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胡士明　李祚唐

中国古代的散文，如同中国古代诗歌一样，源远流长，作品繁富，一般人要遍读所有作品，几乎无此精力，而且也没有必要，于是就有了选本的产生。由于读者的需要，这类选本也日见其多。但真正称得上名家名选，分门别类溯源探流、申明义法的，当以清代乾隆年间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为首选。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又字梦谷，书斋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刑部郎中、四库馆纂修官。曾主讲于扬州梅花、安庆敬敷、歙县紫阳、南京钟山等书院。通经学，善古文辞，为桐城派最主要的作家和理论家。著述有《惜抱轩诗文集》、《九经说》、《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除《古文辞类纂》外，另选有《五七言今体诗钞》、《唐人绝句诗钞》等书。

《古文辞类纂》初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后三十多年中，姚氏本人又随时修订，至晚年才定稿。全书七十五卷，分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十三类。选文七百十五篇，上自先秦、两汉，下迄明、清，而以唐、宋八家为主，八家之后，明取归有光，清取方苞、刘大櫆，以继八家之绪，表明了姚鼐所推崇的古文传统。

《古文辞类纂》卷首有姚氏《序目》一篇，论述文体分类、各类文体的特点、功用以及各文体的选录标准。最后总结学习为文的方法，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之说，神、理、气、味即文章的精神、脉理、气势、韵味，属于“文之精”；格、律、声、色即文章的篇章结构、句法、音节、辞采，属于“文之粗”，并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为文应由粗到精、由表及里、遗貌取神，达到“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境界，不能停留于形式的模拟。所以他特别肯定韩愈学古而善于变化，无迹可寻，对扬雄、柳宗元效法古人而形迹过似略有微辞。这篇《序目》，可以看作是姚鼐重要的文体论和文论，其中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之诀，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兼及阳刚、阴柔之美的论说一样，构成了桐城派散文理论的重要部分。

作为一部巨型选本，《古文辞类纂》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文体分类。自《昭明文选》以来，文体分类大多流于繁琐，有的分到数十类之多，往往既无理论意义，又无实用价值。即以《文选》而言，选录先秦至梁各体诗文，分为三十八类，辞赋类中又分赋、骚、七、对问、设论、辞、符命、连珠等名目，其中赋再分十五小类，故姚鼐讥评说：“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古文辞类纂序目》）因此他编《古文辞类纂》时，有意要纠历来文体分类之弊，根据文章的功用，将各体古文约之为十三类，显然比较合理简明，因而为后采的编集者广泛接受，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蒋瑞藻的《新古文辞类纂》、吴曾祺的《涵芬楼古今文钞》等，其分类或与之相近，或径依姚氏之例。这是姚鼐对文体分类学的一个贡献。

二是选材。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目的是为学习古文的人提供一种作文门径，选材上除了有意要标榜自己的文统外，同时还表现了一个选家的卓识。唐、宋散文是中国散文发展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佳作如林，极一时之盛，历代有眼光的选家，无不从中披沙拣金。《古文辞类纂》选文主于唐、宋，从两朝代表作家八家之中，选取四百馀篇，占了整个选本篇幅的半数以上。八家之中，又特重韩愈，选其文一百三十篇，为八家之首。这表明姚鼐对唐、宋散文特别是八家之文成就的高度推崇，也表明其对韩愈学古而能遗貌取神及其为文气势雄健的阳刚之美的特殊欣赏。《古文辞类纂》还特立辞赋类，选录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一大批作家的相当数量的辞赋，并指出“《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楚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从中可见姚鼐对散文创作中音韵、辞采等艺术手段的重视和对艺术虚构的肯定。对于明代归有光的文章，方苞曾批评为内容贫乏，文辞近俚而伤于繁，姚鼐却认为归文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深得《史记》笔法，录其文三十篇，超过了八家中的曾巩、苏洵、苏辙，几与柳宗元相等，其识力显然为方苞所不及。在《古文辞类纂》所选录的七百馀篇文章中，名篇佳作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所谓文因书传，是指某文因某书而得以保存，或某文因某书而得到广泛传播，不过这些名篇佳作，倒并不是沾了《古文辞类纂》的光，它们能够历久常新，为读者百读不厌，自有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但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姚鼐卓越的文学眼光。

作为旧时代的一部总集，《古文辞类纂》自然也免不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如“古文辞”名义的确定问题，入选作品是否得当的问题，取材的宽窄问题，圈点评注是否正确的问题等等，前人多有论及，这里不作复述。而且，这些问题，也仅是各家见仁见智之说，不能据以为准。要之，这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大型古文选本，它对于今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遗产、考察文章源流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文辞类纂》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至嘉庆末年，始有姚鼐弟子康绍庸据李兆洛所藏抄本刊刻，世称“康本”。康氏所刊，为姚氏乾隆年间订本，七十四卷，有姚氏本人的评注和圈点。康本问世后，曾被多次翻刻，故流传较广。道光五年（1825），又有姚鼐门人吴启昌取所录姚氏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时订本，与管同、梅曾亮、刘钦雠校后开刻，世称“吴本”。此本原无方苞、刘大櫆之作，按姚氏意见刻入，又悉去原有圈点。康本第二十二卷，吴本析为两卷，故全书为七十五卷，篇目与康本也稍异。康、吴两种本子，虽均据姚氏订本，但仍各有脱讹，均未精善。光绪年间，滁州李承渊得姚鼐晚年传其幼子姚雉之圈点本，又取康、吴二本详勘一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刻，历时五载，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刻成，因李氏寓所名“求要堂”，世称“求要堂本”。

我们这次校点整理，即以李氏求要堂本为底本，参以康本、吴本，遇有疑误处，据通行各篇所出原书订正。为撙节篇幅，不出校记，同时删除姚氏的评注。凡古体、异体字，一律改为今体、正体字，通假字一般不改。为便于阅读，各篇据文意酌予分段。书后原有李氏《校勘记》若干，今删去。书中题下及正文中的圈点，因排印不便，也一律删去。校点整理或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