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回望“新诗潮”

新诗也会变旧，被遗忘湮没者不计其数。从胡适举起白话诗的大旗，到新月诗人进行格律形式的试验，从李金发、戴望舒们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肇事，到中国诗歌会革命内容和大众形式的倡导，然后又经历了艾青的崛起，40年代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新民歌派的三足鼎立。继而进入20世纪后半个世纪，又有政治抒情诗的出场，“大跃进”新民歌的喧嚣。当诗歌面临绝境时又有“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的爆发，不仅召唤出几代“归来”的诗人，还哺育出一群又一群自觉疏离中心意识形态和正统美学，在边缘筑巢的“乌鸦”。从新诗潮到第三代……20世纪中国诗歌事件难以尽数。但是就诗论诗，诗歌现象恐怕比能在文学史上站得住脚的诗人还要多。时间真的是残酷无情啊！多少当年曾被关注的作品已经难以卒读，即使是80年代初甚嚣尘上的“新诗潮”，由于客观和主观双重原因造成的队伍分化和“读者群”的更代换新，也早已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

当然近百年的时间毕竟还是太短，以大众传播和消费导向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读者大众的趣味也很难作为诗歌艺术价值的可靠尺度，加上中心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对“大多数”话语的影响，造成了真正艺术汰选的诸多空洞与盲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缺席与虚无，相反，它召唤一种自觉艺术立场的冷静、严肃的审度。然而只要是真正的诗，真正为新诗发展作出过开拓性建树的诗歌流派，就经得起严格的检验。犹如当年对“朦胧诗”的发难，那些横眉怒目的责骂远去了，被责骂的诗却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诵读中。犹如后来年轻气盛的变革者，不甘在它巨大的阴影下写诗，提出“打倒”和“pass”，到后来终于明白，自己可没少承继他们的精神资源和技术资源。正是由于他们的开拓，人们终于挣脱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诗歌阴影，为展开新的诗歌话语空间提供了可能。

“新诗潮”的出现与其说是当年的盛事，不如说是当代新诗的幸事。当代诗歌的危机与困境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诗歌运动的总爆发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然而，天安门诗歌运动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自觉的诗歌变革。虽然诗歌危机摆脱的深层动力不能不以此作为起点与动力，但它终归是曾被抽空实质的人民政治和道德话语的回归，还很难据此判断当代诗歌危机的终结和生机的演示。

社会和时代催化诗歌，但诗歌的话语空间永远是个人的创造。个人，永远是诗歌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力的具体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诗歌的几次群众运动（如“大跃进”民歌、小靳庄诗歌）实绩甚少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诗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努力“人民化”的过程，在人民的话语活动被强行纳入既有模式的历史条件下，反而一步步陷入绝境并与初衷日益背离，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讽喻的原因。

“新诗潮”也不是没有它社会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它较早的浪漫主义时期，其抒情方式和诗歌意象中存在集体经验的映象也是明显的。然而，这究竟不同于“四五”天安门诗歌，甚至不同于“归来诗人群”的诗歌，不是对于国家话语的套用和利用，而是具体的抒情主体和个人化的意境、场景。它把话语从意识形态承诺和道德承诺中分离出来，展示了个人话语空间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话语功能的个人性本来就是20世纪思想文化志士仁人努力的目标。从梁启超发动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白话诗运动，其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解决思维与语言的分离，使语言能够“适切表现现代人的情思”，说自己的话，“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意思”（周作人语）。它对生硬的、负重过多而往往把人引向虚假荒诞的文言的挑战，大大开拓了个人的话语空间，使五四文学成了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象喻。当然，这场语言革命由于落后民族与发达社会之间的巨大落差，本身带着极大的社会功利性（例如教育与启蒙的动机），但是，在有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的作家、诗人手里，则在自我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精神指向与当前事功等矛盾冲突的巨大张力场中，开拓出了独特的话语空间，建构了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特有的景观。然而，后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意识形态的演进，游离了胡适当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理想——文学与启蒙运动逐渐分开，增强其文化指向功能的理想——不是趋近，而是逐渐背离了。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行渗透，一方面是面向人民大众的反复提倡，哪里还有多少个人话语的立足空间？所以直至“文革”，众口同腔的“国语”是存在的，文学就谈不上了，“文学的国语”理想已经成了非常遥远的回忆。

众口同腔的“国语”标示着个人存在的根本空洞。尽管个人话语并不等于文学的话语，它们还存在着相互吸引又互相排斥的关系，如海德格尔所说：“诗并不是随便任何一种讲述，而是特别的讲述，它首先引出了对我们所讨论的以及日常语言中关涉到的一切敞开。”^[1]但文学语言首先必须从千篇一律、毫无活力的“通用象征”指号中摆脱出来，回到个人话语活动中去，使之在言说过程中流动不息，让人们头脑中出现萎缩、板结的那部分细胞复活，让它在无限可能的生成中，使人性朝希望的地平线展开。“新诗潮”了不起的历史功绩，首先就在于话语的个人感受与思维指号的本位回归。

最初似乎是20世纪20～30年代文学话语的回光返照，充满郁达夫式伤感的热情，戴望舒、何其芳式的惆怅和忧郁，在更优秀的诗人笔下则有鲁迅《野草》式的内心风景和孤傲狂狷——这是言语活动的个人归位，以话语风格的个性化和大致相通的独特时代的生存经验感受为标识，宣告了经过漫长断裂时期之后与个人话语的重新接轨。进而是诗歌文体话语的自觉，自北岛提出“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不够用了”开始，“新诗潮”诗人已不满足于历史生活和个人感受的回忆性表述，甚至对表述本身也产生了危机感，努力通过意象和整个话语结构的象喻追求，让当代诗歌话语从个人化向诗歌本体化过渡。

诗歌话语变化、调整的意义不只是诗歌修辞学的。从国家话语到个人话语，再到诗歌本体话语，不仅仅是诗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运动与展开，不只是诗歌写法与趣味的变化，甚至不限于具有独特经验的一代人的思想情感历程。尽管这个诗歌流派并不完善，尽管它有错误和失败，但在20世纪中国诗歌历史的语境中，无论你站在哪一个角度谈论20世纪中国新诗，“新诗潮”都无法省略，特别是在当代，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新诗困境的突破，而且引起人们对诗人位置、诗歌功能、诗歌表达方式的重新审度。

“新诗潮”，并不因为它不再是诗坛热点而减少谈论的意义。

[1]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见《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