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作家的作品是向社会敞开大门而毫无隐私可言的，但他们的书信却呈现了一个另类的私语世界。虽说书信的私人性与作品的社会性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但是书信对印证、补充、阐述作品乃至作家的生平与创作道路的文献价值，至今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在俄罗斯，学者们历来十分重视普希金这位文学之父的多达431封书信的学术价值，因为他曾在一封给爱妻的家信中大声疾呼：“没有政治自由还能生存；而没有家庭隐私的凛不可犯是断乎无从生存的，这毋宁说是被判处流放。”（借用李政文的译文）莱蒙托夫仅只51封的书信集，同样可以揭开他与法国公使巴朗特的决斗是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公主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身边人唆使的惊天内幕（详见莱蒙托夫1840年3月初《致尼·费·普劳京的信》）。

在莱蒙托夫留下的这51封书信中，最多的是写给两个人的，一个是玛·亚·洛普欣娜（1802―1877），多达9封，另一个是他的外祖母伊·阿·阿尔谢尼耶娃，多达7封。这两个人在莱蒙托夫短短27岁（书信集起讫时间为1827年至1841年，仅15年）的生命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玛·亚·洛普欣娜是莱蒙托夫毕生刻骨铭心地相恋，但有缘无分的有情人未成眷属的才女瓦·亚·洛普欣娜的亲姐姐，同时，玛·亚·洛普欣娜也是莱蒙托夫可与之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莱蒙托夫所遭遇的这一恋爱悲剧给自己的生活与创作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在他的十余首抒情诗（如《我俩分离了，但你的姿容……》等），长诗《恶魔》《伊斯梅尔·贝》《萨什卡》，剧本《两兄弟》和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等多部力作中的人物性格上留下了明显的印痕。

我们不妨像解剖一只麻雀那样来解读两封莱蒙托夫写给玛·亚·洛普欣娜等人的信。一封是1832年9月2日写于圣彼得堡的。他写于18岁那年的天才名诗《帆》就是在这封信里面世的。他对玛·亚·洛普欣娜写道，“……再寄上一首诗，这是我在海滨写的：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找什么？

它把什么抛弃在异乡？……

……”

在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搜寻到莱蒙托夫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信末几句附笔虽委婉却又不难让人猜出是对他所念念不忘的瓦·亚·洛普欣娜的钻心思念：

“又及：我很想向您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但又不敢下笔。如果您能猜到，那就好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您猜不到，我即使写出来，您也不会回答我，这个问题也许您根本没有想过！”

第二件可以从这封信中捕捉到的大事，是有关莱蒙托夫生命主旋律，即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信息。他写道：“有人把生活说成是梦，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实实在在也感受到生活的存在和它那诱人的空虚。我永远不能摆脱它，用整个身心去蔑视它；因为我的生活就是我本人，就是现在跟您讲话的人，而且也可以在一瞬间变成空无，变成一个人名，其实也就是空无。天晓得，这个我在我死后是否还会存在！一想到终有一天我不能再说‘我’时，就感到恐怖！这么一想，整个世界已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仅仅是一抔尘土而已。”这与莱蒙托夫在抒情诗《1831年6月11日》中初次吐露的早夭感、厄运感、紧迫感、不朽感是异曲而同工的，真的是“早夭与奋争”铸就了他的不朽。

另一封信是莱蒙托夫1839年2月末或3月前半月从圣彼得堡寄给身处莫斯科的友人阿·亚·洛普欣（1813―1872，即玛·亚·洛普欣娜和瓦·亚·洛普欣娜的弟弟）的，这封信的内容，名义上是为少年时代的挚友得子之喜而写诗道贺，实际上，据不少学者推断，诗人在信中将洛普欣当作瓦·亚·洛普欣娜（即莱至死不渝地恋着的那位才女），他在信中用《我要用这篇迟献的诗章……》了却自己无处宣泄的思念之情。所谓“迟献”，对于洛普欣得子之喜的道贺来说，并没有“迟”；而对于已然另嫁他人的瓦·亚·洛普欣娜而言，“迟献”正好表达了莱蒙托夫因内疚而生的歉意。

高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