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斋夜话》日本刊本考论
一、引言
宋释惠洪(1071—1128)所著的《冷斋夜话》(以下简称《夜话》)是宋代著名的诗话之一。释惠洪,初名德洪,字觉范,筠州新昌县(今江西宜丰县)人。他一生著述颇丰,除《夜话》之外,还有《法华经合论》、《林间录》、《禅林僧宝传》、《石门文字禅》、《天厨禁脔》等等,在禅学理论、僧史撰述、诗文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被同时人张商英称为“天下之英物,圣宋之异人”。《夜话》是其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所记内容颇芜杂,体裁介于笔记、诗话之间,其间记载苏黄等元祐诸人的言论尤多,是研究北宋诗学及江西诗派的必读文献。
据今人陈自力考证,《夜话》的定稿时间应当在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虽然此书宋本已经亡佚,但由于《夜话》成书后,宋代很多的诗话、笔记和类书加以引用,所以其在宋代的原貌还可以部分地恢复。《中国丛书综录》著录现存版本11种,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当推明《稗海》本和明《津逮秘书》本(以下简称《津逮》本),此外清《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也是现在比较常见的版本。四库馆臣已经指出其当时所见版本“盖已经后人删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标题,而标题或冗沓过甚,或拙鄙不文,皆与本书不类”。这三个版本之间差别很小,应皆祖一源,除《稗海》本无标题外,都存在上面四库馆臣所指出的问题,显经后人妄改,去《夜话》原貌已远,很有进行校勘订正的必要,但苦于缺乏善本来进行对校。
2001年,海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故宫博物院所藏本;2002年,业师张伯伟先生点校的日本五山版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厘清此书版本源流、校正通行本讹误的基础文献。但故宫本之讹误不胜枚举,显为书贾射利草率之作,且被误认为是所谓“元刻本”,实为明刻本。然而,尚未有人注意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目前最早的一部孤本即元至正三年刊刻的《夜话》残卷,也没有人注意到《永乐大典》残卷以及《说郛》中所收录的《夜话》。因此,目前学术界对《夜话》的版本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偏差,对《夜话》的校证还远未完成。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夜话》中国国内版本的调查与研究,同时我们也调查了几乎所有能见到的日本版本。我们检索了收有日本35所学术机构藏书目录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资料库”后发现,日本有多种《夜话》版本,如旧称镰仓时代(1185—1333)末期刊本(即五山版)、江户初古活字本、正保二年(1645)刊本、宽文六年(1666)刊本、天保二年(1831)刊本等,另外日本近藤元粹编《萤雪轩丛书》第九卷亦收入《夜话》十卷。江户时代的出版书籍目录以及图书目录都有《夜话》刊行的记录,宽文年间(1661—1673)刊行的《和汉书籍目录》在“外典”部分就著录曾刊刻《夜话》五册;宽文十年(1670)刊行的《增补书籍目录》在“故事”部分也著录曾刊刻《夜话》二册。日本元禄十五年(1702)幸岛宗意《倭板书籍考》卷六对此书有著录,云:“此书记诗文评论、禅门杂事。一说宋名僧洪觉范所作,一说未详,见《文献通考》。”日本刊本中,最为古老、质量上乘的当推五山版。此外,我们还以五山版为底本校读了江户初古活字本、正保二年本及《萤雪轩丛书》本,经过研读发现这些版本不同于中国流行的《稗海》本与《津逮》本。
二、五山版《冷斋夜话》之回传
《夜话》最早的日本刊本为五山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就藏有所谓镰仓末期所刻的《夜话》十卷二册,内阁文库亦有所谓镰仓末期所刻的《夜话》十卷一册,而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室町时代《夜话》十卷一册。反映内藤湖南私人藏书的《恭仁山庄善本书影》中亦著录一部五山版《夜话》。柳田圣山、椎名宏雄所编的《禅学典籍丛刊》中影印收入东洋文库所藏的五山版《夜话》。
根据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介绍,所谓日本五山版是指“从十三世纪中后期镰仓时期起,至十六世纪室町时代后期,以镰仓五山和以京都五山为中心的刻版印本”,“它包括日本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在中国典籍中,既有内典,也有外典。外典中绝大部分是宋元刻本的覆刻”。一般来说,五山版具有两大重要特点:第一,“‘五山版’覆刻的汉籍四部书中,绝大多数是以中国的宋元刊本为底本的,只有极少数是以明初刊本为底本的”;第二,“‘五山版’的雕板,主要是由先后到达日本的中国刻工操刀的,其中以元人居多”。正因为如此,五山版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失传的宋元珍本的内容和风格。
国内学者最早发现五山版《夜话》之存在是在清末民初。1912年,董康(1867—1947)、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在辛亥革命前后避居日本期间,恰逢日本书坊嵩山堂出售五山版《夜话》,索价甚高,董康、罗振玉于是借来此书请王国维以三夕之力对校明《津逮》本而还之。王氏在1912年9月5日致缪荃孙的信中说:
授公从书坊携来五山刊本《冷斋夜话》(前五卷当明嘉、隆间人抄补。)甚佳,以毛本校之,多二条(十卷亦有小题,其渊材亦作刘渊才,当自元本出)。又补脱落数处,改正若干字(约数百字),索值三十八元,大约拟留之也。
王氏的这部手校稿中有他大量的校记、识语和罗振玉、罗继祖的跋文,藏于罗氏大云书库,2007年由上海嘉泰拍卖公司以37.4万元拍出,可惜我们不易见到这部手校稿的全貌。1928年东方学会曾将王氏这一校勘成果进行整理后排印出版,题为“日本五山版”。该本将王氏的随文校记悉行删去,只在十卷后保留四条识语,若将其与《津逮》本、日本《禅学典籍丛刊》影印五山版对校,可发现其中有几处已据五山版改正、补缺,有几处却又未改,从而形成了一个既不同于底本《津逮》本,又不同于校本五山版的奇特版本。由于该本被收入罗振玉《殷礼在斯堂丛书》,故一般称之为《殷礼在斯堂丛书》本(以下简称《殷礼》本)。《殷礼》本最大的价值在于其保存了王国维先生的四条识语,这些识语对于其所见五山版的版式、钞补等情况记之甚详,其中部分识语云(见书影一):
壬子夏以日本五山刊本校《津逮》,共补二条,改正数百字,甚为满意。元书前五卷钞补,亦旧钞也。其源当出元刊。王国维记。
五山刊本后有题识一行曰“元龟三年记之”。案:元龟三年当明隆庆间,其字与前五卷之钞补者似出一手。元书每半页九行,每行十八九字不等。每条第二行以下均低一格。并记。
……曩跋《续墨客挥犀》,以“开井法”一条必为惠洪所记,今果
于旧本中见之。唯《四库总目》所举佚文二条尚不在内,岂尚非足本耶?国维又记。
书影一:王国维《冷斋夜话》手校稿(以日本五山版校《津逮秘书》本)
此外,罗振玉的胞弟罗振常此时也随其兄避居日本,他在《善本书所见录》中也记载了上文这部五山版《夜话》:
《冷斋夜话》十卷,宋释惠洪撰、日本刊本。……曩见五山板本,前五卷抄补,取校毛本,补一字未易工(卷三末)及开井法禁蛇方(卷九末)二条。又正讹夺之字数百,标题亦与毛本大异,盖从宋本出,书肆非百五十金不售,乃校而还之。昨在东京得此本于某旧家,与五山本悉同,而首尾完好,价则不及五山本三之一,闻彼邦传本亦至罕,异日当影写付刊以传之。宣统丙辰冬仇亭老民记。十卷前有目录,目后有“是书僧惠洪所编也”云云识语七行。半页九行,行十八字,题
低二格,每段第一行顶,以下低一格。这段文字还著录了《夜话》的另外一个日本刊本,与五山版悉同,而首尾完好,前五卷非钞补,由于其价格不及五山版的三分之一,笔者推测其并非五山版,应当是其他后出的日本刊本。
但是,这部王国维先生校对完毕后归还书坊的五山版似乎不久之后又为董康所得。邵章《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续录》指出:“董授经藏日本五山本,至佳。”考之专门记录董康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避居日本时的访书经历的四卷本《书舶庸谭》,并未见提及五山版《夜话》。但其后董康每再度赴日一次,《书舶庸谭》一书“便增加一次篇幅,由四卷增至九卷之多”。九卷本《书舶庸谭》第八卷便记载了他1935年5月8日在东方研究所或东洋文库再次寻访到五山版《夜话》的事实:
《冷斋夜话》十卷,五山本。每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凡九十二页。前有目录十页。每卷首题《冷斋夜话》卷之几,尾同,隔数行不等。鱼尾下仅“夜话”。昔年余藏有是书,今归沅叔同年。较通行本多数则也。“沅叔”是傅增湘(1872—1950)的字,其《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三对这部董康所藏五山版《夜话》有著录:
《冷斋夜话》(《稗海》本以日本五山本校并临何义门校语)……授经同年藏日本五山板,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线(通各卷为号)。字体疏古,直从天水出。惜前五卷乃抄补,然亦极旧,疑数百年前人手笔。假校一过,卷九补“开井法”一条,馀所得异字逸文殆不可胜计。余昔迻写何校,苦无善本可勘,今竟获海外奇秘,读毕为之
忻慰无已。沅叔手记,时甲寅十二月十七日也。所谓“直从天水出”,则傅增湘认为五山版的底本是宋本。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其时此本尚归董康所藏,傅增湘只是借来与《稗海》本对校。从傅氏的生卒年来看,这里的“甲寅十二月十七日”当指公元1915年1月31日,其时傅氏正在国内肃政厅肃政使任上。再结合董康辛亥革命前后避居日本的返华时间(1913年)、接下来一次赴日的时间(1923年),可推知董氏获得该五山版是在王国维完成校对、归还书坊后的1912年9月到1913年这段时间内,且在回国时将该本一起带回。此外,傅氏的私人藏书书目——《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三也著录了该本:
《冷斋夜话》十卷,日本五山[板],九行十八字。前五卷元龟三年钞补,有瑞林寺印。该书目刊印于民国十八年(1929),说明在此之前这部董康旧藏五山版《夜话》已归傅氏双鉴楼所有。而该本上钤有瑞林寺印,说明其原为日本瑞林寺的旧藏。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八和《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亦著录该本。
要而言之,上述这部五山版《夜话》前五卷原已佚,系日人于元龟三年(1572)抄补。其版式为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抄补部分可能为行十八九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每条有小标题,标题低二格,正文第一行顶,第二行以下均低一格。将该本与《稗海》本、《津逮》本对校,发现其较《稗海》本、《津逮》本多卷三“诗一字未易工”和卷九“开井法禁蛇方”两条,其馀异文亦不可胜数。可见,这部晚清民国初年回传到中国的五山版《夜话》并非全本,而号称“五山版”的《殷礼》本亦非纯粹五山版。真正将全本五山版《夜话》引回国内的是张伯伟先生点校整理的五山版《夜话》。
三、五山版底本蠡测
日本东洋文库的岩崎文库藏有首尾完整、未经抄补的五山版《夜话》原本,现已影印收入柳田圣山和椎名宏雄所编的《禅学典籍丛刊》第五卷,张伯伟先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所收《夜话》即据以点校。该本的版式为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全书之末有刊语七行:“是书僧惠洪所编也。洪本筠州彭氏子,祝发为僧,以诗名闻海内,与苏、黄为方外交。是书古今传记与夫骚人墨客多所取用,惜旧本讹谬,且兵火散失之馀,几不传于世。本堂家藏善本,与旧本编次大有不同,再加斤正,以绣诸梓,与同志者共之。幸鉴。”文字基本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元刻本。牌记仅“癸未春孟新刊”一行,同于元刻本的款式,而异于故宫博物院所藏所谓“元刻本”(以下简称故宫本)的“至正癸未春孟新刊/三衢石林叶敦印”两行。椎名宏雄先生指出,该本的刊语(包括牌记)系一段补写文字,与该本本身的刊刻时间未必同时。
关于五山版《夜话》的源流,中日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将其定为“室町时代覆元本”。日本著名书志学家川濑一马先生认为该本是镰仓末期的覆宋版,椎名宏雄先生根据《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以下简称《图录》)收录的《夜话》静嘉堂藏本图版和解题中两行牌记与该本一行牌记的对比,认为该本牌记中的“癸未”是指元至正三年,进而得出该本为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覆元版的结论。张伯伟先生则通过该本与《图录》所收静嘉堂藏本图版和解题的对照,认为这两个版本版式不同、刊语的位置不同、刊语(此处他指的是牌记)的文字有异,从而推断五山版《夜话》为覆元版的结论未必能够成立,因此“个人倾向于维持覆宋版的旧说”。由于椎名宏雄、张伯伟两位先生都将静嘉堂藏本误认为是元刻本,所以据此得出的结论都需要重新讨论。此外,本文前面所收集、罗列的前人著录文献中,王国维先生根据五山版“十卷亦有小题,其渊材亦作刘渊才”推测其从元本出,不知他所说的元本指的是国图藏元刻本还是故宫本;罗振玉、罗振常、傅增湘则认为其从宋本出。
笔者将五山版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元刻本残卷进行对比后,发现二者极为相似:首先是版式皆为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每条小标题低二格,正文第一行顶格,第二行以下均低一格,仅有黑口和白口、双黑鱼尾和单黑鱼尾的不同。而故宫本的版式则为九行十七字,四周双边,明显不同于上述二者。试比较下面所附的三张书影,便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异同:
书影二:上方左为国图所藏元刻本、右为《五山版の研究》中所附日本五山版,下方为故宫本
其次,二者文字上也很一致,皆完整保存卷三“诗一字未易工”和卷九“开井法禁蛇方”二条;就元刻本残存的其他条目来看,故宫本与其他后出版本脱落处,元刻本与五山版皆未脱;故宫本及其他后出版本与五山版有异文处,元刻本往往同于五山版。比如卷二“王平甫梦至灵芝宫”条“有人在宫侧,隔水谓曰”一句的“隔水”二字,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脱去,而元刻本与五山版未脱。卷三“诗说烟波缥缈处”条“整钓背落日”一句第二字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作“约”,而元刻本和五山版作“钓”;第五字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作“中”,而元刻本和五山版作“日”。由此可知五山版与元刻本有很深的渊源,或者五山版出自元刻本,或者二者同出于某个宋本。再根据卷一“宋神宗诏禁中不得牧豭豘因悟太祖远略”条标题元刻本、五山版首三字皆作“宋神宗”,而宋人作为本朝人只会称“神宗”或“神庙”;同卷“李后主亡国偈”条五山版首句为“宋太祖将问罪江南”,而宋人只会称“太祖”或“艺祖”,且成书于南宋初期的诗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夜话》此条正作“太祖”,可以推断出这两个“宋”字明显为元人所加,绝非宋本原貌,所以笔者判定五山版应源自元刻本,而非源自宋本,否则应该保持宋本原貌。
但五山版也并非完全覆刻元本,所以在版式及文字上也并非完全相同。首先,二者刊语和牌记的位置不同。五山版的刊语和牌记在十卷之末且为一段补写文字,而元刻本在目录之后。其次,二者在文字上仍有少量的差异。比如卷三“诗说烟波缥缈处”条“约束晚来还”一句的第四字,元刻本作“见”,而五山版作“来”;卷五“东坡藏记点定一两字”条“东坡闻之,拊手大笑,亦以公为知言”一句五山版脱“以”字,而元刻本未脱。再次,二者在版式上还有两点差异。五山版为白口、单黑鱼尾,而元刻本为黑口、双黑鱼尾。这些差异应当是五山版以元刻本为底本刊刻时作了改动,所以五山版虽从元刻本而来,但不能称为完全意义的覆元刻本。因为元刻本刊于至正三年(1343),而五山版从元刻本而来,所以笔者认为不大可能是镰仓(1185—1333)末期的刊本,而可能是室町时代的刻本。
四、日本江户初古活字本与正保本管窥
除了五山版以外,日本还有多种《夜话》刊本,尤以江户时代初期刊行的古活字本和正保二年的刻本最为重要。经我们仔细核校,发现两本与五山版既有同也有异。现略叙如次:
古活字本在日本似乎也比较少见,仅内阁文库以及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有十卷三册。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古活字本之缩微胶卷,以上三本笔者皆曾目验。内阁文库本为林(大学头)家藏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藏本目录上钤有“住友藏书”之印。三本目录后皆有刊语七行,牌记一行,文字同于五山版。古活字本在版式上亦基本同于五山版,也是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四周单边,双黑鱼尾。每条第一行顶格,第二行以下低一格,标题低两格。书末另有刊语:“于下京樱町开板。”
书影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古活字本《冷斋夜话》
我们在仔细比勘了元本、五山版、故宫本与古活字本在文字上的异同后发现,古活字本文字基本与元本、五山版相同,如卷一“的对”条:“太宗曰:‘我见魏征常媚妩。’则德宗乃曰:‘人言卢杞是奸邪。’”“德宗”前的“则”字,正保本与《萤雪轩丛书》本皆无,而古活字本和元本、五山版皆有。又如卷二“老杜刘禹锡白居易诗言妃子死”条“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一句第七到第九字,古活字本和元本、五山版作“九牛毛”,而正保本作“九牛一毛”。再如同卷“王平甫梦至灵芝宫”条标题第三字,古活字本与元本、五山版作“甫”,而正保本作“父”。所以,我们认为古活字本与元本、五山版应该属于同一个系统,而与中国的明本系统的传本,如《稗海》本、《津逮》本不同。
我们又发现,古活字本多有同于元本而异于五山版之处,比如卷二“安世高请福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条“少游极爱其画”一句的“少”字,五山版脱,而元本、故宫本、古活字本皆未脱,此处五山版明显劣于他本。又如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条“凤城南阶它年忆”一句第四字,五山版作“阶”,而元本、古活字本皆作“陌”。同卷“东坡藏记点定一两字”条“亦以公为知言”一句,五山版脱“以”字,而元本、古活字本未脱。由于元本残卷仅存卷一至卷六、卷八至卷九,所以无法比勘元本、五山版与古活字本的全部异同,但仅从我们核校的结果就可以发现,古活字本与五山版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又如卷六“钟山赋诗”条“意行深入碧萝层”一句第三字,五山版作“深”,而古活字本与正保本作“源”。卷七“毛僧之化”条“饮食无所撰”一句末字,五山版作“撰”,而古活字本与故宫本、正保本皆作“择”,显然“择”优于“撰”。从上可见,古活字本多有胜于五山版之处。所以我们认为,古活字本的底本不是五山版,而可能直接源自元本。
但古活字本也有既不同于元本也不同于五山版的情况,如卷二“馆中夜谈韩退之诗”条“李常公择”的“择”字,元本、五山版、故宫本作“泽”,而古活字本与正保本作“择”。李常(1027—1090),字公择,为黄庭坚舅父,与苏轼等人多有交往,宋代的史料中未见其有字“公泽”的记载,显然“择”优于“泽”字。同卷“昭州崇宁寺观音竹永州澹山岩驯狐”条“屋近崇宁寺”一句第一字,元本、五山版、故宫本皆作“屋”,而古活字本作“居”。卷五“东坡属对”条“及见黎氏为予言”一句第四字,元本、五山版作“氏”,而古活字本与正保本作“民”。这极可能是古活字本在翻刻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校勘工作,对底本做了若干改动。
从以上的比勘可以看出,虽然五山版有“至佳”之誉,但如果再参之以古活字本、元本,庶几可以得到一个更接近于原貌的《夜话》版本。另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古活字本上还有日人的批校之语,很可能是日本江户时代日本学者阅读《夜话》的心得,很有价值,惟其以日文书写,若需利用还要加以翻译。
除五山版、古活字本外,日本古刊本中值得重视的还有正保二年本,此本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双黑鱼尾,每条标题低两格,正文第一行顶格,第二行以下低一格,与元本、五山版、古活字本相同,与古活字本不同的是其四周双边。卷十末有牌记云:“正保二乙酉孟春吉旦,洛阳三条通菱屋町书舍 林甚右卫门。”所谓“洛阳”,即日本的京都,林甚右卫门在日本江户初期翻刻了不少中国的典籍,如《五经集注》、《增注唐贤三体诗法》、《新刊鹤林玉露》。正保本与古活字本大致同时刊刻,两个版本在文字上颇多相同之处,而与元本和五山版多有不同。如卷一“罗汉第五尊失队”条“十八声闻解埵根”一句第四字,元本与五山版皆作“闻”,而正保本同于古活字本作“门”。同卷“采石渡鬼”条,五山版与故宫本皆作“自参知政事除蔡州”,而古活字本与正保本作“自蔡州除参知政事”。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枚举。正保本与古活字本在文字上的差异并不是很多,很可能正保本就出自古活字本。但是正保本的质量似乎不如古活字本,在刊刻过程中出现若干误字,如卷二“安世高请福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条“灵帝末关中大乱”的“末”,正保本就误作“未”。卷六“大觉禅师乞还山”条“学外工诗”的“工”,正保本就误作“王”。当然,古活字本亦有若干讹误,如上文所举卷一“罗汉第五尊失队”条“十八声闻解埵根”,古活字本作“门”似误。
日本正保二年刊本在日本有多家机构收藏,并不罕见,笔者所见本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此本1955年6月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前保存完好,纸墨如新,书上有该书原收藏者点读时的红色标记,比较有价值的是此书天头还保存着原收藏者用汉语写成的若干批语(见书影四)。这些批语主要是对《夜话》中语词的校勘、训诂,可以说这是较早对《夜话》进行研究的著作,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细绎这些批语,颇有价值,故将其汇集如下,以为阅读《夜话》之参考:
书影四: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日本正保二年(1645)本《冷斋夜话》及其批语
卷一“江神嗜黄鲁直书韦诗”条,“傥恍之际”,批语云:“傥,坦朗切,卓异貌,冀也。傥,通作‘党’。《前·董仲舒传》:‘党可得见乎?’恍,胡广切,昏也,又怆恍失意貌。‘遥思傥恍兮若有遗。’”(《韵府》恍字下)“一饷而济”,批语云:“饷,馈也,饟也。”
同卷“罗汉第五尊失队”条,“儿南营兵妻也”,批语云:“营,列名。又军垒曰营。”“寡而食素”,批语云:“素,平生时食也。又《霍光传》注:菜食无肉曰素食。”(《韵会》)
卷三“东坡美谪仙句语作赞”条,“小儿天台坐忘身”,批语云:“‘坐忘身’,《东坡集》作‘贺季真’。”
同卷“少游鲁直被谪作诗”条,“木折空还沁”,在“木”下注:“水。”又批语云:“沁,水名。”
卷四“诗曰其用不言其名”条,“语言少味无阿堵”,批语云:“阿堵,王夷甫口不言钱云云。举阿堵物。又顾恺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犹言这个也。”(《韵会》)
同卷同条,“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批语云:“朝三暮四,众狙绵怒。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云云。《庄子·齐物》:狙公赋芋曰。芋,栗也。”“格五,《算经》曰:算有四,采算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谓之格五。”“蹙融,弈棋有蹙融之说。融,当作戎。此戏出于黄帝蹙踘意,在军戎也。资□□。”(《韵府》戎字下)
同卷“诗用方言”条,“乌蛮鬼”,注:“乌鬼,杜甫诗注曰:鸬鹚,蜀人临水居者皆养之捕鱼。”
卷五“诗置动静意”条,“东坡作眉子研诗”,注:“研,《东坡集》作砚。”
卷七“唤作拳是触不唤拳是背”条,“宝觉禅师”,注:“无尽居士兜率悦子也。”“从悦嗣真净文,文嗣黄龙南,南嗣慈明园。”“灵源与鲁直嗣晦堂心,心嗣黄龙南。”
卷八“云庵活盲女”条,“以所乘笋兜舁归”,“兜,唐申王每醉,使宫妓将锦彩结一兜子,抬皈寝室,号曰醉舆。”(《府》)
同卷“钱如蜜一滴也甜”条,“相顾羞缩”,批语云:“羞,《说文》:进献也。缩,《楚语》:缩于财用则匮。注:取也,又退也,又短也。”(《韵会》)“又畜王孙小于虾蟇”,注:“柳子有《憎王孙文》,谓猴也。”(《府》)“使出戏衣褶间”,注:“褶,徒颊切,衣有表里,而无絮也。又似立切,袴褶也。”
同卷“石学士”条,“驭者失控”,注:“控,止马曰控,谓勒止也。”(《韵》)
同卷“白土埭”条,“江都令”,注:“令,《韵会》云,官署之长也。又汉法,县户以上为令,以下为长云云。”“但得食一塸”,注:“塸,乌候切,墓也。”
卷十“范文正公麦舟”条,“尧夫”,注:“邵康节,字尧夫。始至洛,蓬荜环堵,不蔽风雨,名所居曰‘安乐窝’。为瓮牖读书,自号安乐先生,有《安乐吟》云云。《排韵》:愁杀天津桥上客,杜鹃声里两眉攒。”(《钟山》,帛)
从引用的文献来看,批点者具有较高的汉学修养,能够熟练地引用中国的史书、诸子、文集和韵书对《夜话》中的词汇加以解释,同时看得出批点者对中国的禅宗史也较为了解。这些批语虽然不多,但其价值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活字本并非以五山版为底本翻刻而成,而是与五山版一样可能祖源于元本;古活字本在文字上多有胜于五山版之处,有资于五山版之校勘;而正保本可能源自古活字本,但质量似乎不如后者。
五、《萤雪轩丛书》本略论
近藤元粹(1850—1922),字纯叔,别号萤雪轩主人,日本伊豫国(今爱媛县)人,日本近代著名的汉学家。虽然在他的时代,汉学作为传统已经慢慢消歇,但他还是以惊人的精力涉猎了中国传统四部之学:在经学上著有《增注春秋左氏传校本》(1882),在史学上著有《笺注十八史略校本》(1880),在子学上著有《王注老子标释》;他用力最多、成果也最多的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评点,经他评订的中国文学总集有《明清八家文读本》(1884)、《浙西六家诗钞》(1896)、《唐贤三昧诗》(1905)、《中州集·中州乐府》(1908),别集则更多:《林和靖先生诗集》(1897)、《韦柳诗集》(1900)、《王孟诗集》(1902)、《李太白诗醇》(1905)、《白居易诗集》(1906),《苏东坡诗醇》(1907)、《陶渊明集》(1913)。特别难得的是,他还收集整理了中国历代58部诗话,编成《萤雪轩丛书》(以下简称《丛书》,1892)。这部丛书以宋明诗话为主,亦收录少量唐元清诗话,所录之诗话大部分是已经成书的诗话,还有部分诗话为其从各书辑集而来,最有价值的是每部诗话都有近藤元粹的评点。中国古代的诗歌评点始于宋元之际的刘辰翁(1231—1297)等人,而从来没有对诗话进行评点的著作,这种“批评之批评”的著作似始于日本的近藤元粹。本文所讨论的《夜话》就收于《丛书》第九卷。
书影五:《萤雪轩丛书》本《冷斋夜话》卷首
倘若考察《夜话》的研究史,则其自《夜话》诞生的宋代就已开始了:宋人的诗话、笔记中已有不少对《夜话》的批评;而日本江户时代学僧无著道忠(1653—1745)所著的《冷斋夜话考》则是比较早的对《夜话》中出现的语词进行专门解释的著作。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正保本《夜话》的批语中也有对《夜话》文字的校勘与训诂;而《丛书》对《夜话》的评点则以艺术性为着眼点,兼及校勘,文字轻松活泼,颇有可读性。
《丛书》本《夜话》的底本显为日本历来的传本,而非中国流行的明本。最为明显的是卷一第一条“江神嗜黄鲁直书韦诗”:“王荣老尝官于观州,罢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其中的“罢”字,明故宫本作“能”,可能为“罢”之坏字;《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作“欲”,而元本及日本的五山版、古活字本、正保本、《丛书》本皆作“罢”。再如卷二“雷轰荐福碑”条“范文正公镇潘阳”一句的“潘阳”二字,中国的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作“鄱阳”,而日本的五山版、古活字本、正保本、《丛书》本皆作“潘阳”,虽然此处日本诸刊本显然不正确,但却保持了一致,也可见《丛书》本的底本是日本刊本。
具体到日本的哪一种刊本,笔者认为《丛书》本的底本可能并不是日本最古老的五山版,如卷一“罗汉第五尊失队”条“十八声闻解埵根”一句第四字,五山本作“闻”,而《丛书》本同古活字本、正保本作“门”。同卷“诗本出处”条“所欠惟一死”一句第二字,五山版作“欠”,而《丛书》本同古活字本、正保本作“阙”。那么《丛书》本的底本到底是哪一部?笔者认为是正保本,理由如次:其一,古活字本在日本比较稀见,而正保本在日本刊本较多。其二,《丛书》本亦多有异于古活字本而同于正保本之处,如卷一“的对”条,“则德宗乃曰”一句,五山版与古活字本皆有“则”字,而正保本与《丛书》本无“则”字。卷二“老杜刘禹锡白居易诗言妃子死”条“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一句第六到第八字,五山版与古活字本皆作“九牛毛”,而正保本与《丛书》本俱作“九牛一毛”。其三,《丛书》本的评语透露了底本的信息,如卷二“安世高请福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条“虽嗔而好施,故多宝玩”一句,近藤评曰:“原本‘玩’作‘坑’,盖讹,今订正。”检正保本,“玩”正作“坑”字,而五山版与古活字本皆作“玩”。又卷六“僧清顺赋诗多佳句”条,“坡晚年亦与之游,亦多唱酬”,近藤评云:“原本‘酬’作‘训’,非,今订正。”此字他本皆作“酬”,惟正保本误作“训”。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丛书》本的底本是正保本。
对于底本,近藤可能也参照他本做了一些考校的工作。如卷二“古乐府前辈多用其句”条“老杜曰: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近藤评曰:“原本‘匠’误作‘象’,今订正。”“匠”诸本皆作“象”,而只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引《夜话》及杜甫本人文集作“匠”。此处近藤极可能参考了杜甫的文集。又卷五“东坡属对”条“予游儋耳,及见黎氏”一句近藤评曰:“原本‘氏’作‘民’,盖讹误也,今订正。”古活字本与正保本皆作“民”,而《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一引《夜话》作“氏”,近藤可能根据宋人引录改作“氏”。还有不少地方,近藤并没有改动原文,而是直接指出文字有讹误,如卷一“东坡南迁朝云随侍作诗以佳之”条,近藤云:“末段行文欠明了,恐有脱误。”卷四“诗用方言”条“自然有颖脱不可干是韵”一句,近藤云:“‘是韵’二字,难解,恐有脱误。”近藤只是提出怀疑,而没有给出自己的校勘。
诗话是作为一种极为轻松的文类出现的,用其创始人欧阳修的话说就是“以资闲谈”;诗话与笔记也多有交叉,我们今天视《夜话》为诗话,而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元人所编的《宋史·艺文志》,皆将其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因此以后代狭义的诗话观念来审视《夜话》,自然觉得过于驳杂,近藤亦在其评点中多次指出某条非“诗话”,如卷一“宋神宗诏禁中不得牧豭豘因悟太祖远略”条,近藤云:“是条非诗话。”卷七“梦迎五祖戒禅师”条,近藤云:“不经之谈,非诗话。”卷八“范尧夫揖客对卧”条,近藤云:“以下皆非诗话。”卷九“张丞相草书亦自不识其字”条,近藤云:“此卷所录多非诗话者,虽然亦足以资一笑之料。”近藤断定为非诗话的条目,确实与诗无涉,近于街谈巷语。许《彦周诗话》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圣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录异事”亦是诗话的功能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夜话》中的这些条目,称之为诗话亦非不可。而在近藤元粹看来,这些“异事”则不能称为诗话。
近藤元粹对《夜话》的批语很难分类,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夜话》本身的批评,这些批评大多质疑惠洪的论诗意见,如卷一“东坡得陶渊明之遗意”条,《夜话》云:“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如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近藤云:“此评未知得当乎否?”平心而论,杜牧此诗并没有惠洪批评得那么差,所以笔者同意近藤的看法,即惠洪此评有点苛刻。卷六“诵智觉禅师诗”条云:“智觉禅师,住雪窦之中岩,尝作诗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残半夜灯。此境此时谁得意,白云深处坐禅僧。’诗语未工,而其气韵无一点尘埃。”近藤云:“闲雅幽逸之状可掬,冷斋以为未工,何也?”这亦是对惠洪评论的质疑,这首诗在意境营造上确实“闲雅幽逸”,但其造语,特别是最后一句似乎“不工”。此诗前联皆在写夜景,最后一句出现“白云”一词,似乎又转到白昼,炼字不工,所以笔者比较同意惠洪的意见。又卷八“刘跛子说二范诗”条,近藤云:“拙陋不成诗,何足录之。”其诗云:“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椀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此诗确实比较窳陋,不可卒读,《夜话》收入此条意义亦不大。从近藤所选择评点的诗人来看,都是中国诗史上第一流的或者至少是出色的诗人;近藤能够欣赏他们,并对他们的诗加以批评,已经造就了他比较高的文学品位,所以再读《夜话》中这些为惠洪所津津乐道的诗,自然就觉得惠洪的选择或批评有问题了。总而言之,他们在审美观上有着一定的差距。对于惠洪在知识上的错误,近藤亦不客气地加以指出,如卷一“卢橘”条,近藤云:“李善注引应劭,非应劭注。”尽管近藤和惠洪在具体诗歌上有不少不同看法,但并不意味着二人所有观点都不同,近藤亦有称赞惠洪批评之处,如卷四“王荆公东坡诗之妙”条,近藤就评道:“妙计细评。”又同卷“诗忌”条,《夜话》云:“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近藤云:“余常持是论,而俗论往往以绳墨相讥谤,恨不使播,是书细读之也。”似乎惠洪的观点深得近藤之会心处。
总之,近藤对《夜话》的批评似乎是中日两国学者跨越几百年的对话,既有共识,又有争议。
六、馀论
上文对日本的五山版、古活字本、正保本和《萤雪轩丛书》本做了详细的考察,这些刊本基本上囊括了日本现存的比较重要的版本,一个不同于中国流行的明刊本的版本系统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以五山版、古活字本为代表的日本刊本承袭了元刻本的优点,所以它们在完整度与文本的准确性上确实优于中国的明刊本。元刻本虽然是目前最早、最准确的刊本,但因其残缺过多,所以仍然不能和以五山版、古活字本为代表的日本刊本媲美。
日本刊本与中国的故宫本等其他明清十卷本相比,优点有二:
第一是文字较全。如卷三“诗一字未易工”条中国明清各本皆脱,而日本刊本未脱;卷九“开井法禁蛇方”条故宫本只剩标题和末尾数语,《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脱去,日本刊本却保存得很完整。中国明清各本已有条目的情况也是如此。张伯伟先生已经指出,“在已有的条目中,五山版的文字亦较为完整”。其实所有的日本刊本文字都比中国传本完整,除张伯伟先生所举的三个例子外,卷八“刘跛子说二范诗”条日本刊本较中国明清各本多十五字。至于个别文字多于且优于中国明清本的,更是举不胜举。比如卷二“安世高请福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条“应笑舌覆大千作师子吼”之“舌”字处故宫本空白一字,《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脱,而日本刊本未脱。《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六引《夜话》此条亦有“舌”字。再如卷八“周贯吟诗作偈”条“(周贯)尝宿奉新龙泉观,半夜槌门,道士惊,科发披衣,启关问其故。贯笑曰:‘偶得句当奉告。’道士殊不意,业已问之,因使口诵”一段中的“关”、“告”、“业”三字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脱,而日本刊本未脱。
第二是文字较准确,张伯伟先生已经举出五个例证说明五山版优于《稗海》本、《津逮》本等其他版本之处,其实其他日本刊本同五山版一样,在文字上多有优于中国明清本之处,略举数例如下:
(一)卷一“东坡南迁朝云随侍作诗以佳之”条“东坡南迁,侍儿王朝云者请从行。东坡佳之,作诗,有序曰……盖绍圣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五日,朝云卒,葬于栖禅寺松林中,直大圣塔”一段文字中的朝云卒日,日本刊本皆作“五日”,而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作“十五日”。
按:元刻本作“五日”,同日本刊本,可见日本刊本保存了原貌。另外,《苏轼诗集》卷四十所收苏轼《悼朝云》诗之“引”曰:“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则王朝云的卒日确在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非七月十五日,故此处当从元刻本及日本刊本。故宫本于“五”字前衍一“十”字,《稗海》等后出各本都沿袭此误。
(二)卷三“诗说烟波缥缈处”条载黄庭坚赠惠洪诗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项顶螺忘岁年。”此诗第二句第三到第五字日本刊本作“顶螺忘”,故宫本作“螺”,《津逮》本、《稗海》本、《四库》本作“螺颠度”。
按:此诗是否为黄庭坚所作历来有争议,但本文只讨论版本学和校勘学上的问题,故对此诗的真伪暂置之不论。元刻本作“顶螺忘”,同日本刊本。《四部丛刊》影宋乾道(1165—1174)刊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收有此诗,题名“赠惠洪”,于上文异文处作“顶螺忘”,同日本刊本。另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诗人玉屑》卷二十引《夜话》此条亦作“顶螺忘”。日本刊本此处显然保存了宋元刻本之旧,而故宫本竟只作“螺”两字,不成诗句,故后出各本又进行改动,然去原貌已远。
(三)卷四“西昆体”条“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无对属落韵诗。’”一句,日本刊本倒数第五至倒数第二字作“对属落韵”,而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作“寸马落颜”。
按:此处当从日本刊本。首先,元刻本于异文处作“对属落韵”,同日本刊本。其次,从文意上来分析。王安石晚年喜好西昆体,而李师中赠唐介诗中“一身”“千古”非挟对,与王安石措意相异,唐介遂以李诗对仗不工、押韵不稳为由,不需要这首诗。此处作“对属落韵”正合文意,而作“寸马落颜”则不知所云。此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一引《缃素杂记》云:“近阅《冷斋夜话》载当时唐、李对答语言,乃以此诗为落韵诗,盖渠伊不见郑谷所定诗格有进退之说,而妄为云云也。”《竹庄诗话》卷十六、《诗人玉屑》卷二、《诗林广记》后集卷八对《缃素杂记》中该条都有引用,皆作“落韵诗”。可见《缃素杂记》作者所见宋本《夜话》所载确为“落韵诗”。故宫本作“寸马落颜”,当为形近而误,而其他版本因袭之。
(四)卷七“负《华严经》入岭及大雪二偈”条记载惠洪闻岭外大雪,遂作二偈寄陈莹中,其一曰:“传闻岭外雪,压倒千年树。老儿拊手笑,有眼未曾睹。故应润物材,一洗瘴江雾。寄语牧牛人,莫教头角露。”此偈第三句第二字日本刊本作“儿”,故宫本脱,《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作“人”;第五句第五字日本刊本作“材”,故宫本、《稗海》本、《津逮》本、《四库》本皆作“林”。
按:《石门文字禅》卷十七收有惠洪《岭外大雪,故人多在南中,元日作三偈奉寄莹中》三首,其中第三首即为此偈,于上文异文处作“儿”、“材”,同日本刊本。另外,《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十二、《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引《夜话》此条亦作“儿”、“材”。由此可证日本刊本此处文字优于中国明清各本。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刊本虽然优于中国明清各本,但也并非完美。首先,这些版本仍有许多佚文未加以收录,并非完帙。其次,这些版本讹字脱文亦不少,如卷二“雷轰荐福碑”条“范文正公镇鄱阳”之“鄱”误作“潘”。
《冷斋夜话》在宋代诗话中是版本较为复杂的一部,而这一点还未为学界所认知。不但中国的版本错综复杂、真伪难辨,就是日本的刊本亦是疑窦丛生。我们已经调查了几乎所有的《夜话》版本,发现日本刊本总体上质量要高于中国刊本。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刊本中最早的五山版和江户初古活字本直接渊源于元刻本,而后出的版本因袭之,所以不但内容完整,而且文字讹误较少。日本刊本中最早的是五山版,优于中国明清各本(包括故宫本、流传较广的《稗海》本与《津逮》本以及《四库》本)。通过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元至正三年刻本的对比,我们认为五山版的底本是元本而非早已亡佚的宋本。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人就已经接触到前五卷抄补的五山版《夜话》,并将其引入国内,但此本后来一直在中国不彰或已经亡佚;直到21世纪初,张伯伟先生整理的《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出版,才使中国学人真正接触到完整的五山版《夜话》。但《夜话》的日本刊本并不只有五山版,还有江户初古活字本、正保本、宽文本及《萤雪轩丛书》本。我们仔细核校了诸本,发现古活字本文字上多有胜于五山版之处,与五山版一样是比较上乘的版本;正保本在日本颇为流行,但该本在刊刻上亦有一些讹误。笔者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一部存有多条批语的正保本,该本对《夜话》中的语词多有训诂校勘,是研究《夜话》的有益资料。《萤雪轩丛书》本的底本是正保本,编者近藤元粹对文本也做了部分校勘,但该本最大的价值还在于对《夜话》进行了评点,这是《夜话》接受史上最为集中、也最具有文学性的研究成果。
目前,《夜话》虽然已经有多种点校本问世,但是除张伯伟先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冷斋夜话》使用五山版为底本外,其他点校本所用底本皆非善本,所以在文字上都有或多或少的缺憾或讹误。现在,我们已经调查到《夜话》最早的刊本元至正三年刻本,以及最好的刊本日本五山版及江户初古活字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是:以五山版为底本,以元刻本、古活字本为主要参校本,校以中国的故宫本等明清刊本以及正保本等日本刊本,再参之以宋代诗话、笔记中征引的《夜话》和《永乐大典》、《说郛》中节选的《夜话》,努力做出一部汇校本,庶几在文字上会优于现有的各种点校本,也将成为最接近《夜话》原貌的文本。
附记:本文系与查雪巾合作完成,原发表于张伯伟先生编《域外
汉籍研究集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11年。
- 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九《答张天觉退传庆书》,《四部丛刊初编》本。关于惠洪的生平与著作,参见周裕锴《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 见陈自力《释惠洪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7页。
- 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子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72—1573页。
- 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38—1039页。
- 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474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 见张师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关于旧称“元刻本”的故宫博物院所藏本的辨伪问题,参见查雪巾、卞东波《<冷斋夜话>宋本原貌及元刻本考论》,载蒋寅、张伯伟先生主编《中国诗学》第十七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另外,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夜话》与故宫所藏本完全一致,实为同一版本,故亦非元刻本。
- 此本当即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著录的正保本的后印本,同时还著录宽文八年(1668)亦有后印本,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23页。
-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还著录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7)亦有刊本,《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123页。
- 见释惠洪撰、近藤元粹评订《冷斋夜话》,收于近藤元粹评订《萤雪轩丛书》第九卷,大阪:青木嵩山堂,1892年。
- 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第一册,东京:井上书房,1962—1964年,第36页。
- 《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第一册,第81页。
- 元禄十五年(1702)京都木村市郎兵卫刊本,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编《日本书目大成》第三册,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第46页。
- 此本书影收录于川濑一马《五山版の研究》,东京日本古书籍商协会,1970年,第39页。川濑一马编辑的《阪本龙门文库善本书目》亦著录有镰仓末期刊本《冷斋夜话》一部,奈良县吉野郡上市町龙门文库,1952年。
- 大阪府立图书馆编纂《恭仁山庄善本书影》,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部,1935年,第23页。
- 见柳田圣山、椎名宏雄编《禅学典籍丛刊》,京都:临川书店,1999—2001年。笔者比照了三种五山版的首页,发现它们的行款、笔势完全相同,应是同一版本。
-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目前对于日本五山版研究最深的仍是日本书志学家川濑一马的《五山版の研究》。
-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第135页。
- 笔者按:董康字授经,“授公”是王国维对他的尊称。
- 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页。
- 见王国维编《大云书库藏书目》,收于罗振玉撰述、萧文立编校《雪堂类稿》戊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35页。
- 搜艺搜网站(http://pm. findart. com. cn/pmimg. jsp?pm973895)有该手校稿书影。书影上罗振玉所题跋文云:“壬子七月嵩山堂以五山板《冷斋夜话》求售,乃覆宋本,索价三百元,因请静公以三夕之力校而还之,异日当另纸录入《群书点勘》中。”
- 见释惠洪撰、王国维校《冷斋夜话》,收于罗振玉辑《殷礼在斯堂丛书》第九册,东方学会印行,1928年。
- 罗振常遗著、周子美编订《善本书所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10页。
- 见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30—531页。
- 见董康著、傅杰校点《书舶庸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1页。笔者按:张师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中称董康《书舶庸谭》“专记在日访书诸事,但未见提及五山版《冷斋夜话》”,应是指四卷本《书舶庸谭》。张师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第2—3页。
- 见董康著、王君南整理《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谭》),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
-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三,收于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503—504页。
- 该公历日期根据陈垣《中西回史日历》换算。见陈垣《中西回史日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65—966页。
- 见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第99页。
- 见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第65—70页。
- 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卷三,收于林夕主编、煮雨山房辑《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2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2—123页。
- 见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73页。
- 见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10页。
- 笔者按:卷三“诗一字未易工”条《稗海》本亦无,但傅增湘未提及,不知何故,可能是傅氏认为这部五山版前五卷为抄补,未必能反映五山版原貌的缘故。
- 见释惠洪撰《冷斋夜话》,收于柳田圣山、椎名宏雄编《禅学典籍丛刊》第五卷,第759—811页。
- 见张师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第5页。
- 转引自张师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第3页。
- 大阪府立图书馆编纂《恭仁山庄善本书影》,第23页。
- 见张师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第3—4页。
- 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一部所谓镰仓末刊本《夜话》,此本亦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首有“金地院”印记。金地院,即金地院崇传(1569—1633),又名以心崇传,曾为南禅寺住持。
- 据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介绍,“覆刻本”又称“影刻本”,“为保持宋元稀见刻本面貌,据原刻影摹上版开雕与原刻无异称覆刻。用宋版覆刻的称‘覆宋’,用元版覆刻的称‘覆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五山版《夜话》与元本尚有差异,所以不能称为覆元刻本。
- 关于古活字本的刊行时间,内阁文库将其定为“宽永”活字本,而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仅将其定为“江户时代初期”活字本。日本书志学者后藤宪二所编的《宽永版书目并图版》(日本书志学大系第91种,东京青裳堂书店,2003年)直接将此活字本定为宽永二十年(1643)刊本,根据的就是目录后牌记有“癸未孟春新刊”的字样,殊不知此牌记源自元刊本,所以仅凭“癸未”两字就判断此本是宽永二十年刊本是错误的。为了谨慎起见,目前暂且模糊地称其为“江户初期刊古活字本”。
- 按:此诗见《王荆公诗注》卷四十二、《临川文集》卷二十八《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诗输一首》,皆作“陌”字。
- 按:此诗见《石门文字禅》卷十五《合妙斋二首》其一,作“深”字。
- 参见苏颂《苏魏公集》卷五十五《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及《宋史》卷三百四十四本传。
- 按:此诗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十五,题作《抚州北景德寺不见古画第五尊罗汉》,诗中作“闻”。
- 末所引文,见曹植《秋思赋》:“遥思惝恍兮若有遗。”(《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引)。又此书批语将“韵”皆简化为“匀”字。
- 所引两句诗,乃曾极《王介甫手种松》,见其《金陵百咏》,参见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此诗似与邵雍无涉,邵雍《天津感事二十六首》其中有云:“借问天津桥下水,当时湍急作何声”,又“唯此天津桥下水,古今都作一般声”,见《击壤集》卷四。
- 王兵《论近藤元粹的中国诗学批评》(《日本研究》2010年第1期,第103—106页)有相关的介绍,可参看。
- 《冷斋夜话考》已经收入张师伯伟所编的《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中,可以参看。
- 许《彦周诗话》,何文焯编《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7页。
- 关于这一点,张先生举出卷一“采石渡鬼”条多三十馀字、卷六“东坡和僧惠诠诗”条多十六字及同卷“东坡称道潜之诗”条多二十字三个例子。见张师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第4页。
-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02页。
- 黄庭坚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 《夜话》比较重要的现代整理本,现在已有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的陈新点校本、张师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中所收的点校本和上海师范大学编纂的《全宋笔记》第二辑中所收的黄宝华点校本。陈本以《津逮》本为底本,据《诗话总龟》(以下简称《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所引用的相应条目作了校订。张本以五山版为底本,校之以《津逮》本和静嘉堂藏本书影。黄本以《稗海》本为底本,以《津逮》本为校本,并根据《总龟》、《丛话》、《诗人玉屑》、《竹庄诗话》等书的引录酌加校改。三位学者的校勘工作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还都有未尽之义:如陈本只运用了他校法,而未与《夜话》的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张本只用到了两页静嘉堂藏本书影,而未用到国图藏元刻本、故宫本和日本的其他刊本;黄本未用到国图藏元刻本、日本刊本和故宫本。也有学者曾利用故宫本加以校勘,取得了一些成绩。如袁庆述的《<冷斋夜话>及<书影>校勘札记》(《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34期)一文以陈新点校本为底本,校之以故宫本(作者误认为是元刻本),并参考《总龟》、《墨客挥犀》等书的相关条目,订正底本讹误十馀条,但亦未利用国图藏元刻本和日本刊本。李军《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整理本斠议》(载韩国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编《东亚文献研究》第五辑,2009年12月)亦利用故宫本(作者亦误认为是元刻本)及宋代诗话引用的《夜话》对五山版整理本做了部分校勘,同样没有利用国图藏元刻本和其他日本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