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汉口城和传教士概况

1894年2月的头一个星期，我从日本返回上海。我打算溯长江而上，直达重庆，然后打扮成一个中国人，安闲地穿越中国西部、中国的众掸邦和克钦山区，前往缅甸边界地带。几年前，这被视为畏途，接下来要讲述的是，如今实施这样一趟旅行是何等轻松愉快。

当然，这趟旅行谈不上什么考察，行程很简单，先是乘船溯长江一千五百英里，接着步行另一个一千五百英里，沿着中国内陆的官道进入缅甸，虽然路途漫长，但是悠闲从容。完成这趟旅行的人不会说中文，没有同伴或翻译，没带武器，但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中国人的善意。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像我那样步行去缅甸，条件是他愿意花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训练适当的耐力（毕竟要徒步长途跨过一个多山的国度）和相当的克制力。

我和我的其他同胞们一样，怀着对中国人的强烈的种族厌恶来到中国，但是那种感觉现在早已被真切的同情和感激之情所取代。我总是愉快地回忆起这次旅行，其间我横穿中国数省，范围广于欧洲诸国，沿途体验到始终如一的友善、殷勤和最迷人的礼貌。在我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加惠远人”之道。

我于2月11日星期天乘坐怡和公司的德和号轮船离开上海。一位好心的朋友，一名跑过世界各大码头的商船船长，虽然已过半夜，还是来同我道别。我们在码头上握手，然而是最后一次握手。当时怡和公司已经许诺一有空缺就给他职位。在我离开之后身处中国西部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倒霉的高升号上的官员，这艘非武装的运输船被日本炮舰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击毁，他是遇害者之一，我相信，他是在水中挣扎时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的。

我穿上温暖的中国冬装，在帽子内侧系上一条辫子，像一个中国人一样旅行，没有比这更舒坦的了。我有单独的一间小客舱，当然也有专用的卧具。每天给中国管事一墨西哥元，“洋食品”就会从酒吧送到房间。想以这种方式旅行的人，只要收拾起傲慢，背上拖一条辫子，就只需花销穿洋装的欧洲人的四分之一旅费。

但是我发现，我的旅行在无意中有假冒名头之嫌。当精明的大副来向我收取所欠的赊账时，我认为太少了。我表达了我的诧异，并告诉他，我认为应该收七元钱。“的确如此，”他回答说，“可对传教士我们只收五元，在他们告诉我之前，我就知道你是传教士。”他的敏锐，与中国商船新济号上接待我的买办何等不同。那次是从上海到天津，也是中国人装扮。对话简短而生硬。买办以探究的目光看着我。“你是做什么事的？”他问道，意思是“你的职业是什么”。我谦恭地回答：“我做的是耶稣基督的事。”即我是一名传教士。他立即以轻蔑的口气说：“少来！”

我们沿途停靠码头并于14日到达汉口。中国人说，汉口是八个省的贸易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它的确是长江流域核心的集散地，也是中国中部地区的都会。其主要出口产品茶叶的交易量急剧下降，尤其是1886年以来。印度的鸦片运到这里为止，不能再前往上游；输入汉口的总量如今不过区区每年七百三十八担（四十四吨）。汉口位于长江的左岸，汉江水域把它和汉阳隔开，长江水域又把它和武昌隔开；这三块区域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大都市，其居民数超过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总人口数。

武昌是湖南和湖北两省的首府；张之洞总督居住的官衙就在此地，他就在一幢与俯瞰位置上的美国传教站一样漂亮的建筑里发布不正义的法令。张之洞在中国所有总督中是最排外的，然而大清帝国没有哪个总督像他一样雇用那么多的外国人。他虽然声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但他管辖的两个省却对外国人实行封锁，传教士被迫滞留于汉口，待在租界的庇护所里。由于在中国的总督中他有着不寻常的公益精神，他把为官所得大把地投入到他的辖区资源的现代发展之上。他在武昌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纱厂，规模有三万五千锭，占地六英亩，有电灯照明，还有一个三英亩半的蓄水池。他还建了一个大型的造币厂。在汉阳，他创办了一个壮观的铁厂和占地数英亩的一组热风炉，配置有各种最新式的机器。他拥有铁矿和煤矿，有十七英里长的铁轨从矿区通向江边，还专门建造了几艘内河蒸汽机轮船，以及江岸上专用的吊机。他花钱如流水，可能会成为唯一离任时两袖清风的中国大员。

总督的私人秘书是一个聪慧的中国人，名叫辜鸿铭，他那篇最初发表在《字林西报》上的文章《为吾国吾民争辩书》，常被引用来攻击传教方式。作为能力非凡的语言学家，曾在《新闻报》上发表过以英文韵律翻译海涅诗歌的辜鸿铭，天生对英语资源有罕见的驾驭能力。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奇怪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大有机会在英国最为虔诚和热心的教会接受教育，受到联合长老会、自由教会、圣公会、苏格兰教会的熏陶，不用说还有来自不同程度怀疑正统教义的庞杂的非正统教派的影响，然而他公开敌视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长江流域更反对基督教输入。这种紧张局势反而使很多有头脑的传教士预见中国的这一地区更有终极皈依的希望。他们说，对于传教事业的胜利，反对比冷漠更有助益。

逗留中国期间，在从北京到广州的许多城市里，我遇见过各个阶层的大量传教士，他们都一致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业绩表示满意。简要地说，他们的收获体现在一个总数上，每个传教士每年完成两个以上华人〔皈依〕的份额。但是，如果把那些有薪水的已授职或尚未授职的当地助手也算进传教士之列，那就会发现，这样的团体，每个人工每年使0.9个华人皈依。但是传教士们反对用这样的统计数据来评判他们的工作。在大清帝国工作的新教传教士共有一千五百一十一名，根据《教务杂志》上记载的往年统计数据来估计他们的成绩，我们发现，他们在去年（1893）共招纳了三千一百二十七名中国信徒（未必全是真基督徒），但是花费达三十五万英镑，相当于伦敦十所大医院的总收入。

汉口有成堆的传教士，“他们不幸地分属那么多的教派，即使外国人也对他们的数量感到迷惑，更不用说他们委派的那些异教徒”（麦华陀）。

以应得的舒适居住在外国人定居点及其周边的，有伦敦传道会、圣书会、本地圣书会、英国圣经会、苏格兰圣经会、美国圣经会的成员，有贵格会传教士、浸信会教友、卫理公会教徒和独立教会那些私募的传教士，也有圣公会、美国公理会和美国高派教会的成员，还有一个与伦敦传道会有关联的医疗传教会，还有由一位主教率领的兴旺的法国传教会（即“巴黎外方传教会”〔法语〕）、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的方济会传教会，以及奥古斯丁修会的西班牙传教会。

中国内地会在汉口设有中心分站，而此地也是北美挪威传教会、丹麦传教会和一支成员也主要来自丹麦的独立传教会的总部。在一个混杂着这么多教会、这么多各持己见的不同教派的地方，我料想，各教会之间彼此对他人的工作有些诟病，多少将其传教手段视为投机取巧，对其皈依者的真实性有所疑虑，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的“吃教者”，即为了混口饭吃而入教的假基督徒们，正是这些人，从各种不同观点获利，也正是这些随时丢弃主的恩典的人，通过在各教会之间从奥古斯丁会到贵格会轮番皈依而发迹。

凡支持传教事业的人，来到汉口或其他口岸，都会高兴地发现，自己关于在中国口岸的传教士如何艰难困苦的预想完全错了。他们生活得舒适、愉快，和在任何国家一样。在汉口，传教士的营地都属于最舒适的住宅，而尽可能让传教士生活舒适是合情合理的，正是他们为中国奉献自己的一切，并准备忍受任何可能的艰难，把启示带给这片黑暗大陆。

我拜访了阿古斯蒂诺斯神父的西班牙传教会总部，和两名神父一起抽了一支烟，分享对巴利亚多利德和巴塞罗那的回忆。看到传教站房屋的肮脏狼藉，我可以充分设想，西班牙人几乎很少改变他们的方式方法，去适应中国人的古老文明。

汉口有一个大规模的租界，美丽的江岸上一排高大建筑。夏季和冬季，江水一起一落，水位相差近六十英尺。在夏天，江水拍打堤岸，也会漫进租界；到了冬天，水面的宽度逐步缩小，但即使退缩到河床底部，仍有半英里宽。我们漂亮的领事馆就在堤岸的一端，另一端是醒目的工部局大楼，由一位理当使用手铐比使用铅笔更熟练的前警长设计。

汉口，江岸租界。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摄于清末。

作者的中国护照。

我们在汉口的权益受到领事霍必澜先生的保护，他是最有才干的领事官之一。我以英国公民的身份，在领事馆进行登记，获得一张以《天津条约》款项为依据的护照，自发照之日起一年内可在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境内通行。

我没有仆人，一名讲英语的西崽听说我需要一个，跑来向我推荐他的“那摩温朋友”，他向我保证，那人说英语“完全相同英国人”，但是那“朋友”一来，我发现他讲英语完全相同于我讲中文。他并不尴尬，而是通过翻译对我说：“我当然不会讲洋话，但这么聪明的洋绅士，只要一个月下来就能讲一口漂亮的中国话。”边说边怒气冲冲地走了。我们没有达成协议。

我从汉口登上长江上唯一的三螺旋桨蒸汽机轮，中国商船快利号，四天后，即2月21日，我到达宜昌，这是江轮所能抵达的最后的内陆口岸。宜昌是一个开放港口，1891年9月2日反洋骚乱发生地，当时暴徒抢掠并焚烧外国侨民住宅，并得到宜昌驻军长官—镇台罗大人的士兵的协助，该镇台“以默许的方式给暴乱开方便之门”。当地生活的乐趣在于期待再次暴乱，这是唯一令人兴奋的事。

宜昌到重庆，距离四百一十二英里，这一段长江的大部分河道是一连串险滩，迄今没有轮船能尝试溯行，尽管有人声称如果有特殊构造并提升马力的轮船，通航的困难未必不能克服。这段江水有多急，可由如下事实知晓一二：大帆船逆行一趟，大部分路段靠一帮纤夫拉着，需要三十到三十五天，而顺流航行一趟通常只需两天半。

我相信步行能为整趟旅行节约数天时间，我决定雇一个苦力跟随我走到重庆。我们本打算星期四下午出发，然而在星期三大约午夜时，我见到了海关的阿德治医生，他轻易地说服我，如果冒点险乘一艘小船（五板），而不是通常的客运木帆船（划子），幸运的话，只需由陆路到达中途的万县的时间，就可以从水路到达重庆。医生是个有着惊人活力的人。他提议为我安排一切，早上六点他就替我雇好了船，选定了一个船老大（老板），挑选了四名年轻的船工，由他们负责用十五天时间把我送达重庆，并向他们讲明关于我的旅行的一切注意事项。当晚出发的准备一切就绪。

上午时分，老板给我带来写好的协议，用中文书写并正式签字，一个中国职员在后面替我译成英语。我将其逐字誊写出来：

杨兴宗（老板）为将M医生运抵重庆特此定约，款项如下：

1.船费议定28000文（2英镑16先令），已含所有费用。

2.如果十二天内到达重庆，M医生付给船老大32 500文；十三天到达则付31000文，十五天到达付28000文。

3.如果一切顺利，且船老大尽责，令人满意，即使十五天到达重庆，M医生亦应付给船老大30000文。

4.启航前共预付给船老大14000文，余款在到达重庆时付清。

（签名）杨兴宗

定于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七日

用英语写下这份协议的那个华人，英语口语也比很多英国人强。

1. 此书中的“中国西部”概念实指中国西南部川滇缅印古道沿线地区。众掸邦（Shan States），为一历史性概念，19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者将所占缅甸本部（今缅甸南部）和中国西南地区之间的一些掸族（傣族）居住地，包括部分清朝领土擅置为“众掸邦”，为侵略做准备。而此书中所谓“中国的众掸邦”，为子虚乌有概念，所指实为当时腾越厅所辖傣族居民较多的地区，大多在今德宏州境内。傣族和缅甸掸族为跨界而居的同源民族。克钦山区，指今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西南角一带多有景颇族居住的地区。景颇族与克钦族为跨界而居的同一民族。
2. 原文deal gently With strangers from afar，乾隆《敕谕咭国》之“又敕谕”中有“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语，英文译作treat strangers from afar with indulgence。莫理循原文或为此句之转述。
3. 怡和公司（Jardine Matheson），本指怡和洋行，此处指怡和洋行旗下成立于1882年的怡和轮船公司。怡和洋行旧名“渣甸洋行”，由英国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和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创办，清朝时主要从事对中国的鸦片和茶叶买卖。德和号（Taiwo），怡和公司营运的一艘沪汉线客轮。
4. 高升号（Kowshing），怡和公司的商船。1894年7月25日，被清政府租用，运送士兵和军火前往朝鲜牙山，途中被日本军舰在未宣战的情况下击沉。
5. 墨西哥元（Mexican dollar），墨西哥铸造的一种银币，19世纪中叶流入中国，一度成为主要通货，因币面图案为墨西哥国徽上的鹰而俗称“鹰洋”。洋食品，原文foreign chow，chow是近代中国混杂英语即洋泾浜英语中源于汉语的一个词汇，意为“吃”或“食物”。
6. 新济号（Hsinchi），晚清招商局运行于北洋—上海航线的一艘客轮。
7. 汉口为华中重镇，自古称九省通衢。作者之说未详何本。
8. 纱锭是纺纱机主要部件，用以将棉纤维捻成细缕并绕在滚筒上。纱厂的规模通常以纱锭的数量来表示。此处纱厂指张之洞创办，于1893年建成开工的湖北织布官局。
9. 《字林西报》，英国人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名。1891年长江教案期间，辜鸿铭在该报发表英文长文《为吾国吾民争辩书—现代传教士与最近骚乱关系论》（“Defensio Populi ad Populos：or the Modern Missionaries in Relation to the Recent Riots”），其中提到很多传教士的问题，如招纳社会弃民，传播愚昧，为人傲慢自大和狂妄放肆，凌驾于法律和公众舆论之上，恣意插手中国社会事务，对中国老百姓施暴，叫嚷要以炮舰镇压中国人，等等。
10. 原文The Daily News，世界上众多报纸以此为名，此处疑为发行于1846—1930年间的英国同名报纸。
11. 此处原文是Chinaman而非Chinese，前者在历史上有蔑称性质。书中两个概念交替使用，相信是随手而非故意。今将Chinaman译作“华人”，Chinese译作“中国人”或“汉人”，以示区别。
12. 《教务杂志》，来华传教士创办的英文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简称Chinese Recorder）的中文名。
13. 麦华陀（Jr．Walter Henry Medhurst，1823—1885），英国领事官，历任英国驻福州、上海、杭州和汉口领事。前文引自其所著《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Far Cathay.1873）。
14. 汉口英领馆旧址在河街（今沿江大道）东北端，宝顺街（今天津路）和界限路（今合作路）之间；工部局旧址在西南端阜昌街（今南京路）上。
15. 霍必澜（Pelham Laird Warren，1845—1923），英国领事官，时任驻汉口领事。
16. 以上三处引号内原文为洋泾浜英语，“number one flend”，“all the same Englishman”，“flend”。这种近代混杂方言具有不讲语法、按中文字对字翻译、r读为l（friend讹作flend）等特征。“那摩温”（number one），又译作“拿摩温”，在旧上海是一个用得很广泛的词语，除了用来称呼工厂工头和洋行大班之外，更多时候指“最佳”。
17. 快利号（Kweili），晚清招商局运行于汉口—宜昌航线的一艘客轮。
18. 1891年9月2日反洋骚乱，史称宜昌教案。镇台罗大人（Chentai Loh-Ta-Jen），指当时的宜昌总兵罗缙绅，镇台是总兵的别称。引号内英文原文出自《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题为“1891年中国的反洋骚乱”（“The Anti-foreign Riots in China in 1891”）的报道。
19. 阿德治（E．A．Aldridge），英国人，据《总税务司在北京：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其人自1880年9月起受聘为大清海关的外科医生。
20. 过去长江及其各支流上的木船因航道和荷载的不同而种类繁多，各有绰号、诨名，“五板”（wupan）和“划子”（kwatze）为其中两种。
21. Yang Hsing Chung音译。
22. 此处农历月份有误，1894年2月22日星期四应为农历正月十七。