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记（1901）

鲁迅在三味书屋一直学到17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鲁迅想外出求学，可周家此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想学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然而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碰巧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轮机科舍监。于是鲁迅到南京去投奔本家叔祖，暂住在他的后房。

实际上，鲁迅赴南京的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按照他自己的话：“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随后“周树人”这个名字证实了鲁迅的说法，鲁迅去投奔的这个叔祖是举人出身，因此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树人”，出于“百年树人”的典故。

1899年，鲁迅从南京水师学堂转入江南陆师学堂所设之矿路学堂，那时他除了看《汉魏丛书》《徐霞客游记》一类的笔记外，开始读严译《天演论》及谭嗣同的《仁学》。其中《天演论》对他的影响极大，鲁迅晚年还能整段背出。1904年，鲁迅从路矿学堂毕业，时年二十一岁，时年其弟周作人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

衍太太现在是早已经做了祖母，也许早就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轻，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举一个例说罢，冬天，水缸里结了薄冰的时候，我们大清早起一看见，便吃冰。有一回给沈四太太看到了，大声说道：“莫吃呀，要肚子疼的呢！”这声音又给我母亲听到了，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并且有大半天不准玩。我们推论祸首，认定是沈四太太，于是提起她就不用尊称了，给她另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肚子疼”。

衍太太却决不如此。假如她看见我们吃冰，一定和蔼地笑着说，“好，再吃一块。我记着，看谁吃的多。”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不到那里去大约有十多天。一回是我已经十多岁了，和几个孩子比赛打旋子，看谁旋得多。她就从旁计着数，说道，“好，八十二个了！再旋一个，八十三！好，八十四！……”但正在旋着的阿祥，忽然跌倒了，阿祥的婶母也恰恰走进来。她便接着说道，“你看，不是跌了么？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不要旋，不要旋……。”

虽然如此，孩子们总还喜欢到她那里去。假如头上碰得肿了一大块的时候，去寻母亲去罢，好的是骂一通，再给擦一点药；坏的是没有药擦，还添几个栗凿和一通骂。衍太太却决不埋怨，立刻给你用烧酒调了水粉，搽在疙瘩上，说这不但止痛，将来还没有瘢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