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18年李渊于长安称帝建立大唐帝国到624年统一天下，先后历时七年。如果说在晋阳起兵到长安建国的过程中，起首脑作用的是李渊，那么，在建国后统一天下的军事斗争中，则是李世民所统率的大军扫平了各路群雄。

一、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国，当时的天下形势是，从陇右、代北到关东中原，再至江南地区，各地称帝称王的军事集团，数不胜数。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李世民与兄长李建成分别统领左右大军，负责布署指挥全军的则是李渊。建国后，唐高祖李渊便身居京师处理军国大事，不再统率大军亲征；太子李建成也基本上是在长安协助父亲处理军政事务，因而统率大军逐一扫平各路群雄的任务，便落在建国之前就已显示出卓越军事才能的李世民肩上。

几支强大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在中原地区。特别是东都洛阳附近由李密所领导的瓦岗军，拥有几十万的兵力，兵强马壮，又一直想要做中原的盟主，因而是唐帝国的主要威胁，是唐帝国东向争夺天下的主要障碍。李渊西取长安前所采取的“卑辞推奖以骄李密”的方针，即是担心来自瓦岗军的后顾之忧。

武德元年（618）四月，即李渊称帝以前，李建成、李世民已率十余万大军抵达东都洛阳，驻扎在芳华苑，其目的在于占领东都，与李密的大军争锋。李建成派人诏谕李密，李密率军出战，交战后，各自退兵。当时，城中有人愿作唐军的内应，然而李世民鉴于李密当时尚有较强的实力，便改变了主意，放弃东征计划，他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

于是，李建成、李世民率大军向关中撤军。撤军前，李世民说：“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便在三王陵设下三支埋伏。李密果然派段达率万余人追击，遭遇埋伏而兵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又抵达东都城下，斩首四千余级，设置新安、宜阳二郡，委任将领镇守。

四月戊戌日，李建成、李世民率大军回到长安。

李渊攻取长安后，四出招抚，间或用兵，虽然初步在关中站稳了脚跟，但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薛举父子占有陇西称帝，不时向关中用兵；李轨在武威称王，亦虎视关中；刘武周以马邑为中心，勾结突厥，一再南下威胁晋阳；梁师都占有夏州朔方，北连突厥，亦是唐朝北面的一大威胁。在关中地区四周尚有强敌威胁的形势下，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关东地区，这对唐朝显然是不利的。因而，剪除关中四周的强敌，把关中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扫除关东的群雄，统一天下，便成了唐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战略抉择。

武德元年，李渊想要大举发兵出关讨伐王世充，司农卿韦云起上表谏曰：“国家承丧乱之后，百姓流离，未蒙安养，频年不熟，关内阻饥。京邑初平，物情未附，鼠窃狗盗，犹为国忧。盩至、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北有师都，连结胡寇，斯乃国家心腹之疾也。舍此不图，而窥兵函、洛，若师出之后，内盗乘虚，一旦有变，祸将不小。臣谓王世充远隔千里，山川悬绝，无能为害，待有余力，方可讨之。今内难未弭，且宜弘于度外。如臣愚见，请暂戢兵，务穑劝农，安人和众，关中小盗，自然宁息。秦川将卒，贾勇有余，三年之后，一举便定。今虽欲速，臣恐未可。”

韦云起关于首先建设关中根据地的建议，与李世民的“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见解不谋而合，被李渊所采纳。因此，巩固关中，东向争雄，便成了唐朝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在巩固关中、消除关中四周威胁的战略步骤中，实力最强并经常进犯关中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便成了唐王朝统一天下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二、剪灭薛举父子

薛举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宝鼎）人，他的父亲薛汪徙居金城郡（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此人“容貌瑰（guī，音归）伟，凶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交结豪猾，雄于边朔”，是当地的一大富豪，曾任隋金城府校尉。隋炀帝大业末年，陇西地区农民起义蜂起云涌，金城郝瑗招募数千士兵，派薛举前往讨伐。义宁元年（617）在讨伐前的宴会上，薛举与儿子仁杲及同谋十三人当场劫持郝瑗，诈称搜捕反叛朝廷的人，发兵拘捕郡县官吏，开粮仓赈济贫民，自称西秦霸王，建元为“秦兴”，封儿子仁杲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是时，宗罗睺率众来附，被封为义兴公。于是，薛举任命百官，招兵买马，“兵锋甚锐”，攻无不克。

隋军将领皇甫绾在枹罕（今甘肃临夏东）有驻军一万，选精兵二千袭击薛举，两军相遇于赤举，双方布阵未战。忽然，暴风雨骤至，起初是薛举逆风，而皇甫绾未予出击。一会儿，风向逆转，天色昏暗，隋军阵中扰乱。薛举趁机策马出击，隋军大败。这时，羌族首领钟利俗在岷山界拥兵二万，率众归附，薛举兵势大振。薛举进封仁杲为齐王，授东道行军元帅；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宗罗睺为义兴王，兵马均由薛举总领，并攻克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贵德东），“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

同年七月，薛举称“秦帝”于兰州（今甘肃兰州市），以妻鞠氏为皇后，母为皇太后，立祖庙于城南，四出用兵。待到仁杲攻克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薛举迁都于此。仁杲乘唐弼不备，袭破唐弼，唐弼仅以数百骑遁逃，兼并其十万部众，薛举兵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

当时，李渊刚刚攻取长安不久，薛举率军进攻扶风（今陕西凤翔），李世民率大军征讨，大败薛举，斩首数千级，追至陇坻而还。薛举惧怕李世民越过陇山追击，向他的黄门侍郎褚亮问：“古来天子有降事否？”褚亮答：“自古有之。”卫尉卿郝瑗驳斥说：“战之利害，何代无之，安得一战不捷，而为亡国之计也！”薛举自悔失言，说道：“卿发此问，试君等耳。”于是，薛举厚赏郝瑗，引以为谋主。郝瑗劝薛举联合梁师都，厚赂突厥，联合进攻长安。薛举听从这一计谋，与突厥莫贺咄设谋取长安，并约定了进兵日期。适逢唐都水监宇文歆出使突厥，得知这一密谋。宇文歆劝止突厥停止出兵，薛举联合突厥进攻长安的方案未能付诸实行。

武德元年（618）七月，丰州总管张长逊进击宗罗睺，薛举率大军救援，驻扎在高墌（今甘肃宁县南），纵兵虏掠于豳州（今甘肃宁县）、岐州（今陕西凤翔）。李世民又奉命前来征讨，驻扎在高城。李世民预料薛举粮少，意在速战速决，便下令“深沟坚壁”，拒不出战，疲劳敌军。交战前，李世民害疟疾，委托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主持军务。刘、殷自恃兵强，不为设备，结果遭到薛举从阵后的袭击，唐军被打得大败，士兵损失十有五六。当时，李世民闻知刘、殷出城在西南布阵，立即以书信责问，然而书信到达前两军已经交战，因而失败。唐军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战败被俘。李世民率残兵回到长安，这是他自晋阳起兵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惨败的原因，不只是刘、殷的违令出战，也与李世民在这次战役中的轻敌思想有关。

薛举攻克高，又派仁杲进军围攻宁州（今甘肃宁县）。郝瑗对薛举说：“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薛举听从这一建议，不料暴病而死。

薛举死后，薛仁杲继立为秦帝，驻军于折城（今甘肃泾川东北）。仁杲是薛举的长子，“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为万人敌。然所至多杀人，纳其妻妾”。他曾俘获庾信的儿子庾立，“怒其不降，磔于猛火之上，渐割以啖军士”。攻克秦州时，曾“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或杙其下窍，以求金宝”。对于仁杲的残暴成性，薛举曾告诫说：“汝智略纵横，足办我家事；而伤于苛虐，与物无恩，终当覆我宗社。”仁杲继位后，驻军于折城，与部下众将帅多有嫌隙，众将领无不猜忌畏惧。谋士郝瑗因薛举暴死悲思，“因病不起”，薛秦的兵势自此日衰。

唐军在高战败后不久，高祖再次派李世民率大军西征，攻击薛仁杲。李世民吸取上次战败的教训，驻军于高墌，坚壁不出。部将们屡屡请战，李世民对他们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

李世民的部将中还是有人不时请战，李世民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两军相持六十余日，秦军粮尽，军心浮动，仁杲又勇而无谋，薛秦的内史令翟长孙率众来降，仁杲的妹夫左仆射钟俱仇以河州归国。至此，李世民认为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利用敌兵求战心切的心理，派行军总管梁实率一支小部队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扎营，秦军大将宗罗睺倾巢出动，猛攻浅水原。梁实据险固守，秦军屡攻不下，锐气受挫。李世民抓住这一时机，下令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率军至浅水原布阵。宗罗睺调头攻击庞玉，双方激战时，李世民亲率劲旅从浅水原北面出敌不意，突然袭击，敌军阵势大乱。李世民率精骑数十人杀入敌阵，“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宗罗睺溃不成军，带领残兵向折墌城退却。唐军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率二千余骑兵追击。大将窦轨向李世民叩马苦谏道：“仁杲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按兵以观之。”李世民回答说：“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李世民一直追至折墌城，薛仁杲已在城下布阵。李世民扼守住泾水南岸，切断了宗罗睺败兵的归路，使其不能与薛仁杲守城的军队会合。仁杲恐惧，引兵入城拒守。晚间，唐朝的大军陆续赶到，渡过泾水，围攻折城。夜半，守城秦军纷纷向唐军投降，仁杲计穷，走投无路。

己酉日，薛仁杲不得已出城向唐军投降，唐军得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折墌城战役结束后，众将领向统帅李世民表示祝贺，同时向他问道：“大王一战而取胜，立即舍去步兵，又无有攻城的战具，只是率轻骑兵直抵城下，众人都以为不能攻克，而终于攻取折墌城，是何缘故？”

李世民回答说：“秦将罗睺所统率的将士都是陇西人，将领骁勇，士兵强悍；我军出其不意而攻破敌阵，但斩杀俘获甚少，如果不急速追击，退却的敌军将全部进入折墌城中，仁杲安抚而使用这些将士，攻克折墌就很不容易了。而急速追击，则逼迫溃败的敌军散归陇西，折墌得不到增援，城中虚弱，薛仁杲因此而破胆，来不及谋划，这就是敌城被我军攻克的缘故。”

众将领听罢李世民的一番高论，无不心悦而诚服。李世民对于投降的秦军士卒，全部仍由薛仁杲的兄弟以及宗罗睺、翟长孙等将领统率，与唐军一视同仁。投降的秦军将士，慑于唐军的神威，又感激李世民的恩德，全都甘愿为唐王朝效死卖力。

唐高祖派使臣对李世民说：“薛举父子杀死我们很多士卒，一定要尽诛他们的党羽，以慰死亡将士的冤魂。”当时到长安投靠唐朝的李密劝谏说：“薛举虐杀无辜，这正是他灭亡的原因，陛下为何如此怨恨！前来归附的民众，不可不予以安抚。”唐高祖听从了李密的劝谏，只是杀戮了薛秦的罪魁祸首，其余的人一律赦免。

唐高祖派李密到豳州迎接李世民的凯旋之师。李密自恃智略功名，进见高祖时尚且面带傲慢的表情。待到他第一次见到李世民这位英俊的年轻统帅时，不禁大为惊讶叹服。李密私下对唐吏部侍郎、行军司马殷开山说：“真是英俊的主帅，如不是如此神威，怎能平定祸乱！”

武德元年十一月癸亥日，秦王李世民率凯旋之师回到长安，将薛仁杲斩首于长安市中，薛秦势力已被彻底消灭，唐王朝终于消除了来自陇西地区的严重威胁。

武德二年（619），据有河西五郡的大凉皇帝李轨，因内部矛盾重重而分崩离析。户部尚书安修仁与兄长安修贵发动兵变，俘虏了李轨。李轨被押送长安，不久被处死。

唐王朝在平定陇右后，又平定了河西，至此，关中地区已经进一步获得巩固。于是，平定代北刘武周，便成了唐王朝统一天下的第二个战略目标。

三、击败刘武周

刘武周的祖籍是河间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父亲刘匡举家迁徙马邑（今山西朔州）。刘武周“骁勇善射，交通豪侠”。他的哥哥刘山伯每每告诫他说：“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并多次为此辱骂他。刘武周因此而离家出走，到东都洛阳后，供事于太仆杨义臣帐内，应朝廷征募前往辽东征讨高丽，因军功授建节校尉。

还师后，刘武周任鹰杨府校尉。马邑太守王仁恭因他是州里上的人物，颇为赏识，每每令他率虞候屯于阁下，因而与王仁恭的侍儿私通。刘武周担心事情泄露后于己不利，又眼见天下已经动乱，便心怀造反意图，在郡中制造舆论说：“如今百姓饥饿，饿死的人遍于田野，太守不开仓救济灾民，难道这是以百姓之忧为忧吗？”以此来激怒众人，人民都愤怒怨恨太守。刘武周得知民心浮动，因而扬言患病不起。乡闾间的豪杰大多前来问候，武周杀牛置酒款待他们，说什么天下已乱，百姓饥饿，“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诸豪杰都答应同他一起行动。刘武周与同郡张万岁等十余人暗中准备，在太守王仁恭升堂处理公务时，刘武周登堂拜见，张万岁等随后而入，将王仁恭斩杀于郡府大厅之中。然后手提太守首级在郡中巡行示众，没有人敢于提出异议而有所行动。于是，刘武周开仓赈济贫民，向郡内发出公文，郡内所属城池都归属于武周，共得士兵万余人。

刘武周在马邑自称太守，派使臣依附于突厥。隋雁门郡丞陈孝意、虎贲将王智辩合兵讨伐，围攻桑干镇（今山西雁门关西北）。适逢突厥的骑兵赶到，与刘武周夹击王智辩，隋军大败。陈孝意奔还雁门（今山西代县），被部下张伦杀死，以雁门城投降武周。于是，刘武周袭击并攻破楼烦郡（今山西静乐），攻取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将俘获的宫女贿赂突厥，突厥始毕可汗向武周赠送马匹以报答。武周因此而“兵威益振”，于是又攻陷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然后回归马邑。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武周僭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妹婿范君璋为内史令。

李渊于晋阳起兵并决定西取长安时，不得不派使臣向突厥始毕可汗卑辞厚礼，结为友好，并许诺攻下长安后，“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这一切，目的在于攻取长安期间防止突厥与刘武周的联合南下入侵。即使如此，攻取长安时，李渊还是委任李元吉率重兵镇守晋阳。

河北易州（今河北易县）的地方武装宋金刚被窦建德击败，率余众四千人投奔刘武周。武周平素知道金刚善于用兵，得之甚喜，委以军事，号为宋王。宋金刚“亦深自结纳，遂出其妻，请聘武周之妹”。

唐武德二年（619），突厥与唐王朝的关系发生变化，转而支持刘武周南下。宋金刚劝说刘武周攻取晋阳，南下争夺天下。刘武周任命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令他率二万士兵入侵并州（并州的治所在晋阳），驻军于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北）。这时，突厥的骑兵亦赶来参战。黄蛇岭与太原近在咫尺，李元吉于慌忙之中派张达率兵抵御，结果全军覆没，刘武周乘胜攻陷榆次（今山西榆次），又攻陷石州（今山西离石），杀死刺史王俭。接着又攻陷平遥（今山西平遥），太原已处于刘武周军队的包围之中。

六月，刘武周派宋金刚率三万军队进攻太原，武周率军攻陷介州（今山西介休）。唐高祖派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太常少卿、行军总管李仲文迎战，结果全军覆没，姜、李皆被俘虏。后来，姜宝谊、李仲文得以逃回，与刘武周再度交战。唐高祖深以唐军屡遭失败为忧，派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前往山西讨伐刘武周。裴寂到达介州，宋金刚据城固守并切断唐军水源，对唐军发起突然袭击，唐军溃败而逃，退至晋阳（今山西临汾）。晋州以北地区除了西河（今山西汾阳）和太原外，皆被刘武周所占有。

守在孤城中的齐王李元吉，在李渊晋阳起兵后留守太原，骄奢淫逸，不理政事，整日饮酒打猎，残害百姓。当刘武周的大军逼近太原时，李元吉乘黑夜溜出太原，奔回长安，刘武周于是占据太原。武周派宋金刚攻陷晋州，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战败被俘，后又逃归。宋金刚又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进逼绛州（今山西新绛），攻陷龙门，到达黄河岸边。宋金刚进攻翼城、绛县，裴寂被逼迫到山西西南部虞州（今山西运城一带）、泰州（今山西万荣西）的一隅之地。这时，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自号魏王，响应刘武周；隋朝旧将王行本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北），也秘密与宋金刚联合，“关中大骇”。

唐高祖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出示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这时，已从陇右前线平定薛秦而胜利返京的秦王李世民，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向唐高祖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

唐高祖于是征调关中的全部兵力，悉交秦王李世民统领，派他率大军攻袭刘武周。

十月乙卯日，唐高祖到达华阴，于长春宫向秦王李世民的东征大军送别。

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率大军抵达黄河岸边，此时黄河已经结冰，李世民率大军履冰过河，驻扎在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的大军相对峙。当时，黄河以东的州县已被刘武周的军队掠夺一空，民心慌乱，仓无积谷，唐军粮食缺乏。李世民向百姓发出安民告示，百姓闻知李世民担任统帅前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然后渐收其粮食，军食以充”。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李世民下令“休兵秣马，惟令偏裨乘间抄虏，大军坚壁不战，由是贼势日衰”。

在“大军坚壁不战”期间，李世民时而离开营垒，外出侦察地形，为日后出击做好准备。一次，李世民率领少数轻骑兵外出侦察敌情，骑兵四散，他独自与一名甲士登上一个小山丘后歇息。突然间，敌兵从四周包围了山丘，李世民与甲士都没有发觉敌兵的到来。这时，适逢有一条蛇追逐田鼠，触动了甲士的面颊。甲兵惊醒后，发现敌兵已从四处合拢而来，立即禀告李世民上马。李世民及甲士急驰百余步，被敌人的骑兵追及。危难之中，李世民镇静异常，只见他手取大羽箭，张弓搭箭，一发将敌兵的骁将从马上射了下来。敌兵见将领被射杀，急忙退还。李世民以他的临危不乱和高超的善射本领，于意外的危难中得以安然无恙。

坚壁不战期间，江夏王李道宗随李世民登玉壁城（今山西稷山西南）察看敌情，李世民问道宗：“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何如？”道宗答道：“群贼锋不可挡，易以计屈，难以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众，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李世民说：“汝意暗与我合。”事实表明，李世民、李道宗的“深壁高垒，以挫其锋”的策略，对于改变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是十分有利的。

十二月，唐高祖又派永安王孝基、陕州总管于筠、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内史侍郎唐俭进军攻取夏县，驻扎于城南。守将崇茂求救于宋金刚，金刚派骑兵骁将尉迟敬德以及寻相率兵增援，孝基表里受敌，唐军大败，孝基、怀恩、于筠、唐俭以及行军总管刘世让皆被敌军俘虏。

李世民在唐军大败、五将领俱被俘虏的险恶形势下，乘着尉迟敬德、寻相率军返还浍州时，派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人，于美良川（今山西夏县西北）出其不意地进行阻截，大破敌军，斩首二千余级。不久，尉迟敬德、寻相率领精骑兵秘密地前往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援助王行本，李世民获悉后率三千骑兵抄近道连夜直趋安邑（今山西安邑），大破敌军，尉迟敬德、寻相仅以身免，其部下皆被俘虏，李世民又回军玉壁。

当时，唐军将领都请求乘胜与宋金刚决战，李世民回答说：“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扞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李世民在连获两次胜利的情况下，以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闭营养锐以挫其锋”的战略，表明此时他已成为一位颇为成熟的军事指挥家。

武德三年二月，刘武周派兵入寇潞州，攻陷长子、壶关。乙巳日，武周又派兵入寇潞州，被王行敏击破。

三月甲申日，唐行军副总管张伦于浩州击败刘武周，俘虏与斩首千余人。

四月，刘武周多次进攻浩州，被李仲文击败。这时，宋金刚军中粮食已尽，于丁未日向北撤退。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率大军北上追击。

在吕州（今山西霍邑），秦王李世民追上寻相的军队，大破敌军。李世民率大军乘胜追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到达高壁岭时，刘弘基执辔劝谏说：“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

李世民回答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

于是，李世民策马前进，乘胜追击，将士们见统帅如此身先士卒，也不敢再说什么饥饿疲劳，一直追击到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西南），终于追上了宋金刚的部队，“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南，李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只有一羊，李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

丙辰日，陕西总管于筠自宋金刚处逃归，李世民率军直趋介休（今山西介休），与宋金刚展开决战。金刚尚有众二万人，出西门背城布阵，南北七里。李世民派总管李世与金刚交战，交战后稍退，敌军乘胜出击。这时，李世民率精锐骑兵从宋金刚军阵后出击，大败敌军，斩首三千级。宋金刚带领轻骑兵逃走，李世民追赶数十里，到达张难堡（今山西平遥西南张兰镇）。唐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据堡自守，李世民于城下免胄，樊、张二人望见是统帅秦王到来，“喜噪且泣”。李世民的左右近卫告知樊、张：秦王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樊、张忙着进献酒食，稍事休息。

李世民与宋金刚的介休决战既已取得胜利，尉迟敬德收拾余众据守介休，李世民派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往劝说，尉迟敬德与寻相以介休、永安降唐。李世民得骑兵骁将尉迟敬德，甚为高兴，任命他为右一府统军，令他仍然统率自己原有的八千名部众，与诸兵营相参驻扎，对尉迟敬德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重用。从此，尉迟敬德便成了秦王麾下的一位攻无不克的勇将。

刘武周闻知宋金刚战败，大为恐惧，放弃并州逃往突厥。宋金刚收拾余众，想要再与唐军交战，部下不肯听从，只好与百余名骑兵逃往突厥。

李世民率大军到达晋阳，刘武周所任命的左仆射杨伏念举城投降；被俘的唐俭在城中封府库以待唐军。李世民率军进入晋阳。至此，刘武周所占领的山西失地，全部被唐军收复。

不久，宋金刚想要逃往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易县），被突厥追获，腰斩而死。

刘武周逃往突厥，到达朔州（今山西朔州），想起了内史令苑君璋当初对他的一番劝谏：“唐主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晋阳以南，道路险隘，悬军深入，无继于后，若进战不利，何以自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足为长策。”

然而，刘武周当时没有听从苑君璋的建议，率兵南下，留君璋守卫朔州。待到失败后逃至朔州，刘武周哭泣着对苑君璋说：“当初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今日如此。”不久，刘武周又谋划逃归马邑，事情泄露后，突厥将刘武周杀死，任命苑君璋为大行台。

秦王李世民在同刘武周的军事斗争中，所面对的敌人兵精将猛，其实力远比陇右的薛举父子要强大得多。然而，李世民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深壁高垒以挫其锋”，在军粮缺乏的情况下有民众的支持，这与他晋阳起兵后，在攻取长安的行军路上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有关。在捕捉到战机后，李世民又当机立断，在战斗中不辞劳苦，身先士卒，一鼓作气，穷追不舍，终于消灭了刘武周、宋金刚的军事力量，恢复失地，代北地区尽入唐王朝的版图。

李世民对刘武周作战的胜利，消除了唐王朝东向争夺天下时的北顾之忧。在这场斗争中，李世民已锻炼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

五月辛卯日，秦王李世民从山西回到京城长安。在长安，李世民未能休息更长的时间。在东方战场上，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在等待他前去承担。

四、大战王世充

唐建国后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大体上分两大步骤：一是巩固关中，二是出关东征天下。为巩固关中根据地，从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即皇帝位，建立唐朝，然后是剪灭薛举、薛仁杲，接着又是大败刘武周。待到李世民再度平定河东，于武德三年五月回到长安，整整用去了两年的时间。

武德三年夏季，关东中原地区原有的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窦建德等四支强大军事集团，李密、宇文化及均已失败，只剩下王世充、窦建德两大集团。王世充在河南，窦建德在河北。此外，窦建德北方，还有占据幽州的罗艺，在长江以南则有萧铣、杜伏威两支势力。

早在武德元年，李密先后被宇文化及王世充重创并击败。十月，在魏徵劝说下率残部归顺唐朝。唐高祖任命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军东征，魏徵随从。经魏徵劝说，当时占有东至海、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南至长江大片地区的李密旧部徐世归顺唐朝，被唐任命为黎州总管。武德二年，窦建德发兵攻击唐军，攻克相州（今河南安阳市）、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李神通、魏徵、徐世被俘。与此同时，王世充也夺取了唐军在河南所占有的部分土地。当时，李世民正率大军与刘武周交战，无力救援河南地区的唐军。李世民于武德三年四月大败刘武周，但唐军在关东所占领的地盘却已全部丧失。

唐高祖鉴于关东地盘的全部丧失和刘武周势力的消灭，为东征天下，于七月壬戌日诏令秦王李世民统率各路军马东征，向王世充发起攻击。在关东的两支强敌中，王世充占据东都洛阳，唐军不可能舍近就远地先攻窦建德，那样将会腹背受敌。因而，王世充便成了唐王朝统一天下的第三个战略目标。

同薛举父子、刘武周相比，王世充、窦建德均拥有更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尽管王世充、窦建德各自的军事实力都比不上拥有关中地区的唐王朝强大，但王、窦联合起来的军事力量却是大大超过了唐军。问题在于，王、窦之间非但不能联合，反而要相互争斗，这就为唐军先后分别击败王、窦两大军事集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

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寓居新丰，其父幼时随母嫁霸城（在长安东）王氏，改姓王。据《旧唐书·王世充传》记载：“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累转兵部员外郎。”“大业中，累迁江都丞，兼领江都宫监”。因“阿谀顺旨”，颇受隋炀帝信任，受诏令守卫东都洛阳。东都曾遭李密瓦岗军的重创，由于宇文化及的率兵北上，王世充得以击败李密，李密的部分将士接受了王世充的招降，李密原有的部分土地也归王世充所占有，王世充的势力因此而进一步增强。隋炀帝死后，东都内部发生内讧，王世充挫败元文都、卢楚等反对派势力，于武德二年四月在洛阳自立为帝，国号“郑”。

在对王世充采取军事行动的前前后后，唐王朝从外交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而孤立并形成了对王世充的包围形势：占据幽州的原隋朝总管罗艺，此时已表面归附唐朝，被唐朝作为牵制窦建德的力量；唐朝派使臣与窦建德联合，听任窦建德进攻罗艺，使其不能与王世充联合反唐；又拉拢处于长江下游的杜伏威，于李世民出师攻击王世充的前一个月（武德三年六月），诏令以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以辅公祏为行台仆射，封舒国公；派李孝恭为山南道招慰大使，与李靖一道率军，沿长江顺流而下，出巴蜀，攻克信州（今四川奉节东），直逼萧铣所占据的江陵（今湖北江陵），从南方与北方唐军的军事行动相呼应。

武德三年（620）七月壬戌日，唐王朝在外交上、军事上已经做出或即将采取的上述一系列布置之后，诏令秦王李世民统率各路兵马，出关攻击王世充。壬午日，李世民率大军到达新安（今河南新安）。

王世充在得知唐高祖商议东征的消息后，便着手做抵御的准备，“选诸州镇骁勇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资治通鉴》卷188）。派遣“魏王弘烈镇襄阳（今河南襄城），荆王行本镇虎牢（今河南汜水镇），宋王泰镇怀州（今河南泌阳），齐王世恽检校南城（在皇城南），楚王世伟守宝城（即皇城），太子玄应守东城（在皇城东），汉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道徇守曜仪城（在东城之东），王世充自将战兵，左辅大将军杨公卿率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率内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率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总三万人，以备唐”。可见，在李世民的大军到来之前，王世充已事先做好了抵御的布署和准备。

王世充的军队，长期以来担任守卫东都洛阳的任务，守城的经验丰富，李密的瓦岗军多次攻击洛阳都未能攻下，可见攻克东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李世民的部将罗士信率领前锋部队围攻慈涧（今河南新安东），王世充亲自统率3万士兵前来救援。李世民率轻骑到前线侦察敌情，突然与王世充的骑兵遭遇，寡不敌众，道路险阻，被王世充的骑兵所包围。危急之中，李世民左右驰射，无不应弦相继而倒，俘获王世充的左建威将军燕琪，王世充的军队因其将领被获而退走。李世民突围后还营，尘埃满面，守营的士兵看不出是自己的统帅，想要拒不接纳。李世民免胄后自我表白，始得入营。第二天清晨，李世民统帅步骑兵五万进军慈涧，王世充见唐军来势勇猛，从慈涧拔营而还，撤入洛阳城中。于是，李世民的大军完成了包围洛阳的战略布署：

派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据龙门（今洛阳市南伊阙之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围河内（今河南泌阳）；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今河南巩义东北）断其粮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今洛阳市东北）攻回洛城（今河南孟津东），李世民率大军驻军于邙山（今洛阳市北）。

李世民所统帅的唐朝军队对洛阳形成包围的形势后，王世充原先所属的一些州县的官员纷纷降唐；唐军对洛阳四周的一些敌军据点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相继取得某些进展：

九月癸酉日，李世民的显州总管田瓒以所部二十五州降唐，“自是襄阳声问与世充绝”。

右武卫将军王君廓攻（huán，音环）辕（今河南偃师东南），拔之；又设伏大破王世充将领魏隐的进攻，“遂东徇地，至管城（今郑州市）而还”；又“以十三人破贼一万”，击退郭士衡、许罗汉的骚扰。与此同时，“史万宝进军甘棠宫”。

“世充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所部杞（今河南杞县）、夏（今河南太康）、陈（今河南淮阳）、随（可能为洧州之误）、许（今河南许昌）、颖（今安徽阜阳）、尉（今河南尉氏）七州来降。……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

王世充濮州刺史杜才干杀渭州仆射邴元真，“以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来降”。

十月甲午日，“王世充大将军张镇周来降”。

王世充的管州总管杨庆来降，“拜上柱国，郇国公”。

王世充太子王玄应镇守虎牢，被李世击败，所属“诸州皆叛，大惧，奔还洛阳”。

李大亮“攻樊城镇（襄州邓城），拔之”。又“取王世充沮（南漳）、华（汉南）二州”。

十二月辛卯日，“王世充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

至武德三年年底，洛阳城外的王世充所属州县大部分已落入唐军之手，王世充被围攻在洛阳城中。李世民与王世充两军之间的决战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世民率大军来到洛阳城下，王世充布阵于青城宫，秦王李世民也布阵抵挡。一次，王世充隔水对李世民说：“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

李世民使令宇文士及回答说：“四海皆仰皇风，惟公独阻声数，为此而来！”

“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王世充说。

“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士及答。

在此期间，有一次李世民率五百名骑兵察看地形，登魏宣武陵，王世充率步骑兵万余人突然而至，将李世民的五百名骑兵包围。单雄信引槊直趋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王世充兵稍却，尉迟敬德救李世民出围。李世民、尉迟敬德更率骑兵还战，屈突通又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擒其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千余级”。

在这次遭遇战中，是尉迟敬德的勇猛无敌，使李世民化险为夷；虽大败王世充，斩首千余级，王世充的主力部队依然在洛阳城中以待再战。

十一月，王世充派兄子代王琬、长孙安世到窦建德处请求援兵，窦建德此时为消灭孟海公的势力，没有立即发兵援助王世充。

武德四年（621）正月，李世民选精锐骑兵千余人，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派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别统领。每与敌兵交战，李世民便身披玄甲，率队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军很是畏惧。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引兵按行营驻守，与王世充突然遭遇，交战而不利。李世民率玄甲骑兵救助，王世充大败，俘获王世充的骑兵将领葛彦璋，俘虏、斩首六千余人，王世充逃遁归营。

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率数千士兵，自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向洛阳运送粮食，李世民派将军李君羡阻截袭击，大破敌兵，玄应仅只身逃亡。

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长安奏请向东都洛阳发起总攻，高祖令士及回到前线后转告李世民说：“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需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

二月辛丑日，李世民移军青城宫，在壁垒尚未建立之前，王世充帅二万士兵自方诸门出击，在谷水边凭借废弃的马坊垣堑布阵，抵拒唐兵。王世充趁唐军营垒尚未建立之际，气势汹汹地出城布阵，以求决战，致使唐军诸将感到恐惧。李世民率精骑布阵于北邙山，登魏宣武陵以望敌阵，对左右将领说：“贼势窘矣，悉众而出，侥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

李世民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人渡水出击，并告诫他说：“两军交战后施放烟火。”

李世民见浓烟高起，率领骑兵南下，身先士卒，与屈突通合力作战。李世民为得知王世充军阵的厚薄，与精锐骑兵数十人冲入敌阵，直出背后，所向披靡，杀伤甚众。忽然李世民被长堤阻隔，与部下骑兵脱离，只有将军丘行恭随从。王世充率数名骑兵赶到，李世民坐骑中流矢而死。危机之中，丘行恭回骑射杀追兵，发无不中，追兵不敢向前。丘行恭下马请李世民乘坐，自己在马前手执长刀步行，跳跃着大声呼喊，斩杀数人，得以冲出阵内，回到大军之中。王世充也率众殊死战斗，军阵多次散而复合，自清晨到中午，王世充开始退兵。李世民乘胜追击，直抵洛阳城下，俘虏、斩首七千人，于是将洛阳宫城围困起来。

几日过后，李世民下令向洛阳宫城发起总攻，城中守卫防御甚严，大炮飞石重五十斤，可掷出二百步远。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可射出五百步远。李世民四面攻城，昼夜不息，一连十余日仍未能攻克。攻城战斗不能取胜，唐军将士都疲劳思归，总管刘弘基向李世民请求班师西归。李世民回答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

于是，李世民向军中下达命令：“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

将领们因此无人再敢谈论班师。

唐高祖闻听洛阳城久攻不下，也秘密敕令李世民班师回朝。李世民向高祖上表，声称洛阳必定能够攻克，又派封德彝回朝廷向高祖当面汇报前线形势。封德彝向唐高祖汇报说：“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惟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

唐高祖因此而赞同李世民继续围攻洛阳的作战方案。

李世民以书信招谕城中王世充举城投降，王世充不予答复。

王世充属下郑州司兵沈悦派使者向左武侯大将军李世请降，左卫将军王君廓于夜间引兵袭击虎牢，沈悦为内应，攻取虎牢，俘获荆王王行本及长史戴胄。

自唐军围攻洛阳以来，“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王世充于洛阳孤城中危在旦夕。

武德四年（621）三月，此时窦建德已攻克周桥，俘虏孟海公，后方已经平定，而洛阳城中的王世充岌岌可危。窦建德深知洛阳陷落后，李世民必定乘胜移师东下，自己将处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因而决定发大军西救洛阳。于是，李世民与窦建德两军在虎牢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决战。

五、生擒窦建德

窦建德是河北、山东地区势力最强的一支起义军的领袖，出身农民，于武德元年称帝，国号“夏”。据《旧唐书·窦建德传》记载：“建德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dàn，音淡）肉，常食惟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所使婢妾才十数人”，颇受将士和百姓的拥护。然而，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在军事方面又缺乏战略上的修养，因而最终败于李世民的手下。

窦建德与王世充是唐王朝东征天下时所面临的两大强敌。李世民率大军出关东征时，窦建德如果与王世充联合抵抗，李世民是难以取胜的。然而，窦建德为了铲除幽州罗艺和周桥城孟海公的势力，却听任李世民对王世充的用兵。武德三年年底，王世充在危难中派人向窦建德求救，然而窦建德此时却渡河攻击孟海公，未能出兵援助王世充。窦建德的中书舍人刘斌为此曾向他劝谏说：“今唐有关内，郑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势也。闻唐兵悉众攻郑，首尾二年，郑势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强郑弱，其势必破郑，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为大王计者，莫若救郑，郑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保郑，此常保三分之势也。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大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

刘斌对形势和利害的分析是颇有道理的，他的及时救助王世充的建议，也是正确的。窦建德也曾高兴地说：“此良策矣！”然而，为着攻击孟海公，窦建德并没有把这一“良策”立即付诸实施。

武德四年（621）二月，窦建德攻克周桥，俘虏孟海公。

三月，窦建德留其将领范愿守曹州，率大军西救洛阳。然而，此时王世充的军事实力已大为削弱，洛阳城中又缺乏军粮，形势远不如武德三年秋冬时节有利于王世充、窦建德。尽管如此，窦建德此时毕竟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又乘着对罗艺、孟海公、徐圆朗作战的胜利，无有后顾之忧，将士士气高涨，后方粮草的供给又颇有保障。试看窦建德救援洛阳的大军，在西进路上接连攻克的城池：

窦建德的大军到达滑州（今河南滑县），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韩洪开门纳之。又进逼元州、梁州、管州，一一攻陷。接着又攻陷荥阳（今河南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州），“水陆并进，汛舟运粮，溯河西上”。王世充的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派将领郭士衡率兵数千人与窦建德的军队会合，共有兵十余万，号称三十万，驻扎在成皋（即虎牢，今河南汜水镇），筑宫于板渚（在汜水镇东北黄河侧）。面对着窦建德来势汹汹的大军，李世民的将领中产生了分歧的意见。

在窦建德的军队到达河南之前，窦建德曾写信给李世民，请唐军“退至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为此，李世民召集将领商议对策。郭孝恪说：“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虎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

记室薛收赞同郭孝恪的意见，并进一步阐述说：“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窦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窦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

李世民认为薛收讲得很对，但萧瑀、屈突通、封德彝却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说道：“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窦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

针对两种不同的意见，李世民说道：“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虎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百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虎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

薛收的作战方案如实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承认敌人所拥有的实力和优势，认为这是一场恶战，不可侥幸以求速胜。然而，他又提出了分兵出击，“深沟高垒”“以逸待劳”，特别是要抢先占据虎牢，形势将向有利的方向转化。李世民采纳了薛收的合理建议，决定立即出兵占据虎牢。

屈突通等人又向李世民请求解除洛阳之围，退兵新安，“据险以观其变”。李世民不予采纳，于是将部队分成两部分，命令屈突通等人协助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东都洛阳，而李世民则率领骁勇三千五百人直取虎牢。当时，王世充登城望见唐军有一支人马向东移动，但不知唐军的意图如何，竟不敢从城中出兵采取行动。

抢占虎牢，可以隔断王世充与窦建德之间的联系。因此，李世民与窦建德谁能抢先占领虎牢，对于双方交战后的战局十分重要。事实表明，李世民的积极作战方针是正确的。如果消极退却，势必促成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军事力量的联合作战，形势对唐军将极为不利；而以抢占虎牢为首要目标的积极方针，则有利于分割王世充和窦建德，以便于集中力量首先打败强敌窦建德，然后各个击破。关键时刻的英明决策，再次地显示出李世民善于采纳正确意见，独具战略家的胆识和雄才大略。

李世民所率领的这支东进部队，路经河阳（今河南孟州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东北），到达虎牢。虎牢守将沈悦请求翻城而降，李世于夜间“潜兵接应”，终于攻克虎牢。三月癸未日，李世民率大军进驻虎牢。抢先占据虎牢，使李世民在战略上获得了主动地位。

窦建德对于唐军的实力和李世民的指挥才能深有所知，因而在李世民抢先占领虎牢、摆出一副进攻的姿态后，他小心谨慎，不肯轻易出战。窦建德的军队距离后方很近，粮草供应方便；而唐军却远离关中与河东，粮草接济不如敌方便利，加之又与王世充的军队对峙、交战半年有余，利于速决。可见，窦建德所采取的小心谨慎、拖延时间以捕捉战机的作战方针，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