺取天下。

四、李世民与长孙氏成婚

大业九年（613），李世民年方十七岁。这一年，他与十三岁的长孙氏成婚。长孙氏是河南洛阳人，祖先是北魏皇族拓跋氏，因为担任过宗室长，改姓长孙氏。从北魏到北周，长孙氏世代为贵族之家，“门传钟鼎，家誓山河”。祖父长孙兕，曾任北周左将军。父亲长孙晟，任隋后骁卫将军。长孙晟射技高超，多次出使突厥，曾向隋文帝建议对突厥实行“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分化政策，效果良好，是文帝、炀帝时期的著名将领。母亲是隋朝治礼郎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的曾祖从北魏到隋朝，一直都担任高级官职，世代为贵族之家。高氏为长孙晟生有一男一女，哥哥长孙无忌后来成为唐王朝的开国功臣。从长孙氏的父辈、母辈来看，同李世民的家庭出身一样，世代为军事贵族的高门，李世民与长孙氏的婚姻堪称是门当户对。在封建时代贵族之家的婚姻中，所谓“门当户对”的实质，在于婚姻的缔结又是一种政治上的行为。李世民与长孙氏成婚，表明渤海士族高氏被牵入了关陇集团之中，这对于日后李氏家族的夺取国家政权和大唐帝国的建设是不无关系的。

长孙氏在与李世民成婚之前，即大业五年，长孙晟病故。高士廉鉴于妹妹和两个孩子境遇孤单，便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对两个孩子承担起教养的义务。士廉是渤海的名门贵族，素有才望，精通文史。在舅父的家庭教育之下，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妹妹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可见，长孙氏兄妹的家庭教育和他们本人的爱好，与李世民家庭崇尚武功的军事教育迥然不同。长孙氏的文化修养和品德修养，使她日后成了唐太宗的贤内助，对于后来的“贞观之治”，长孙氏尽了她作为皇后所能做出的贡献。至于李世民十七岁、长孙氏十三岁成婚，虽说是早婚，但在当时的贵族之家，也是常见的现象。

五、解雁门之围崭露头角

大业十一年（615）秋，隋炀帝亲自巡视北部边塞，东突厥始毕可汗闻讯后，准备率数十万骑偷袭炀帝的车队。炀帝得知突厥可汗的意图，急忙驰入雁门郡城（今山西代县西）。突厥的骑兵果然到达雁门城下，将雁门城层层包围起来。雁门郡共辖有四十一座城池，突厥的军队很快便攻占了其中的三十九座，惟有雁门与崞县（今山西原平北）二城尚在隋军手中，形势危急万分。雁门城内军民有十五万之多，然而粮食仅够二十天的食用。危急之中，炀帝采纳樊子盖征调四方军队勤王的建议，同时一方面慰劳、赏赐守城将士，一面将诏书系在木棍上，“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

在隋炀帝被围于雁门的千钧一发之际，十九岁的李世民在见到天子的求援诏书之后，认为这正是施展自己才能的大好时机，便满怀信心地毅然应召前往，隶属于将军云定兴的麾下。李世民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敌众我寡，于是大胆地提出了多设旗鼓以为疑兵的策略，使敌人不击而走，解救危难。为此他向云定兴建议说：“虏敢围吾天子者，以为无援故也。今宜先后吾军为数十里，使其昼见旌旗，夜闻钲鼓，以为大至，则可不击而走之。不然，知我虚实，则胜败未可知也。”

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将军队向崞县移动。突厥的骑兵侦察兵见隋军往来不绝，果然向始毕可汗急驰报告说：“救兵大至矣！”于是，可汗下令解雁门之围，率兵离去，隋炀帝因此得以脱难。首次登上战场的李世民，在解救雁门之围中崭露头角，显现出这位年轻人杰出的军事才华。

大业十二年，李渊奉诏为太原道大使。大业十三年，升任太原留守。当时，李渊把李建成、李元吉安置在河东（今山西西南部，郡治在今永济蒲州镇），将李世民带至太原。李渊把李世民留在身边，这与他雁门献计解围和平时的喜谈兵书、好弄弓矢是不无关系的。

李世民随父来到太原，不久便参与镇压甄翟儿所率领的农民起义。甄翟儿是魏刀儿起义军的将领，自称“历山飞”，拥众十余万人，北连突厥，是李渊实现自己抱负的一大威胁。大业十二年，魏刀儿的别将甄翟儿率众骚扰太原，隋军将领潘长文被打死。为此，太原留守李渊率兵征讨，李渊与副留守王威率五六千人与历山飞的部众二万余人大战于西河郡雀鼠谷（今山西介休和霍县之间），遭到敌军包围。于是，李渊采用李世民雁门解围的策略，“分所将兵为二阵，以羸兵居中，多张幡旗，尽以辎重继后，从旌旗鼓角，以为大阵”。随后，李渊率数百精兵，在李世民配合下，终于冲出起义军的包围。《旧唐书·高帝本纪》所记载的“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足见李世民在雀鼠谷解围和击败义军的斗争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自从随父亲来到太原后，又结交了一批豪友。诸如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文静等人。

六、晋阳起兵的前前后后

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策划了对历山飞农民起义的镇压，然而就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也有地方贵族、豪强势力趁机起兵占据州县，割据一方。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皆称皇帝；朱粲起南阳，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号楚王；邵江海据岐州，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号吴王；李密起巩，号魏公；王德仁起邺，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号博山公；罗艺据幽州，左难当据泾，冯盎据高、罗，皆号总管；梁师都据朔方，号大丞相；孟海公据曹州，号录事；周文举据淮阳，号柳叶军；高开道据北平，张长据五原，周洮据上洛，杨士林据山南，徐圆朗据兖州，杨仲达据豫州，张善相据伊、汝，王要汉据汴州，时德叡据尉氏，李义满据平陵，綦公顺据青、莱，淳于难据文登，徐师顺据任城，蒋弘度据东海，王薄据齐郡，蒋善和据郓州，田留安据章丘，张青特据济北，臧君相据海州，殷恭邃据舒州，周法明据永安，苗海潮据永嘉，梅知岩据宣城，邓文通据广州，俚酋杨世略据循、潮，冉安昌据巴东，宁长真据郁林，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

上述记载表明，待到隋大业十三年，反隋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国大地，隋王朝的命运已是危在旦夕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李渊的起兵反隋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

在官修的史书如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为了有意地突出李世民在晋阳起义中的作用，说什么晋阳起兵本非李渊的本意，“皆秦王世民之谋”“皆太宗之功”。大量记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隋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下，起兵反隋的念头在李渊的脑海中可谓是由来已久：

大业九年，李渊于怀远镇为隋炀帝东征高丽督运粮草，与宇文士及“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来宇文士及投降唐朝，李渊又对裴寂说：“此人（指宇文士及）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当时，二人的“密论时事”“言天下事”，无疑是图谋天下之类的密事。

与此同时，李渊按夫人窦氏生前的建议，向隋炀帝进献鹰犬以及炀帝对他表示不满后的“纵酒纳贿以自晦”，无疑是为着掩盖自己谋取天下的意图，保存自身，以观时变，寻找机会。

大业十一年，李渊调任山西（今太行山以西）河东（今山西西南部）慰抚大使，他推荐好友夏侯端任副使。夏侯端向李渊劝说：“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李渊“深然其言”，表明李渊已下定了起兵的决心。

大业十二年，李渊来到太原任职时，曾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是李渊来到太原后已决心起兵反隋的又一证明。

同年十二月，李渊升任太原留守，突厥入侵北部边境，隋炀帝命令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抵抗。因战事不利，炀帝派使者执李渊和王仁恭送江都治罪。李渊托辞不赴江都，同时对李世民说道：“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李世民对起兵反隋一事一直持积极态度。他见炀帝要逮捕父亲问罪。听完父亲的嘱托后，哭着对父亲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世时变。”

几天过后，炀帝派使者诏令赦免了李渊的罪过。然而，这场虚惊对李渊起兵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各地、隋王朝已无力逐一镇压各路义军的形势下，李渊立即通知李建成、李元吉于“河东潜结英俊”，使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不久，李建成、李元吉以及李渊的女婿柴绍也从长安来到太原。从大业十二年十二月至大业十三年五月的半年期间，李渊父子加快了准备起兵的步伐。

在李世民“密招豪友”的过程中，刘文静、裴寂为酝酿起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文静字肇仁，据《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此人“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李渊来太原出任留守，刘文静通过一段观察后，认为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刘文静又通过私下对李世民的观察，认为李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对裴寂说李世民“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后来，刘文静因与瓦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李密结为姻亲，被隋炀帝下令投入太原狱中。李世民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共同图谋大事的人才，便私下到狱中探望。刘文静见李世民到狱中看望自己，心中明白他为何而来，便十分高兴地说道：“天下之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李世民回答说：“卿安知其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

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图谋大事，便胸有成竹地谈出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略。他说：“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罢刘文静的一通高论，笑着说：“君言正合人意。”然而，李世民对于父亲的深谋远虑和行动布署，尚不十分清楚，更不必说刘文静了。李世民与刘文静为促成李渊不失时机地及早起兵，决定利用裴寂同李渊的亲密关系进行说项。

裴寂字玄真，据《旧唐书·裴寂传》记载，此人“年十四，补州主簿。及长，疏眉目，伟姿容”。在长安任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期间，与李渊已有结识交往。李渊来太原任职，裴寂此时正担任晋阳宫副监。李渊因“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

此时李世民急于及早起兵反隋，但又不敢贸然向父亲进言，见到裴寂很受父亲的器重，便决定与裴寂结成密切的关系，通过裴寂劝说父亲及早起兵。为此，李世民投裴寂所好，私下出钱数百万，使令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故意输钱给裴寂。裴寂赢钱既多，十分高兴，每日同李世民游乐。李世民既已与裴寂结成亲密关系，便把敦促父亲及早起兵的实情告诉裴寂，裴寂答应从中相助。一日，裴寂使令晋阳离宫中的两名美女在家中酒宴时侍奉李渊饮酒，饮至半醉之时，裴寂乘机向李渊说：“二郎（即李世民）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因寂以宫人奉（侍）公，恐事发及诛（按：以皇帝离宫中的美女侍宴，当事人当然是罪不容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李渊见形势既已如此，便对裴寂说道：“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李渊起兵的想法由来已久，为谨慎从事，他只是偶尔向李世民透露这一意图，从未谈及行动布署，更没有向外人透露。此次李渊当着裴寂的面明确就起兵一事表态，表明起兵反隋一事已由谋划进至付诸实施的阶段，起兵的步伐从此被加速进行。

李世民与刘文静、裴寂一道敦促李渊及早起兵，《旧唐书·刘文静传》亦记载道：当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李世民派刘文静与裴寂共同向李渊进言说：“《易》称‘知几其神乎’，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衅，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

李渊深以为然。

据《资治通鉴》卷183记载，在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李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闻听后表示大为惊讶，说道：“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说着，李渊便取过纸笔，想要写表状向县官告发儿子。李世民心中有数，并不相信父亲真会向官府告发自己，不过是责怪自己如此大事怎可随意轻言而已。于是，李世民用缓和的语气向父亲诚恳地说道：“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

李渊见儿子信以为真，便马上改口说：“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第二天，李世民又向父亲劝说道：“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罪，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

李渊闻言后感叹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为起兵必须扩充兵力，而公开招募士兵必定遭到隋炀帝委派来监视李渊的副留守高君雅、王威的警觉，暴露起兵的密谋。为此，李渊令李世民与刘文静商量办法。结果，刘文静以晋阳令的身份诈称接到皇帝诏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男子二十至五十悉为兵，期岁尽集涿郡以伐辽。”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对炀帝决定再次征伐辽东愤怒无比。为躲避服征辽东的兵役，人们纷纷投到李渊的部下当兵。

与此同时，马邑人刘武周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占据马邑郡，起兵反隋，自称皇帝。同时勾结突厥率兵南攻，攻陷楼烦，占据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这件事，又为李渊的公开募兵找到了有利的借口。

为了麻痹和稳住高君雅、王威，李渊故意对二人说：“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高、王二人闻言后很是恐惧，向李渊请计，李渊故意说：“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进退维谷，何为而可？”

王威等人不明白李渊说这番话的用意，中了李渊的计策，说道：“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

李渊故意装作不得已而听王威的建议，说道：“如此看来，只好首先招募士兵了。”

于是，李渊命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四出招募士兵，远近有不少前来投奔，旬日之间便募兵近万人，由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统领。同时，李渊秘密派人前往河东（永济蒲州镇）长安，令李建成、李元吉以及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

长孙顺德、刘弘基都是为了逃避征伐辽东诏令而亡命于太原，窦琮也是触犯隋朝法律的逃犯。高君雅、王威见李渊非但不法办上述三人，反而令他们四出募兵，并委以带兵的重任；同时，李渊又令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令高君雅守备高阳，使令王、高二人不能过问军中的重要事务。当李渊招募的士兵云集晋阳时，高君雅、王威这才明白了李渊募兵的意图，怀疑李渊心怀异志，因而对行军司铠武士说：“顺德、弘基都是逃避征伐辽东的罪犯，罪当处死，怎能让这样的人统率士兵！”苏、王二人哪里知道武士与李渊私交甚深，早已了解李渊起兵的意图，因而袒护李渊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门客，如果就此事责难唐公，必将引起大的纠纷。”王威因此没有责问李渊。留守司兵田德平见李渊大量募兵，想要劝说王威等人追查募兵一事。武士闻知后，对田德平说：“讨捕盗贼的军队，全部归唐公统领，王威、高君雅不过是托寄于客位而已，地位很不稳固，他们能有什么作为！”田德平闻听此言，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李渊父子大量募兵的事实，毕竟难以掩盖其真正的意图。高君雅、王威被剥夺了参与军机要务的大权，越发感到形势不妙，便拉拢晋阳乡长刘文龙等人，谋划利用在晋祠求雨的机会，将李渊父子及其一伙人全部杀死。刘文龙平素与高君雅、王威友好，后来通过裴寂的关系与李渊相识。李渊平时待人以礼，不问出身高下，使刘文龙很受感动。因而当高、王指使文龙谋杀李渊父子时，文龙便把这一密谋全部告诉李渊。李渊得知高、王二人的密谋，大为惊讶。于是，他密令刘文龙继续与高、王二人保持密切的交往，以便随时掌握高、王的一言一行；同时立即布置铲除高、王二人的行动计划。

大业十三年五月的一天夜里，李渊命长孙顺德、赵文恪等人从兴国寺新军中挑选五百名壮士，会同李世民率领的精兵埋伏在晋阳宫城东门的左面，加强戒备。同时，使令鹰扬府司马刘政会“为急变之书”，到留守府的议事大厅控告高、王二人勾结突厥谋反，以便就地逮捕二人。

第二天早上，李渊与副留守高君雅、王威二人在留守府大厅议事，刘文静引导刘政会入厅，只见政会大声说道：“有密状知人欲反！”

李渊目视王威等人，令其取告密状审视。刘政会不肯将告密状交给王威，说道：“所告乃副留守事，惟唐公得视之！”

李渊故作惊讶地说：“怎会有这等事情！”说着，取过告密状观看，只见状纸上面写道：“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

这时，高君雅已经从突如其来的诬告中发觉自己陷入李渊等人的预谋，因而挥臂大骂道：“这是造反的人想要杀我而已！”

然而，高、王二人此时的觉悟已经为时过晚。当时，李世民的军队已把守住城内的街道路口，刘文静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一道将王威、高君雅逮捕入狱。

事情也真是有些巧合，高、王被捕入狱的第二天，突厥数万人果然入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李渊命裴寂等人率人布置军队，防备敌军入城。与此同时，李渊下令将所有城门洞开，突厥不知李渊用的是什么计策，不敢入城。因此，城中的军民都认为突厥骑兵果然是高君雅、王威二副留守密谋召来的，于是将高、王二人斩首。

逮捕并处死副留守高君雅、王威，标志着李渊父子晋阳起兵的正式开始。

有关晋阳起兵的大量记载表明，无论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起到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兵的主持人应是李渊，正史中所谓晋阳起兵“皆世民之谋”的说法与历史实际并不相符。李渊早有起兵之心，事实上一直为此从各方面做出准备。然而，作为一方的军政大员，他老成持重，深知此等大事不可轻率地鲁莽从事。他深知此举的成功要具备各方面的条件，要等待时机的成熟。在隋王朝尚有一定实力、隋炀帝对他百般戒备的情况下，他不愿重蹈杨玄感的覆辙，将起兵之谋埋藏在心中，甚至对亲生儿子李世民也不肯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事实表明，李渊这种作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晋阳起兵中，李渊绝非是缺乏足够的勇气，处于被动的地位，更不是无能之辈。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的坚忍镇静，正是体现了他的四方之志、大智大勇。事实表明，当几支主要的义军势力足以置隋王朝于死地的情况下，他在起兵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的，确实是做到了把握时机，准备周密而充分，故能一举而成功。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20中所评论的那样：“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非秦王之所可及也。”“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秦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

不容否认，李世民在协助、敦促李渊的晋阳起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李渊在晋阳起兵中慎重有余的话，那么，他的次子李世民则是勇于有为、擅长计谋，对形势分析和判断得准确，又敢于当机立断，对促成李渊的及时起兵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渊为着维持自己“纵酒纳赂以自晦”的形象，麻痹炀帝，他事实上是通过李世民来“密招豪友”的。在交结豪杰的活动中，李世民确实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杰出天才。正是李世民所结交的这些豪杰，在晋阳起兵以及尔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是李渊的坚忍自持、老成持重、慎之又慎，与李世民的勇于有为、擅长计谋、善结豪杰的两相结合，交相映辉，终于使晋阳起兵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七、西取长安的军事行动

李渊逮捕高君雅、王威的第二天，突厥即率兵前来攻城，因不知城中虚实而离去。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李渊：突厥势力是他争夺天下时的后顾之忧；刘武周与突厥的勾结，使得突厥的骑兵随时有南下的可能。为消除这一威胁，李渊特地给突厥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修好的书信，卑辞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始毕可汗问刘文静：“唐公起事，今欲何为？”

“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刘文静秉承李渊的意图，抓住了可汗贪利的弱点，许诺攻入京师后“财帛金宝入突厥”。结果，“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而至，又献马千匹”。刘文静的出使突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消除了争夺天下时来自北方的威胁。李渊为此十分高兴。当刘文静回到太原时，李渊称赞他说：“如果不是您善于辞令，何以至此？”

李渊于晋阳起兵，位于晋阳西南不远的西河郡（今山西汾阳）丞高德儒坚决反对。西河同太原近在咫尺，又是李渊出兵南下与西进的必经之地。因而拔掉这颗钉子，势在必行。攻打西河是起兵后的第一个战役，李渊对此十分重视。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任命太原令温大有参谋军事，并且嘱托说：“士马尚少，要资经略，以卿参谋军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这里，西河战役被李渊视为事关夺取天下的大局。而他所派出的统兵将领，则是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李建成与年仅二十一岁的李世民。当时，军中尚称李建成与李世民为“大郎”“二郎”。出师前，李渊告诫两个儿子说：“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宜勉力。”李建成、李世民身受重任，聆听父训，当即跪在地上向父亲发誓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

李建成、李世民果然不辜负父亲的厚望。面对着新近招募而未经训练的士兵，各级文武官吏又不齐整，二人便草拟军法，从严肃军纪入手。行军路上，两位青年将领与士兵同甘共苦，“遇敌则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在隋末的动乱年代，李建成、李世民所率领的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百姓们的拥护；二人的表率行为，亦深受广大将士们的爱戴，军队士气高昂。待到来至西河城下，李建成、李世民下令不许伤害城内外的百姓，允许百姓入城、出城，城中军民感到他们所面对的确实是正义之师。第二天大兵攻城，城中军民在司法书佐朱知谨的带领下，从城中内应，引义师入城。

攻克西河后，“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从出师到凯旋，往返不过九日。李渊见出师凯旋，高兴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

晋阳起兵后，李渊父子同他的谋士刘文静、裴寂等人便制定了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号令天下、建立新王朝的战略目标。

西河战役后，李渊建置大将军府，自为大将军。大将军府下辖三军：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裴寂为长史（掌文书），刘文静为军司马（掌军务），唐俭、温大雅为记室，温大雅及其弟温大有共掌机密，武士为铠曹，刘政会、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姜暮为司功参军，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王长谐、姜宝谊为左右统军、副统军。从五月甲子日至六月癸巳日，在48天里李渊已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军事组织。

李渊还效法李密开仓济民、收买民心的做法，在太原开仓救济贫乏，因而应募从军的人很多，二旬之间，得众数万，为李渊西取长安提供了兵源。

为确保西取长安无有后顾之忧，李渊必须消除来自两个方向的巨大威胁：一是北方的突厥，这已通过同始毕可汗所达成的许诺而得以解决；二是李渊西取长安时来自左侧洛阳附近的李密瓦岗军以及隋军的威胁。李密作为瓦岗军的首领，此时拥有几十万的军队，据有洛阳附近的几个大粮仓，可谓兵强粮足。李密自杀死瓦岗军的另一领袖人物翟让后，一心想要做中原的盟主，因而对李渊的直取京都长安是不甘心的。如果李渊在西取长安时遭到来自背后李密大军的追击，他所拥有的军事力量无法同李密的大军相抗衡。诚然，李密的瓦岗军与隋军在东都洛阳的决战尚未进行。而李渊正是基于这种形势并利用李密“妄自矜大”的弱点，以一纸书信稳住了李密，在西取长安时免除了来自李密的威胁。李渊发兵西进时曾“以书招李密”，李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复书邀李渊到河内（今河南沁阳）“面结盟约”。李渊收到李密回信，笑着说道：“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

李渊的这一段自我表白，不仅道出了他设法免遭来自瓦岗军和隋军攻击的意图，也表达了他西取关中是为着实现“据险养威”以夺取天下的战略目标。为麻痹李密，李渊命温大雅代笔向李密复书，书信中有“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顾不及此……复封于唐，斯荣足矣”等数语。李渊复书中的一番恭维和表白，李密竟信以为真。他得意地让将佐们观看来信，说道：“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李渊“卑辞推奖以骄李密”策略的奏效，为西取长安消除了后顾之忧。就这样，当山东群雄与隋军在中原激战的时刻，李渊却占据了长安和关中地区，将西北地区的各路义军逐一扫平，使自己在关中站稳了脚跟，壮大了力量。

大业十三年七月癸丑日，李渊亲自率三万大军誓师出征，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炀帝孙）为帝，将隋朝的赤色旗帜改为杂用绛白，改朝换代的意图已路人皆知。

西取长安的进军路线是沿汾河东岸南下，直取潼关。而霍邑（今山西霍县）则是进军途中第一个军事目标。消息传至长安，留守京师的代王杨侑立即命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驻霍邑，同时派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驻守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阻截李渊的西进。当李渊的大军行至霍邑西北五十里的雀鼠谷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时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得不扎营于贾胡堡。由于秋雨久降不停，李渊不得不派出一部士兵返回太原增运一个月的军粮。霍邑地形险要，有险可据。守将宋老生有河东的屈突通遥相呼应，是李渊西进关中途中的第一道障碍。这时，军中谣传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一时又不能证实是否属实，增运粮食的士兵尚未返回，将士们有些不安。李渊召集将领商讨对策，裴寂等人都说：

宋老生、屈突通联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图。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

李渊赞同裴寂等人的意见，而李世民则反对说：“武周位极而自满，突厥少信而贪利，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勍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而至，老生、屈突追奔竞来。进阙面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

李世民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揭示了突厥与刘武周尚有矛盾的一面，指出了退军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李世民还进一步阐述说：“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问。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

李建成也赞成弟弟李世民的意见。

然而，老成持重的李渊，虽然认为李世民讲得有理，仍是下令大军返还太原。李世民见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想要入军帐再次向父亲进谏，无奈天色已晚，李渊已经就寝，李世民不敢贸然入内。李世民与哥哥李建成伫立在军帐之外，为拔营返还太原的决定而痛惜万分，兄弟二人不禁失声痛哭起来。李渊于是夜闻听帐外的痛哭声，便将两个儿子召入帐内，李世民再次进谏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

听李世民这么一讲，李渊也有所省悟，说道：“大军已向北出发，如何是好？”

李世民见父亲态度有所转变，说道：“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

李渊见李世民如此有见有识，遇事善断，便高兴地说：“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惟尔所为。”

李建成、李世民连夜乘马北驰，将已经出发北上的左军全部追还。丙子日，从太原增运的军粮也运达贾胡堡前线。

李渊集团在贾胡堡前线关于进军与退兵的分歧，事关西取长安、夺取天下的大局。李世民对于形势的分析和进退利害的论断，并非是危言耸听。在关键时刻，是李世民据理力争和行动上的按兵不动，使得李渊在西进关中的重大决策问题上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显露出李世民杰出的战略天才，为李渊的西取长安在交战前立了一大功劳。事后，李渊也埋怨裴寂说：“懦夫之徒，几败乃公事耳！”

八月己卯日，连月的阴雨天气终于放晴。第二天，李渊下令军中晾晒铠仗行装。第三天，乘着漫天大雾，李渊带领骑兵从东南山傍小路神速地出现在霍邑城前，在城东五六里处扎营。霍邑易守难攻，宋老生采取坚守城池、不领兵出击的战略。李渊的军中攻城战具缺乏，如果久攻不下，将处于不利地位。李建成、李世民知道父亲的忧虑所在，便建议说：“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脱其固守，则诬以贰于我。彼恐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

李渊认为这个计谋不错，派出骑兵进至城下，做出攻城的姿态，然后李建成、李世民率数十名骑兵，一面做出围城的样子，一方垢骂城中的守兵无能，不敢出战。在辱骂声中，宋老生恼羞成怒，率领3万士兵从东门、南门出战，李渊下令收缩阵地，宋老生误以为李渊畏惧而后退，便引兵前进，在距城下一里处布阵。这时李渊的步兵也相继赶到，列阵与隋军对峙。李渊想要下令军士先食而后战，李世民说：“时不可失。”于是，李渊与李建成布阵于城东，李世民布阵于城南。交战后，李渊与李建成的军队向后稍退，李世民与军头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直冲宋老生的军阵，出其背后。“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激战时，李世民令军士传呼：“已获老生矣！”宋老生的部队闻听后顿时大乱，争相奔向城门。此时，李建成、李世民已分别把守住东门、南门。宋老生见城门紧闭，退至城脚。此刻，城上守军放下一条大绳索，老生想要攀绳入城，结果被义军斩死于城下。此刻，暮色已经降临，李渊下令立即登城。由于没有攻城战具，义军将士肉搏登城，终于攻克霍邑城池。霍邑战役的胜利，打开了通往关中的门户。在霍邑战役中，李世民立下了卓越的战功。

霍邑大捷后，李渊奖赏有功将士，大军乘胜南下，于丙戌日攻入临汾郡（今山西临汾），攻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癸巳日，李渊率大军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的禹门口），驻军于壶口山（今山西吉县西南）。这时，刘文静与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领的五百名士兵以及二千匹战马亦来到龙门。李渊大军的进军途中，临汾、绛郡的官吏纷纷投降；关中的起义军首领孙华也率众渡河前来归顺。

汾阳人薛大鼎向李渊提出如下作战方案：勿攻河东郡（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大军自龙门西渡黄河，占据永丰仓（仓址在华阴北渭水南岸广通渠口，今陕西大荔境内），向远近发出招抚公文，关中地区便可以坐而取之。李渊想听从薛大鼎的建议，但众将领主张先攻取河东郡。于是，李渊命孙华回到黄河以西，令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率步骑兵六千人自梁山西渡黄河，驻兵于河西，以形成对河东的夹击形势，断绝河东守将屈突通的西归之路。屈突通派虎牙郎将桑显和率兵数千，从河东西渡黄河夜袭王长谐营盘，长谐等人交战不利。孙华、史大柰用游骑袭击桑显和，大败敌兵，显和逃入河东郡城中。

九月戊午日，李渊率大军围攻河东郡，因城甚高峻，屈突通坚守，未能攻下。这时，李渊见河东一时难以攻下，又想起薛大鼎的建议，想引兵直取长安，犹豫未决，便召集将领商议对策。裴寂说：“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

李世民反驳裴寂的意见，说道：“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

比较裴寂与李世民的不同作战方案，裴寂的方案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属于畏敌而不敢进取；李世民的方案切中要害，颇具战略眼光，有胆有识，但“不足为虑”之说未免有些轻敌。李渊综合两方面的意见，决定留部分兵力包围和牵制屈突通的兵力，自己率大军渡河西取长安。

九月庚申日，李渊率各路兵马西渡黄河。甲子日，抵达朝邑县（今陕西大荔东），进驻长春宫，关中士兵纷纷前来归附。丙寅日，李渊派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诸军数万人驻守永丰仓，守卫潼关以防备来自东方的敌兵，慰抚使窦轨等人归李建成节度；派李世民率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沿渭水北岸西进，慰抚使殷开山等人归李世民节度。

屈突通闻知李渊渡河西进，自引兵数万直趋长安，被刘文静的军队所遏止。屈突通想要依附潼关的隋军守将刘纲，然而刘纲已被王长谐斩杀，潼关被义军占有，屈突通不得已而退入河东城中。

义军进入关中后，李渊在关中地区的家属或亲属纷纷起兵响应，其中有李建成、李世民的胞妹平阳公主（柴绍之妻）、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二人均在鄠县山中聚众数千人。李渊的女婿段纶，也在蓝田县聚众万余人。

李世民所率领的大军一路攻占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盩至（今陕西周至）。在泾阳时，李世民的军队已有九万人，同胞妹妹又率精兵万余人与哥哥会师于渭水北岸，与丈夫柴绍各置幕府，号称“娘子军”。

李渊命刘弘基、殷开山分兵西进攻占扶风，有众六万人，南渡渭水，驻扎在长安故城。长安城中隋军出战，被刘弘基击败。当时，由李世民所统率的义军已有十三万人，驻扎在长安故城和盩至。李世民派使者向李渊请问对长安城发起进攻的日期，李渊命李建成从守卫永丰仓的士卒中挑选精兵，直奔长乐宫与李世民所统率的军队从北、东两面对长安形成钳形攻势。九月丙子日，李渊引军自冯翊西行，途中所过隋炀帝离宫园苑，皆罢之，宫中的宫女一律遣还。

十月辛巳日，李渊到达长安城外，各路大军云集，合二十万人，其中十九万为李世民所统率的部下。李渊下令将士宿于营中，不得入村落侵暴百姓。十月甲辰日，李渊下令攻长安城，同时向军中传令，不得侵犯隋朝的祖庙、代王以及隋朝宗室，“违者夷三族”！十一月丙辰日，义军军头雷永吉首先登上长安城，长安城被攻克。

李渊入长安城，迎代王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李渊还居长乐宫，与百姓约法十二条，废除隋朝苛法。兵临城下时闭门准备抵抗的刑部尚书卫文升、将军阴世师、京兆丞骨仪等人，在城破后除卫文升已死外，阴世师、骨仪等十余人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的罪名被斩首，余者一律不予追问。马邑郡丞李靖过去与李渊有嫌隙，亦在被斩之列。临刑时，李靖大声呼喊：“公兴义兵，欲平暴乱，乃以私怨杀壮士乎！”李世民见李靖是个人才，坚持向李渊请求，李靖得免一死，被李世民置于自己的幕府之中。

八、唐王朝的建立

鉴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李渊攻取长安后并没有立即称帝，决定以代王杨侑做自己的傀儡。

十一月壬戌日，李渊备皇帝车驾迎代王杨侑（时年十三岁）即皇帝位于天兴殿，是为隋恭帝。大赦改元，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日，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李渊以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的头衔独揽了朝廷的军政大权，进封为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每日于虔化门视事。丙寅日，皇帝诏令：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惟祭祀天地、四时奏请皇帝。在丞相府中，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分管民事和军事。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这一年，李世民二十一岁。

义宁二年（618）正月初一，隋恭帝诏令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

戊辰日，唐王以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以“救东都”为名，实为扩充自己的势力。

三月己酉日，以齐公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

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亲信宇文化及等人杀死。

五月戊午日，唐王李渊导演了“禅让”仪式：隋恭帝禅位于唐王，逊居于代邸。

五月甲子日，唐王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派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大赦天下，改纪元为“武德”，推五行之运为土德，色尚黄。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刺史。

六月，甲戌朔，以李世民为尚书令，李瑗为刑部侍郎，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殷开山为吏部侍郎，赵慈景为兵部侍郎，窦琎为户部尚书，屈突通为兵部尚书。

己卯日，追尊皇高祖曰宣简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氏曰元贞皇后；追谥妃窦氏曰穆皇后。

庚辰日，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齐公李元吉为齐王。

从唐王李渊即皇帝位，到任命百官，立李建成为太子，以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标志着唐王朝已经正式建立。

从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到唐王朝的正式建立，经过了一整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