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上书李鸿章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五年学业期满毕业。他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的第一名，因成绩优异得医学博士学位。

孙中山在雅丽医校毕业后想开药房，请陈少白为他拟定了招股章程。这件事被医校的教授康德黎知道了，就把孙中山叫到学校去，对他说：“你不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的。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在我们英国医师的地位很高，被当做上等人，如开起药房，做起买卖来，就低贱了。”⁽¹⁾这样，药房只好停办了。

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之请，在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该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孙中山建议该院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被院方采纳，这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开始。⁽²⁾

当年的12月，孙中山还是开了药房，两次向镜湖中医院借款共3168两白银⁽³⁾，他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设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后将药局和医所迁至草堆街80-84号。

夫人卢慕贞带长子孙科从香山迁至澳门，共同生活。

孙中山行医对穷困患者不收医金，并免费赠送药品。他精于解剖手术，曾为一病人剖除一砂淋（胆结石），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⁴⁾为患者解除了痛苦，颇得众人敬佩，病人求诊者甚多。不满三个月，声名鹊起，就诊者户限为穿，还请了他的雅丽医校英籍老师柬狄利亨来澳门协助医务，一年收入达1万元。⁽⁵⁾

由于医业兴旺，引起葡萄牙当局妒忌和排挤，“葡人定律，凡行医于葡境内者，必须持有葡国文凭。澳门葡医以此相为难。始则禁阻予不得为葡人治病，继则饬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⁶⁾第二年，即1893年春，孙中山托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但澳门当局竟以非葡国医科毕业为由，拒绝发给，只得改赴广州设医所，将在澳门行医的用具如刀、碗、碟等赠予费尔南德斯留念。孙中山逝世后，费尔南德斯的妹妹将这些遗物转送给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今陈列在澳门中山纪念馆内。⁽⁷⁾

葡人费尔南德斯，葡文全名是Francisce H. Ferlldes（费朗西斯塞·费尔南德斯），几代居澳门，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出生在澳门，与华人熟悉，会讲粤语，后在香港法院任翻译。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医校上学时，已与费尔南德斯结识。孙中山大学毕业后在澳门行医，费尔南德斯也回居澳门，在下环街祖居旁边开办印刷店，两人交往更密，友谊更加深厚。

1893年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在西关冼基设东西药局，每天在局应诊，上午10时至12时为赠医时间，下午出诊，诊金随意。若遇难产、服毒急症，无论贫富，有邀必到。还经常出入衙门官署，门卫也都认识他。因对贫困者赠诊，下层群众对他的医德医术颇为赞诵。由于业务日繁，聘请庞文卿为东西药局司理。又在双门底（今北京北路）圣教书楼内设医务分所，又与香山南蓢乡人程北海合股在香山县石岐镇西门口（今孙文西路东段）设东西药局支店。所售西药有发冷丸、癣皮肤水、拔毒生肌膏、立止牙痛水等多种药物，在包装纸上印有“孙逸仙博士监制”的字样。⁽⁸⁾

澳门的中西药局仍继续开办，准备做为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孙中山往来穗澳之间，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与费尔南德斯合作，于1893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七）在澳门下环街3号创办了《镜海丛报》，每星期二出版，分中文葡文两种版，葡文版名叫Echo Macaellse（《澳门回声》），每期出一大张。中文版《镜海丛报》的东主兼督印人署名是飞南弟，实际编辑和主笔就是孙中山。⁽⁹⁾《镜海丛报》经常发表政治评论、抨击时局的文章，影响甚大，报上还设一些相当现在答读者问的栏目，文末署“孙逸仙医生启”的字样。当时此报销路甚广，销量甚大。《镜海丛报》办了三年多的时间，后来在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于当年11月6日刊登了有关消息，并介绍了孙中山的事迹，赞扬孙中山。⁽¹⁰⁾

孙中山行医，对患者是有求必应，待人和蔼，他做过许多外科手术，疗效甚好，颇得患者好评。

在他投身革命前一年多的行医期间，留下了许多救死扶伤的动人故事。

有一次，他从澳门回到翠亨村，村民陆檀生的妻子正难产，有几个老妇人帮助也不分娩，全家十分焦急，他们知道孙逸仙是个医生可能会接生，但旧中国乡间没有男人为女人接生的，很觉为难，但救人要紧，就硬着头皮去请他，中山表示立即同往，邻居一位老妪，中山称她伯母，对中山说：“男人给产妇接生，是一件丧气的事。”劝中山不要去，中山还是要去。到了这家产妇房中，细心检查了产妇腹部，也未用任何药械，只抓着产妇肩上胛骨，抖几抖，产妇稍觉舒服，不一会儿，婴儿呱呱坠地，母子安然无恙。⁽¹¹⁾婴儿取名“细麟”。此人晚年旅居檀香山，经常向人讲述中山先生急救他们母子的恩情。

孙中山多次为难产妇女接生。南蓢墟富商程荣道在本乡开均安当铺，先生与程交往甚密，在广州、石岐行医期间，回翠亨村途中，常在此歇脚或住上一两天。有一次，路过这里，听说姓程的妻子难产，危急万分，先生立即奔程家，做了接生手术，使程妻分娩产下一男婴，因用钳夹婴儿出生，男孩额上留下铁印。夫妻两人为感激先生，为孩子取名“铁生”，绰号“含仔”。此婴长大后，常在人前说：“孙文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先生途经南蓢墟时，常有病人找上门来求医，先生为他们医治都不收费。本乡有个10岁小孩，聪明伶俐，只是有豁嘴的缺欠，终日流口水，他叫亚庆，被伙伴讥称“崩庆”。亚庆父母请先生医治，先生施行手术，缝合唇口，虽有疤痕，裂唇已完整。先生此例手术轰动全乡，数十年，亚庆常向人说：“孙文先生好，补了我裂唇，不漏气了。”南蓢墟一直流传着许多孙中山行医的佳话。

还有一次，他到榄边乡探望妹妹，路过一个村子，见一家人正在厅堂里对着一个垂死的病人哭嚎。他问明情由后，立即给病人诊治，开了药方，病人吃了药，渐渐好起来了，乡民都称他是“生菩萨”⁽¹²⁾。

他给穷人治病，分文不收，颇得各界称赞。1893年，有个牙病患者叫武泌，各处投医，数月医治无效，后来找孙中山医治，药到病除，未收医金，也拒受礼物。这位患者为报答他，就在广州的《中西日报》上登了一则鸣谢广告，说：“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竟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永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亦以表先生人品之雅。”⁽¹³⁾

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二（1894年2月27日），在广州《中西日报》上刊登了孙中山行医的广告《东西药局启事》，可更具体了解他的行医思想和每天的施诊活动。

“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于月之初十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定，一律如前。每日10点钟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10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二元。早轿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¹⁴⁾

后来，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活动中，也为人治过病。1903年，孙中山由日本到美洲经檀香山，与家人团聚，亲友中有患者求诊，下药即瘳，众人皆赞叹神奇。1908年在新加坡时，《中兴报》一个记者因思恋一少女，患了口疾，孙中山开方下药，七日而愈。⁽¹⁵⁾又隔了些年，有革命党人问他：“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多少时间？”他说：“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¹⁶⁾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孙中山从学堂到诊室一直是矢志不渝地准备投入政治改革活动。先后结识的有绅士、清军军官、传教士、会道头目、店主、教员等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准备成为政治活动的社会力量。他在双门底医务分所圣教书楼礼拜堂、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今文德南路中山图书馆）等处经常与陆皓东、尤列、郑士良、陈少白、魏友琴、区凤墀、周昭岳、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清水师管带，即舰长）聚谈时政。

有时，孙中山与陈少白等还到顺德县北水乡尤列家小住。这个乡里又有陆皓东、尤列、周昭岳合资创办的兴利蚕子公司，雇有二十多名工人，公司中陆皓东的股份最大，他是将翠亨村田产变卖而筹的资金。孙中山还为该公司书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公司门口，上联是“兴创自我”，下联是“利归于农”。⁽¹⁷⁾该公司以改良蚕种相号召，宣称用科学新法化育蚕子，蚕子过水保温时采用温度计代替人手探测温度，乡人称“机器蚕春（即蚕子）”，其实并没有其他机器设备，仍是手工操作。又剔去小蚕子，专发售大蚕子，质量优于其他店号，因此销路颇广，每月约产蚕子二三百箱。他们的经营思想是倡导先进方法，注重质量。⁽¹⁸⁾

1893年冬，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与孙中山的西所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近，康有为常到书楼购阅有关西学的翻译书籍。孙中山知他有志西学，托人向康表示愿访见结交，但康有为回答：“孙某要订交，须先具门生帖拜师才可。”⁽¹⁹⁾因此与康结交未成。

这期间，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端倪略备。孙中山遂在广雅书局抗风轩约集郑士良、尤列、陆皓东、陈少白、魏友琴、程璧光等酝酿组织革命团体，定名为兴汉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这时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只是以汉人来兴政图强，取代清朝的腐朽统治。他说这个时期“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²⁰⁾

药房开了一年多，孙中山因忙于革命活动无暇过问店里的事务，委托两个伙计管理，就糊里糊涂把药房的本钱耗光，以致开销都成了问题。这年的12月，孙中山决定“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²¹⁾。

正当孙中山准备北上时，在香港的陈少白，忽然接到广州来信，说：“孙先生失踪了！”陈少白回到广州找了几天，杳无音息。

过了几天，1894年1月22日（旧历腊月十六），孙中山拿着一大卷文稿从外边走进来。大家问他：“你跑到哪去了？”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些事不要去管它了。”说着把手里的文稿打开，交给了陈少白，请陈修改。陈接过一看，写的是一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书稿。他原来是跑到翠亨村家里，关起门，做文章去了。⁽²²⁾

上书李鸿章，是他一篇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培养人才、促进商业贸易、兴办交通运输、开发资源，富强中国的完整系统的著作。文中指出：“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关于人尽其才，是通过“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来实现。西方先进国家“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所以“崛起近世”。人不通过学习“无以别其才”，“无以成其用”。人才之众多，在于兴办教育。学成之后，“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这样“岂有不专心致志者”？要创办学报，成立学会，用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促进科学的发达与进步。西方国家“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就是“有鼓励之方”。在用人方面，“务取所长而久其职”，使他们“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又通过长期工作实践，“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就能发挥各自的能力，做出成绩来。教育办得好，使“天无枉生之才”；鼓励得法，“则野无郁抑之士”；用人得法，“则朝无倖进之徒”。人尽其才，国家“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关于地尽其利，是通过“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来实现。中国“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者。”

西方“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

政府要设农政官员、创办农政学堂、兴农学研究“草木”、“六畜”、“土壤”、“蠹蚀”、“疫疠”、“日光”、“电力”等与农业有关的格物学科目，还要治山泽，辟荒地，使“生谷之土尽垦”，“山泽之利尽出”，“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

农业，“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近世制器日精”，“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其他凿井、浚河、垦荒、伐木等，也是“非机无以济其事”。“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西方国家创造机器“日竭灵思”，“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以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加速农业生产现代化。

关于物尽其用，要靠“穷理日精，机器日巧”。西方先进国家“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

“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有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火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生民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

“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废弃于无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几。如是，而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

关于货畅其流，是“关卡之无阻难，保商有善法，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

西方国家“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为之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所以这些国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

“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

西方国家“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护，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与相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商财为表里”。所以英国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方国家“虎视寰区，凭凌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

“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西方强国“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俨同阛阓。辟穷荒之绝岛以立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集殊方之货宝，聚列国之商氓”。商埠“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便利，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于今我国“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而为后日推广之图，必也先设于繁富之区，如粤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输，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

“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则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

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要员，深刻感受到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生产技术特别是军事工业对增强国力的作用，他们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势力，为了改变在洋人面前战败、求和、割地、赔款的耻辱地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和日用工业，史称洋务运动。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弹药、轮船，还翻译一些外国军事书籍和工程书籍。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马尾成立了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制造火药，供应卫戍京师军队。它的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洋务派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校，培养军事人材或翻译人员，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同文馆，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等。在一些省份陆续建立了军事工业。1874年，洋务派筹划海防，要在十年中建成南洋海军、北洋海军。1884年，南洋海军有军舰17艘，北洋海军有15艘，福建海军有11艘。1885年，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和李鸿章主持。1888年，李鸿章将北洋海军扩建成北洋舰队，逐步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办了一些和民用有关的工业，作为军事工业的辅助，有运输、交通、采矿、冶炼、纺织业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和在天津设立的开平煤矿，张之洞在湖北设立的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这些民用工业是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都控制在洋务派手中。

这些屈指可数的近代工厂，不能改变中国陈旧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济面貌，更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洋务派带有先天性的封建劣根性，不但不能引导和激发民族工业的发展，反而进行压制，规定十年内不准本国商人开设同类工厂。

孙中山指出：“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人才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大纲“而举国并行”。如“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这个草野青年，还想投身到强国富民的事业中去，他向李鸿章表示，他不是“徒撰空言”，而是“欲躬行而实践之”。“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并说明他对中西农业生产的感知和探索，“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文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洞悉奥窔”，“文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并拟“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上李鸿章书》，是一篇赶超西方国家的建设宏图，它产生在一百多年前，是很可贵的，时至今日，仍可借鉴这篇《上李鸿章书》，全文八千多字，陈少白只是“稍为修改一下”。

在广州，先找到曾任过澳门海防同知，如今在广州闲居的魏恒，请他写信给在上海的盛宙怀，请盛氏介绍孙中山与盛氏堂兄、曾是李鸿章的幕僚的著名企业家盛宣怀相见，再由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孙中山。魏恒在给盛宙怀信中说孙中山“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欧洲之游”。⁽²³⁾

这年春，孙中山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²⁴⁾的希望，带着陈请书和介绍信，在挚友陆皓东的陪同下北上，去见清政府中堂大人。从此，孙中山放弃了医业，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斗争生涯。这年他28岁。

他们到上海，见到盛宙怀，盛氏应所请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写信帮助孙中山，能见到李鸿章。

在上海，他们访见了香山同乡、进步企业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在郑的家中，又碰到了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上海格致书院院长、《韬园文录》作者王韬，这人和李鸿章幕下一个管文案的老夫子罗丰禄认识，王写信给罗，请他帮助引荐孙中山见到李鸿章。

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中介绍孙中山说：“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请帮助孙中山去见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²⁵⁾。郑还请盛宣怀转请李鸿章给孙中山办出国护照，“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²⁶⁾。

6月间，孙中山与陆皓东抵天津，寄寓法国租界佛照楼客栈（今哈尔滨道50号）⁽²⁷⁾，时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正在芦台督师练兵，陈请书由罗丰禄替他转交上去了，但这位中堂大人怎能理会这个草野小民呢？他的回答是：“打完仗以后再见吧。”⁽²⁸⁾

孙中山试图以政治改良的方式富国强兵，如果李鸿章采纳方案，实行中央改革，比地方革命自会事半功倍。结果碰了钉子，他的现代治国计划也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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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

(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页。

(3) 《孙中山生平史料》，第1页。

(4) 《革命逸史》初集，第6页。

(5)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

(6)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2页。

(7) 《孙中山生平史料》，第61页。

(8) 《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9页。

(9) 《孙中山生平史料》，第4页。

(10) 同上书，第62页。

(11) 朱执中：《翠亨村见闻记》，1956年11月2日《工人日报》。

(12) 同上。

(13) 《革命逸史》初集，第7页。

(14) 同上。

(15) 同上书，第10页。

(16) 同上。

(17) 《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孙中山史料专辑》，第289页。

(18) 同上。

(19) 《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

(20)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69页。

(21) 同上。

(22) 《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一），第27页。

(23)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页。

(24) 《伦敦被难记》，《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

(25)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页。

(26) 同上。

(27) 杨开明：《孙中山先生三次来天津》，1981年10月10日《天津日报》。

(28) 《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