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心随云雨飞——读《板桥杂记》札记

张宗子

董说的《西游补》中，冒充虞姬的孙悟空，混入一群青史上大名鼎鼎的后宫美女的小圈子聚会，耐性强忍，听她们没完没了地拿床笫间的事互相调笑取乐，偏偏酒酣之际还要对诗。轮到猴子，被逼无奈，生生憋出一句：忏悔心随云雨飞。惹来女才子们的一阵哄笑。

这句本来不通的诗其实意思颇深，关键的是其中的两个词，“忏悔”和“云雨”。照理说，忏悔应是针对云雨而言，可惜此处孙猴子虽然顶了虞美人的“善诗”之名，西天路上也曾无数次用“通俗歌行体”自述生平，归根结底还是个江湖粗人，更何况，超级童男子的齐天大圣从未有过桑间濮上的体验，忏悔又从哪里说起？结果就莫名其妙地诞生了上面的“名句”。

猴子的胡扯到这里变得富有深意，原因无他，是因为余怀的《板桥杂记》。

一

《板桥杂记》三百年来久负盛名。在有关明季复社名士和秦淮名妓之浪漫传奇的浩如烟海的诗文集中，《板桥杂记》蔚为风行，也为方家称道。年轻时翻阅过一遍，印象不深，觉得还是三袁、李贽等更有意思。刘斯奋的《白门柳》初出，正赶上迷历史小说，读过之后很喜欢，其中写冒襄和董小宛的部分，颇为细腻传神。此后苦等《白门柳》后两部问世，一等就是二十年。等到在纽约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厚厚的两本续集，始而惊喜，继而漠然，搬回家去，却再也提不起精神读下去了。

回过头来，想历史上的这些杂事，还是直接读当时的原始资料有味道。后世的学人，不乏爬罗剔抉之功，可是每人的品味不同，见解更是相差万里，再精辟的议论，也代替不了历史的真实。

《板桥杂记》分“雅游”、“丽品”和“佚事”三卷。“雅游”以由远及近的推镜头的手法，从“欲界仙都”的金陵讲起，一直深入到南曲名姬、上厅行首云集的旧院和珠市，写到妓家的屋宇布置、迎客礼俗、宾主称谓，佳丽们的歌舞训练、衣裳装束，以及秦淮灯船之盛和裙屐少年的纷纭笑谑。这一部分是研究民俗的好资料，余怀写得精细而饶有趣味。如“旧院”条写上等妓院：

旧院人称曲中……妓家鳞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猧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鬟毕妆，捧艳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眺心挑，绸缪宛转。纨袴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雌风矣。妓家，仆婢称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传声曰“娘儿”。有客，称客曰“姐夫”，客称假母曰“外婆”。

“丽品”记下了二十馀位名姝的趣闻轶事，是《杂记》的精华，单说描写人物的技巧和风致，犹有《世说新语》的遗韵。这里只抄一则短小的，如“刘元”：

刘元，齿亦不少，而佻达轻盈，目睛闪闪，注射四筵。曾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元转面向里帷，不与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为名士耶？”元转面曰：“名士是何物？值几文钱耶？”相传以为笑。

“佚事”卷写狎客和同人的雅集，可看作“丽品”卷的补充。“张卯”、“张魁”、“莱阳姜如须”，或幽默，或沉郁，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字。

二

余怀的“丽品”，写李大娘、李十娘，写卞赛、葛嫩、董小宛，皆十分用力，顾眉尤其受到重视，在书中独占两则。较早的人物，如徐翩翩、马湘兰等，余怀未及得见，故而不论。我没弄明白的一点是，余怀为何漏了名气最大的陈圆圆和柳如是？是其中有需要讳饰之处，抑或别的隐衷？

按照当时有幸亲近芳泽的圈内人的说法，晚明的艺妓，无论姿容体态，还是性情才艺，陈圆圆当数第一。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他初见陈圆圆时的印象：“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衣椒茧，时背顾湘裙，真如孤鸾之在烟雾。”不仅如此，陈圆圆的歌艺同样人间少有：“是日演弋腔《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哳之调，乃出自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仙欲死。”

《影梅庵忆语》本为悼念董小宛而作，情深意切而兼文辞华美，被认为是悼亡文学的杰作。但即使沉浸在与董小宛八年缱绻生活的痛苦回忆之中，这位多情公子依然忘不了“陈姬”淡黄衣衫的轻柔身影，而且隐约流露出对数十年前那段未能成就的好姻缘的惆怅。

陈维崧在《妇人集》中说得更明确：“姑苏女子圆圆，色艺擅一时，如皋冒先生常言：‘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碌碌双鬟，难其选也。薰心纨质，淡秀天然，生平所觏，则独有圆圆耳。’”

唯其如此，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掀起了比她任何一位姊妹都更加惊人的滔天狂澜——至少在文人笔下如此。你看，被外戚田氏仗势强夺的陈圆圆，没来得及入宫献给崇祯帝享用，就在田府迷倒了当时最有前途的“青年将领”吴三桂。可怜三桂好梦没做几天，“农民革命家”李自成杀进了北京。陈圆圆艳名远播，即使是革命家也懂得往温柔乡里跑。圆圆被闯王搜出，携归“红色司令部”，成了他的革命禁脔。

李老前辈横刀夺爱，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降了清兵，满清的铁骑长驱直入，剿灭了李、张不说，顺手把残明也收拾了。清朝定鼎北京，吴三桂镇守云南，陈圆圆跟随前去，年久失宠，离开平西王府，削发为尼。吴三桂反清失败，身死长沙，陈圆圆自沉于五华山华国寺的莲花池。

假如历史上真有红颜祸水这回事，陈圆圆就是最好的例子：朱由检连点腥味都没闻到，只因有纳之为宠的可能，就落个身挂歪脖树的下场；李自成百万大军，本来有做明太祖第二的希望，结果到死还是个流寇；吴三桂被灭族，而且永久戴上了汉奸的帽子。想想看，从妲己、褒姒到张丽华、杨玉环，谁有她“祸害”的人多！

曾经想和卞玉京唱一曲啼笑姻缘的大诗人吴伟业，无论为人还是政治大节，在同辈中都算是干净老实的。吴伟业的《圆圆曲》，气韵风度直追白居易，在清诗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像“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像“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样的句子，很难想象出自清初人之手。陈圆圆的女性魅力，陈圆圆的离奇遭际，竟能刺激一个诗人作如此发挥，不仅超越了他的个人才能，甚至超越了八百多年的时代局限。

后世文人当然不会放过陈圆圆，鲁迅所说的那种“吊膀子”的诗词，收集起来一定洋洋大观。陈圆圆故事的演义，在个人的阅读范围，也碰到过几种，其中最不堪的，却是《鹿鼎记》。

《鹿鼎记》中，陈圆圆深居平西王府，心中惦念的情郎，却是所谓“大难不死、落发为僧”的李自成。要知道，明末名妓的文学艺术修养，断乎不是如今的所谓“美女作家”所能望其项背的，论色论艺，也非等闲的歌星明星可比。见过无数贵介公子、风流名士的陈圆圆，能和大字不识、杀人如麻的李闯王擦出“爱情的火花”，那可真是活见鬼了呢。

鲁迅评《红楼梦》有一句名言：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为什么？阶级地位社会地位不同。其实这句话大错特错，要反过来说才对：林妹妹决不会爱上焦大，焦大却可以“爱”上林妹妹，而且只要可能，他会不择手段一定要把林妹妹“搞”到手。癞蛤蟆可以吃上天鹅肉，因为时代总会给焦大们一些机会：造反之后，起义成功——哪怕是暂时成功——之后，所有的人世变迁，运动，“文革”……

《鹿鼎记》让陈圆圆爱上李自成——不是迫于权势的顺从，是发自内心的爱——荒唐一如让林妹妹自愿爱上焦大。清高的林妹妹躺上焦大的床，当然不是绝对不可能：要么是焦大发了失心疯，绑架了她；要么是有朝一日焦大做了《白兔记》中的刘知远。

不特如此，对陈圆圆，《鹿鼎记》还要直捣黄龙，非让她生个孩子不可。这个和母亲同样美丽的女儿生下之后，金大侠才算从激动紧张中松了口气。

三

声名不亚于陈圆圆的柳如是，不以艳色为天下重。崇拜者说她是女中豪杰，红粉队里的英雄。能诗善画不说，最难得的是有一双识人的巨眼。故事说，柳如是阅人多矣，单单看上了松江陈子龙。子龙诗词名手，又是抗清志士，英风俊朗，一时无双。柳如是携了细软，男装打扮，夜奔子龙，以身相托。只是子龙以复明大业为重，婉拒了她的好意。

柳如是退而求其次，以二十四岁之危险年龄，毅然下嫁文坛领袖钱谦益。钱当时虽已年过半百，风流精神不减，而且官大财足，婚后为她修建绛云楼，夫妻很享受过几年幸福时光。

夜奔一事虽然痛快，总令人觉得太熟悉，几乎就是红拂李靖故事的翻版。小说家言，不足为凭。陈寅恪的弟子唐振常转述老师的考证，实际的故事就没那么精彩：

柳如是早年为“吴江故相”周道登的姬妾，周死后被卖到苏州为娼，以诗文字画知名，被陈子龙纳为外妇，同居多年，终以不见容于陈子龙的老婆张氏而离去。之后一段日子，柳如是周旋于江南名士之间，演绎过几段情史，最后选中既有名望，又有地位，又肯予她以嫡配待遇的钱牧斋。

钱谦益才学傲世，为人却是十分圆滑，官场上处处通达，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太滋润了，割舍就难，顾虑就多，紧要关头，辗转反侧，拿不出牺牲的勇气。乙酉之变，柳如是劝钱谦益以身殉国，钱摸了摸池水，感叹“水凉”，硬是不肯跳，柳如是“奋身欲没池水中”，被侍儿拖住。

钱谦益老死，族人争夺遗产，排挤柳如是，柳如是自缢身亡。

尽管可以说，柳如是在选择归宿的问题上相当世故，比如对陈子龙的格外垂青，就有人直说无非是看中陈的社会地位，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柳如是的画，我不懂，不敢乱说。柳如是的诗词，虽也精致可爱，譬如“向来烟月是愁端”之类，到底是一盏茶一壶酒的玲珑，意思不深，技巧也只平平，没有大家气象。同时代人的赞叹，多是看在红粉佳人的面上，这好理解。当今的大小名士“耳食纷纷说开宝”（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却只能说是附庸风雅了。虽然，我佩服她的眼光和勇气，佩服她的独立特行，也佩服她最后的刚烈。

四

和清初三大文人扯上瓜葛的三大名妓，第二位是做了龚鼎孳的如夫人的顾眉。《板桥杂记》说，“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由此可见，论姿色，顾眉差不多可上比陈圆圆；论才艺，几乎是柳如是第二。顾眉更迷人的一点，是她为人特别聪明，你尽可把所有“明眸善睐”，“花能解语”，“狐媚惑主”之类的形容全用在她身上，而不管其中的微言大义如何。顾眉又称顾媚，不是没来由的。过来人的余怀，干脆把她的眉楼易名为“迷楼”，赢得一片喝彩。

大概是受了刘斯奋小说的影响，或是多年读文学史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这位与钱谦益、吴伟业合称江左三大家的龚孝升非常“猥琐”。他是崇祯进士，明朝的兵科给事中，李自成打下北京，他居然肯受伪职。入清，脸也不红地接着做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说起来连钱谦益还不如。钱还知道内疚，龚则似乎对先降盗寇，再事异族心安理得。最无耻的是，龚鼎孳把未能成仁的原因推到顾眉身上，“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事见《明季北略》，小妾即顾眉。

然而混蛋的是，龚鼎孳生前死后，迄至现在，一直都声望甚隆。

顾眉为人侠义，一次读到朱彝尊的词：“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潇潇雨”，大为叹赏，“倾奁以千金赠之”。清初志士阎尔梅因复明事遭难，顾眉藏他于侧室，救他脱了大祸。顾眉去世，“吊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并不全是看她老公的地位和面子。

和柳如是的经历类似，但比柳如是更刚烈的，是“身躯短小”、“慧俊宛转”的李香。在《桃花扇》里，李香被称做李香君。李香君因《桃花扇》享誉古今，她企图托付终身的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反而要靠一篇《李姬传》勉强维持着自己相当可疑的名气。

《桃花扇》的故事虚构成分多，但对于侯、李的定位大致准确。有人认为侯方域不像孔尚任写的那么窝囊，举例说，他的《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直斥阮大铖是阉党的“干儿义孙”，“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士”，很是义正词严。不过在一些关键时候，侯公子常会“知识分子的软弱病”复发。崇祯十一年（1638），陈贞慧、吴应箕等发表《留都防乱公揭》，围剿阮胡子，次年侯南游，阮假托一“王将军”拉拢他，意在他能出来劝和（《飞狐外传》中凤天南一路给胡斐好吃好喝，送他豪宅，想以此打消胡斐为被他害死的农家小儿报仇的念头，即由此铺张而来），侯本人尚在犹豫，李香却能斩钉截铁地劝阻他，指出陈、吴皆是高义之人，“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李姬传》）

明朝灭亡，侯方域于顺治八年（1651）应乡试，中副榜，以一种不那么难堪的“委婉”方式归顺了新朝。对此，乾隆时的诗人张问陶感叹道：

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

侯方域活了三十七岁，算是英年早逝，文集名为《壮悔堂文集》，我想他心中也许始终有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吧。

五

张献忠杀人的传说向来“脍炙人口”，鲁迅杂文里经常提到，我自己杂览明清笔记，也时常和这位草莽英雄“邂逅相遇”。下面的一则，如果你不在乎其中的血腥味，是相当生动的：

张献忠破庐州，监司蔡如蘅等被俘，张“出门外，黄伞公案，左右剑戟如林，叫带过蔡道来”，蔡道不跪，“直两头走，以手摩腹，曰：‘可问百姓。’八大王责曰：‘我不管你，只是你做个兵备道，全不用心守城，城被我破了，你就该穿大红朝衣，端坐堂上，怎么引个妓妾避在井中？’蔡道无言可答，其妾王月手牵蔡道衣襟不放，张叫砍了罢。数贼执蔡道于田中杀之，王月大骂张献忠，遂于沟边一枪刺死，尸立不扑，移时方倒。”

读过《板桥杂记》，这才知道，被张献忠顺便杀死的王月，也是秦淮河畔的著名人物，“皓齿明眸，异常妖冶，名动公卿”。张岱说她“善楷书，画兰竹水仙，亦解吴歌”（《陶庵梦忆》），当初“桐城孙武公昵之，拥至栖霞山下雪洞中，经月不出”。后来蔡如蘅仗势欺人，花了三千金收买王父，硬把王月夺走。

蔡在对付孙武公时，何等强大有力，到大敌临城，却只会躲进井底，连张献忠都看不起他。乞命不成，一声不吭被人宰小鸡一样宰掉，远不如王月那样死得英雄。

我常常奇怪，以出卖肉体为生涯，“身为下贱”的妓女们，应该只知道“爱俏”“爱钞”，应该早把礼义廉耻看透或抛开了，在她们所受的高级教育中，服侍男人，从肉体到精神上给男人以享受，应该是唯一的内容，老鸨们难道会给她们大讲儒家的伦理道德？大讲正确的人生观，大讲主义和理想？然而事实上，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剧变中，这些弱女子反而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贞和刚烈。相比之下，满肚子坟典索丘，满脑子修齐治平，“心比天高”的社稷重臣和文坛泰斗们，一到关键时刻，只会邀宠献媚，门庭上的旗子换得比内裤还便当。

袁枚说，“明季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顾横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艺受公卿知，为之落籍。而所适钱、龚两尚书，又都少夷、齐之节。两夫人恰礼贤爱士，侠骨稜嶒。”（《随园诗话》卷七）

这样的对比，当然远非全部，仅仅是在本文限定的极小范围。否则，我们如何对得起傅山、史可法、陈子龙、夏完淳、顾炎武、黄宗羲等等大义凛然的先贤。太巧合的一点是，秦淮艳史中本来最令人称羡的三对“才子佳人”配，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女人在乌烟瘴气中放出了一点光芒。至今还挂在文学史上的三大宗师，他们的学识愈高深，文章愈漂亮，愈让后人在这段历史面前感到尴尬。尤其是钱谦益，论学问和才气，五百年来，可称第一人。他若生在唐朝，和杜甫有得一比。爱才的人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想出好多法子为他曲为辩解，“暗中联络，图谋复明”云云，纵是出自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我依然存疑。

六

余怀在《板桥杂记序》中强调，他的这本书，旨在记“一代之兴衰”，发“千秋之感慨”，然而他也知道，对于他的“惟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别人一定会质疑荒唐，所以他在后文不惜笔墨，详述了金陵自古佳丽地风月烟花的盛衰史，然后笔头一转，“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据此，所谓狭邪艳冶，恰恰就是兴衰感慨之所系。

杂记写于余怀的晚年，成书时余怀已经七十八岁，但我们细读全书，首先感到的是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少年时的声色犬马，风流繁华，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孕育出满腹悲情，寻常的回忆缅怀中，沁入了一层故国离黍的忧思，使这本一脚踏在情色文学的边沿摇摇欲坠的三卷小品，“升华”为具有些微历史沧桑感的名著。

但也仅此而已。至于说，余怀本书能够把“江左风流的缅怀，政治的反省，历史的沉思熔为一炉”，不免过誉。

余怀的文字好，写人写事简洁可喜，略有张岱的韵味。事实上，读余怀不可能不想到张岱，《板桥杂记》简直就是《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的姊妹篇，都是在大变革后痛定思痛，借往事的缅怀抒发故国之思。两人的身世相似，经历相似，写作的动机和写作时的心态亦无二致。《梦忆》“载方言巷咏、嘻笑琐屑之事”，《梦寻》则感叹西湖胜迹“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因此要把梦中“完全无恙”的西湖写下来，“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表面上看，张岱说得悠闲，似乎漫不经心的样子，其实是为这些敏感的文字放一颗烟幕弹，骨子里还是“与《采薇》、《麦秀》同其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