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杨绛先生

马文蔚

我和杨绛先生非同事、非同行；我只是一名小辈读者，从读杨先生的书开始，一点点走近她。后来又幸运地遇到机会，得以面见讨教、书信往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持续至今。关于杨先生的话题，可说的实在太多了。

“杨绛”这位作者引起我的兴趣，首先是她的文字。我最先读到的是散文，最喜欢的也是散文。她真是一位以口语为文的高手。

《干校六记》是我读的第一本书。我们这一代都有过干校经历，这样熟悉的题材，她写来就大不一样。每一记都以叙事为主，打井、盖房、种菜、晚上的电影课等等，这在干校生活中再日常不过。而她这些看似拉家常的话语，余意绵长，蕴含深厚，令人回味无穷。有些句子，富含人生哲理：“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炼人比炼钢费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项苦功夫”……一读就不会忘记。对干校的“运动”没有直接描述，它被隐藏在各处，似无还有。

作者与杨绛先生合影

《丙午丁未年纪事》所述事件发生在下干校之前，而写作时间却在《干校六记》之后六七年。8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环境有所好转，写起来自然比《干校六记》放松，文字的味道也就有了差别。《干校六记》弥漫着压抑感。有同亲人离别的凄楚和看不到前景的茫然；有学员自杀的非常事件，折射出“运动”在进行，斗争很残酷；有不能正面描述，不得不做的隐蔽和曲笔。

《干校六记》也让读者透过叙事，发现作者的心灵密码：天性善良，忧世伤生。一位年轻学员的遗体，被草草掩埋。作者自始至终远远注视着。待拉遗体的大车返回后，暮色苍茫、阒无一人时，她走过去，看了那个小小的“土馒头”。第二天嘱咐兼职邮递员默存（钱锺书），往返时“留心不要踩那新坟，因为里面没有棺材，泥下就是身体”。干校迁移之前，两位老人又到菜园环视一番，权当作别；仍没有忘记那个埋人的地方，而扁扁的小土堆已被拖拉机铲平。几个场景的白描，看出作者对枉死者的同情和哀悼。

“六记”中没有专门记“愧”，但她的“愧”多处可见。愧与阿香的不平等合作；愧比年轻人干得少却工资最高；愧在菜园太过清闲；愧同在客中，人家却尽己所能做出好饭菜送别回京的学员。共同生活、劳动，共同的命运，使她产生“我们感”，就连对不认同干校学员为“我们”的农民，她也怀有深深的同情。看守菜园职责所限，不能把大些的、像样的菜送给他们，她心生愧歉。

“六记”中只“小趋”一章记“情”，其实哪一章没有浓浓的情呢？对这只不吃同类的可爱的小狗，她“只是淡淡的，从不爱抚它”，因为有人说“狗是资产阶级夫人、小姐的玩物”。那么多人里，小趋只认她作主人，对默存也发疯似的蹦跳打滚儿欢迎。它常常到宿舍去寻她，“我感它相念，无以为报”，时常攒些骨头筋皮留给它。

看到村里孩子驱狗围猎野兔，“哈！哈！”地喊叫着，野兔无路可逃，挣命跃起五六尺高，落地还是被群狗咬住，“我代它肝胆俱碎”。她的心这样柔软，怜惜弱小，旁及无辜受害的小动物。

《丙午丁未年纪事》虽同样是记事，“运动”描写就直接很多。抄家、挨斗、剃阴阳头、游街示众、监视居住、集中学习（变相关牛棚）、罚扫厕所，样样不落。但比《干校六记》有了明显的情绪宣泄和个性张扬。作者用看似不动声色的文字，描绘出种种违反人道、极为荒谬滑稽的事，让你发笑，让你思考。这种摧残文化、调动人性恶的“革命”，有何进步意义可言？

《丙午丁未年纪事》同另外三篇回忆文章，1987年结集在香港出版，书名《将饮茶》。此书“代后记”《隐身衣》，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作者特别注明是“废话”。读后可知，不但一点不“废”，还异常精绝、透彻，对于理解钱、杨的人生态度极为重要。可以看作是一个“纲”。

为什么两人一致，都想要仙家的隐身衣？仙家隐身衣不可得，只能要凡间的。凡间隐身衣如何得到？只消“身处卑微”。你成了一个“零”，明明站在那里，人家却视而不见，方得以“万人如海一身藏”（杨引苏东坡句）。

为什么要“隐”？无非是避祸、避扰。人，生来不同；“是什么料，充什么用”，“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杨先生晚年所说“隐忍，是为了自由”，更加直白。他们避名利如避火，只想争取一个稳定、安静的环境，好好做自己的事。无奈这种普通的愿望，也难以达到。待环境稍好时，又老病缠身。尤其是钱先生，本可以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文化成果，却被打了折扣。令人痛惜！

记得《隐身衣》发表之后，引来一些因不解而不屑的评论。说“虚伪”、说“犬儒主义”等等。一个以诚实劳动立足社会的人，都希望得到承认，没人愿意当“零”。分析杨先生的经历，确是有一个从委屈承受，到主动选择的过程。对这些评论，钱、杨不予置辩，当然还是隐忍、避扰。

隐忍不等于没有是非，没有态度。“六记”写完后，钱先生特意加了“小引”。既是对杨绛的支持，更是借台唱戏，说几句非说不可的话。钱先生开门见山，认为她漏了一记：《运动记愧》。直截了当指出两年多的干校生活，是以“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斗争为重要背景的。运动时松时紧，“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运动中少不了三类人，挨批的同志也许会《记屈》《记愤》；而一般人如自己，应该《记愧》，“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特别指出最该记愧的，是明知有误还去充当“旗手”“打手”的人。

不要忘了，这是1980年。那时有几个人能这样清醒地分析，这样不留情面地坦诚自己在运动中的怯懦和愧疚呢？这篇不足八百字的“小引”，提升了《干校六记》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水准。

《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戴着“反动学术权威”黑牌子的杨绛，敢于在大字报下面贴小字报辩驳；敢于在挨斗时学马睡觉，站着打盹；敢于在“游街示众”时狠命敲锣、嘶声喊叫；敢于借清扫库房之机，谋划“偷”回自己的译稿。她一点不顺从，冒着罪加一等的危险，勇敢抗争。

杨先生在之前之后，各有很多散文作品，有的轻松优美，有的沉静允当，有的尖锐透辟。如“回忆两篇”和《记钱锺书与〈围城〉》《收脚印》《流浪儿》《读书苦乐》《记杨必》《不官不商有书香》《俭为共德》等很多很多。但我以为《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最好最重要。因为这是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非战争年代，发生疯狂内斗，死伤无数、民生凋敝、文化灭绝的巨大灾难时期，一位“陪斗”身份的亲历者，对这段残暴荒唐史的真实记录和抗争呼号。其重千钧，是其他文字不可比的。

喜欢作品，就关注作者。想认识她，进一步了解她。

1988年底，我从广播电台改行到出版公司。感谢老天的眷顾，不久，遇上第二届“彩虹翻译奖”评奖活动。杨先生没有参加这一届，我却从组织者那里得到了她的联系方式。几封书信之后，杨先生邀我“闲时到舍下一谈”。喜出望外呀！

第一次拜访杨先生，是1990年5月13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骑车从真武庙三条到三里河南沙沟，不过十几分钟，原来这么近。杨先生笑着开门。去之前还想这想那，有些紧张；真正见了面，反而踏实了。她把我让到靠外的单人沙发上，自己或站或坐，很随便地问着说着。大约六点钟，钱先生加入谈话，后来说得很热闹。天渐渐黑下来，屋里没有开灯，三个人都在窗前围站着。钱先生还拿出他得病时记的笔记给我看，大小不一的字，直一行歪一行。杨先生反应灵敏，说话快；只要钱先生一开口，杨先生立刻停下来，抬头望着他。那天大约八点钟才告辞离开。回信说：珍宝倾泻而下，可惜我只是一张浅浅的盘子，不知漏掉了多少好东西。

见面之后，觉得杨先生比照片美。眉毛长长的，在镜框上面高高扬起，像淡淡的远山。细长的眼睛在宽大的镜片后面专注地看着你，一脸笑模样。钱先生和善、风趣，说话急促时，会突然哽住，仿佛千军万马在喉咙口“堵车”了。两人衣着家常，屋里陈设简单朴素。两张书桌占了厅里三分之一的地盘，单人沙发罩着浅驼色布套，已显陈旧。一看就是书房，偶作待客之用。从那时起，她叫我，我才去。《围城》电视剧开播之前，叫我去看剧照，她讲些幕后故事；播出后，又想听听反应。都是80岁的人了，时间宝贵，不可轻易打搅。

恰巧这段时间我接到一位年轻人的书稿，是讲述《管锥编》的。我没读过钱先生的《管锥编》，于是“恶补”。“恶补”也不易，这部大书是文言写成，中间夹着六七种外文。就算把外文略去，文言也读不快，不少古汉字生僻难认。好不容易囫囵着读下来，倒非常长知识、有趣味。杨先生说，读《管锥编》确是需要帮助。谈这部书的很多，但真能领会的极少。“我自己就是不能全部领会的一个。”

这部稿子成书后，拿给杨先生看。过后，她笑着问我：“钱先生是‘书呆子’吗？”我愣在那里，一时难以回答。知道自己失职了。光顾着“恶补”，其他的只想着“文责自负”，这么明显的问题被我漏掉了。杨先生大度，只问了这一次，也没有非等着我作答。钱先生提都没提。我告诫自己不能重犯类似错误。

杨先生问我怎么读的《管锥编》，我实话告诉她，只读了书稿涉及的段落。她说，读书要先通读全部，哪怕粗一点；然后再读局部、细部。有时间可再反复着读，才能掌握总体内容，领会作者用心。读书，没有捷径可走。她告诉我，钱先生说过，有时读到四遍五遍，才发现要害之处，奇怪以前怎么没看到？我牢记两位先生的读书经验，始终奉行。

我很想搜集杨先生分散在各处的旧文。她说，旧文、新文手里有一些，只是在整理，不急于出版。她说，她像老太太翻到年轻时的照片，尽管照得并不如意，对照片也颇宽容。但要拿出来给人看，立刻变得很客观了。她可将这些稿“贿赂”我，不让我到处去找，只想听听批评意见。

后来，她把一摞稿子交给我。手稿啊，一页页稿纸，规规矩矩的小字。这是多大的信任哪。一个多月后，我看完了，很喜欢。可能对其中两篇提了些意见，写下来，一并交给她。她同意，说要改。

再次去见她，她说：“我要给‘花城’出，你不会……”我没有料到。一般来说，把手稿交给一个出版编辑看，意味着有出版意向。要我放手，她知道有点难度。我立时由失落而清醒，肯定地告诉她：“在哪儿出，是作者的权利。”她点头，但还是放心不下：“你不会复印吧？”我摇头：“那样做不合道德。”

这部稿就是后来的《杂忆与杂写》，当时还没有书名。她谢谢我，我说不值一谢，当了您的“第一读者”，我该谢您。她已经口头谢过，满可以了；又在《自序》里谢我为她“细看全稿，提出中肯的意见”。还在信里说“只平平淡淡两句话，远没有道出我心中的感激”。三年后，经增补修订，以同样的书名在三联出版。增补的篇目占很大比例，再用原序中的那两句话就不合适了。杨先生只将新增部分另加序言，原有部分的《自序》“一仍其旧”。杨先生用心太细了，别人的一点点劳动都记着，不愿白白领受。

有一次她边笑边说，有人看了《流浪儿》，说想不到你们在上海生活那么惨，家里什么都没有，到处流浪。问我：“你怎么看？”我也忍不住笑了。知道她是在考我。答说，那是表现读书的急切、渴望和不急于自成体系的治学态度。

“你不要只编别人的，‘为他人做嫁’。一定要自己写。”杨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做出版编辑后，的确写得少了。与新闻采访不同，题目难选，没情绪也写不出。钱先生一抬下巴，意指杨先生：“你写给她，然后把头尾去掉。慢慢写，有感而发，渐渐就多了。”我开始交作业。最早交的，是我在电台时的最后一篇播出稿。没想到杨先生回信时，认真写了评语。最难得的是钱先生在信尾附了意见。看后感动得心跳加快。后来，杨先生每出新作，我都写一篇读后感（不够格叫“书评”）。理解得对不对，请杨先生指教。她总是鼓励为主，说“是的，是的”；或评说“扎实”，“稳重”，“字斟句酌，认真”。我理解得有偏差，她就直说自己的意图。我写的其他文字，也寄去讨教。有的很长，先给她一部分。她说：“我要看全部。”有时批评“没有开门见山”，“人名太多，乱”，“平铺直叙”，“要懂得‘割爱’”，等等。

一篇稿里用了“亡命他乡”一词，“亡”可以是“死”吗？觉得不对，字典只笼统说是“逃”“避”之意。我急于交稿，只在词后画了个符号，请教杨先生。她回信说，查了《词源》，“亡”，逃也；“命”，户籍也；即逃往他乡，丢户籍而保命。我为自己犯懒而脸红。工具书我都有，反去麻烦杨先生。要像钱先生对钱瑗，一定扔回来：“自己查去！”看来杨先生对我事事宽容，我心里应该有数。

自己多写，才能渐渐提高对文字的感受力和掌控能力。再看别人的文稿、作品，眼力会强一些，能发现着力点在哪里，怎样表现的。钱先生给女儿的信说：“汝平日动笔太少，……驾驭文字，非作不可，如打仗非上战场不可。”（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两位先生教我在实战中学习，大有益处。

杨先生说话诚恳，很有分量，但从不板着脸。她爱说笑话，好像总能发现一些趣事，品出其中的微妙。她读书不是“苦读”，而是“乐在其中”。年岁大了，还在不停地写，说“不累，好玩儿”。写信常常是“咱们先说正经，再说闲话”，“闲话”里就有逗事儿“供你一笑”。有一封信被来客打断，她说此信“猫头鼠尾”，还在落款处画了一只小耗子，尾巴拖得长长的。钱先生健在时，信后常见他签名、“同候”；有一次杨先生代签，学得很像，又特意拉出一条线，注明“冒牌伪劣品”。

小说《洗澡》1988年出版。我曾写过一篇“读后”，又觉得不够明晰。2004年此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作者加了《新版前言》。针对读者容易误解的地方，说：“‘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新版前言》是好向导，使我有了进一步理解。于是又写了一篇“重读”。杨先生却幽默地说笑：“《堂吉诃德》里两次嘲笑一位画家，画了不知什么东西，只好自己注明‘这是一只狗’。我的第二次前言，大有此嫌。”我说，还是我没有细读，愚钝。

出于真心敬爱或礼仪，每逢年节、寿辰，总有人以各种方式向两位先生祝贺。他们称谢之余也颇感负担。有时送花太多，无处摆放，只好分送出去。两位先生不重形式，说“咱们不用这一套”。钱先生曾在信尾附言：“每逢生日，有如受到一次‘余年又减’的警告。”杨先生说：“家里向例不过生日，偶尔吃面，常常连吃面也忘了。以后的日子是偷来的，你我都悄悄只作不知，咱们就是同伙。”我愿听话当“同伙”，省得给惜时如金的老人添麻烦。

杨先生曾说，我们和你只有一点不通。我们是研究英美文学的，你们这一代是学俄语的。我深知这一点。越到后来越明白，绝不仅仅是个语种差别而已，那是一扇大门哪。

“女儿是我的支柱”，杨先生多次说到。有一次打电话是钱瑗接的，说妈妈去医院陪爸爸了。“她天天去，就是让我多一点休息时间。”钱瑗从小身体就弱，后来又从教俄语转为教英语，还肩负很多社会工作。“一身而三任”，不愿“偷一点懒”，终于病倒了。杨先生两头跑，回家还要为钱先生准备鼻饲的流食。一直到钱瑗病危、“牛儿不吃草”（不能进食）了，杨先生才知道实情。钱瑗去世，“支柱”倒了。还要考虑分几次透露给钱先生，不致引起他病情波动。她心里有多苦，不是常人能想象的。她写过两封信告诉我女儿去世，显然有些恍惚。

钱先生也去世了。杨先生一个人回到空空如也的家。如果是一般人，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杨先生在独自消化与亲人诀别的巨痛之后，很快振作起来，她知道大量“打扫现场”的工作在等着她。她埋头译《斐多》，哲人灵魂不死，给她安慰。写《我们仨》，重温三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觉得他们仍在不远处陪伴着自己。整理钱先生的大量笔记、遗稿，应付、处理种种后续难题。她多次遭遇著作权被公然侵犯的事件。为钱先生为自己，也为健全法治，她不得不以年高病弱之身，挺身维权。有的被制止了，有的还讲歪理，甚至编造谎言继续侵权。每遇这种事，她就血压升高，走路扶墙摸壁。

从90岁到100多岁，克服“老、病、忙”，又写了三十篇美好而重要的文字。2007年96岁高龄，《走到人生边上》出版了。她将一生想不通的问题做标靶，到书里，到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经验里寻求答案。“自问自答”，一步步推导，得出结论或继续存疑。“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在苦难的人世自我修炼，自求完善，也是人活一辈子的价值所在。小个子、孤单单的杨先生，生命不息，探求不止。

尤其是“胡思乱想”两节，回望一生，“一辈子的过错也攒了一大堆”，没有洗净之前，带着一身污垢是不能“回家”的。“回家”的那一刻，自己将以何种形象与亲人相见呢？以现在的老相，父母认不出；以小姑娘时的清秀模样，锺书、圆圆不敢认……种种设想奇妙而合乎情理。近百岁的她，葆有孩子般的天真，感动了无数读者。

她老了，电话里说话慢了，声音苍老了许多。她告诉我：“老人的日子特别短，过得也特别快。这个经验，谅你还不能体会。”“人是一息一息死的。”茶，以前还能喝十片叶子，现在喝了睡不着。听不到柔和的声音，不能听音乐了。剩五颗牙齿，互相对不上。鼻子也闻不到了。下不了楼，只能在屋里活动，“鱼游千里”。

她“随时都可能走”。“传给你什么呢？你要什么？”“只想要您的字。有钱先生画圈的。”她说，有人夸她的字，得意极了。而字是她的“特短”，一辈子写不好的。练，总不至于更坏。每天一篇大字一篇小字，现在没有锺书画圈了。我喜欢她的字，不花哨，看着心里安静。是她内心清凉无欲的外化表现吧。

2010年1月，寄给我一幅字，中楷，抄录钱先生写于1940年的诗：《新岁见萤火》。觉得我会喜欢这首诗。纸是钱先生用剩的半张宣纸。另有十一张毛边纸的习字，每张注有日期，钱先生的红圈依然醒目。两年后，2012年1月，杨先生又将平时用的大圆砚送我，连同一本横格、竖写，抄了多首钱诗的笔记本。“想我了，拿出来看看。”我点头，鞠躬拜谢。——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她。

2016年5月25日，杨先生真的走了。我才忽然醒悟到那句话是说她走后的。我只当平常话，未能体认杨先生的告别之情。她走了，想她。她的字就放在那里，不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