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动荡磨砺赤子心

潜移默化的爱国教育

由于史料无从考证，关于陆孝彭的身世，大概无法完整地展现给读者，我们只能透过一些历史碎片来窥见这位航空先驱的幼年生活。在收集、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一股正义与豪情在陆氏家族子子孙孙的血液里暗涌，一脉相承。在动荡不安、战乱纷扰的年代里，这份正义与豪情转化为一股不屈的气节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陆氏家族在明朝历史上应该是非常显赫的。据陆孝彭的大女儿陆群回忆：

据说，在明末的时候，我的祖先官至二品，清军入关后，他们誓死抵抗，后来我的祖辈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是爬回家的。再后来，他带着所辖部下及家属，跑到太湖那个芦苇荡里面，与世隔绝。他们自己种田、打渔、织布、纺纱，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祖先告诫子孙后代，永不仕清。就这样，几百年时间里，这儿的生活一直处于明朝，基本是跨过清朝，直接到了民国。民国以后，这里才慢慢有人走出来。

我爸爸给我讲过他小时候跟随爷爷回老家的事情。他说，要先坐马车，再坐船，当时，那里是新四军的地方，全部是芦苇荡，日本人都不敢进去，船在芦苇荡里面转来转去，不是当地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走。那时，已经是民国时期，结果进去一看，那里边的人还穿着明朝时的衣服。

陆孝彭在诗句中也追忆了他跟随父亲陆元昌回乡祭祖的情景，故乡留给陆孝彭的印象极为深刻：

忆昔随父祭祖坟，太湖深处一孤村。明祠双桂香千里，衣冠古朴读书声。

先祖明末官总兵，抗清兵败隐为僧。告诫子孙不仕清，爱国思想至今存。

“告诫子孙不仕清，爱国思想至今存。”尽管“不仕清”与“爱国思想”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但先辈这铮铮誓言背后潜藏的无声抵抗和决绝却让陆孝彭折服。

陆氏家族到了陆元昌这一代，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再是改朝换代的民族之争，而是外强入侵、山河破碎之耻。

父亲陆元昌

庚子（1900）那年，八国联军侵华，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0年后的1910年，19岁的陆元昌以“第二批留美官费生”的身份，远涉重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找到了宣统二年（1910）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名单，其中就有陆元昌的名字。而与陆元昌同一批留美的人员中，有很多后来回国后都成为各个领域、各个专业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包括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植物学家钱崇澍，外交家、戏剧家张彭春，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冶金学家、陶瓷学家周仁，语言学家赵元任，化学家路敏行等。非常巧合的是，陆元昌、赵元任、路敏行三人竟然还是小学同学。

所谓“留美官费”又称“留美国赔款官费”，这“赔款”即是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必须向列强赔款。1908年，美国将其所得赔款余额约1200万美元作为发展中国教育与文化之用，清政府用此款资助和选拔赴美留学生，并办起了协和医院和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英国人所归还的赔款，规定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管理，庚款董事会中有一个项目就是资助公费留英。美国于宣统元年（1909）开始退还庚款，当年就选派了第一批留美官费生。

与陆元昌同一批留美的赵元任在回忆录《从家乡到美国》中回忆了赴美留学的经历，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可以间接得知当年陆元昌的这段留学经历：

第一批利用美国退还多余庚子赔款的学生是于1909年放洋，我准备考试的是第二批……我们于8月16日启程，搭的船名为“中国”号，一万零二百吨，我们须坐小火轮到“中国”号停泊的地点。我在三号舱，和陆元昌、路敏行同舱，对面的舱由周仁和王预住。吃饭以敲锣为号，由于餐厅面积有限，必须分两次吃，先是中国旅客，第二批是西方人。我们发觉念菜单和学外国吃法，颇不容易，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上了一课。那天在海上航行时间不多，所以我们都兴高采烈离开中国驶向美洲。

以前选送的第一批清华学生，大多数送到高中读书，他们觉得高中课程太过浅显，这是北京政府的错误。这次，我们全部送到大学，有些人甚至被承认具有稍高学分。我和另外13位中国学生获准进入康奈尔大学。

陆元昌学的是铁路土木工程。回国后，陆元昌先在上海洋行工作，由于不堪忍受外国老板的骄横而愤然辞职，后辗转到天津当了一名铁路工程师。由于表现出色，不久升任铁道部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全家也搬到了南京下关。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陆元昌的一些工作细节。然而，通过查阅资料，我们竟然发现陆元昌与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钱塘江大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钱塘江大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南，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施工，于1935年4月动工，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横贯钱塘南北，是连接沪杭甬、浙赣铁路的交通要道。钱塘江大桥不仅是我国桥梁史上的巨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

今天的大桥气势如虹，雄伟壮观，然而，几十年前，茅以升主持制定的建桥方案却遭遇了重重阻力。钱塘江大桥建成以前，中国的桥梁全部由外国人建造：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修的，蚌埠淮河大桥是美国人修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而钱塘江大桥除了茅以升的建桥方案外，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也提出了设计方案……

当时，作为铁道部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的陆元昌，给予茅以升巨大的支持与帮助，使得茅以升的建桥方案最终被当局采纳。当然，这中间陆元昌具体是如何支持茅以升的方案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也是很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知的。

1978年，当陆孝彭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在返回的列车上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桥梁专家、铁道研究院院长茅以升相遇，茅老听说他是陆元昌的儿子，非常高兴，连声感谢他父亲曾经在钱塘江大桥设计方案上给予他的支持。他说：“那时，通过这个方案的阻力很大，但你父亲竭尽全力赞同我的设计方案……至今想起来，我都不会忘记他。”

可惜，就在钱塘江大桥破土动工的那一年，陆元昌因患胃癌去世，年仅44岁。1997年，陆孝彭在《忆昔之一二〇（严父）》中写道：

忆昔先父家教严，疾言厉色心怡悦。报考南高先严斥，榜首题名喜形色。

中年胃疾不治症，遗训昭明常铭骨。魂魄无依六十载，愿神提携入金佛。

陆元昌留给陆孝彭最深刻的印象大概就是威严吧。作为一个父亲，本应留给子女更多温情的记忆却因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无法实现了。

母亲翁炜

尽管我们不知道陆元昌教育子女的具体方式是什么样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他的职业取向和支持中国人自己的钱塘江大桥方案可以看出，陆元昌是一个有血性的爱国知识分子。可以想象到，陆元昌这份爱国情怀对陆孝彭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0年8月19日，陆孝彭出生在上海，祖籍江苏常州。母亲翁炜是爱国女校的学生，知书识礼，思想开明，在校期间，受常州同乡瞿秋白的影响很深，反对裹脚，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然而，陆孝彭的外祖父是商人，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他怕女儿惹事，未等她毕业便逼迫她早日嫁人。翁炜不在乎家境，就想嫁个有学问的人，便嫁给了才学出众的陆元昌。婚后，她生下四儿一女，陆孝彭排行老二，哥哥叫陆孝伦，大弟弟叫陆孝铿，小弟弟叫陆孝衡。陆元昌去世时，陆孝伦正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陆孝彭只有15岁，正在读高中，弟弟妹妹都还小，需要照料，家庭重担全部落在翁氏肩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翁氏独自带着5个儿女流离乱世，支撑他们艰难求生，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物质条件；不仅如此，她倾其所有，供儿读书，教育他们不懈求知。

我们能追溯陆孝彭的最早记忆来自南京。80多年前的南京城，在少年陆孝彭的眼中，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

1925年，6月5日和记洋行工人举行罢工。至7月17日，大罢工获胜，工人复工。7月31日和记洋行厂方失信违约，殴伤工人，酿成震惊全国的“七三一”惨案。

1927年，3月24日英、美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以“保护”侨民和领事馆安全为名炮轰南京，毁坏房屋财物无数，近百名军民死伤，造成惨案，史称“南京事件”或“宁案”。

1930年，4月3日和记洋行英商厂主勾结当局军警和英舰水兵镇压工人，制造“四三”惨案。

罢工、起义、游行、逮捕、暗杀、逃亡……这个城市处于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中。

在南京下关小学学习的陆孝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这里，他不仅受到了知识的启蒙，学习了国语、算术、自然等课程；对于国情时事，也有了初步的认知。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试图探求陆孝彭早年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最初萌发经历。然而，当翻阅史实，沉浸其中，笔者突然明白，无需刻意去寻求，因为，他们的真实生活以及生活的环境便是一部最为生动、最刻骨铭心的爱国题材教科书。

外强入侵、内战混乱、民族危亡、国将不国、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经历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苦难。

这样的苦难，让陆孝彭以及他们这一代人的民族仇恨刻骨铭心，爱国情怀根深蒂固。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将一生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用他们的方式为进步、光明和民族复兴而苦苦求索，奔走呼号。在他们身上，国耻与骄傲相交织，梦想与信仰相呼应。

大概，这儿时的经历就是潜藏在陆孝彭爱国情怀背后的原动力吧！

“九一八”上街游行

1931年，陆孝彭考入江苏常州正衡中学，跟随在正衡中学当教务主任的舅舅到了常州。事实上，陆元昌生病以后，家境每况愈下，承受不了重负，于是，几个孩子分别寄养到了亲戚家里，陆孝彭被寄养到舅舅家。

常州是陆孝彭的故乡，他对这里有着非常特别的情愫。常州，典型的江南水乡。翠绿欲滴的树木，曲折回肠的老街，飞檐和绿树掩映下的石桥，依运河而建的木制老屋，白墙灰瓦，被岁月洗涤过的颜色，古朴而素净。

正衡中学原名私立冠英初中，始建于1925年。后常州商界名人卢正衡先生抱造福桑梓之忱，筹百年树人之计，得冠英初中校董同意，慷慨出资，创办了“私立武进正衡初级中学”。1929年2月，正衡初级中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关于卢正衡其人其事，有文字记载如下：

卢正衡，原籍福建汀州，13岁时父亡，休学，进豫号钱庄当学徒。由于工作勤奋，先后被聘任志成钱庄职员、蔚丰钱庄经理。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恽次远创办常州首家银行——和慎商业储蓄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曾印发钱票和壹元面额钞票。民国八年至十四年间先后任武进商会副、正会长。

苏北桃源灾荒，他首先捐巨资并亲往灾区救赈。直奉战争爆发（1924），战祸殃及常州，他出2000多元筹办救火会，又凿自流井，热忱为地方事业奔走规划。

卢老先生73岁病故，身后哀荣，黄炎培、叶楚伧、翁文灏、庄蕴宽、胡适、丁文江等名士名流，均有哀辞、挽诗，或悼其逝世，或赞其办学的功绩。民国二十一年，国民政府发布嘉奖令，授予卢正衡先生捐资兴学一等奖。

少年时期的陆孝彭

校名之所以取为正衡，一是为了纪念这位学校创办人，纪念他古道热肠，兼济天下，回馈社会，倾力兴学的义举。二是希望学子们能像卢先生一样，正直做人，公衡处事。正衡人的道德传统和人文底蕴滥觞于卢老先生，正衡人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奉献精神也结胎于卢老先生。之所以详细介绍卢正衡先生，目的只有一个：正衡中学秉承了卢老的精神之魂，在这里，陆孝彭深受影响——正直做人，公衡处事！

在正衡中学，陆孝彭开始了他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正衡中学的语文课程独具特色。当时，所使用的教材允许教师自编自选，其中，语文课选编了不少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古文、古典诗词和现代文学。

陆孝彭印象最深的是陈枚丞老师教的语文课。当他念到“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时，几乎能看见眼镜片后面透出来的泪光。课堂上，老师会讲时事，讲战局；课余时间，同学们经常唱《松花江上》《毕业歌》和《满江红》，其中，最爱唱的是《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尽管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复杂的政治形势与动荡时局的变迁，然而，这歌声似一粒粒种子，将追求光明之火的勇气与执着深深埋进他们幼小的心灵。每每唱起激昂的旋律，他们一个个都涨红了脸，热血沸腾：“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在这段少年时期的求学经历中，陆孝彭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陈枚丞。陆孝彭在校时，陈枚丞任正衡中学的校长，原先他是教语文的，后来兼教英语和数学。一段时间，陆孝彭数学成绩不大好，尽管校务缠身，异常繁忙，但陈校长主动提出给他补课，而且风雨无阻。

听舅舅说，陈枚丞和方志敏是同班同学，在陆孝彭心里，对这位校长甚是敬重。解放后，陈枚丞于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兼任民盟常州市委主任委员，1954年调任常州市教育局局长，1956年任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59年8月因病逝世。

这位老校长让陆孝彭记了一辈子，陆孝彭在76岁高龄时，还写了一首《忆昔之二十三（陈师）》纪念恩师陈枚丞：

忆昔少年返故乡，陈师贤德泽被长。夜课床边教运算，朝会涕泣痛沦亡。

六十白驹如过隙，十年红线谁思量。志敏馀党真堪敬，临终党证犹深藏。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东北，至1932年1月，东北全部沦陷。

而就在此时，陆孝彭第一次经受了心灵的震撼。他曾这样回忆：

那是2月的一天清晨，我冒着凛冽的寒风，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进入教室后，发觉同学们都跟往常不太一样，显得很严肃。我这才想起昨天晚上舅舅跟我交代过，第二天早晨校长要亲自给我所在的班级上一堂课，他叮嘱我不要迟到。这下子，我成了班上最后一个到校的，我赶紧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上课铃声响起后，陈校长走进教室。他脸色显得苍白，放下教案神色忧郁、语调低沉地说：

“同学们，这堂课由我来给你们上。”

说着，他转过身去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东北三省的地图。

“同学们，这是什么地方，是祖国的哪一部分？”

学生答道：

“东三省。”

陈校长沉重地说：

“对，同学们，是中国的东三省，可是就在不久前，你们都知道，它全部沦陷了。在上这堂课之前，让我们为东北死难的抗日志士和被日本鬼子枪杀的父老乡亲默哀三分钟……”

我低下了头，这时候，听到有同学在小声地抽泣。

接着，陈校长给我们讲东北的美丽富饶，他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哭诉了中国同胞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后来，他竟声泪俱下，涕泪横流。这时候，不少同学也都痛哭不止，最后，台上哭，台下也哭，整个教室哭成一片。

良久，陈校长擦干眼泪，靠着讲台，用一只清瘦的手臂支撑着身体，一只手臂举起来，声音洪亮地喊道：“同学们，眼泪救不了中国，救不了东三省，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小日本！”

大家受到感染，也跟着高呼口号，此起彼落，气氛悲怆而热烈。

陈校长的演说越来越激昂慷慨，他说：“同学们，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几千年来，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家，运筹帷幄的军事家，高风亮节的爱国志士仁人和名扬千秋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小日本现在企图灭亡中国，要我们做亡国奴，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不能，我们决不做亡国奴！”同学们齐声回答，声如洪钟。

这时候，我感觉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似乎能感受到脉搏跳动的声音。平日里见中国人受欺凌的场面在脑海里浮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拳头已经攥了起来。

这时，教室里有人喊道：“同学们，游行去！”

“对，上街游行去！”同学们马上响应，纷纷都站起来，边喊口号，边往外走。出了校门，就是街道。到街上一看，高年级的同学早已行动起来了。大家挥舞着小彩旗，排着队浩浩荡荡向城中心奔去。我赶紧加入到游行队伍之中。

回学校时，我和同学们都很兴奋，三三两两地在人行道上高声唱歌，真正感受到为抗日战争尽了一份力。

这是陆孝彭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尽管只是一次简单的上街游行活动，但在陆孝彭心里却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喷薄而出时的热烈与激情，从此，在陆孝彭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祖国的命运与每一个人都是休戚相关的，危难时刻，要行动，要斗争，要反抗。

随后，常州正衡中学又发起了一场节食募捐活动。中午，陆孝彭和同学们改吃馒头，节食数日，把节省下来的伙食费转寄支援抗日前线。为了抵制日货运进，不少高年级的学生还和奸商进行斗争。他们用红磷和碎玻璃等制成土手榴弹，扔向存放日货的仓库。其中一位学生因投弹不慎，将手炸伤，暗中被送至无锡治疗。这一扔手榴弹之事轰动了全城，并刊登上了当时的《武进日报》。

1934年，陆孝彭初中毕业后，考了上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毕业离校之前，陈校长曾意味深长地对陆孝彭和其他同学提起了都德的《最后一课》，他说：“现在《最后一课》已经在东三省上演了。今后，不管你们干什么，不管你们在哪里，都不要忘记祖国这个贫穷而伟大的母亲。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掌握本领，要使祖国强大，不再受外族入侵……”

陈校长的话，陆孝彭牢牢记在了心里，而这也成为陆孝彭最初接受进步思想、“科学救国”思想的萌芽，影响了陆孝彭的人生价值取向，促使他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时刻紧密相连。

“一二·九”：一夜囚徒

1934年，陆孝彭回到南京，家人都很高兴，尤其是病重中的父亲。

陆孝彭高中就读的是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江苏省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发达地区，而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在当时是非常好的学校，它率先在高中部设有普通科、师范科和商科。

陆孝彭自幼聪慧敏捷，记忆力超群，他爱翻看一些古典诗书，并将喜欢的东西努力记在脑子中，背得滚瓜烂熟。陆孝彭尤其喜欢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诗篇，这个饱经风霜的伟大诗人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但始终贯串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黄州》）；“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枕上作》）……这些诗句，或壮阔雄浑，荡漾着爱国激情，或清新如画，不落纤巧，让陆孝彭沉迷。大概对诗文的爱好得益于青少年时期的广泛诵读与记忆，而赋诗，也成为伴随陆孝彭一生的爱好。

天资聪慧的陆孝彭很是得翁氏的喜爱。陆孝彭的女儿陆群说：

奶奶说我爸爸是家里的神童，读书最聪明。他从小好强，每天起床，一定要第一个洗脸。他不太爱看教科书，上课时，就是认真听老师讲课。平时，他喜欢到附近的田地里去看小说，背诗文。爸爸在家里也很得宠，奶奶带着小孩子回娘家，就喜欢带我爸爸。他4岁就上学了，然后跳级。上高中时，他到学校去报到，刚到报到的地方，人家一看他，就说，到另外一边去报到！我爸去了，结果一看，是初中部报到。我爸问，高中部在哪里报到，人家告诉了他。结果，他又回到高中部报到处，可刚到那边，还没开口说话，高中部的老师又对他说，“不是告诉你，初中部在那边报到吗？”我爸说，我要到高中部报到。因为我爸个子比较矮，长得又瘦，年龄也小，人家都不相信他上高中。我爷爷、叔叔、姑姑都是很高的个子，就我爸爸个子比较矮，像我奶奶。我爸还说，他高中的时候拉肚子拉了一年，耽误了长身子。

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大门

1935年，对陆孝彭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父亲陆元昌去世了。陆孝彭永远记得在上海医院探望父亲时的情景，想不到，那竟然是与父亲的最后一别。由于工作的劳累和长期心情抑郁，病魔缠身的父亲在44岁便走到了人生的终点。陆家的顶梁柱倒了，翁氏带着几个孩子开始了风雨飘摇的日子。

也是在这一年，陆孝彭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面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又侵犯热河，日寇军舰在长江江面横行霸道，冀东22县独立，华北5省自治，国民政府却在江西苏区大肆围剿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组织和领导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和逮捕。12月10日，北平各大学实行总罢课，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随后，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大中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随后，北平学生组织的南下团来到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学生运动的热情更加高涨。

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成为学生运动中颇有声势的学校，陆孝彭和同学赵世诚、李铸都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关于这一段往事，陆孝彭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起过：

北平学生南下团抵达南京后，把火点起来了。那时是1936年2月，具体日子我忘了。记得是南下团到后不久，南京好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便上街了，我和同班同学赵世诚、李铸都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游行那天一大早，街上还像平时一样寂静的时候，我便起来了，赶到地处大行宫的省立高中。不少同学已经在操场自动集中起来，大部分是高二年级的学生，有100多人。他们打着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和各色的小纸旗，结队后便向玄武湖南岸的国民政府进发。路上，我们发现南京高校的学生已经一队一队涌向国民政府门前的广场，就像一股股汹涌的怒潮，我们内心里深受鼓舞，劲头更大了。我们时而跑步前进，时而缓下来高呼口号，举起小旗和拳头，拼命呐喊，口号声此起彼落，震天动地。看见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我当时好像要燃烧一般热血沸腾，我把传单分给路边围观的市民，激动地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

9时左右，国民政府大门前的广场便都被学生队伍占据了。各校的横幅、标语和旗帜把升起来老高的太阳都遮挡了。就在各大中学队伍在大门前汇合的时候，两队荷枪实弹的军警从大门口跑了出来，在门口站成两排。他们企图驱散堵在门口的学生队伍，以便留出一条空道来。但是在汹涌澎湃的学潮面前，他们如同螳臂挡车，势单力薄，一步一步往后退缩，最后缩到了门内。学生们潮水般涌向大门正面，然后好像有一声口令似的，齐刷刷一片片席地而坐，把政府大门堵了个水泄不通。那些平日耀武扬威出入政府大门的小轿车老远望见这阵势，便绕道而行了。

南京学生大规模的静坐示威就这样开始了。

学生静坐示威的目的，是要逼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出来表个态：坚决抗日，不打内战，一致对外。

我们坐在地上，地板很凉，但我们心中有火焰在燃烧。当时，我不是一点不害怕，因为这毕竟是造反行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就遭到了镇压。但我感觉特别有力量，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心脏在燃烧，民族的血液在沸腾！

后来，太阳越升越高了，政府官员没出来。太阳已经在正中照耀了，政府大门依然不见动静。他们是不想出来见学生，还是害怕出来见学生？这下把学生惹恼了，大家群情激昂，不断地高呼口号，口号声震耳欲聋。

三四个小时过去，万头攒动的人海中才有七八个官员开道，拥出一个大官派头的人。官员出现在门楼上，我们当时都呼啦一下站了起来。纷纷围上去要求这位官员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位大腹便便的官员据说是部长级的人物，他在官员的簇拥下来到学生中间。开始我们学生都对他寄予希望，但不多一会儿，便感觉受到了愚弄和欺骗。我们发现他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一概不进行正面回答，对政府是否一致抗日、反对内战等实质性问题总是支支吾吾，闪烁其辞。这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怒，纷纷怒斥这位“部长”，并向他扔东西，要他滚回去，弄得这位官员极为狼狈，最后只好实话实说。他说，他不过是个让大家出气的替罪羊，对政府抗不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无权做出官方答复，要等他回去向政府报告后，明天再给学生答复，同学们先回去，政府明天一定会让学生们感到满意的。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很明显，这是在拖时间，借以诱骗学生，分化学生，以便各个击破。这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只要大批学生离开政府大门口，一切都好办。然而，学生们单纯，心眼少，轻信了谎言，于是，我们离开政府大门口，回到学校。按照当时静坐示威临时指挥部的意见，第二天各大中学进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然而第二天一早，当我和虞光裕等骨干带领队伍正要出门上街时，发现有大批军警把省立南京中学的学校大门堵住了，不准学生出入。正门出不去了，我们便从大门口返回宿舍楼后面，那里有一个小门，不曾被军警发现。我们一个个从宿舍后窗跳出，从小门溜出去。但当我们3个班的同学近百人冲到国民政府门口时，发现那里冷冷清清的，昨天的热闹景象全没了。原来各校都同省立高中一样，一早都有军警把守，学生们都出不来了。大家气愤地骂道：“狗日的，这就是他们许愿的答复！”

到政府大门口静坐示威的行动计划因轻信政府的许诺而流产了。我们想，当天夜里要不撤回学校，情况将会不一样。我们几个怒气冲天，决定将游行路线的目的地改为日本总领事馆。但当我们走到一个街口，望见日本领事馆那幢楼房时，那里早有军警戒备森严，一个个手持警棍，早已严阵以待。大伙一见非常气愤，对那些军警说：“你们有种的，到抗日前线打仗去啊！为什么荷枪实弹来对付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啊！”有的军警很同情我们，但他们的官却粗声粗气地对我们说：“你们胆敢再胡闹，我们就不客气了。”

同学们见后头没有别的游行示威队伍跟上来，自感势单力弱，心里也有些发毛，坚持了一会儿就怏怏回到了学校。

然而，我们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军警就对游行示威的学生下了毒手，我和赵世诚等100多人被捕了。

那天睡到半夜，我们被一阵紧急的哨子声惊醒，校方通知说到操场上集合。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全都傻了眼，操场外停着两辆军用卡车。负责学校军训的政治教官对我们进行一番训导，随后，我和赵世诚等参加过游行示威的学生便被押上了卡车。

被捕时，我真是百感交集，悲愤痛恨那些不抗日的卖国贼，我们不过是忧国忧民，为抗日而奔走呼号，何罪之有？但同时，又感到自己太幼稚了，没有一点儿斗争经验，竟然被召到操场上束手就擒。我和赵世诚等同学谁也没有想到逃，觉得自己宣传抗日有理，理直气壮。

车子在夜色中开进了光华门外的宪兵补充团驻地。这是一排旧房子，原本是宪兵们住的，临时把床搬了，腾出来充当了看守所。他们把我们关在一个大房间里，月光从两扇窗户孔透进房间，很微弱，夜黑得很快，连蜡烛也没有。我和赵世诚蹲在房门口的地上彼此沉默着交换目光，仿佛互相探询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大惑不解。夜深了，寒冷萧瑟之中，尽管没戴镣铐，但我第一次闻到了血腥味儿……

第二天，宪兵补充团的军官说，可以由直系亲属取保，放你们出去。这样，被捕的人陆续保了出去。我是次日才取保出来的。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母亲听说我的事时正患病在身，她托舅舅保我。当然，保词是千篇一律的，年幼无知或少不更事。

不久，省立南京中学被政府查封，勒令停课。

不能上学了，我和赵世诚、虞光裕还有许多学生及他们的家长都来到省立高中，为的是看它最后一眼。那熟悉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还有宿舍楼，至今我还有很清晰的记忆。它是省里有名的重点高中，也是给予我丰富人生阅历和知识宝藏的地方，我十分依恋它。

我永远不会忘记游行示威事件对我一生的意义，它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意识。

几个月后，迫于社会舆论，政府宣布省立高中改为镇江中学，校址迁往镇江（另说南京中学因发展需要迁往镇江）。因为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愿中断学业，就和同学们一道来到了镇江，直到念完高中。

关于这段经历，陆孝彭有诗《忆昔之二十一（学潮）》为证：

忆昔南京兴学潮，抗日歌声入云霄。杀气腾腾宪警棍，学子皇皇热血高。

光天太学遭封锁，夜半囚车入楚牢。堪恨蒋家真误国，转眼京畿成虏朝。

到镇江复课后，学生一概不准聚众谈论国事，通知发到了学生们的手中。尽管满腔爱国心，但为了继续学业，陆孝彭变得“老实”多了，很少带头“闹事”了，只是专心学习。

然而，了解陆孝彭的同学都知道，其实，在他心中早已经埋藏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航空救国”。

1937年上半年，尽管日本军队还未侵占江南，但日军的飞机早已频繁出没于上海、江浙等地进行侦察和轰炸，日军的飞机肆无忌惮地扔下了罪恶的炸弹，镇江小城民不聊生。那段时间，陆孝彭经常看到头顶的日机作威作福，报纸上、电台里也经常报道日本飞机逞凶的消息。每每此时，陆孝彭都恨得咬牙切齿，他想，一定要造出很多很多飞机，能作战的飞机，一颗复仇的种子在陆孝彭的内心萌芽……

曾有记者问陆孝彭：“您是怎样走上航空这条路的？”

他答：“咳，说起来就话长了。航空救国，你听说过这个理论吗？”

1909年，旅美华侨冯如在美国设计制造出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并试飞成功。1911年，冯如携带自制的两架飞机回国，受任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队长。从此，在中国兴起了一股“航空热”。随后，孙中山先生从抗御外侮、复兴中华的大业出发，积极倡导“航空救国”的思想，并以此作为立国和建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之奔走呼号，苦心经营，创办航空工业，培养人才，组建航空队伍。之后，无数热血青年为这一口号所引导，怀着一生抱负，投身航空事业。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这一批航空志士血洒长空，他们以自己的英雄业绩和生命，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航空救国”思想。

孙中山先生书写的“航空救国”

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理论时，陆孝彭猛然心头一热，一股强烈的渴望涌上心头。这个时候的陆孝彭，即将高中毕业，正在为将来作打算。事实上，母亲一直希望陆孝彭像他的父亲一样，做一名铁路工程师。然而，当他看到“航空救国”这四个字时，他突然明白，自己所向往的是翱翔蓝天，那是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天空。从此，陆孝彭拿定了主意，他要投身航空，献身航空。

1937年7月，陆孝彭迎来了高考。虽然那时全国各学校都能报考，但考试不像现在是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各省各地都设考场。当时是各校分别招生，仅在大城市设考场。按区划片，陆孝彭只能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考场参加考试。

从1937年开始，南方片的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联合招生，北方片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联合招生，上海交通大学则单独招生。

陆孝彭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工程系，在当时，全国只有这两所学校公开招录航空工程系学生，对陆孝彭来说，这是他迈出“航空救国”的第一步，这让他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后来，两所大学都录取了他，陆孝彭最终选择了南京中央大学，因为，当时日本已经把战火烧到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是肯定去不了了。

至于镇江中学，就在陆孝彭毕业后不久，镇江校址被日本空军误认为兵营而遭轰炸，镇江沦陷后，遗址又被日寇完全拆除焚毁，至此，原来的江苏省立南京中学彻底消亡。

陆孝彭后来回忆说：

“南京中学思想活跃，开明进步。老师们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为革命事业培育接班人，燎原了星星之火。此外，这里的教师学风严谨，认真负责。中学时代奠定的基础，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立定一生航空缘

就在陆孝彭满怀梦想步入大学殿堂之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继东三省沦陷后，日本又占领了华北，继而华东、华中失守，日本人攻占南京、武汉，侵略者的铁蹄直逼桂川滇。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纷纷忙着迁都重庆，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往内地。1937年秋，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中央大学，于是学校暂迁至重庆。

关于中央大学西迁，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后来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中这样记录：

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地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微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诺亚方舟（Noah’s 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于九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运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它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事实证明，中央大学搬迁自救的决策是有远见的。抗日战争时期，战区内保护最好的就属中央大学等几所高校。后来搬迁的其他学校，如撤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搬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他们的办学物质转移程度就远没法与中央大学相比。

临开学时，陆孝彭接到中央大学通知，要求先到武汉，再到重庆沙坪坝新校址报到。此时，哥哥陆孝伦也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回家了。

兵荒马乱的年月，让陆孝彭一个人去重庆读书，翁氏实在放心不下；陆孝伦也不愿意在沦陷区工作。于是，一家人商量搬迁重庆的事情。“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于翁氏来说，一家人的团聚比什么都重要。

随着西迁的难民激增，去重庆的船票也价格猛涨。翁氏变卖了值点钱的家具，凑足了陆孝彭的盘缠。于是，陆孝彭独自一人先到学校报到，也为举家西迁打前站。

从南京到武汉，再从武汉到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逆水行舟，拥挤不堪的轮船，沉重而疲惫的汽笛声，直让人心里发毛。惴惴不安的水流，在峡谷中惊惶四散。忧愤，满腔的忧愤，像一个个旋涡，越旋越急，撞击在礁石上，溅起了惊骇！一路上，目睹官商百姓颠沛流离，纷纷逃往大后方避难，陆孝彭深感祖国积弱太深，发誓要学好本领，奋发图强，航空救国。

中央大学重庆沙坪坝校址

到达重庆后，因为学校还没有建好，陆孝彭和同学们暂时住在川东师范。11月中旬，陆孝彭从川东师范搬到中央大学，满心欢喜到了学校，却不想见到了一个寒酸凄凉的重庆中央大学。

原来，中央大学借了重庆大学的一个小山包，由于山包上种了很多松树，叫松林坡。中央大学围着松林坡修了一条环山路，路两边就是教室。房子很简单，砖不多，一大块一大块的石头垒起来的地基，上面用竹子编起来的墙，糊上泥，教室都是这样子建起来的。

宿舍30米左右长，10多米宽，横梁加柱子撑起房子的结构，下面是半截石头，有一点砖，中间是玻璃窗户。一间大宿舍住200多人，里边只有床，其他什么都没有。临时的教室、临时的宿舍、临时的食堂，这简直就像一个避难所……

陆孝彭有些失望，他想，这个地方，能承载他宏大的“航空救国”理想吗？他充满了疑惑。

所幸的是，高中同学赵世诚和李铸与陆孝彭在同一个班。高中快毕业时，他们三人相约一起报考航空工程系，在这乱世之中，三个人的约定竟然能够实现，实属不易，这多少冲淡了陆孝彭心中的失望。

松林坡的中央大学旧址

中央大学1937年才第一次亮出“航空工程系”的名字。此前，中央大学早就有办航空系的打算，但因日本人的阻挠，1933年、1934年只好把学生招到中央大学办的“机械特别班”（实际上是航空技术培训班）培训两年，然后送到国外深造。1937年，国民党开始不买日本人的账，首次公开招收航空系学生了，后来，又从别的系高一年级中调一部分学生进入航空工程系。因此，陆孝彭及其同学成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也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日后，这些人在不同岗位上都颇有建树。

不久，陆孝伦带着一家人和舅舅一家全部迁到了重庆，在一处偏僻的乡村找到了住房，陆孝伦也在一家兵工厂的营缮科找到工作，一家人算是安顿了下来。

陆孝彭全家在重庆时的合影

事实上，全家举迁重庆使得陆孝彭比其他很多同学都要幸运。要知道，就在陆孝彭开始上课的时候，上海失守了。随后，兵败如山倒，南京沦陷，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陆孝彭的同学之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江浙一带，他们与家里完全失去音讯，根本不知道家人是死是活。当时，重庆人习惯把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称呼为“下江人”，这些流落异乡的“下江人”相互照顾，相互依存，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陆孝彭和同学们住在仓库式的集体宿舍内，拥挤不堪，潮湿更甚。但最让陆孝彭印象深刻的要算吃饭问题，中央大学校史有记录如下：

抗战初期，国家粮食部供应中央大学每天三十担^[1]（包括教职工）平价米，这种平价米质量极差，杂有沙子、秕子、霉变米、老鼠屎，煮出来的饭难以下咽，同学们戏称为“八宝饭”。贷金、公费伙食标准低，菜蔬少，八人一桌，常年食用的是萝卜、白菜、蚕豆、豆芽、牛皮菜（甜菜）等，难得有几片肉放在菜面上，成了点缀品，有大字报上说：“伙食六块还算好，加了两块吃不饱，肉片薄得风吹了……”

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着“顶天立地”“空前绝后”两句极为形象的话，是战时重庆中央大学学生现实生活的写照。“顶天”，就是下雨没有伞，光着头淋雨；“立地”，是鞋袜洞破，光脚着地；“空前绝后”，就是裤子前膝或臀部穿破了，大学生赤贫到衣衫不整，添置鞋袜都不能够，这是怎样的窘困啊！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的沦陷，涌入大后方的人越来越多，中央大学在校人数激增。入川后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顶端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站在图书馆门口，可以俯瞰学校全景。后来，又陆续修建了专用教室、实验室和学生俱乐部等。此时的松林坡房舍相连，层层叠叠，再也无法插足了。于是，在沙坪坝镇上修建了小龙坎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对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学院的大型实验室等，将航空工程系和艺术系迁至磐溪，这样校舍的紧张状况得到暂时的缓解。后来，又在离重庆市60华里，从沙坪坝沿嘉陵江而上25华里的柏溪建立了分校。

这些都是陆孝彭没有想到的，这个避难所一般的学校，却在战火纷火的年代里，发展规模空前，使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而航空工程系精英荟萃，人才辈出，学校教授大都曾留学国外，知识渊博，且年富力强。其中，著名的黄玉珊教授1940年受聘重庆中央大学时年仅23岁，同学们美称他为“娃娃教授”。他们思想敏捷，眼界开阔，给学生们带来了欧美等国最为先进的航空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与老师的接触中，陆孝彭深感出国学习是提高自己的一个好途径。

战时的沙坪坝属重庆磁器口行政区管辖，称为沙磁区。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毗邻。穿校南行，是教育家张伯苓于抗战前夕创办的南渝中学，抗战爆发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就设于此。北行至磁器口，是一小河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这儿有四川教育学院。松林坡的对岸，是风景优美的磐溪，嘉陵江从坡下潺潺流过，有一小规模蓄水库，是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所在地。各校所常有演讲会、歌咏会、话剧、土风舞等演出，每次活动海报一贴出，师生均可自由参加，关系融洽。当时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学校每周日借重庆大学或南渝中学礼堂，敦请学界、政界或来华外交使节等社会名流作讲演，还有各种类型的学术讲座，陆孝彭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听讲座。当时社团很多，有文艺习作性的、学术研究性的，有联络感情、砥砺学行的，有宗教研究性的，也有宣扬三民主义、研究战后建设的，等等。

尽管条件艰苦，但陆孝彭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为了弄清楚陆孝彭大学时代的真实生活，笔者专程赴北京采访了陆孝彭大学同学陆元九和丁钊。今年91岁的陆元九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是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之一。94岁的丁钊曾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两位老人非常热情地讲述了在中央大学时的学习经历以及对陆孝彭的印象：

从年龄上来讲，老陆（陆孝彭）是1920年出生的，在我们班上算比较小的，他17岁进入大学，还是未成年吧。但他非常活跃，很开朗，兴趣爱好多，活动面比较广，他喜欢写诗，喜欢唱歌，参加过学校歌咏队。当时，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学校便组织学生唱歌、排话剧等。老陆运动也不错，他大学时喜欢打篮球，虽然他很瘦小，但很灵活，脑子转得快，动作灵敏，反应迅速是他的特点。在社会活动方面，他也是比较积极的，曾经在班上担任过班委职务。他口齿伶俐，说话有条理，思维清晰，是有领导能力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同学中比较杰出的人之一。

老陆很聪明，学习并不是特别用功，但成绩总是偏上等。为什么说他聪明呢？从教授上课提问时他的回答，从向教授提出的问题，从考试成绩等，都能看出来，但要说具体的例子是讲不出来了，时间太久了，但有这个总体印象。

要说学习，陆孝彭最感兴趣的是航空工程专业知识讲座和各种实验课程。

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隶属工学院，首任系主任是罗荣安。陆孝彭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航空专业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每门学科的精华，他沉浸在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航空理论、飞机制造等课程的奥秘之中，他甚至开始试着动手做实际工作，为后来打基础。

学习中，陆孝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事实上，由于受条件限制，航空工程系29级的实验课程并不多，学生自己动手的机会更是很少。但相比在教室里看课本、学理论，陆孝彭对实验室里的一切更感兴趣。当时，学校拥有发动机实验室、风洞实验室、结构实验室、仪表实验室、修配厂和小型图书室。发动机实验室有9台飞机发动机，直列形、V形、星形俱全，设备堪称国内一流，但基本都是美制、苏制或日制的。每次看到这些外国的发动机，陆孝彭都会在心里提醒自己，将来，中国一定会造出自己的发动机，中国的飞机一定会装上“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