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诸弟(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讣音，中肠惨痛。自以游子在外，不克佐父母襄办大事，负罪婴疚，无可赎挽。比于十八日折差之便，先寄银百零五两，计元宝二锭，由陈岱云宅专足送至家中，不知刻已收到否？

国藩于十六日成服，十七日托军机大臣署礼部侍郎何大人(汝霖)代为面奏，请假两月，在家穿孝。自十七以后，每日吊客甚多。二十九日开吊，是早祭奠，因系祖妣冥寿之期，一并为文祭告。开吊之日，不收赙仪。讣帖刻“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二语，共发讣帖五百余份。凡来者不送银钱，皆送祭幛、挽联之类，甚为体面。共收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张、挽联二十七对、祭席十二桌、猪羊二付。其余香烛纸钱之类，不计其数。送礼物来者，用领谢帖；间有送银钱来者，用“奉遗命璧谢”帖。其原封上粘贴红签璧去，签上刻“旋吉”二字。兹将讣帖等印发者，付回样子与家中一看。纪梁侄名一时偶忘，遂刻作纪沅。

各处送祭幛来者，哈喇大呢甚多，亦有缎布江绸者。余意欲将哈喇作马褂数十件，分寄家中族戚之尤亲者(另开一单于后，乞诸弟斟酌，或添或减，以书复我)。盖南中老人考终，往往有分遗念之说。或分衣，或分银钱。重五伯祖曾以獾皮马褂一件与王高七作遗念衣，即其证也。

既多且精，各处寄布，令我歉然难安。诸弟先代我趋谢，并言往后万不可如此。盖京中买布甚易，而家中纺纱织布，则难于登天，我受之甚抱愧也。

澄弟之信，劝我不可告假回家。所言非不是，余亦再四思维，恐难轻动。惟离家十年，想见堂上之心，实为迫切。今祖父大事既已办过，则二亲似可迎养。然六旬以上之老人，四千有余之远道，宿餐之资既已不易，舟车之险尤为可畏，更不敢轻举妄动。烦诸弟细细商酌，禀知父母亲及叔父母，或告假归省，或迎养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国藩之心乃可少安。父母亲近来欲见国藩之意，与不愿国藩假归之意，孰缓孰急？望诸弟细细体察，详以告我。祷切望切。

国藩草

评点

不收赙仪与分送马褂

曾氏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一向认为，祖父可成就大事业，只是时运未予以配合而已。的确，大事业的成就，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不是一个人凭聪明能干就可以办得成的，更不是想办就能办得了的。中国古代的智者，将这些因素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是很有见地的；也有归纳为时、运、命的，虽略带点神秘色彩，但从大体上说来也是有道理的。

当然，是不是英雄，还得用有没有一番大事业来作证明。古往今来，许多人(尤其是文人)常有怀才不遇的感叹，总认为自己的绝大才能被掩埋被压抑了。殊不知，没有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一番，是不能随随便便就怨天尤人的。

纵然聪明绝顶、才华过人，说不定尚缺乏一些必备的其他能力，如心理承受力、意志力、亲和团结力等等。没有这些，事到临头，仍然会与成就擦肩而过。这几句话似乎有点走题了，还是回到正题来。

曾氏的祖父虽没有做成事实上的英雄，但他亲眼看到孙子做到礼部侍郎的高官，死后能得到一品荣禄大夫的封典。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也实在是洪福齐天了。

曾氏开始兑现上封信里给家里的承诺：一不存敛财之念，二不私爱自己的小家庭。具体的做法是：京中的祭奠活动，只收祭幛、挽联，不收赙仪。凡有送银钱来者，一律璧谢。晚清官场腐败厉害，“贿赂公行”“政由贿成”这样的字眼，打开晚清笔记野史常觉有扑面而来之感。官员家中的红白喜事，对于主家来说，正是收钱接礼的大好时候，对于存心巴结的人来说也是难逢的良机，于是送钱者合情，受钱者坦然。实际上，这一送一收之间，便埋下了“权钱交易”的伏笔。曾氏办祖父的丧事，只收情不收钱，自然为当时官场中所不多见，也是他“做官不存发财之念”宗旨的一种表现。曾氏日后遍任五部，朝廷内外的口碑较好，与此种作风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世间的家庭，尤其是兄弟姊妹都已长大成人自有室家的大家庭，其家人不和、兄弟反目的原因十有八九出自“钱财”二字。客观地说，京中所送的祭幛，都是冲着曾氏的面子来的，曾氏留在家中自用完全说得过去，但他决定要为诸弟“不为小家谋私利”做个榜样，故将所收到的哈喇呢做成数十件马褂，分寄家中族戚之尤亲者，作为对祖父的纪念。

曾氏为家中的长兄，既为家中挣来光彩，又有这种“公心”，所以赢得了诸弟及子侄辈的敬重。在日后大动荡的岁月里，兄弟们之所以能团结一心共襄大业，身为大哥的这种榜样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