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骚动的河流

“一种由微小的触动所引起的无止境的崩溃。这种崩溃不同于往常，异样的宁静，宁静得有点悲哀，仿佛一座大山由于地下河的流动而慢慢地陷落……”这是当年“新诗潮”诗人北岛一篇题为《波动》的小说中的话，比喻某种抽象价值观念在内心的崩溃过程。“新诗潮”原也是一条寂寞宁静的地下河，它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于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年代中跃起，像雪地上的热泪，折射出一代年轻探索者骚动不宁的追求。

一 渗入地下的水滴

起初我们只能看到一些遥远的、朦胧的背影。那是一群在和平环境里就学的大都市青少年，有着较优越的家庭文化背景，接触了较多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近现代文艺作品。他们怀着那个年龄常有的反抗约束、善于幻想的心理，与当时的社会规范展开了温和的对抗式游戏。

20世纪60年代初的北京有不少自然形成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张郎郎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太阳纵队”的传说》^[1]，生动记述了这群人的文学活动。他们包括郭沫若的儿子郭士英，现代诗人戴望舒之女戴咏絮，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著名画家张仃之子张寥寥，抗日名将蒋光鼐之女蒋定粤，以及后来成了著名画家当时的中央美院学生袁运生、范曾、丁绍光、张士彦等。他们“都不是当局的好孩子”，经常玩秘密写诗的游戏，或者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借别人的诗发泄感情。“那会儿，就是爱诗、爱艺术，兴奋与反馈，根本没想到政治的阴影。政治和诗有什么关系？”因此，他们组织文学小组，成立以“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太阳纵队”。张郎郎还行侠仗义，潜进中央美院，偷出了马上就要被批判的袁运生的毕业油画作品《水乡的回忆》，使批判失去了“靶子”。

这在当时当然都是被“禁止的游戏”，“太阳纵队”被视为“反动组织”，因此有一些主要人物被逮捕和审讯。他们只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朦胧的背影。

但这的确是一群“没有作品的诗人”，反映了当代地下诗歌的最初的源头。阳光暴晒的土地，真情已从地表渗入人心的土壤，一滴滴地汇聚成小小的泉眼，滋润与启示着后来的诗人。据郭路生（食指）提及，他的《相信未来》这首70年代初在知青中被广为传抄的诗，题目就得自张郎郎潜逃南方前在一个朋友的本子扉页上匆匆留下的赠言。

不过，假如没有“文革”，那些细小的泉流，终究仍会在干燥的泥土中流失蒸发。这条地下河的形成，是由“文革”直接导致的。1966～1976年是这批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诗人由少年转入青年的时期，人生意识开始形成的时期。“文革”这场旷古未有的风暴把他们彻底地卷入了社会：批斗“走资派”，接受检阅，全国大串联，然后是上山下乡，在边远的乡村接受“再教育”。他们由“文革”开始时的生力军变成了多余的人；由狂热的幻想者变成了理想的幻灭者。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寄托急剧变幻的现实生活与人生道路在他们心灵中留下的内心风暴，于是当年对诗的热爱便发生了作用，异质于“十七年”诗歌的诗被哺育出来了。

郭路生就是被这个悲哀的年代所哺育出来的一个影响巨大的诗人。阿城说“六十年代末我喜欢他的诗。那时候，郭路生的诗被广为传抄”^[2]。多多说郭路生是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3]。《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编选说明”也认为他的诗“可看出他对其他诗人的启发和影响”^[4]。可见郭路生诗歌在当时的影响力。

郭路生，笔名食指，1948年出生于山东，从小在北京长大。父亲是中级干部，母亲是小学校长。他的诗典型地反映了红卫兵一代在“文革”中的悲哀与绝望。1967年，他第一首有影响的诗《再掀不起波浪的海》，写的就是红卫兵对自己狂热信仰的动摇与幻灭。接着又写出了《命运》（1967）、《鱼群三部曲》（1967）、《烟》（1968）、《酒》（1968）、《我最后的北京》（1968）、《相信未来》（1968）等一批诗作。多多认为“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5]，阿城则看出他的诗具有某种功利性和意识形态特点^[6]，是有道理的。他的诗充满着认同与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的激情，这既是当时意识形态话语威权压迫的结果，也是当代以政治抒情诗为主的诗风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但相异之处显然更加重要，因为它不是从简单的信念与原则出发，而是有着更深切的个人生存体验，更真实的灵魂的对抗与挣扎，如这首当年知青中流行最广的《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