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陈模《怀古录》考论

陈模所著的《怀古录》三卷是晚宋时一部不太受关注的诗文评著作，上卷中卷主要论诗兼及乐府与词，下卷论古文。其论诗的内容篇幅最多，见解亦有独特之处，故可视为诗话。此书一直仅有抄本存世，不为世人所知晓。20世纪30年代，邓广铭先生在研究辛弃疾时，在近代科学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了明抄本丛书《说集》中所收的《怀古录》；而在半个多世纪后，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郑必俊的《怀古录校注》，广大学人才得以一睹此书。然而其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也很少。邓广铭先生所撰的《怀古录校注序》一文是目前研究《怀古录》最为深刻与重要的论文。笔者欲在邓先生此文的基础上，将《怀古录》纳入宋代诗学的脉络中进行考论，以期唤起学界对此书的重视，发掘出此书更多的价值。

一、陈模的生卒年与交游

《怀古录》三卷，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陈模所作。模，字子宏，号月庭。其生卒年及生平，邓《序》及郑《注》皆未考。不过，通过此书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陈氏的生年。《怀古录》卷中载：

(时亿，字一中)虽少予十四岁，而予待之以师友之礼。(中略)一中方年三十二(下略)。

可见，在陈模写作《怀古录》时，时亿32岁，那么陈模长其14岁，即46岁。《怀古录》有陈模宝祐二年甲寅(1254)四月自序，可能《怀古录》就完成于当年，那么陈模生年可能为嘉定二年(1209)。

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书中发现一些线索，大致推断其生年。《怀古录》卷上云：“近时永嘉赵灵秀、翁灵舒、徐灵晖、徐灵囦号为‘四灵’。”翁卷生卒年不详，赵师秀生卒年为1170—1219，徐照卒于1211年，徐晖生卒年为1162—1214。又卷中云：“近时三山潘牥庭坚乐府，篇篇寓新意。”按：潘牥生卒年为1204—1246。又卷中云：“近时姜夔白石《思陵发引》诗云(下略)。”按：姜夔生卒年约为1155—1221。又卷中云：“近时敖陶孙，为诗未见其工(下略)。”按：敖陶孙生卒年为1154—1227。陈模称这些诗人为“近时”人，可见陈氏与他们基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所以断定陈氏生于1209年是比较合适的。另外，陈模与曾原一在宝祐三年(1255)相会，陈模请曾氏为其《怀古录》作序。曾序作于宝祐乙卯腊月，即宝祐三年(1255)十二月(换算成公历的话，则为1256年1月)。这样，基本可以推测出陈模活动于1209—1256年之间。

陈模是生活于江西的下层文人，曾原一所作《怀古录序》中称其师承熊晋仲，熊氏生平无考(仅知其号云斋)。他交往的其他人物，如时亿、张鼎也无法考证事迹，其中惟一比较有名的是曾原一。曾原一，字子实，又字太初，号苍山，赣州宁都(今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人。宋末元初的刘壎(1240—1319)《隐居通议》(《四库全书》本)卷六“苍山序唐诗绝句”条云：“苍山曾子实原一，宁都人也。有诗名于江湖。”又吴澄(1249—1333)《吴文正集》(《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二《管季璋诗序》云：“赣之宁都，宋末多有以诗名。苍山曾子，其巨擘也。”吴澄又云：“学识则章贡曾子实，为诸诗人之冠。”(《吴文正集》卷十二《苍山曾氏诗评序》)曾氏还与黄文雷、赵崇峄、谌祜并称为“江西四大诗人”(见曾燠《江西诗征》卷二十一)。可见曾原一在晚宋是颇有名气的江西乡邦诗人。陈模在《怀古录》中多次引用曾原一对诗人诗作的评论，可见他对曾氏诗学是比较认同的。曾原一在《怀古录序》中称，淳祐戊申年(1248)，曾原一与陈模第一次会面时，两人“相与评玉溪、草堂诗”。他们这次讨论杜甫与李商隐的结果，我们可以从现有文献中略知一二。《隐居通议》(《四库全书》本)卷六“苍山序唐诗绝句”条载曾原一所编《唐绝句》序云：

若刘禹锡之标韵，李商隐之深远，杜牧之之雄伟，刘长卿之凄清，元白之善叙导人情，盖唐之尤长于绝者也。老杜钧乐天籁，不可与诸子并。

这次论诗的结果，《怀古录》也有所反映，陈模对李商隐、杜甫的推崇可能就受到曾原一的影响。

《怀古录》所称引的人物，如曾原一、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曾丰、谢谔、周必大诸人，无不是江西人，可能陈模的生活圈子仅限于乡邦，《怀古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晚宋时期江西学人的诗学见解。

二、馀韵与气象：《怀古录》的论诗特色

陈模自称论诗“率本敷明先正之所以言，时或参之己见”(自序)，虽然从宋代诗学的整体脉络来看，陈模的许多诗学观念可能并非原创，但在晚宋时期却比较有代表性，不少见解还堪称卓见。其自序云：“诗不古，文不古，风俗不古也。”又言：“天下之相告诏者非古也久矣，奚独诗文为然哉，作《怀古录》。”卷中云：“有古心古道，方能为古文。”可见，陈模创作《怀古录》的直接动机，是面向当时“诗文不古”的现实状况。然而，古人的复古总是带有一些“铄古铸今”、“复古以革新”的用意，简单地说，《怀古录》是用回溯性的复古视角对晚宋诗坛所进行的审视和批判。

在晚宋的诗坛，江西诗派末流“资书以为诗”的诗风还影响着不少诗人。陈模在《怀古录》中反复强调诗歌要耐得住咀嚼，要在言辞之外追求一唱三叹的含蓄美感，也是针对当时江西诗派末流雕琢的诗风而发的，如卷上提到黄庭坚五言诗时，他便曾说：“把山谷五言看，非是不工，终不蕴藉。”他最喜欢的是李商隐的绝句，称其“足为唐绝句之冠冕”(卷上)。陈模一方面评苏东坡绝句《别杭州南北山诸道人》为“辞不迫切，意已独至者”，另一方面却又认同曾原一“坡句毕自露，不及义山”的观点。这一点与陈模的核心诗学观念，即追求诗歌要有“言外馀味”、“言已尽而意无穷”息息相关。关于这一诗学思想，他在书中多次提及：

云斋歌山谷《竹枝歌》：“腊雪在时听马嘶，长安城中花片飞。”乃云：“若作‘望马归’，‘花又飞’则不特非诗句，更无可咀嚼之味矣。”予因此遂有所悟。(中略)今观觉范诗，间能造句耳。殊不禁咀嚼，正以不悟此机轴，得其皮者也。(卷上)

诚斋尝举唐诗(下略)。此皆婉娈而有可咀嚼之美者，不可以枚举，读者当以类推。(卷上)

晚唐唯绝句好。五言八句等作，多萎弱无气骨，无含蓄馀味。(卷上)

虽其体不一，而句与字皆华润，意味皆可咀嚼者，此其所以足为唐绝句之冠冕。(中略)此诗若叙前荣后悴，人皆能之，此其所以曲折而有馀味者。(卷上)

古乐府独陈张正见多好者，然亦不过咏题目，而比众则有馀韵耳。(卷中)

秦少游词好者，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自是有一唱三叹之味。(卷中)

除以上所举之例以外，书中还以“辞不迫切，意已独至”、“意于言外”、“溢于言意之表”、“意味尤深长”、“此无限意味”、“有馀味”、“极有味”等来指称诗歌的含蓄之美。所谓“咀嚼之味”、“咀嚼之美”、“意味皆可咀嚼”，即要求诗歌具备一种言已尽而意无穷的回味馀地，仿佛嚼食橄榄，愈嚼而愈回味无穷。而“含蓄馀味”、“馀味”、“馀韵”，则要求诗歌的“所指”，即诗歌蕴含的意义世界(“意”)；大于诗歌的“能指”，即字面语言所营造的语言世界(“言”)。

在宋代诗学的语境中，此类追求诗歌言外之意的说法是比较常见的，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即云：

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馀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

顷年尝与王荆公评诗，予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

而味愈长。(中略)但恨其少馀味尔。”

可见，在魏泰看来，诗歌“咀之味愈长”的美学特质是服务于诗歌“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的风教功能的。但到了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那里，“含蓄”则被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特质加以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